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宋神宗时，因大臣上书言及景德镇“上介徽、池，下控鄱、乐，人居稠密，商贾喧阗，市井错综，物货荟萃，俨然有都会之风，几于通都大邑相近，宜设机构以资管理”，宋廷遂设“饶州景德镇瓷窑博易务”，掌管瓷器生产有关事务。元代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明代设立御窑厂，都是专门从事宫廷用瓷烧造的机构。明御窑厂位于景德镇珠山，设于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初名陶厂，督陶官由工部派员或者由地方官担任。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夺取帝位后，改景德镇陶厂为御器厂，因信用宦官（“七下西洋”的郑和即是明成祖心腹宦官，其家世来历详见同系列小说《孔雀胆》），开宦官监陶先河。清时改称御窑厂，是我国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精湛的官办瓷厂。
[26]“国本之争”事见同系列小说《明宫奇案》。本书还有部分情节涉及万历年间明廷党争，亦不再细述，具体请参见《明宫奇案》。
[27]矿监：明神宗派到各地督领金银等矿开采的宦官。税使：明神宗派到向手工业、商业比较发达的城镇和交通要道征收商税的宦官，是明代特有的皇帝聚敛财富的手段。矿监、税使依仗皇帝权势，对广大人民进行超经济的搜刮和掠夺，倒行逆施，横行不法，引发了极大混乱，被公认是明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28]都昌：今江西都昌，位于江西省北部，属九江市下辖。
[29]南康：府治在今江西星子县。
[30]挛（luán）窑：瓷业俗语，指砌窑和补窑。镇窑（全称景德镇窑，一种蛋型瓷窑，明时出现，因主要燃料是松木，故又称柴窑。元时为葫芦窑）的型制体量、结构比例及砌筑材料均非常有讲究，好的镇窑不同窑位温度不一样，可以同时烧造出高低温几十种不同类型的瓷器，砌窑时全靠师傅的感觉和经验。根据镇窑维护原理，每烧一百多次，炉窑就要重新砌筑，即补窑。挛窑全部用手工操作，不借助任何工具，难度极大。如砌筑二十多米高的窑囱时，仅凭经验一圈一圈往上砌，每砌完一段，只是在囱的内外壁表层糊上一层黄泥浆，看似粗糙，实则坚固、耐用。古时挛窑技术传子不传女，挛窑师傅不在公开场合谈及技术问题。
[31]明代中后期，制瓷手工业出现了明显的分工，瓷器制品分化为圆器和琢器两大行业。圆器即圆形瓷器，如可在陶轮上拉坯成型的盘、碗、杯、碟等，多是日用瓷器。琢器则是不能完全依靠陶车（又称轮车、盘车、辘轳）制成的瓷器，指瓶、缸、钵、罐、盆等，多是陈设瓷器，要以模型或手捏、刀雕、雕镶而成。“琢”为琢磨意，技巧颇精。圆器与琢器成型皆用辘轳，但圆器坯薄，修坯容易，产量较大，行业规模也大。琢器一般坯厚，修坯工重，产量较少。
[32]据《徽州府志》：“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大都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明末大儒顾炎武亦说：“（徽州）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
[33]晋商衰落源起于明中期盐法改革。盐业属于官方垄断性资源，盐税是与田赋同等重要的收入。明初实行“开中法”，规定商人输送米粮至边塞或京都，给予其食盐运销权，即盐引（发给商人的领盐凭单），商人持盐引赴盐产地支盐，然后在指定地区贩销。宪宗即位后，盐法渐坏，官府只知招商承办，不计盐之产销。权贵专擅盐利，官商勾结，旧引重用，假引冒领，盐引积压，官盐滞销，私盐盛行，盐价腾贵，开中法原意尽失。弘治五年（1492年）十月，户部尚书叶淇改“开中法”为“折色法”，废盐商赴边纳粮之法，改在都转盐运使司（设于产盐之地，多在江浙一带）纳银，直接用白银换盐引。当时晋商多在北疆纳粮换盐引，因此受到打击，再也无法控制盐引。徽商趁机挟其两淮优势迅速发展起来，如“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沪邑濒海，五方贸易。所趋，宣歙人尤多”等。
[34]当时各行各帮时兴做会，内容是祭祀、吃酒、看戏等。
[35]剁草鞋：瓷业行话，指辞退。景德镇瓷业向来以草鞋来计算人工数，具体将在后面情节中涉及。
[36]明清两朝秀才（又称相公）是指经考试录取而进入府、州、县各级学校学习的生员。成为秀才即代表有了“功名”在身，在地方上受到一定的尊重，亦有各种特权。例如免除徭役，见知县时不用下跪，知县不可随意对其用刑，遇公事可禀见知县，等等。但秀才没有俸禄，必须不断地参加考试，如岁考，两年举办一次，成绩分六等：一、二等赏为“科举生员”，可参加“科考”，科考一、二等可取得“乡试”的资格；岁考三等无升降，岁考第六等则黜革。
[37]打派头：瓷业行话，意为罢工。
[38]中国以农耕为根本，“国家要务，莫如贵粟重农”。为防止民众舍本逐末，历代均对商人采取抑制政策，如汉代规定商人必须入市籍，且不允许穿丝织品的衣服，不允许做官。又如晋朝时规定商人必须穿一黑一白两支鞋，头上戴的帽子上要写清楚自己贩卖的商品的名称，其实是对商人身份的一种侮辱。再如唐代唐太宗规定商贾不准出任朝廷命官。又如唐高宗时对商贾的车骑、服饰做了严格限制，规定“工商不得乘马”、只准穿白衣等。宋代时因外患严重，需要花费大量岁币，政策有所放松，鼓励经商，于是两宋经济格外发达。到了明代，国家立法再次回归“重农抑商”的传统，如明太祖朱元璋明确规定：“令农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并明确要求民众“安于农亩，无有他志”，对当时中国第一巨富沈万三及家族（事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也予以了残酷打击。
[39]早在北宋时期，徽州百姓已养成了“习律令，性喜讼”的习惯。宋仁宗时，徽州（时称歙州，即著名歙砚、徽墨产地）被列为“民事繁剧”之州，由朝廷重点委派精干官吏加强治理。明代时，徽州民间“健讼”之风愈演愈烈。时人有记载道：“小民之好讼，未有甚于今日者。往时犹在郡邑纷呶，受其累者不过守令诸公而已。近来健讼之民，皆以府县法轻，不足威慑同辈，必欲置之宪纲。又虑我控于县，彼必控府，我控于府，彼必控道，我控于道，彼必控司控院，不若竞走极大衙门，自处于莫可谁何之地。”自称云水乐天子的徽人还专门撰写有《做状十段锦》一书，专门教人写讼状、打官司。
[40]秀才是士大夫的最基层，是地方士绅阶层的支柱。在明清地方上，民众多是文盲，秀才则代表了“知书识礼”的读书人，加上他们在地方官府有一定的特权，故此经常会作为一般平民与官府之间沟通的渠道。遇上地方上争执，或者百姓要与官衙打交道，经常都要经过秀才出面。而一般百姓家中遇有婚丧事，或过年过节，亦有请村中秀才帮忙写对联、写祭帐等习惯。
[41]孔子宣扬忠恕之道，如“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因而反对、鄙视为争而讼。其所主张的“无讼”，是以“贱讼”为前提的，这是儒家理论体系的内涵。儒家思想占据主流后，执政者亦大力提倡兴教化、重人伦、厚风俗、明礼义。在实际的执法施政中积极主张息讼、止讼，以致诉讼为礼所不容，为贤者所不肖。由于诉讼必然要耽误生产，影响生活，甚而造成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既影响了国家的赋税收入，而且还极有可能补充到流民大军中去，这是执政者所深忌的。为避免讼累所造成的社会不安因素，因此奖励息讼、无讼，以囹圄清减为治世，以狱讼繁兴为衰世。古代有大量劝诫人们勿轻于涉讼的文章和判词。如宋人胡石璧在“妄诉田业”一案的判词中指出：“词讼之兴，初非美事，荒废本业，破坏家财，胥吏诛求，卒徒斥辱，道涂奔走，犴狱拘囚。与宗族讼，则伤宗族之恩；与乡党讼，则损乡党之谊。幸而获胜，所损已多；不幸而输，虽悔何及。故必须果报冤抑，或贫而为富所兼，或弱而为强所害，或愚而为智所败，横逆之来，逼人已甚，不容不一鸣其不平，如此而后与之为讼，则曲不在我矣。”另有《戒讼录》云：“些小言辞莫若休，不须经县与经州，衙头府邸陪茶酒，赢了猫儿卖了牛。”以歌谣形式劝诫人们不要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