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别扭的全民热潮(2)

他们可以有多疯狂

在各个时代的炼金大潮中都有不少知名的弄潮儿，而作为风向标，皇室态度显得格外重要。如同上文所说的中国皇帝的疯狂行径一样，西方的国王也对炼金术痴迷不已。同样，他们缺的不是金钱，而是长寿，长生不老成了皇帝们的共同追求。

历史上，英国国王亨利六世，法国国王查理七世、查理九世，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腓特烈·威廉二世，都是炼金术的疯狂追随者。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更是对炼金术士约翰·迪宠幸得无以复加，甚至特许他在宫中从事炼金术活动。

有些炼金术士还获得了很高的爵位。关于炼金术士最著名的一次册封是波希米亚国王鲁道夫二世将炼金术士迈克尔·梅尔特封为伯爵。一个江湖神棍成了尊贵的伯爵，这让很多人惊叹。鲁道夫二世还建造了超大的实验室专门研究炼金术，希望能得到长生不老之药。讽刺的是，鲁道夫二世非但没能长生不老，还疯了，脸色不断发黑，整天胡言乱语，最终被家人抛弃。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慢性中毒的征兆，这与炼金术中用的有毒金属有关。

起初，虽然一些炼金术士受到了皇室的重视，但是他们的工作环境仍然很差。炼金术士会建立一些实验室，但房间基本都是黑暗、潮湿的，四处摆放着各种不知名的药品、试剂，散发着一团团烟雾。这还是比较出名的炼金术士的工作环境。

更多的炼金术士是在家工作，以节省资金，同时也避开外人的打扰。有些人选择厨房，可以利用现成的炉火。有些则躲到阁楼上，以便于晚上进行活动，不被人注意。这些矮小的房子里常常塞满了各种形状古怪的仪器、手稿、头骨、动物标本等。

出于某种不可言说的原因，不少炼金术士还会在工作场所设立一个小型祭坛。这些炼金术士吃住都在这里。每次有新成果要出炉时，他们会到祭坛祭拜一番。有的人甚至终年都不出那个阴暗的小房子，一旦出来，都是一头白头发。

发展到最后，大型城堡、宫殿里都有了炼金场所。这就大大改善了炼金的环境。

虽然工作环境得到了改善，但从炼金术士那里几乎没传出什么好消息。欧洲的皇帝们也不是好糊弄的，他们最终失去了耐心，把一批批炼金术士送上绞刑架。尽管如此，依然有大量的人前赴后继地争当炼金术士。

催生了众多骗术

利用人们的疯狂炼金心理进行行骗的人，在各个时期都大有人在，而且屡试不爽。炼金术士中并不缺乏高明的骗子，整理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可以写出一部行骗三十六计。事实上，对于这一现象，中外文学名著都有所讽刺。

《儒林外史》第十四回、第十五回里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读书人马二先生在杭州路过丁仙洞，碰见一位老者，一把大白须直垂过脐，飘飘有神仙之表。老者自称洪憨仙，声称与马二先生前世有缘。他取出几块“黑煤”，让马二先生拿回去支起炉子焚烧，可以发财。马二先生欣然领命，回去后火急火燎地烧炼起来，最终黑炭变成了六七锭大纹银。于是马二先生认为洪憨仙就是一个活神仙。马二先生还一口答应与洪憨仙认作表兄弟，与洪憨仙一起到胡尚书的三公子家中去为他做证，请胡三公子出本钱来“烧银”。谁知洪憨仙在这时突然得急病死了，他的家人向马二先生坦白洪憨仙不是仙人，而是个骗子，那“黑煤”本来就是涂黑了的银子，给马二先生一点儿好处，使他信以为真，从而去帮洪憨仙做伪证，来骗胡三公子的钱财。

在西方，这样的骗局也不在少数。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家乔叟在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就描述过这样一个骗局。在英国，一个教士遇到一个僧侣，僧侣让教士准备好二三两水银，取一两放在罐子里用炭火烧炼。趁教士不注意，僧侣从自己身上摸出一块炭放在罐子口上，这块炭是事先在中心挖了一个洞，洞中预先装上了一两银粉。这块炭在罐口上烧着后，银粉很快就落入罐内，与水银熔炼在一起，倾倒在模具中后就凝成一块银锭。僧侣让教士把炼出来的银子拿到市场上请银匠鉴定，证明这确实是真的银子。这时，教士就更加信以为真了，于是花了极大的价钱向僧侣买下了秘方。僧侣把钱财骗到手后就溜掉了，可是教士用秘方却怎么也炼不出银子，只落得个倾家荡产的下场。

预言命运的星星们：文艺复兴时期的占星风尚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本是“开民智”的黄金阶段，崇尚科学、理性。但就是在这个时期，伴随着对占星学的一些批判，占星学竟然在更大范围内兴盛起来。个中原委，颇有深意。

占星学的“死”与“生”

占星学是一门古老的预言学，大盛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它利用天体的相对位置和相对运动来解释或预言万物的命运和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占星学与天文学有着亲缘关系，这就如同在中国社会早期，“巫”、“医”是不分的一样。

对于占星学，欧洲国家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认同的，而且由于它与基督教基本教义有着明显的冲突之处，不少欧洲国家一度反对占星学的传播。例如早期宗教领袖和学者西里尔、阿诺伯斯、大格列高利、奥古斯汀等起初都将占星学视为异端邪说，是违背基督教义精神的。

尴尬的是，《圣经·新约》中明确记载，耶稣降生时，几个博士在东方看见伯利恒方向的天空中有一颗大星，于是便跟着它找到了耶稣基督的出生地。正是星象的“异象”才使得耶稣的诞生获得某种“神启”。而且在《圣经·旧约》中也有不少对于占星的记载。

在这个意义上，教会不可能完全镇压占星学。其后，一些宗教人士形成某种共识：上帝可以通过天体行星向世人揭示或预示一些事情，但是人类不可以强行通过占星术去占卜或者解读上帝的意志。当这些天体被人用来占卜的时候，自然也会被责难。

奇特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本是反对愚昧迷信和神学思想，崇尚科学、理性的，但就是在这个时期，伴随着对占星学的一些批判，占星学竟然在更大范围内兴盛起来，上到国王、教皇，下到市井小民，都“钻研”起占星学，很多改革派人士竟然也对占星学抱有浓厚的兴趣。

在文艺复兴时期，对于占星学的批判不可谓不激烈。例如一家仅拥有11本占星书籍的图书馆遭到查禁，其管理员西蒙被宣判有罪，罪名是利用占星学占卜。佛罗伦萨的宫廷占星师阿斯科利被判有罪，并遭受火刑。

而为了将批判理论化，一位名叫尼古拉的主教进行了一整套的论证。他仔细论证说明了任何人都不可能精确地算出行星的运行方式及其位置变化，因此试图利用天体行星做出人类命运预测是不成立的。当然，在后世人看来，尼古拉的论证本身就是建立在错误的理论基础上的：尼古拉坚定地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各大行星都是围绕地球运转的。

也许正是印证了这个说法：批判有多激烈，拥护就有多热烈。从更大的范围和效果来看，在文艺复兴时期，更多的人是接受了占星学的观点的。很多人都对占星学有颇深的研究，例如雷蒙、吉安、尼科尔、马西里奥等。有的人对此投入了一辈子的精力。一些大学甚至还增设了占星学课程。

即使到这个时期，一些天文学家仍然同时具有占星师的身份。例如大名鼎鼎的布拉赫、开普勒都是这一时期天文学家中的佼佼者，同时他们也对占星学有浓厚兴趣。而开普勒更是将占星学作为一门科学来对待。虽然他并不相信天体的位置可以预言万物的命运，但他认为天体对地球上的事物有着重要影响。

毫无疑问，占星师在这一时期“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容小觑。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等国的占星师翻译了大量阿拉伯占星书籍，引入了由阿拉伯人保留下来的古希腊占星知识，为占星学在欧洲的昌盛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艺复兴时期，神学家对于占星学的态度尤其值得一提。一些著名神学家都开始对占星学“另眼相看”。例如苏格兰哲学家、神学家邓斯·司各脱就热衷于研究占星学，探索行星对自然气候、医学药物等的影响。后来，神学界甚至还认为即使鸟类的啼鸣和动物的行径都受到天体的影响，同样也可以被人类用来占卜。于是，托马斯主义、斯托克主义等神智论学派都接受了占星学的一些理念。事实上，占星术通过这些学派直接影响到后世圣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的成员对于占星的态度。

最终，在这一时期，神学界对于占星学的认识有了质的变化。例如，意大利著名神学家乔瓦尼·纳尼就认为占星学和神学是完全可以相容的。而红衣主教皮耶·戴利也写过一篇关于占星学的文章，明确支持占星学的正统性，也认为占星学与神学是可以相容的。

至于文艺复兴时期占星学为什么会大盛起来，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两点。首先，人们选择的自由度扩大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可以更自由地发表各种学术思想和社会见解，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在这种情况下，越是以前禁止的东西，人们越是愿意了解和尝试。尽管占星学不尽理性，但不妨碍人们窥探它、走近它。

其次，皇室和贵族的支持是一针重要的强心剂。例如查尔斯五世强烈支持占星学，查尔斯六世和理查德二世都有自己的宫廷占星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温塞斯劳斯本人就致力于研究占星术。毫无疑问，一方面，皇室成员和贵族们确实对占星学感兴趣并相信；另一方面，皇室此举也有拉开与教会的距离，与教会进一步分权相抗的意味。

到了文艺复兴后期，科学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但占星学仍然占有一席之地。树立了新的世界观和认识观的欧洲人学会用崭新的观点去研究占星学。

占星学的“规则”

文艺复兴时期，宫廷占星师通常会使用占星术来预测天气情况进行医疗诊病，选择婚丧嫁娶的吉日，占卜适宜的战争时机，寻找遗失的人或物，等等。占星师相信天体对于人类环境和命运都有重要影响，星象每一次有规律的移动都会对应现实世界的一次变动。占星学甚至变成解答万事万物现象的通识学问。

而对于某些独特的天体，宫廷占星师更是顶礼膜拜，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特定的天体对应着现实世界中特定的人物，比如国王、王子等。占星师们通过观测这些天体的变化就能预测王室成员未来的命运，并及时向上汇报。

这一时期，尽管人们非常反对以骗人为目的的占卜迷信行为，但是他们大多并不反对这一观点：天体影响着客观环境如潮汐、季节等，并对人类命运有着重要影响。

占星学展现的是人类对于未知命运的求解渴求，以利于进一步解答当下的人生困惑。毫无疑问，占星学的理论基础是非常薄弱的，也缺乏一种确定、精密的术语。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占星师们各自言说。在观测星象时，一切都凭占星师的直觉。也就是说，面对同一种情况，不同的占星师可能会有不同的占卜结果。

尽快形成一些“规则”，成为占星学一直以来追求的目标。早在占星学萌芽之初，公元前两千多年前的苏美尔人就试图建立一些可感的东西以印证自己的占星判断。苏美尔人在乌尔建造了七级的庙，每一级代表一个天体，有月亮、太阳、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这七个天体构成了苏美尔人自己的星座，他们依此将天空分为三个部分。遇到事情，苏美尔人都会利用这些道具做一些占卜。

文艺复兴时期，或许由于整个时代氛围的理性化转向，占星学的“规则”也进一步明确起来。例如，人们普遍认为一些离地球较近的星星是预测人的，包括财运、官运、婚姻、生死、心情等，一些遥远的星星则是预测外物的，例如气候、季节、地震等。

之前，星星是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没有哪一个更重要的说法。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恒星的重要地位得到凸显，它们比其他行星更受到占星师的关注。文艺复兴时期权威的占星师威廉·莉莉就曾明确说过：“恒星给人带来天赋，它甚至能够给一个贫穷的人带来无上的财富和名誉，这是七大行星所做不到的。”

在整个占星学中，星体、星座、宫位、相位四根支柱也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最终确立的，它们的概念也基本明确起来。

星体是指太阳系中离我们比较近的星球，它们离地球比较近，引力大，影响也较直接；星座是指天上的星群，对于地球来说是固定不动的，将它们以图形方式连线起来，用以辨别天体的方位；宫位是指人出生时以观测者的东方地平线为基点画出的12个区块，宫位所代表的是个人与环境的互动，发生“碰撞”的场所以及投入的情境；相位则是行星和行星间所形成的角度。

文明社会的野蛮发明：罪恶的贞操带

关于贞操带，那是以匪夷所思的形式给女人戴上枷锁，以“忠贞”的名义侵害女性的身体和人格。但在古代欧洲，人们一度乐此不疲，而且贞操带也越做越精美。

野蛮的禁锢

关于贞操带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可，即认为它最早出现在11世纪左右，当时十字军东征，那些骑士们“别出心裁”为妻子发明了这一物件。至于目的，基本是害怕妻子在家偷情，自己戴了绿帽子。当然，这些骑士们还给出了一个更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担心一人在家的妻子遭坏人的强暴。从此之后，一些地方形成这样一个传统：只要男性出远门或长期在外征战，他们都会让妻子戴上贞操带。

其实，要是谈到贞操带的雏形，时间会更久远，古希腊的《荷马史诗》里就有关于它的记载。在《奥德赛》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作为铁匠保护神的火神赫斐斯塔斯一直享有极高声誉，家庭生活一度也很幸福。可是赫斐斯塔斯的妻子却不守贞洁，竟然与赫斐斯塔斯的弟弟私通。赫斐斯塔斯得知消息后非常恼怒，但事已发生，他也就没再继续深究。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此类事件，赫斐斯塔斯用铁烧炼出了一件紧身褡。他强迫妻子穿上这件紧身褡，只有他有这件衣服的钥匙，其他男人自然是无法再与妻子发生性关系。

但这种起源说、雏形说都停留在传说层面，被更直接的文字记载证明的则要推迟到1405年。这一年的8月28日，一位名叫肯瑞德的诗人写了一首关于贞操带的诗，还画了一幅贞操带的画，并在画旁做了附注：“佛罗伦萨的妇女们就像这样被禁闭在一条沉重的铁带里。”

历史上，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贞操带确实很有名，这跟当时意大利帕多瓦的国王卡勒拉二世有关。卡勒拉二世绝对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君，他坏事干尽，奸淫了很多妇女。然而对于自己的妻妾，卡勒拉二世倒是“保守”得很，他给她们都戴上了贞操带。

现在威尼斯博物馆收藏的一条贞操带就是卡勒拉二世王后的。这条贞操带非常著名，被命名为“佛罗伦萨带”。它由两片铁片组成，顶端的一个铁带用来拴在女子的腰间。两个铁片上各有一个仅能容一个手指的孔眼，供排泄用，周围有尖锐的铁齿。显然，这种贞操带不宜长时间穿戴，否则不利于身体健康。

15世纪到18世纪，贞操带一度流行于欧洲上流社会。之前贞操带主要是一些没文化的粗俗的骑士们喜欢使用，还有一些有钱人。意大利的卡勒拉二世算是给上流社会开了个头，其后渐渐流传到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等国家，国王们更是纷纷效仿。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给自己的王后卡特琳娜戴上了贞操带，其后的路易十三也给他的王后安妮定制了一个。关于这段历史，两位国王自然是抵赖不了的，因为现在法国巴黎克鲁尼博物馆还收藏着两位王后的贞操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