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别扭的全民热潮(3)

后期的贞操带尽管做了一些改良，但是基本形制还是模仿“佛罗伦萨带”，只是镶嵌了不少象牙雕刻、金银珠宝，一些带子也更舒适化，有很多精美条纹。总体上，后期的贞操带变得更轻、更薄、更精致化。

毫无疑问，欧洲的中世纪更黑暗，也更专制，女人们受到的压迫也更严重，贞操带在中世纪流行一点都不意外。然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本是万象更新之际，更为人性化的观点都出来了，当然，性观点也颇为开放。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贞操带仍然得到不少人的青睐。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作家布兰托姆就真实描述了这样一个场面：“法王亨利二世时期，一个商人把一打贞操带运到圣日耳曼区的集市上。这器具是铁制的，从下面套到腰部再锁上。带子做得十分精巧，足以让女人无法领略爱的乐趣，因为带上只有几个小孔供她小便。”

男权社会的“恶之花”

后世很多学者认为，贞操带显示出的是男权社会的霸道，是对女性权利的赤裸裸的践踏。男人们将女人视为自己的私人财产，享有绝对的占有权，根本不会从女性的感受出发去考虑问题。

事实上，贞操带很不卫生，常使被锁女子的阴部、腰部、臀部溃烂，软组织受伤，而且对女性心理造成很大的压抑。

毫无疑问，贞操带是男权社会盛开的一朵“恶之花”。但如果认为贞操带只是男人强加给女人使用的，显然也是一个错误。由于各种原因，男人们自己也会穿。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期，当时认为手淫是一种犯罪且有害于身体健康的行为，而男性手淫比例远远高于女性。于是有发明家就为男性设计了一款贞操带，希望有效遏制青少年的手淫行为。

通观19世纪的男性贞操带，其原理与女性的基本相同，有一条金属腰带，纵向的金属带内侧固定一个开口朝下的管子，一旦阴茎被放到里面，是难以逃脱的。同时，由于空间限制，阴茎是无法勃起的。穿过胯下的金属带的曲线与身体曲线基本一致，显示出了贞操带的进步。当然，后来还有另一种风格的男性贞操带，用一个开口朝下的圆柱形金属笼子罩住阴茎，通常是用不锈钢制作的，然后前后用两条链子固定到腰带上。

男性不仅折磨女性，也在折磨自己。这种贞操带真能起到绝对禁止性行为的作用吗？恐怕这又是男人的一厢情愿了。

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的版画家丢勒就画过一幅关于贞操带的有趣版画：图中，一个人骄傲地宣称自己有贞操带的钥匙，穿着贞操带的美丽贵妇人火急火燎地用大把的钱购买钥匙，而这些钱还是来自她丈夫的口袋。

显然，这种锁的质量是有限的，不太费力就能找锁匠打开。如果女人无意于“守贞”，总是有办法的。古代欧洲就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一位国王决定带兵出征打仗，担心将妻子贞操带的钥匙弄丢了，于是交给自己的亲信保管。军队整装完毕，正要出城门，亲信急忙策马追了上来，对国王说：“您给错了钥匙。”

总体来看，到18世纪，贞操带在欧洲已经很少见了。在1998年出版的《中国性科学百科全书》中声称：“随着文明的发展，贞操带已基本消失。”

最文明的国家在东方：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

18世纪的中国是非常炫目的，当时正值清朝“康雍乾”盛世，一派繁华，可以说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经达到封建社会的巅峰。这个时候，西方的目光自然不能不被这夺目的中华文明所吸引。于是，18世纪的欧洲出现了持续的“中国热”。

向往“中国制造”

事实上，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能掀起高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欧洲人几乎都对中国物品赞不绝口。一些富贵家庭摆满了各种“中国制造”，普通家庭也以拥有几件纯正的中国货品为荣。这一时期，中国的室内装饰、建筑、家具、饮食、瓷器、纺织品等都受到欧洲人的追捧。

由于中国建筑风格别致轻巧，刚一引入欧洲，便被模仿。对于中国的建筑风格，18世纪的欧洲人认为既雍容华贵又舒展大气，也感受到精巧灵动，还感受到心宁气爽。即使到了现在，很多欧洲国家的建筑仍然显示出那一时期的中国热的烙印。例如德国波茨坦无忧宫里的中式茶亭就是一绝，茶亭呈六角状，采用了中国传统的伞状圆形屋顶、上盖碧瓦、黄金圆柱落地支撑的建筑结构，亭内桌椅完全仿中国家具式样制造，亭前矗立着一只中国式香鼎。英国的逑园宝塔，瑞典、丹麦的中式凉亭，维也纳的美丽泉宫里的中国房间等也都让人惊叹不已。这些恍如隔世的经典之作能瞬间将人带到中国热的历史情境当中。

18世纪时，中国人独特的生活习惯也已经深深影响了欧洲人，并在欧洲人特别是欧洲的上流社会中形成一种风尚，举行中国式宴会、观看中国皮影戏、鉴赏中国漆器、把玩中国扇子、养中国金鱼等都成为高雅生活品位的象征。

当然，在世俗生活层面，对欧洲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三宝——瓷器、丝绸、茶叶。这些“中国制造”已经大量进入欧洲，成为上流社会彰显财富的奢侈品。

中国瓷器一直受到欧洲众多王侯的珍爱，被视为“东方的魔玻璃”，通常只有在王宫和贵族的客厅里才能看到。拥有多少件中国瓷器也就表明了主人的富裕程度。中国的英文译名“China”就是瓷器的意思。

茶叶最初传入欧洲时，是被上流社会所独占，因为价格不菲。到了这一时期，民众也开始学会喝茶了，而且茶叶的一些功效被不断放大。

中国的上等丝绸也受到欧洲消费者的极大欢迎，穿一件中国丝绸衬衫被认为是吉祥之举。当时欧洲的丝绸制造技术还远远比不上中国，中国丝绸松软轻滑的触感让欧洲人又多了一分对中国的想象。事实上，市面上的很多欧洲产的丝绸也标上“中国制造”，希望冒充中国丝绸卖个好价钱。而这种冒牌货依然热销，人们只要认准中国的牌子，心里就会舒服，而衣服本身的质感似乎就不那么重要了。

政治、文化生活“向中国看”

对于18世纪的中国热，最有象征意义和标志意味的一件事情发生在1700年1月7日。这一天，为了庆祝新世纪的到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的大厅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舞会。这个舞会几乎邀请了当时巴黎上流社会的所有头面人物。受邀者都精心准备，决心在舞会上占尽风头。舞会开始了，随着一阵音乐声响起，只见国王身着中国式服装，坐在一顶中国式八抬大轿里出场，全场顿时发出一片惊叹声。这场由奥尔良公爵策划的中国式舞会，开启的正是一个时代的中国热。

在治理国家方面，欧洲许多政界人物也纷纷效法中国。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就非常赞赏儒家的治国思想。1756年，经过魁奈的极力说服，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甚至曾仿照中国皇帝的样子，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祭祀土地的仪式，在欧洲引起轰动。

18世纪的法国财政大臣杜尔戈面对强势来袭的中华文明，一心想仿效，特别是对中国的重农政策很感兴趣。后来，他认识了两个即将回中国的留学生高类思和杨德望。杜尔戈请求两个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多做中国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方面的调查，以供法国学习。杜尔戈特意交给他们52个调查提纲，主要集中在财富、土地分配、农业、制造工艺、自然资源等问题上，希冀对中国的经济、文化与历史等进行广泛的了解。对于这段历史，有人指出：“这两位中国学生这时已经在法国完成了学业，得到皇家的资助要回到他们的祖国去。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中国是开明政治的策源地；人们都希望这两位中国青年能够让他们的欧洲东道主不断了解中国的内部情况。”

在选拔人才方面，欧洲国家基本是世袭制。除非是在战争时期，那些平民之子才有出头之日，用性命换得战功，然后谋得官职和爵位。这种官僚制度的弊端显然很大。

早在17世纪的时候，传教士谢务禄在《大中国志》中就非常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考试制度。中国利用举行考试的办法来选拔官员，任何平民百姓都可以报考这一观点令欧洲人耳目一新。到了18世纪，当新兴的资产阶级力量渴望打破政治垄断，进入国家权力体系时，中国以科举为特色的“学而优则仕”的文官制度再次引起他们的关注。欧洲人显然非常羡慕中国，他们认为即便是平民的孩子，在中国都有希望当上高官，享受荣华富贵。

其后，法、英等国都不同程度地模仿中国的科举制度来挑选文职官员。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人采用了科举制度，引进了较大规模的竞争性考试制度，以满足资产阶级和平民登上政治舞台的要求。

18世纪欧洲中国热还包括文化热、文学热。事实上，直到18世纪中叶，中国文学才流传到西方，而中国戏剧在欧洲最引人注目。以元杂剧《赵氏孤儿》为例，1735年，法国传教士马若瑟翻译并发表了法文版《赵氏孤儿》后，很快就有了英、德、俄等译本。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等都对《赵氏孤儿》称赞不已。1755年，伏尔泰进一步改编《赵氏孤儿》，并取名为《中国孤儿》，在法兰西戏剧院上演，并立即在社会各个阶层中引起巨大轰动。据不完全统计，18世纪时，《赵氏孤儿》在欧洲至少有4个改编本和3个英文译本。

18世纪法国的一些流行歌曲中也表现了当时法国人对中国的向往，例如“中国是一块可爱的地方，它一定会使你喜欢。”毫无疑问，在当时欧洲人的眼里，中华文明是一种先进文明，孔孟之道是值得欧洲学习的，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被视为一个令人向往的“理想国”。

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在欧洲社会的各个阶层当中广泛传播，其中一些精辟观点被视为格言，涤荡、鼓舞人心。比如法国大革命期间，罗尤斯比尔起草《人权宣言》，就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由道德标志写入宣言。1791年，《法兰西共和国宪法》把《人权宣言》作为序言，也把孔子的这句话纳入法国宪法之中。

学者更疯狂

在当时，欧洲学者对于中国热无疑起到了极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其言语中表现出来的疯狂热爱让人惊叹。

法国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家伏尔泰极力推崇中国文化，曾大声感叹：“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伏尔泰的意图是很明显的，想以中国文化来抨击欧洲宗教的黑暗和专制，反对神学、攻击教会。伏尔泰对那些以最高文明自居的基督徒非常反感，他讥讽说，当中国以完善明智的制度治理国家时，“我们还只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毫无疑问，这直接抨击的是上帝创世说，因为中国作为文明国家，在基督创世之前就存在了。

当时，法国主要哲学思想流派“百科全书派”、“重农学派”等也都从中国哲学中汲取营养，推动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因自信是孔子学说的继承人，被称为“欧洲的孔子”。他在《自然法则》一书中强调“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并判断“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只有中国是例外”。

思想家狄德罗在其主编的《百科全书》中亲自撰写了“中国哲学”条目，是一篇讲述从春秋战国到明朝末年的中国哲学简史的释文。狄德罗还曾这样评价中国：“中国民族，其历史的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在一次谈话中，狄德罗甚至毫无顾忌地宣称，与孔子相比，“荷马是个糊涂蛋”。

1769年，法国哲学家波维尔在书中写道：“只要中华帝国的法律成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可能变成什么样子提供一幅迷人的景象。到北京去！瞻仰世上最伟大的人，他是上天真正完美的形象。”

事实上，18世纪的欧洲被称为“理性”的时代，而倡导理性主义的启蒙思想家们并不能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中吸取多少滋养，当他们把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时，立即就被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所震惊了。中国的文化思想成为欧洲学者反封建、反宗教专制的利器，成为欧洲启蒙思想运动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当然，这里面有17世纪以来传教士们“传播”的功劳。事实上，此前来华的传教士本想到中国传播欧洲文明，后来反被多姿多彩的中国文化所吸引。他们回到欧洲后纷纷著书立说，把中国的哲学、宗教、科学、技术、艺术等介绍到欧洲，传播中华文明，并最终在18世纪的欧洲产生巨大影响。

英国学者李约瑟后来在一篇题为《中国文明》的演讲中就曾明确阐释：“17世纪中叶，耶稣会教友将中国经籍译成西文，中国儒家人性本善之哲学乃得输入欧洲。吾人皆知彼启蒙时期之哲学家，为法国大革命及其后诸种进步运动导其先河者，固皆深有感于孔子之学说。吾人对于社会进步之理想，唯有依赖人性本善之学说，方有实现之望，而此种信心，吾人固曾自中国获得也。”

其实，一向心高气傲的欧洲大学者一开始并不都对中华文明“感冒”，他们无法相信还有其他文明能与自己的文明比肩，甚至超越自己。17世纪和18世纪之交的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就见证着这种“转变”。莱布尼茨真诚且带有点无奈地说过：“有谁过去曾经想到，地球上还存在这么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所有方面都教养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养？自从我们认识中国人以后，便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一特点。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莱布尼茨是一位自然神论者，简单地说，自然神论者是泛神论者，泛神论者其实就是无神论者。什么都不信的莱布尼茨此后信起了儒家文化，并且一生都在赞扬这种文化。

莱布尼茨的弟子、哲学家沃尔夫也非常倾慕儒学。在18世纪中国热的大背景下，沃尔夫进一步发展了老师对于儒学的研究。他对中国和孔子的大力赞扬产生了极为轰动的效果，两次著名演讲都吸引了上千名学生来听。但是沃尔夫所提倡的儒家无神论的观点已经大大触动了权贵和教廷，而且由于他影响力很大，更是受到密切“关注”。再加上沃尔夫经常散布儒家仁政的那一套，甚至不让政府处罚逃役者。后来，当时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越来越受不了沃尔夫的一些挑唆意味极强的言论。1723年，腓特烈·威廉一世宣布：沃尔夫亵渎基督教，不准在普鲁士继续教学，并且必须在48小时之内离开普鲁士，否则处以死罪。

最终，这场中国热结束得也挺“意外”。18世纪60年代初，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向清朝乾隆皇帝提出通商要求，这本是希望进一步加深交流之举，但是乾隆皇帝没怎么考虑就马上拒绝了这个“蛮夷”头目的请求。显然，这让腓特烈二世对中国的热情大减。腓特烈二世的态度也渐渐影响了欧洲其他君主的态度。民众也随波逐流，不再“疯狂”下去。

当然，中国热的退烧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影响就不存在了。不少学者们依然对中国抱有热情，否则就不会有19世纪的马克思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取了“中国皇帝”、“中国皇太子古古”的绰号。

神出鬼没的国度：日本奇特的妖怪文化

妖怪的传闻，其实每个国家都会有，但是没有哪个国家的妖怪传闻像日本那么多，而且还有精确的谱系。日本人对妖怪的喜爱之情也让人咋舌，不少人还热衷于研究妖怪，久而久之，竟形成了一门学问，也就是妖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