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办公室的大“鼹鼠”京特·纪尧姆

1974年4月24日凌晨，在德国波恩乌比尔大街，京特·纪尧姆和他的妻子克里斯特尔同时被警察逮捕。这一事件，使整个联邦德国感到震惊。在此之前，纪尧姆已是联邦德国领导层的一个颇有身份的人，并一度被认为是当时总理维利·勃兰特的亲信。他被查明是东方派来安插在德国总理身边的间谍，这是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来最惊人的间谍案件之一。当时纪尧姆的案件受关注程度之大，使它几乎成为世界上所有媒体的头版头条。

众所周知的，二战后，德国被分裂为两个国家：西德，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东德，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61年，为了防止东德人西逃，东德政府甚至在东、西德之间建起了一堵隔离墙——“柏林墙”，从此，德国变成了互相独立的两部分。而我们的主人公纪尧姆，正是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德国。他就是东德安插在西德政府部门的重要间谍。

纪尧姆被捕之后，西德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总理身边原来被安插着如此重要的间谍，而他们竟然在之前毫无察觉。这件事无疑是西德政府最大的丑闻之一。事态被曝光后，西德总理勃兰特主动提出了辞职，而西德反间谍首脑冈特·诺劳也被迫提前退休。总理勃兰特在辞职的时候说：“我的做法是在为自己的疏忽负应有的责任。”

而在东德，情况截然不同。东德总理埃里希·昂纳克在当天发表谈话，他表示：“我们必须向那些从事着‘东西德国之间没有硝烟的战争’的勇士们致敬。”

纪尧姆夫妇潜入西德

京特·纪尧姆原本在东德一家的出版社工作。20世纪50年代中，他和妻子克里斯特尔奉命潜入西德。他的妻子克里斯特尔拥有一个干练的秘书所具有的品质：踏实肯干，缺乏想象力。京特则属于那种与众不同的人：他十分擅长交际，和什么人都能谈笑风生。打入最高层原本并不在东德方面的计划之中，但是纪尧姆夫妇的表现实在令人出乎意料。

在当时左派势力占绝对优势的法兰克福社会民主党内，观点保守的纪尧姆很快引起右翼人士的注意。他的妻子克里斯特尔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60年代初，她被任命为比克尔巴赫办公室主任。比克尔巴赫是一位十分有地位的西德政治家，他可以接触到北约组织的战略文件和应付核危机的各项计划，例如著名的“模拟战争”计划等。

于是，纪尧姆用微型照相机拍摄下了这些文件，并将胶卷藏在一支空心雪茄里，送给了联络员。每个月，他和克里斯特尔都会在指定的时间里通过无线电与东德方面保持联系。

根据东德方面的指示，纪尧姆需要在政治上求得个人的发展。1964年，他成为社民党法兰克福区的负责人。后来，他成为了法兰克福市议会的议员，并出任议会内社会民主党团主席。当时正值社会民主党内思想理论大变动的时候，纪尧姆出色的组织能力以及他所持的坚定的保守派观点引起了莱贝尔的注意。他正需要一个干练的人帮他对付自己选区内年轻的左派人士福格特的挑战，确保得到竞选议会的提名。经过一番沟通，纪尧姆决定帮助莱贝尔。于是，在纪尧姆全力支持下，莱贝尔在1969年9月的选举中稳稳获胜。莱贝尔马上许诺带他去西德波恩工作。

为纪尧姆夫妇的安全考虑，东德方面指示他们暂时按兵不动，不要急于在新政府内为自己谋求一官半职。于是他们选择静观其变。

莱贝尔和其他的工会领袖希望总理府内有一个心腹，帮助推动社会和政治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于是，勃兰特选择了纪尧姆。一年后，纪尧姆被提拔为负责与议会、政府各机构和教会联系的总理首席助理，然后，又升为高级文官，直接由总理办公室主任埃姆克领导。虽然埃姆克觉得纪尧姆能力突出，但始终对他存有戒心。

东德方面对纪尧姆的最大期待是：在国际危机酝酿期间能够及时向我方发出警报。所以，时刻关注政局发展成了纪尧姆的工作要义。东德给纪尧姆安排的任务基本都是政治性的，即通过他随时掌握勃兰特政府的情况。

大显身手

1970年3月勃兰特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维利·斯多夫在东德首次会晤前夕，纪尧姆设法搞到了西德的部分政策文件。东德进而对西德的意图和忧虑有了更好的了解。

纪尧姆的价值越来越高。1970年5月，社会民主党计划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期间需要在当地设立临时政府办公室，处理日常国务。纪尧姆顺利担任了该办公室的主任，并成为了该办公室与西德外国情报局之间的联系人。此后，他又获准接触更多的机密。

然而对于东德来说，纪尧姆的真正价值在于他的政治嗅觉。根据纪尧姆的判断，勃兰特新近奉行的东方政策，标志着西德外交政策开始缓和。于是东德确信了勃兰特和其盟友的诚意。或者从某方面看，纪尧姆的行为实际上也促进了缓和。

后来，勃兰特宣布于1972年4月27日提前举行大选。社会民主党人开始乘竞选专列在西德全国游说时，机智勤奋的纪尧姆作为助手始终陪伴着勃兰特。竞选期间，纪尧姆与勃兰特的关系日益加深。在大选中，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由民主党人组成的联盟出人意料地大获全胜。这意味着东方政策可以得到贯彻和执行，而纪尧姆的地位也丝毫没有动摇。

那年秋天，东德的另一名间谍格罗瑙在西柏林被逮捕。纪尧姆和格罗瑙平时工作上有来往，不过他们并不知道彼此同是东德间谍，但是调查格罗瑙的西德人员还是找了纪尧姆调查情况。当然，纪尧姆很轻易地化险为夷了。

1973年7月，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首轮谈判揭开帷幕。当时任尼克松总统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提出了《大西洋宣言》。这个宣言的主旨是北约组织内的欧洲成员国同意接受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华盛顿为了推行这一方针隐瞒了伦敦以外的其他北约成员国。事情泄露后，北约组织内部顿时大哗，法国更是认为这是美国在有意孤立他们。

因此，这个时期勃兰特总理收到电文大部分都是涉及北约内部对《大西洋宣言》的讨论。纪尧姆这时负责跟踪来往电传，这段时间他共复印了3份极其重要的电文。

第一份是1973年7月3日，尼克松用英文写给勃兰特的信。信中他请勃兰特和美国一道对法国人施压，迫使他们签署《宣言》。第二份是西德驻美大使对西德和美国之间秘密会谈的详细汇报。而第三份电文载有勃兰特私人顾问对整个事件的看法。他敦促勃兰特不要理睬美国人的压力，继续与法国保持良好关系。

但是，东德方面并没有原封不动地拿到这批文件。1973年挪威度完假后，纪尧姆的妻子克里斯特尔认为有人在监视他们。起初东德方面并没有在意。然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克里斯特尔的怀疑是正确的。在接头地点之一的波恩一家餐馆的后花园里，她明显觉察到有人在监视她。她的对面坐着两个男人。克里斯特尔一眼瞥见了他们公文包里的照相机镜头。那天她恰好刚与信使安尼塔接过头，不过她们俩不愧是老手，轻松地喝完饮料后相互告别，在握手之际完成了情报的交接。安尼塔提着装有胶卷的手提包来到街上，企图甩掉跟踪她的人。可那个人步步紧逼，为保险起见，她顺手把微型胶卷扔进了河里。

间谍身份暴露

西德反谍报机构对纪尧姆的活动产生了怀疑。一名反谍报官员在处理另一桩案子时，注意到了纪尧姆这个名字。祸不单行，另一个巧合彻底断送了纪尧姆。这位注意到纪尧姆的名字的西德反谍报官员，在餐厅吃饭时与一位研究无线电讯的同事坐在了一起。

其实，早在50年代期间，东德情报局一直在使用苏联用过的密码方式与海外的间谍联系。每份电文以一个数字开头，这个数字就代表着某个间谍。西方情报组织破译了这套密码。他们唯一需要做的是找到这些阿拉伯数字代表的具体人名。1957年，西德截获了发给一个代号为G的间谍的几份电文。第一份祝贺G的生日。另一份是祝贺G的妻子的生日。最后一份说：“祝贺第二个男人。”

16年后，在科隆的那家餐厅，研究收信人不明的电文的那位西德官员听了同事的介绍后，猛然想起了这个代号叫G的间谍。并透露说，此人50年代末开始活动，与社会民主党有联系，而且还收到东德头头们的祝贺电文。

于是，监听无线电通讯的这位官员找出档案，查到了这几份吊人胃口的电文。他俩仔细查阅了涉及其他案情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人事档案。查到格罗诺一案时，果然看到了纪尧姆的名字。

于是他们开始搜集能够证明纪尧姆是间谍的证据。西德反谍报机构为了不引起纪尧姆的疑心，先把他的妻子克里斯特尔置于监视之下。

1973年5月29日，西德反谍报机构的首脑诺劳向内政部长根舍汇报了对纪尧姆的怀疑。他们决定暂不惊动纪尧姆，只是对他进行严密监视。事实上，一直到他被捕的那一天，除了已有的证据外，西德没有再找到新的证据。

收到克里斯特尔的报警后，东德指示她和纪尧姆停止一切秘密活动，但并没有及时撤回纪尧姆夫妇。

当年4月，纪尧姆在法国南部度假时，第一次觉察到自己也受到了监视。他的后面跟了许多西德密探的车子，但当时的他顺利避开了监视。

1974年4月24日，西德警方凌晨来到纪尧姆家，并对他和他妻子实行逮捕。当时的他大叫道：“我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一名公民和军官，对我放尊重点！”正是这句话灾难性的话，纪尧姆等于当场认罪，而西德反谍报机构和刑事部门也避免了因缺少确凿证据而可能引起的尴尬。

1981年纪尧姆回到东德后，开始撰写回忆录。他在书中解释说，被捕的时候是凌晨，他自己的儿子又在场，所以才有那样的反应。他的儿子皮埃尔在纪尧姆的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纪尧姆不得不对儿子隐瞒自己的真正信仰，这对于他是一件痛苦的事。皮埃尔这时已长大，并成为了社会民主党左翼的一名社会主义者。他曾一度把父亲视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纪尧姆喊出的那句话，正是他内心深处最渴望告诉儿子的那句：“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

纪尧姆的儿子皮埃尔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打击得不轻。最终，在纪尧姆的恳求和东德的安排下，皮埃尔走进了东德的学校。大约一年后，皮埃尔和他的女朋友申请移民西德。在他们的执意要求下，东德为他们尽快办好了出境手续。纪尧姆听到这个消息后极其失望。许多年后，这对父子才弥合了过去的裂痕。

纪尧姆被关在科隆的监狱候审，但他拒绝了西德方面的一切诱惑，没有见任何一个自己的同事。

勃兰特辞职两周后，一位东德官员在日记上写了下面一段话：“勃兰特无疑在我们这个时代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足迹。他一生可谓硕果累累，而且现实政治的弊端更衬托出他人格的可敬可爱。而我们东德却在无意之中扮演了复仇女神的角色。人们现在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问，让间谍纪尧姆在濒临暴露后还一直留在勃兰特的办公室办公，如此冒险的行为，难道不是代价太高、风险太大了吗？当然，面临身份即将暴露这种事，我们自然应该从最坏的角度考虑，应该一开始就想到一旦失去间谍纪尧姆，我们将会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来挽救他的生命。但如果真的把事实摆在我们眼前，我们就真的可以做到这一点吗？我们如何确定要让纪尧姆走到哪一步才罢手？照此推论下去，所有国家的情报机构都得关门了。的确，我们应该从安全方面多加斟酌，可是当前并没有哪个国家愿意这样做，至少是现在还没有。有利益就必然要承当风险。”可见，东德方面在纪尧姆被捕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让我们再谈谈纪尧姆被捕后的另一个主人公，前总统勃兰特先生。勃兰特总理一直是一位有能力、有思想且为人正直的人。他在战后德国历史上堪称是一位杰出人物，因为他十分善于因时因地做出恰当的姿态。访问华沙犹太人隔离区时，他曾双膝跪地，亲自悼念被杀害的犹太人亡灵。他还真诚地致力于弥补东德与西德、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各种裂痕。而且我们还应该了解他的另一面，当年任柏林市长时，他曾是冷战中的一员反共大将。只是在出任西德总理后，他才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开始推行与东方和解的政策，即所谓东方政策。这里的东方既指东德，也指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不言而喻，我们可以百分之百地确认，他并没有把任何人当做真正的敌人，而是真心想成为所有国家的伙伴，想营造一个祥和的国家气氛。勃兰特总理的私人办公室内潜伏有东德间谍一事曝光后，他的政治生涯猝然结束。对此，也许东德特务机关应负全部责任。虽然他已与世长辞，但使得如此可敬的勃兰特先生陷入如此境地，始终折磨着东德特务机关的每个人。

东德也许永远无法回避人们的质问和责难：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是对勃兰特总理？斯人已去，东德方面现在能为已故的勃兰特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详述这桩战后德国最大的间谍丑闻的来龙去脉。于是，很多东德特务人员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纷纷提及这件事，并表达了对勃兰特先生的歉意。

就在勃兰特去世前不久，在一次宣布出版他的法文版回忆录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明确表示反对对东德的任何官员进行刑事起诉。其实，纪尧姆本来希望有机会亲自向他道歉，但他不想见到纪尧姆，特别回函说：“那样会使我太痛苦。”他拒绝与纪尧姆见面。

孤寂的晚年生活

1981年3月，在一次间谍的交换中，克里斯特尔获释。当年秋天，纪尧姆也终于出狱。

有一件事一直被保密至今。早在纪尧姆被捕之前，他与妻子克里斯特尔的婚姻就已濒于破裂。他在法国曾有一个情妇，是一名年轻貌美的女秘书。纪尧姆由于自己的间谍身份濒临暴露，为了不牵连她，便独自从法国南部赶回了西德，并把自己在法国使用的全部物品搬出她家。这些做法令这位女秘书对他失望透顶，认为他在玩弄自己的感情。最后，当这个女秘书听说纪尧姆因为间谍罪被逮捕后，在极度抑郁中自杀身亡。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纪尧姆和妻子克里斯特尔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并始终得不到改善。

出狱后，纪尧姆与妻子离婚，并在东柏林郊外的一所舒适房子里安了家。这所房子是为了奖励他为祖国所做的贡献提供给他的。年老的纪尧姆由于几年的监狱折磨身患多种慢性病，身体十分虚弱。于是，为了照顾纪尧姆的起居生活，更为了安抚这位妻离子散的老人，东德政府专门为纪尧姆安排了一名温柔贤惠的护士来专门负责他的生活。纪尧姆慢慢接受了这位体贴的护士，并最终与她结了婚。

1990年，西德统一了德国，这些以纪尧姆为首的，曾为了东德而出卖西德利益的大小官员们，纷纷被逮捕。

1995年夏天，纪尧姆久病不愈，离开人间。他的葬礼安排在柏林新建的马察恩墓地举行。墓地周围是一群高层建筑，如今成了昂纳克梦想中的工人共和国的混凝土遗迹。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简短的葬礼即将开始的时候。教堂的大门被砰然撞开，一个年轻人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这走进来的是他的儿子皮埃尔，或者他那优秀的前妻克里斯特尔。尤其是他深爱的儿子皮埃尔，因为他所了解的父亲只是个假象，而他真正的父亲是一个兼有双重身份的人。他完全没有理解他父亲的伟大，更没有感到作为一个优秀间谍的儿子应该感到的光荣。毕竟，当他明白这一切的时候，他们父子之间的隔阂已经铸成。历史证明，从事间谍活动可能会毁了很多人的家庭生活，尤其是与自己孩子的关系。这些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伤害，也许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然而克里斯特尔和皮埃尔都没有露面，两人都拒绝了出席葬礼。看来，以往留下的深深的创伤，在纪尧姆去世的情况下也难抹去了。刚刚走进来的人，其实是纪尧姆的第二个妻子埃尔克，就是在纪尧姆生病期间被安排照顾他的那位女护士，也是他余生唯一所爱的人。走进教堂后，她一直默默地坐着，对人们好奇的目光视而不见，完全沉浸在对她所爱的那个人的回忆里。对她来说，纪尧姆不是什么赫赫有名或者臭名昭著的超级大间谍，而是一个每个月默默领取养老金的普通老人，一个眼看着自己熟悉并为之献身的制度逐渐分崩离析并试图找回人生意义的老人。最后，她顺着人流慢慢地走出了教堂，来到纪尧姆的墓地，看着棺木徐徐沉入墓穴中。按照共产党人的传统习惯，她将一支红玫瑰投入墓穴，默默地擦去了眼角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