第7天——从消耗战到热战

六日战争对双方之间的冲突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极大地改变了以色列的社会与政治生活，并使以色列的战略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六天之内，此前一直处于弱势的以色列军队（尽管他们已经赢得了两场战争的胜利），便消灭了大部分极有威胁性的阿拉伯军队，占领了西奈半岛、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以色列从可能成为束手待毙的受害者一变而为辉煌的胜利者，这使以色列举国欢欣，人民的精神状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相当多的以色列人坚信，1967年6月月5日前的以色列边界本身的性质就意味着危险：埃及人在1948年占领的加沙地带就像一把匕首，直指以色列南部和沿海一线人口集中的主要城镇；耶路撒冷被分割，约旦士兵或当地的约旦人经常使用各种遗留下来的武器在该城中心制造枪击事件。约旦部队只要从沿着通往耶路撒冷主要街道的地区推进约500码，就能切断通向以色列首都的主动脉。驻守在卡勒基利亚上方山头上的约旦部队，瞰制着居民约占以色列人口40%的特拉维夫和它的卫星城市；而驻守图勒卡尔姆的部队，则能监视10英里外的滨海城市尼塔尼亚。他们完全明白，只要他们用装甲兵突过这一短短的距离，便能在以色列国的细腰地带把它切成两段。在戈兰高地的叙利亚部队则瞰制着约旦河谷的以色列村庄，并且多年来不断地对他们进行火力骚扰）。由于在几天前还是上空一片乌云，而后来却取得了惊人的胜利，这在整个犹太人世界中引起的反响，是以色列从未经历和体验过的。但是另一方面，六日战争对阿拉伯世界则起到了刺激的作用，特别是使埃及人重新全面地分析了自己的军事形势。埃及人从他们失败的各个方面吸取了教训，并在苏联的积极援助下着手整顿军队（为此，甚至开始了某些技术装备国产化的研制努力）。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以色列人在六日战争中种下的恶因自然也结不出什么善果。事实上，除了一些对情况一无所知的人外，即便是对以色列抱有最大好感的同情者，也不会接受那种认为1967年争夺埃及和叙利亚领土的战争，是一场为以色列生存而进行的战争的说法。甚至于在全世界的印象中，即使叙利亚重新控制戈兰高地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它也不能使人去担心特拉维夫的生存问题——因为没有谁会把阿拉伯人收复他们自己领土的意图看成是一场侵略战争。更何况，在1967年的战争结束后，以色列曾像个帝国主义者一样，狂妄地向它的邻国发号施令，在提出中东民族生存的各种条件的同时，自己放弃了符合它的民族要求的某些已确定了的领土安排。但同时以色列人又有意地把六日战争中已经暴露出来，但在胜利的狂喜中被人们忽视了的一切缺点掩盖起来：他们从思想上把在六日战争形成的军事思想奉为神圣，把下次战争视为六日战争的第七天一样来做准备。这一切的结果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信奉武力是解决生存之道的唯一法宝。然而从长远看来，假如军事力量确实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并要以冲突一方的民族消亡为代价的话，那么以色列实际上却是在劫难逃……

如果说1967年的“六日战争”是犹太人给阿拉伯人的一个“意外惊喜”，那么以这种态势来看，几年后迟早会有一场同样的“惊喜”落到犹太人头上。当然，“惊喜”这两个字现在来说似乎完全没有什么意义，但就当时的实际来看这几个字的分量却相当沉重。事实上，1967年6月11日之后，阿以之间从来没有真正地实现过停火。在六日战争结束后的数周内，苏伊士运河前线便发生了第一批交火事件，正在西岸重新部署的埃及军队开始骚扰部署在运河一线的以色列军队。战斗是在塞得港和坎塔拉之间地段北端的艾什角发生的，但以色列的阵地是临时构筑的，所以不能提供充分的防护。到1968年11月，六日战争结束后一年半，埃及人感到由苏联重新组建和装备起来的埃及军队强大得足以进行一场规模巨大的消耗战了。于是，他们即在该月乘以军毫无准备和防护不足，向以军发动了一次强大的炮火攻击。仅一次袭击便击毙了18名以色列士兵。作为回击，以色列军队向尼罗河谷的纳杰哈马迪发动了一次纵深突击战，摧毁了埃及的电子设施，充分暴露了埃及易遭以色列机动部队打击的基本弱点。以色列的这次袭击使纳赛尔总统十分震惊，并使他认识到，他还没有完全做好进行一场消耗战的准备，而以色列人趁这一决定所给予的喘息时机，竭尽全力建立了一道能满足这种战争要求的防线。

此前，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占领的土地所提供的纵深，使它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战略上的回旋余地。以色列的所有人口集中地区现在都已远离埃及军队，约有150英里宽的一条沙漠屏障把以色列同苏伊士运河隔开，而沙漠地本身是不能用通常的面积来衡量的自然屏障。现在受到战争影响的不是以色列的城市，而是沿苏伊士运河的埃及城市——塞得港、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其总人口约超过75万。一个想要进攻以色列的埃及司令官现在所面临的艰巨任务，不仅是要计划如何渡过苏伊士运河，而且是要计划如何穿过西奈沙漠地实施重大的进攻战。更重要的是，从埃及机场到以色列人口中心的距离大大增加了，现在以色列可获得的电子警报时间已有大约16分钟，而不再是六日战争之前的4分钟了。这样，在以色列人看来，埃及人只要真正经过深思熟虑，就不会在这条新战线上再次开战。这种战略态势是使以色列政府和领导人确信下列观点的一个主要因素，即几乎不存在再次向以色列发动大战的危险性了。

然而，战争的法则从来不会只偏向任何一方。在以色列人津津乐道讨论这些战略有利条件时，其实并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埃及人占据的西奈半岛，对以色列军队来说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警报因素：埃及部队渡过苏伊士运河进入西奈的行动，肯定会给以色列敲响警钟并使它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动员。这种情况曾多次尤其是在1967年发生过。然而六日战争后，沿苏伊士运河出现了彼此面对面的局势。由于大量埃军经常驻扎在河对岸，几乎与以军直接接触，因此消除了这一非常重要的警报因素，它使得沿苏伊士运河集中的阿拉伯军队能以他们现有的部署在最短时间内实施进攻。1968年11月的武装冲突证实了这种担忧，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部感到，埃及人沿整个运河一线渡河是不成问题的，以色列人必须做好对付这种可能性的准备。于是，总参谋长哈伊姆·巴列夫中将交给阿弗拉罕·阿丹（阿丹少将的绰号为布伦）一项任务，率领一个三军联合小组，向总参谋部提出在西奈建立一个防御体系的建议。阿丹根据他曾在加沙地带附近的尼里姆集体农庄生活的经验，着手设计沿苏伊士运河建立的防御体系。他草拟的最初方案是沿运河构筑碉堡，并使其具有最好的观察视界——白天可进行良好的日视观察，夜间可进行电子观察——同时，又使己方部队尽量不暴露于敌人炮火之下。他设计了许多独立的支撑点，每个可配置15名士兵，支撑点之间相隔7英里，有流动坦克排进行巡逻，其前进后方部署有炮兵和装甲部队，随时准备向前开进，以粉碎敌人任何渡河的企图。

然而，阿丹少将的苏伊士运河防御计划，从一开始就遭到了以南部军区司令耶沙亚胡·加维什少将，以及总参谋部成员阿里尔·沙隆少将、以色列·塔尔少将等装甲兵军官的强烈反对。这些装甲兵军官凭着军人警惕的直觉，从1967年6月的战争一“结束”，就已经考虑到埃及人在可能的进攻中采用的作战原则了。在1968年初，加维什指挥的一次军事演习中，赎罪日战争后被任命为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的莫德凯（莫他）·古尔少将扮演埃及的司令官。在这次演习中，古尔在运河前线全线渡河，沿所有主要进攻轴线前进，并在以色列前线后方纵深展开直升机降部队（这些行动完全同五年后萨达特总统的军队所做的一样）。据此，这些前线装甲兵军官认为，阿丹少将那种仅沿运河一线配置兵力，并将宝贵的装甲部队分割成“碎块”部署于各支撑点的做法，虽然有利于以色列人的观察，并能对埃及人的任何渡河企图应付自如，但同样也能使埃及人经常对观察到的一系列固定目标实施周密突袭，从而使本应用于机动作战的坦克白白损失于固定碉堡的角色中，最终甚至可能导致无法聚集起足够分量的装甲力量对敌实施反冲击。对此，他们提出，虽然运河是一道天然屏障，除了在那里建立一道防线外，别无选择，这道防线在战时是所有可能的进攻轴线上的一系列观察哨和支撑点，但要在离运河的一定纵深距离上集中部署主力装甲部队，并通过机动装甲部队与火力支撑点的配合来控制运河〔在敌人沿山隘一线（从南部的米特拉山隘到北部的巴卢扎）集中装甲部队向一系列担负防守任务的步兵旅驻地实施进攻前，这道防线将起迟滞敌人的作用〕。此后，越来越多的装甲兵军官阐明了自己类似的观点，建立一种由有炮火和防空支援的机动装甲部队负责各地段的防御的体系，只在运河一线观察所内配置老式坦克，而将战斗力强大的新式坦克留在主力装甲部队的手中。

以色列装甲军官们想法的本质在于，他们非常害怕阿拉伯人利用双方军队都配置在苏伊士运河一线所造成的军事上的胶着状态。因为这意味着以色列将无法利用其在装甲作战方面所拥有的不容置疑的机动性强、运动速度快的优势，因为苏伊士运河将阻碍进行大规模的运动，实际上也就是使以色列无法对埃及军队实施机动。由于沙隆将军赞同装甲兵军官们的想法，所以支持沿运河建立一种机动防御体系，因此最终的运河防御变成了如下一种形式。它不再是一条简单的固定边沿防线：每个碉堡控制两侧各0.5-1英里的地区，各支撑点之间约5-6英里的地域内设置有观察哨和巡逻队。在所有坚守困难和关系重大的支撑点内——如防线两端的阵地和一些孤立的支撑点内——都配置有坦克。营级坦克部队集中在支撑点后方，此外还有坦克排配置在支撑点内的坦克掩体内，从那里可以向运河进行纵向射击。整个防线构筑有大批这样的阵地，这些阵地是坦克发射阵地的补充，坦克发射阵地修筑在支撑点后方0.5-1英里处，为碉堡提供火力掩护，并控制运河的接近路。此外，还修建了庞大的永久性防御设施，包括道路网、地下指挥部、水道系统、通信系统、修理所和仓库等。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这些后来被统称为巴列夫防线的防御阵地中，坦克扮演了重要的机动火炮角色，但真正部署于其中的坦克却都是些陈旧过时的型号，而且数量远没有想象中的多——只有大约50辆M50“超谢尔曼”被作为机动装甲碉堡，用于直接加强巴列夫防线的各火力支撑点（这些老式坦克通常由装甲部队中的预备役人员操作）。而在这条防线的后方，巴列夫则始终保持有两个装甲旅的兵力，并用第三个装甲旅当预备队，而且如果情况紧急，这支可观的装甲力量还能随时得到一个预备役装甲旅的支援（通常是在该地区进行训练的后备队）。

不过，尽管以色列职业军人们竭尽所能，但他们所能改善的却只是战术方面的作为，而对于以色列军事态势的本质却无能为力——不管怎么说，从东线到西线，以色列有限的机动力量都被绑架到了这些新的边境地带却是无可回避的事实。1969年3月15日，巴列夫防线大体完工。同月，纳赛尔宣布消耗战开始，整个防线体系随即受到了考验：连续数天，埃军使用了一千多门火炮轰击沿运河掘壕固守的以军。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些防御工事，以军的伤亡将会比他们的实际伤亡严重得多，其伤亡数字会达到非常惊人的程度。可想而知，这样的事件在多大程度上为以色列本已过热的军事冒险添了怎样的一把火——犹太人从防线的建立看到以色列将会坚不可摧地永远存在下去。而更令犹太人兴奋的是，1970年9月，美国对以色列提出增加武器的要求第一次做出公开和明确的答复：鉴于阿拉伯世界和中东集团的情况，尼克松政府请求国会批准向以色列出售价值5亿美元的美国正在向国外交货的最先进装备，其中包括250辆最先进的M60A1主战坦克。而实际上早在这一年的3月，以色列装甲部队就开始接受这种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装甲技术装备，到1973年10月战争爆发前，陆续接收了约150辆左右。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设在美国本土的M60A1“巴顿”坦克生产线始终以低速运转，这使以色列人对M60A1缓慢的交货速度深感不满，作为一种无奈之举，他们开始自行升级手中的老式M48“巴顿”，以使其接近M60A1的水准。但不管怎么样，以色列方面拥有近百辆M60A1这一事实，还是对阿拉伯人（当然也对苏联人）起了相当程度的震撼作用，同时也令以色列人更增添了一分信心。

M60A1坦克实际上是M48的深度改进型，相对于之前的“巴顿”系列，战技性能上的改进十分突出。首先，这种坦克采用了泰里达因·大陆公司的AVDS-1790-2/2A型4冲程12缸V型90°夹角排列风冷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在2400转/分时输出功率为552千瓦。这是美国首次在主战坦克上使用柴油机为动力。该发动机可使用多种燃料，简化了后勤供应；采用风冷方式，提高了发动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并具有较强的低温启动性能。该发动机高度较低，采用积木式结构，除了方便日常保养维修外，也有利于发动机整体装拆；其次，由于设计理念不同，M60A1的装甲防护相比传统的苏式坦克优势相当明显。车体和炮塔均采用均质钢装甲。车体首上装甲板厚110mm，水平倾角25°；首下装甲板厚110mm，水平倾角35°；车体侧装甲板厚35.8～74mm，车体顶部装甲板厚35.8mm；车体底部前装甲板厚19mm；车体后装甲板厚13mm；炮塔防盾厚130mm；炮塔正面的装甲垂直厚度为180毫米（M60）～254毫米（M60A1天炮塔侧装甲垂直厚度为76毫米（M60）～140毫米（M60A1关炮塔后部装甲垂直厚度为51毫米（M60）～57.2毫米（M60A1）；炮塔顶装甲厚25毫米。

同时，阿拉伯人手中的苏式坦克一贯所享有的火力优势，在M60A1到来之后，也被彻底打破了。一方面，M60A1安装有一门与“百人队长”MK3/5实际上完全相同的L7A1105线膛坦克炮的美国防制品——M68105mm线膛炮，但所配用的M728和M392A2曳光脱壳穿甲弹、M735曳光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M456曳光破甲弹、M393曳光碎甲弹和M416曳光发烟弹要比“百人队长”的英制弹药在效能上提高不少。其中，M392A2全重18.6公斤，采用旋转稳定，初速为1478米/秒；M456全重21.8公斤，采用尾翼稳定，初速1170米/秒。都有能力在1500米距离上击穿苏制T-62坦克的前装甲，并且威力要稍高于2A26115mm滑膛炮。而另一方面，如果说火炮和弹药上的优势只能算是有限的，那么完善的火控系统则彻底使M60A1成了当时中东战场上的装甲王者。相对于以色列此前装备的少量M60基型车，M60A1式改用M16机电模拟式弹道计算机（M16弹道计算机采用有10个抽头的线性电位计来模拟不同弹种的弹道，可计算多个弹道参数产生的瞄准线高低修正和方位修正），并加装了卡迪拉克·盖奇公司生产的火炮电液双向稳定系统和微光夜视系统，因此具有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夜战能力和行进间观察跟踪能力，在火控系统领域远远将简陋的苏制坦克甩在了身后。

与前苏联的T-54/55以及T-62坦克相比，M60A1车内空间充足、火炮射击俯角较大、火控系统相对完善，因此作为主要交战对手，以色列人获得的这些M60A1在性能上的优势会增添其军事上的自信——这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然而，俗话说物极必反（况且毛泽东主席也说过：“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一方军事装备质量上优势的逆转，有时反而可能意味着巨大的灾难——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麻痹。尽管在以色列人开始喜气洋洋的接受M60A1主战坦克不久，似乎又有一件“喜事”降临到了犹太人的头上。1970年9月28日，埃及纳赛尔总统逝世。他是阿拉伯世界杰出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他成功地把埃及人和阿拉伯人在反对以色列的斗争中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因此他的逝世，似乎意味着在这场斗争中，埃及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要素——有力的领导。然而，后来的事情却与人们的想象不尽相同。虽然自1967年的六日战争后，美国和苏联正式出现在他们各自的代理人背后，造成了中东地区持续不断地长达6年的军备竞赛。但与以色列将原本不多的机动力量，分散在漫长边境堡垒中的僵化作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接任的埃及掌舵人萨达特却不那么虚张声势。事实上，这是一个比纳赛尔更稳健的人，在他的努力下，不同于1967年松散的同盟，整个阿拉伯的战争计划现在建立在目标一致的基础上。埃及和叙利亚的两国参谋部，对西奈和戈兰高地两条战线联合进行了长达几年的细致准备和配合协调。所以当萨达特最终将时机选择为1973年10月时，他用完美而坚决的“迂回突击战术”震惊了以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