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狂日逐波澜（中东装甲战1967-1973）

以色列于1967年6月5日晨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攻击，一举摧毁了阿拉伯空军力量，从而决定了这场短促战争的结果。埃及军队在整个西奈半岛很快溃败。约旦国王侯赛因则受了纳赛尔的欺骗，以为埃及空军丝毫未损，因而发动了对耶路撒冷的全面进攻（在当时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环境中，他可能除了参加战争外没有什么其他选择）。结果以色列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征服了整个约旦河西岸，并占领了经常轰炸以色列定居点的叙利亚的戈兰高地。然而，无论是从政治还是军事角度来看，1967年6月战争以及随后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都是一段未完的插曲，必然会在一场新的规模更大的战争中达到高潮。

序言：从6天到漫长的6年

在1967年6月5日爆发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开始之前，以色列装甲兵已经发展到9个装甲旅和2个机械化旅的规模。而在战争中，尽管依靠突袭并且取得了绝对制空权，是以色列军队能够仅用6天就打得阿拉伯军队节节败退的关键因素，但以色列装甲部队的表现却似乎更加令人瞩目。要知道，6天的战斗中，以军装甲部队共击毁了阿拉伯军队1700辆坦克中的965辆，而自身的损失仅为394辆，如此炫目的战绩最终奠定了以色列装甲部队在整个以色列国防军中的核心地位——这就像提升了阿喀琉斯脚踝的防御一样，不仅仅是坦克部队，几乎以色列陆军的全部步兵和炮兵部队也都开始向装甲机械化方向发展。

不过，对以色列人来说，这场速战速决的战争结束后，他们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由于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了大片的土地，使得原本善于快速机动作战的以色列陆军必须据守在固定的防线上。事实上，以色列领导人的政治才能和它的军事力量很不相称。尽管在1967年6月的战争一经实现停火，很多同情以色列的有识之士便指出，只有从被占领土全面撤出，并且马上实现全面停火，才能使以色列获得其军事胜利带来的政治果实（虽然和平可能还是无法实现，但是，至少阿拉伯国家甚至巴勒斯坦人的“收复”全部领土的意志会动摇。1956年的西奈行动毕竟使阿拉伯人停顿了十年，虽然说当时以色列并没有单枪匹马打败埃及）。然而，以色列领导人在消化战争果实的方式上，却鲁莽得近乎稚童。甚至在刚一开始，以色列都没有针对被征服领土的任何政策，后来那种灾难性的占领政策不过是经历了一个渐变过程才逐渐“自行”发展起来的。以色列政府不能在处置被占领土问题上形成一致意见。而民间则从防守和安全的角度对它进行了深入论证，使这政策变得似乎不可逆转了，为它自己的合理性制造了各种理由，他们允许对领土的要求发展到无法压制的强度，最后左右了国家政策，然后，他们又按照一种误入歧途的安全方针，将这种政策合理化。

1967年月27日吞并约旦到1949年占领的耶路撒冷旧城，是这一政策发展的第一个关键步骤（约旦马马虎虎地守卫着那些圣地，当然并没有为它的所有权赢得什么有力的合法性）。这一感情冲动的行为完全蔑视住在旧城及其四周的七万阿拉伯人的意愿，而且使以色列政府和公众在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关系上所抱的政治幻想彻底破灭了。在二十年间，第一次又将巴勒斯坦问题置于阿以冲突的核心。而到了1967年8月底在喀土穆召开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上，以色列领导人又进一步寄希望于在被占领土问题上讨价还价，企图以此来确定自己的胜利果实。20世纪50年代初期，夏里特主张为了创造长期和平的条件，接受短期安全的牺牲，而本·古里安却将短期安全放到首位，认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是无法取得和平的。本·古里安的继承人现在又把绝对和平提高到了最首要位置，认为占领被征服的领土，可以保证短期安全。遥远地缩短了的边界所带来的虚假安全，取代了本·古里安的人口中心的真正安全，而一笔勾画出来的和平的海市蜃楼，取代了夏里特对和平条件的追求。以色列以为自己不可战胜，因而要求彻底和平，这一要求恰恰成了对和平，同样也是对安全的主要障碍。

在此之后，以色列的和平要求变得更加绝对，也更加空洞。战后初期本来期望通过谈判撤军，现在却变成了与阿拉伯直接谈判重新划定地图之前维持停火线的强硬的方针。占领耶路撒冷旧城的滋味又开始刺激占领西岸地区的胃口，而这本身又激起了宗教狂热。1967年10月底，处于国家官方地位的一个显要的拉比权威机构规定，宗教法律否定以色列有权放弃西岸占领地区的任何一寸土地。关于撤军的言论越来越少，而关于安全、得到承认的边界的言论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各种关于在被占领土建立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的讨论也多了起来。公众未能认识到占领政策的危险和代价，开始享受扩大了的生存空间。不久以后，占领就带来了使与之相关的安全原则变得似乎有道理的局面。这样，人们更相信，处理被占领土的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保持占领。

正因为对这么大规模的征服带来的后果准备不足，以色列只能采取继续占领在战争中夺得的阿拉伯领土的政策〔注：人口大约为40万的埃及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带；人口大约为6600人的耶路撒冷旧城和人口大约为60万的约旦河西岸（犹地亚和撒马利亚）地区；大约6000德鲁兹人的叙利亚戈兰高地）。结果由于只能笨拙地保持占领姿态，最终以色列将它不安全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自己的军事劣势。为了保持它对遥远的外国领土的控制，以色列国防军被迫遭受了与它从前守卫自己边界付出的数目同样大的伤亡——这些令人悲伤的伤亡数字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后，便几乎累计到了与六日战争中不相上下的一个程度。当然，除了这些烫手的土地外，以色列人的战争红利还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获得了新的稳固的坦克来源（实际上是全面而稳定的军事援助）——美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这个小而弥坚的犹太国家，并在战争结束后正式将以色列纳入自己的冷战棋局之中（除了有美国支持外，以色列在世界上陷入孤立。美国坚定地保持着对以色列的支持，并不是因为美国人相信保护特拉维夫需要以色列军队驻扎在苏伊士运河的说法，而是因为美国人不愿意让俄国武器战胜美国武器）。

本来，在六日战争之前，虽然美国人已经同意向以色列提供M48“巴顿”主战坦克（甚至包括少量最先进的M60“巴顿”），但由于数量过少，犹太人根本没指望将美制坦克当作主要来源，他们真正看中的还是英国货。1966年，英国政府启动了装有120毫米火炮的新型酋长坦克研制计划，但英国紧张的国防预算使他们缺乏足够的资金来完成此项目。为此，英国政府同意向以色列出售300辆百人队长坦克以筹集资金，作为交换，以色列得以参与酋长坦克的最后阶段发展，并拥有购买酋长坦克的优先权（英国方面甚至允诺帮助以色列建立酋长坦克的生产线）。如果这个计划成功，以色列就可获得堪与T-62坦克抗衡的武器。但阿拉伯国家当然不允许这种不利情况出现，他们用将外汇储备从英国的银行提走等经济制裁措施来威胁英国。最终到了1969年11月，英国被迫终止了与以色列在酋长坦克上的合作。此时，该合作计划已经进行了3年多时间，以色列在酋长坦克的最后研制阶段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和资金。但结果却只得到了2辆酋长坦克原型车和三百多辆百人队长MK3/5坦克。幸好此时山姆大叔向以色列人伸出了援手，此后以色列开始将美制坦克作为装甲部队的主要装备来源。1970年，以色列装甲兵首次从美国接收了全新的M60A1“巴顿”坦克，并将一部分之前获得的二手M48“巴顿”着手换装L7105mm炮加装附加装甲，制成第一代“马加奇”坦克，到这一年年底以色列装甲兵已经发展到7个装甲师，约2000辆坦克的规模。然而，由于需要保卫的“国境线”也随之扩大了，这使纸面上膨胀起来的以色列装甲部队实际上带上了沉重的枷锁——精锐的第7和第188装甲旅在战争结束后被迫一直驻守在戈兰高地，或许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事实上，以色列陷入了一种马其诺心理，丧失了其军事力量所赋予它的主动性，而且事实上把决定其命运的责任交给了阿拉伯人。

另一方面，占领对整个阿拉伯世界发生了戏剧化的影响。由于以色列士兵驻扎在苏伊士运河，接连不断的互相射击使运河地区埃及人的生活陷于停顿，埃及人民第一次感受到了确确实实的以色列的现实存在。对埃及公众来说，以色列出现在埃及土地上，使巴勒斯坦问题从诗意的抽象领域变成了实在的痛苦。结果，虽然埃及武装力量在六日战争中损失很大，但以色列的占领却使阿拉伯的黩武主义具有了作为反抗斗争的新合法性。正是1967年6月遭受的惨败，使阿拉伯民族的骄傲、自尊和荣誉备受耻辱（以色列领导人始终对此认识不足），从而使得下一次战争成为不可避免。此外，苏联应承为埃及人重建军队，并为此提供一切可能的必要援助，增强了纳赛尔“用武力夺走的，必须要用武力夺回”的决心。于是，在1967年的战争刚刚实现停火那一刻，埃及武装部队的重建就开始了。1967年6月底，由苏维埃最高主席团主席尼古拉·波德戈尔内和苏联总参谋长扎哈罗夫元帅率领的代表团抵达埃及。这一代表团的目的是考察埃及由于战争而产生的问题，以及制定重建埃及军队的计划。在这次会晤中，纳赛尔总统正式要求苏联承担埃及的全部防空任务，并建议由一名苏联指挥官负责指挥（埃及空军在战争中已被摧毁，因此，埃及领导人看到了这一问题的迫切性）。尽管苏联拒绝承担埃及的防空任务，但他们同意重新组建和装备埃及的武装部队，并在创纪录时间内做到了这一点：半年内，在苏伊士运河对岸，面对以色列人的埃及军队又大致恢复到了1967年6月5日早晨以前的态势。而这种迅速恢复只不过是埃及最终要建设一支80万大军的开始。

根据埃及武装部队面临的现实情况，苏联方面不但加强了对埃及武器装备支援的力度，而且还为其提供贷款以购买这些武器。同时，苏联人还开展了一项新的训练计划，以进一步提升埃及军队的战斗力。在经过苏埃双方短暂的协商后，苏联同意帮助埃及组建4个装甲师，以及5个机械化步兵师作为埃及陆军的核心力量——在装备由苏联军工厂加班加点赶工的同时，苏联军事顾问已经开始深入到这些部队的营一级单位展开了训练。在超级大国的鼎力相助下，埃及武装部队奇迹般地迅速恢复了元气。单以装甲机械化部队为例，从1967年到1973年间埃及获得了1260辆T-54A和T-55主战坦克，并从1971开始还获得了400辆最先进的T-62主战坦克。此外，埃及获得的其他装甲战斗车辆还包括750辆BTR-50、OT-62，甚至在1973年年初，也有150辆革命性的BMP-1步兵战车被送到了埃及。但如果说最新型的苏制T-62主战坦克开始成为埃及军队的新宠，那么上次战争中曾令以色列人如背锋芒的IS-3重型坦克则已经被人遗忘（1967年的六日战争之前，埃及武装部队最强有力的地面装备无疑是迷雾重重的IS-3斯大林重型坦克。但在拉法枢纽的战斗中，曾有一些以军的M48“巴顿”坦克和埃及斯大林重型坦克发生了遭遇战。结果，虽然以色列人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埃及方面也有大约12辆这种曾被寄予厚望的重型坦克被摧毁，另有大约同样数量的坦克被完整俘获——战前的一个神话至此彻底破灭了。结果在这场战争结束后，幸存的斯大林重型坦克迅速失宠，其中的一部分干脆被拆除发动机后（原先的动力舱被用于存放更多的弹药），作为固定炮台安放在约旦河岸边〕。

不过，对于埃及武装力量的恢复与增长，我们或许不应只把目光聚集在坦克装甲车的数量上。事实上，派往埃及的苏联军事顾问从1968年就开始注意到，运河对面的以色列国防军似乎对于全面装甲机械化的热情有些过度了（IDF也的确开始将坦克作为唯一的依重），这使为埃及步兵配发更多的便携式反坦克武器，可能比运来更多的坦克对以色列军队造成的威胁更大。苏联人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于是，埃及部队中出现了大量的RPG和AT-3（前者是一种小型的、便携式的、采用空心装药战斗部的火箭助推榴弹，而后者则是一种由手柄操纵的第一代有线制导反坦克导弹，埃及陆军还将一部分AT-3搬上GAZ-69吉普车，构成了被戏称为婴儿马车的机动反坦克导弹系统）。当然，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阿以双方也都装备过这些武器——比如以色列人就列装过一些类似于AT-3的法制SS-11反坦克导弹，但由于六日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有限，战争过后以色列人逐渐将之淡忘了（有意思的是，作为一种战争奇观，在当时的以色列军队中，居然也有类似的“婴儿马车”在装备——它们实际上是由法国SS-11反坦克导弹与六日战争中缴获的GAZ-69组合而成）。不过，痛定思痛的阿拉伯人在苏联人的指导下，却逐渐认识到这些步兵反坦克武器在未来向以色列人的复仇战争中，可能蕴涵的巨大战场价值，所以无论是装备数量还是训练强度与目的，都开始与以色列人大相近庭。

需要提及的是，吸取上次战争中一上来己方空中力量就被全部摧毁的教训，埃及地面部队战斗力的提升，并不仅仅止于装甲和反装甲力力量的增长——那些部署在苏伊士运河西岸的防空武器，正在为这支实力迅速膨胀的地面力量撑起一把强有力的保护伞，并最终成为它们的力量倍增器（这些防空武器既包括用于战略防空的SA-2、SA-3远程防空导弹，也包括单兵携带的SA-7、机动程度相当高的SA-6中程防空导弹以及著名的ZSU-23-4 23mm自行高炮）。此外，为了增强将西奈半岛从以色列手中夺回的把握，除了增加工兵中的机械化舟桥数量外，埃及还在苏联的帮助下，组建了拥有水陆两栖坦克的突击部队。卧薪尝胆的效果是如此的显著，以至于在几年间，曾经遭受重创的埃及军事力量就恢复并提高到了可以与以色列正面对抗的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埃及军事力量的恢复只是一个缩影，事实上，在苏联的帮助下，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在重新进行武装。但在硬币的另一面（或者说运河对岸），由于固执的占领政策，以色列人的军事处境却在日益恶化。然而更糟糕的是，从1967年的战争结束的那一刻起，包括相当一部分政治精英在内，大多数以色列人都被巨大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很少有人清醒地意识到，以色列的生存环境已经由于政治上的不明智而正在滑向比六日战争前更险恶的境地。事实上，以色列政府认为，正是1957年春天撤出蒂朗海峡和加沙地带，才导致了1967年战争。他们就用这个方法来分析局势，而不是看到由于1956年军事胜利后撤出占领区，才带来了十年的相对安宁，所以固守所占领土的政策正变得日益坚固。在1967年8月中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以色列外交部部长阐述的官方观点，反映了当时支配着他们对于和平的一种绝对看法，即认为战争已使停火协议破灭，言下之意为（后来又明确承认）以色列1949年的边界不再存在，只有通过谈判才能决定固定的边界。结果在1967年8月底的喀土穆会议上，阿拉伯领袖们发表了他们对以色列不和平、不承认、不谈判的指导方针。而在此之后，以色列的和平要求也变得更加绝对，也更加空洞。战后初期本来期望通过谈判撤军，现在却变成了与阿拉伯直接谈判重新划定地图之前维持停火线的强硬的方针。宣布1949年的边界无效，具体体现了以色列深刻的政治错误。将近二十年来，以色列一直在谋求阿拉伯国家承认其边界，而且实际上是谋求通过谈判修订边界。现在，当它的胜利有可能第一次使其边界得到承认时，它却正式宣布放弃这些边界，使它在地图上的轮廓变得不确定。1967年，以色列没有抓住（或者至少寻求，或努力创造）让阿拉伯承认这些边界的机会，没有证明它并非像阿拉伯人所认为的是靠扩张得到的。以色列失去了它的历史合法性，使人对它要求的程度提出质疑。以色列没有不惜一切代价用极大的力量和韧性去保卫国际组织划定、批准和承认的，并且在二十年来一直保持占领、事实证明可以防守的边界，而是自己选择变成了一种不确定状态，它的领土现状也变成了一个问号。

事实上，以色列领导人在喀土穆会议后已经认识到他们已经不能决定和平的条件（1967年10月初，就在阿拉伯喀土穆会议后，以色列国防部长指出，以色列撤出被占领土，并不是取得和平的实际办法，因为阿拉伯人并没有答应如果以色列撤退就能有和平）。但是，与此同时，他们继续认为，由于阿拉伯人仍然不能发起有效的军事行动，占领仍然能够保证安全。以色列没有能够将它的军事胜利的政治后果与它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带来的相反后果区别开来。由于占领，阿拉伯人的反抗变得激烈起来，从而相应地抵消了以色列的军事胜利本来有可能带来的遏制作用。以色列关于安全的、得到承认的（但是假想的）边界的公式对这一地区的三个国家来说是很空洞的，因为以色列政府早已把它们的实际边界抛到了九霄云外。尽管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一再听到所有阿拉伯国家赤裸裸的宣称，如果以色列不撤退就要发动战争，但没人拿这种陈词滥调当作一件正经事，这一点反映了以色列人普遍具有的信心，认为它强大的军事实力能够使它在该地区的版图内保持永久的租借权（性能优良的崭新美制M60主战坦克似乎进一步增强了这种自信）。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尽管在装备上得到了极大改善，但以色列军队由于实施长期占领反而变得斗志疲惫。这一次，以色列战士是远离家乡进行防守战，而不是打击逃跑中的敌人——武器装备质量的优劣则与此无关。毕竟阿拉伯人掌握着主动权，而且是为他们自己的土地而战。对阿拉伯人来说，六日战争之后有一点是始终明确的，那就是他们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赢回他们的土地。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1967年的六日战争远没有结束，1967年6月12日之后的每一天，实际上都是这场战争激烈度的延续，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战争的温度每一天都在持续升高，直到有一天在这片充满了血与火的大地上，战争的巨焰重新狂飑着喷涌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