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个市长，三个怪人

7月的江城已是暑气逼人，而珞珈山上却是一派清凉世界。

听松庐的8号楼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住处，爬墙藤像春雨后的瓜蔓，肆意地在这个三层小别墅上疯长，除几个窗户露出眼睛似的方洞来之外，整个别墅蓦然看起来俨然一个绿色的大城堡。

午后的阳光虽然如火烤般炽烈，但8号楼前面的院子却在松枝的掩映之下，凉风习习，清爽宜人。几把藤椅放在石桌的四周，一盘西瓜摆在它的正中央，周恩来和邓颖超坐在藤椅上，像在等待什么客人的到来。

周恩来低头看表的过程中，一辆轿车带着风尘嘎的一声停在了院墙门外，车上下来两男一女，走在前面的是一名白皮肤的外国人。

“哈啰，斯诺先生，一年多之后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周恩来和邓颖超迎上前去同斯诺热情地拥抱起来。

他们已经是老朋友了。1936年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时，他们进行过多次坦诚交谈，斯诺的《西行漫记》，让西方世界第一次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知道了中国红军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斯诺是两天前来到武汉的。第三天，他便急不可待地来看望老朋友，并想得到老朋友的帮助，以为正在展开着的武汉会战尽一份力量。

跟在斯诺后面的是汉口市市长吴国桢和他的夫人黄卓群女士。

吴国桢，字叔贤，湖北建始人，早年到南开中学读书，低周恩来几届，但两人志趣相投，互称兄弟。吴后来入清华读书，与闻一多同窗后又一同留学美国，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1928年，吴向时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的李宗仁提出改革湖北税制计划，鄂省税收短期内由20万元增至90万元。李宗仁很是高兴，任命他为汉口市财政局局长，吴从此踏上政界之途。几年之后，闻一多任武大文学院院长，吴在当官之余，还想谋个兼职教授当当，因为在时人的眼里，大学教授的地位似乎比官僚还要高些。但闻鄙其为人，不肯通融，吴的脸红了一阵，这也是他很少来武大的原因之所在。但今天他既是陪斯诺来的，也是来看望老学长的。他与周恩来虽然不时在各种会议上碰面，可他还是第一次上武大到周恩来的家里。

“欢迎市长和市长夫人光临！”周恩来与吴国桢握手之后，做出了一个请的姿势，邀请客人入座。

“你我离开南开将近20年啦，叔贤老弟学业有成，名满天下啊！”看到面前的这位国民党市长有几分不自在，周恩来打趣地说道。

“哪里，哪里！周副部长才是名满天下哩！”吴国桢连连摆手。

邓颖超沏了几杯云片茶，一股清香顿时在院子里飘漾开来。

自1928年来到中国之后，斯诺已习惯了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包括喝茶。浅浅地抿上一口之后，他不住地赞道：“好茶！好茶！”

斯诺咂嘴抿舌的样子，引得众人一阵欢笑。

笑过之后吴国桢转移话题对周恩来、邓颖超说道：“斯诺先生这次到听松庐来，除了拜望老朋友之外，附带还有一件事想得到你们的支持。”他把目光转向斯诺，示意斯诺自己讲出来。

斯诺直截了当地说：“是这样的，我和艾黎先生联合几位中国同志，准备在武汉开展工业合作社运动，组织几万个工业合作社，动员后方的人力物力，从事日用品和简单武器生产，供应军需民用，支持前线作战。”

周恩来听完，轻拍了一手石桌，说道：“好哇，这是个好计划，我赞同！”

斯诺又转向邓颖超，“到时候还需要邓委员的参与。”

“行，我定当鼎力相助！”邓颖超回答得很干脆。

“不过，我认为，你们首先要得到汉口市政府的支持，其次要广泛吸收爱国民主人士参加，他们在群众中有威信，有的还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抗战正需要人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周恩来补充道。

吴国桢连忙说道：“市府方面没问题。我已向庸之院长（孔祥熙，字庸之，行政院院长）报告了，他也非常支持，并且同意拨款500万作为该运动的基金。”

周恩来点了点头。

谈笑间时光易过。眼见太阳西垂，已近晚饭时间，邓颖超忙起身要为老朋友、老同学张罗一番，三人都说有事要走，遂作罢。

这之后，“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在吴国桢的帮助下于8月初在汉口初步成立，武汉沦陷后又于12月在重庆正式建成，邓颖超作为理事参与了这一运动。这一运动随后在大后方得到了迅速发展，它将大批工人、战区流亡难民和技术人员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组织起来，生产了大量的抗战急需物品，为抗日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武汉人民也始终没有忘记老朋友斯诺先生。1972年2月，斯诺在日内瓦的一个小山村里悄然离世之前，武汉治癌专家张锦坤、武汉儿童医院护士长卜秀莲、武汉同济医院麻醉师丁素琴等一直陪护在他的身边，给他送去了武汉人民的临终关怀。

吴国桢后来当过重庆市长，国民党中宣部部长，上海特别市市长。随蒋介石到台湾之后，他起初红过一段时间，任过台湾省政府主席，但不久即失宠，出走美国，并开始揭露蒋氏父子一党专制、特务横行、殆无“民主可言”等，台湾的报纸则斥之贪污腐败等，双方刀来剑去，隔海相骂，足有三月之久，史称“吴国桢事件”，吴国桢因此被永远开除了国民党的党籍。

此后，吴氏在美国潜心学术研究，讲学著文不辍。

1982年，其女婿俞益之自大陆返美，带回一张60多年前他在南开中学临毕业时，与学长周恩来的双人合影。睹物思故，联想珞珈山晤面时的笑谈，不胜感慨，乃赋诗云：“七十年事，今又目睹。约为兄弟，后来异主。龙腾虎变，风风雨雨。趋途虽殊，旨在匡辅。我志未酬，君化洒土。人生无常，泪断沙埔。”可见他此时的心境和对周恩来的感情，但他想回国看看的心愿终因身体原因至死都未实现。此是后话，不提。

这时候湖北省政府内还有三个“怪人”的逸事也不能不表。

1938年初，武昌中山路湖北省政府门口（今解放路），一位身着长袍的老者与一位身穿中山装的中年人正携手走下台阶，拱手作揖道别。

中年人道：“石厅长请留步，我回去稍做准备后即赴汤池，具体情况容后再告。”

老者挥了挥手，说：“陶先生走好，请代我向用威先生问好。办班如有什么困难，但告无妨。”

这是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石瑛与共产党员陶铸商议举办汤池训练班后的一幕场景。

原来，为实现持久抗战，加强后方经济建设，湖北省建设厅亟须培养一批农村合作事业人员。石瑛认为共产党人办事认真、律己奉公，便找老朋友董必武（字用威）商量，董必武遂推荐陶铸主持其事，于是就有了石、陶两人商谈后送别的情景。双方合作的结果便是举办了著名的汤池训练班，该班办了四期，为敌后各方输送了350多名农村工作人才。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杨某见石瑛与共产党人打得火热，私下劝他道：“你与共产党人这么近乎，会有麻烦的。”

石瑛有“石头”之称，向以廉洁刚毅闻名，他瞪着大眼，对杨某大声说道：“有什么麻烦？现在日本人步步进逼，亡国亡种已在眼前，我不与共产党人近乎，难道去与日本人合作？共产党难道比日本人还可怕？”

杨某自讨没趣，摇头而退，口里还喃喃自语道：“真是个怪人，我好心劝他，竟被他吼了一顿，划不来，划不来。”

要说石瑛之怪，岂止是上述一端？

石瑛是阳新人，中过举人，但为富国强兵计，自愿负笈西渡，到法国海军学校学习海军技术。因学校当局歧视中国留学生，不许他们听潜艇、水雷课，石瑛气愤不过，遂与同学向国华潜入资料室取走挂图跑到比利时一照相馆翻拍，被照相馆举发，二人遂被逐回国。此后，石瑛又两度赴英留学，获博士学位，其留学时间长达18年，回国时已是44岁的中年，这种情况为民国少有。此其二怪。

抗战爆发之前，石瑛出任南京市长。在这个寇盖云集、讲究权势的贵胄之地，他一上任就在报上登出《石瑛启事》，宣称拒绝推荐私人。蒋介石向来任人唯亲，为所欲为，以为石瑛不过做做样子，便在“启事”公布后不久要石瑛任命某人为财税局长，石瑛不予理睬，蒋来电再三催促。催逼不过，石瑛以挂印相辞，蒋见石瑛坚不为动，只得自找台阶，一笑置之。此“抗上”之举，又被时人目为一怪。

日本侵华前夕，汪精卫口口声声“中日提携”，石瑛时予痛斥。

有一天，日本新闻界的一行人访华，汪精卫打电话要石瑛率市府科长以上人员到机场迎接，石瑛回答说：“恐难照办，因为我已通知全体人员放假了。”放下电话，他果真通知市府人员放假回家休息一天。汪精卫明知石瑛与他作对，气得七窍生烟，却也无可奈何。

不过到了1938年7月，汪精卫终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他借湖北公路失修，贻误军机之事由，在国防最高会议上，提出罢免石瑛之职。蒋介石就汤下面，撤了石瑛，只给其留下个省府委员的空衔，而以石瑛的“石头”个性，竟也安然受之。外人实不明白，只能以“怪”称之。

1943年12月，石瑛在重庆逝世。当年在南京及《救国日报》上以骂人出名的龚大炮—龚德柏，立即在重庆《中央日报》上发表《我所知道的石瑛》一文以纪念。

龚文说：“我办报最爱骂人，被迫停刊两次。但我不仅不骂石瑛，而且还替他骂别人。这当然是我对石氏人格佩服所致。”

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也以骂人闻名，慈禧、光绪、袁世凯、蒋介石，包括共产党，他都骂过，但他对石瑛却推崇备至。石瑛死后，他送一挽联云：

抱建造现代国家之才，未能一试；

得留遗超人风节而逝，自足千秋。

可见怪人之怪，只是常人眼中之怪。

与石瑛的刚毅正直相比，严重之怪则在高洁苦行方面。

严重时任湖北省民政厅厅长，代陈诚行省主席之职。严重与陈诚的关系可以追溯到黄埔军校时期。

严重是湖北麻城人，早年在保定军官学校读书时，与邓演达互成莫逆。两人南下广东之后，邓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严任一、二、三期学员总队长，陈诚那时还只是教育副官。

北伐战争时，严任第21师师长，提拔陈诚为该师三团团长，后又擢升他任副师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的邓演达有电报给严重，嘱其率部反蒋。不料电报落在蒋的手里，蒋以电报示严，要严重表态，申明拥护蒋记政权，严重坚决拒绝，举陈诚以代，自己则跑到杭州天竺寺当和尚，不久又到庐山隐居。时人称之为“当今之严子陵，清高过于严子陵”。此为民国时期哄传一时之怪事。

严重在庐山，住太乙村，太乙村仅十来户人家，清幽恬静。如世外桃源，严重在这里砍柴，躬耕，劈竹引水，劳余读书自乐。1931年11月，蒋介石杀邓演达，严重获悉噩耗后，两天粒米未进，赶赴南京为邓料理后事，立嗣营葬，时人赞其义薄云天。蒋曾两次亲去太乙晤严，严避而不见；又遣陈诚访严，仍然不见。陈诚以“真怪人”目之。

“七七”事变之后，严重北上谒黄帝陵，特赴延安访问，与中共方面探讨抗日及时局问题，毛泽东与之晤谈甚欢，严归来后却很少与人语及。

严重是民族主义者，民族危难，他不能坐视，遂受邀下山。早在1928年桂系胡宗铎、陶钧统治湖北时，严重、石瑛、张难先等“叹苍生之业薄，伤道德之陵夷”，提出鄂人治鄂，希望于沧海横流之中，能守住一块净土，“实践三民主义”。于是三人在鄂府中严任民政厅长，石任建设厅长，张任财政厅长，选贤任能、打击不法，躬身践行、刚正不阿，时人有“三怪之治”一说，但胡、陶专横残暴，滥杀无辜，“三怪之治”，昙花一现，便作云散。

这次下山，严与石、张再次执政鄂府，严重仍任民政厅长兼保安处长，代行省主席一职，石仍任建设厅长，张任委员，湖北似乎又回到“三怪之治”时期。

严重之怪，首先在律己奉公近乎苛刻方面。按惯例，他有一笔“主席特别办公费”，但他从未动用，而是按月封仓存柜，结果到他卸任时，积存约有数千元之多。这在当时是一笔大数目，有人提议用这笔钱作为基金，办个“惠廉”书院（取“取伤廉，予伤惠”之义），请严主持讲学，又为严拒绝。结果按照严的意见，这笔钱被用作救济难民了。

严重自己生活朴素，穿则布衣布鞋，食则粗茶淡饭，少有荤腥。他患有严重的痔疮，有人劝他注意一下营养，他总是长叹着说：“大敌压境，人民流离失所，转死沟壑，我哪里忍心吃香喝辣的呢？”他曾通令全省，宴会以四菜一汤为准，违则撤职，但让他这位忠厚长者料想不到的是，他的不少属下阳奉阴违，甚至当面糊弄他。

有一次他到宣恩县视察，宣恩县长是严的好友、“三怪”之一石瑛的儿子石孝宽。严重对石孝宽说，你今天不用设宴招待我，只要有农家饭让我吃饱就行。严重是父执辈，又是顶头上司，石孝宽岂有不招待之理？但严重有话在先，他又不能不顾及，于是他将当地的山珍做成一桌精致的饭菜用农家大碗盛上，数量上也是四菜一汤。严重及随从吃得很满意，饭后坚持要自己付款，询问费用多少，石孝宽答复花费6元，严连说宣恩生活真便宜。实际呢？这桌饭菜花费了法币20多元。

石孝宽后来捂着嘴发笑，他没想到这个“怪人”竟是这样好蒙的。

严重之怪，还在他以衣貌取人方面。严重自己衣着简单，平素穿的是青布中山服，冬天只是在外面加套一件棉大衣而已。自己如此，他要求属下也应这样。

“穿着这么光鲜，像个革命的样子吗？”他对属下说。

属下中有人本是吃穿讲究惯了的，见民政厅长厌恶别人穿新衣，以衣论人，就跟他玩“二人转”：上班或面见他时穿破衣，家里没有就到百姓那里借衣穿；下班或平常时就绸缎西服地风光起来，而严重浑然不觉。

宜城县县长陈英才为人圆滑，深得为官之道，上上下下，网络密布，因而长期不倒。严重就任厅长之初，连连收到几封控告陈英才贪污的举报信。

以廉洁闻名的严重见不得这种肮脏卑劣的污吏，当即气得脸色铁青拍桌怒骂：“这还了得！倘是属实，定当法办！”

某日，严重一身布衣，带着三两名工作人员，直奔宜城而来。

殊不知，陈英才在省城的“关系”早将严重之行电话告知了他。

严重到来之日，陈英才收起平时穿着的皮鞋和进口呢质衣服，借用了一套警察穿的布鞋和青布制服，在县府大院里忙进忙出。

严重一看陈英才这身着装，私下对身边随从说：

“陈县长衣着如此朴素，我看不像是个贪官。”

手下人能说什么？这样，严重便雷声大雨点小地回到了武汉。

过不多久，陈英才私卖军粮被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查实，终于受到了惩处，严重摇头而叹，连说几声“想象不到”。

在用人方面，严重的言行也被时人视作一“怪”。

“抗战军兴阶段，地方官要选用能够守土的军人，不然，敌人来了，怎么作战？”他在省府会议上说。

结果，几乎一夜之间，湖北各县地方官都被换成了黄埔军校和“中央军校”出身的军人。如安陆县长王襄、松兹县长游石青为黄埔四期生；钟祥县长刘若虚、潜江县长刘牢一、崇阳县长郎维汉为“中央军校”六期生；沔阳县长王雨勤、汉川县长龚熏南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

按说，这些人是不应辜负严重的期望的，可事实上呢？游石青、刘若虚到任仅半年，就因贪污被撤职；王襄、刘牢一在敌寇入侵时，闻风弃城，受到荆沙警备司令王修身的通缉；王雨勤、龚熏南则对“独立”的128师王劲哉部队拱手奉送了本县的所有武装。

严重用人，地方观念特强。

他认为湖北的黄埔前期生掌兵权的太少，便向陈诚保荐10名湖北黄埔生出任师长一级职务，陈诚受过他的提拔，是他的老部下，他想陈诚是会买他账的，但此陈诚非彼陈诚，他现在是蒋介石眼前的大红人，严重在他眼里已不“重”了，所以对严重的推荐，他敷衍着用了两个人，其余则踢了回去。

这从陈诚对严重的称呼也可以看出其中的奥妙。

陈诚在黄埔军校及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以师长待严，初到湖北时，陈诚立足未稳，也还以师生相称；但一旦当上武汉卫戍司令之后，陈对严就以职务呼之；到武汉失陷之后，陈诚在重庆红得发紫，便对严称兄道弟了。

严重气得吹胡子瞪眼睛，但也仅此而已。

董必武是1937年9月来到武汉的。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这是他头一次回湖北。洗却一身的风尘，他第一个要见的人便是大革命时期他在湖北省党部工作时的老朋友张难先。

张难先，字义痴，湖北沔阳人，这时任湖北省府委员。

“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苍生吊哭声啊！”一见面，董必武念起了明清学者顾亭林的两句诗。“这次我从西安经潼关到武汉，沿途所见，满目疮痍，生灵涂炭，令人下泪呀！”他深有感触地对张难先说。

张难先长叹了一声，说道：“是啊！十年内战才休，倭敌入侵又亟，人民流离失所，国家支离破碎，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此正是我等忧心如焚的啊！”

董必武谈到了少时离家求学，寻求真理的事，这更触动了张难先那指点江山，拿云揽月的年少豪情：

“当初我与刘静庵、胡瑛等组织‘科学补习所’，旨在团结同志，反满革命，可结果呢？袁世凯窃国自立，辛亥革命中途夭折，我只得回家课徒授业，灌园卖菜为生，人称我为‘张疯子’，疯在哪儿呢？我想一是我讲课不论人多人少，刮风下雨，哪怕下刀子也照讲不误；一是我卖菜不二价，一年到头都是一个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他们不了解我啊！”

“及至民国十七年（1928年）义痴出任本省财政厅长，废厘金，撤关卡，统财税，微服私访，惩贪官，湖北政风为之一新，时人把我和立三（严重）、蘅青（石瑛）当作‘三怪之治’，怪就怪呗，只要无愧于心，无愧于民，无愧于桑梓，怪有什么不好？! ”

壮心未与年俱老！老朋友的这番推心之谈，让董必武也大受感动。

“义痴，用威这次回省，志在推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我出外多年，家乡情况多不熟悉，还望你多加转圜周旋啰。”

“没问题，只要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说。”张难先的回答就像他的个性一样利落爽快。

两位老友时而扼腕喟叹，时而会心大笑，从下午一直谈到掌灯时分。

自此以后，张难先走上了一条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

八路军办事处由南京迁来武汉时，为获得大石洋行作为办公地点（原日租界128街89号，现长春街57号），张难先曾出面找过汉口市市长吴国桢。

《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时，当时的湖北省主席何成浚（随县人）推三阻四，拖着不办，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写的条子也不起作用，张难先与中共代表团一起据理力争，终使这份国统区内中共唯一公开出版的报纸面市。

武汉失陷后不久，薛岳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驻湖南，湖北省府已迁恩施。某日，薛岳来电说：“贵省监利县长郑恒武确系共产分子，现监利全境赤化，希严加防范处理。”张难先接电后在省府例会上说：“监利县的自卫队与国军配合对日作战上有所表现，遂被怀疑为共产党，那么，照此推论，能抗日的是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抗日了。”

他与严重商量之后，复电薛岳：“盼其勿为流言所动。”事实上，郑恒武确非共产党人，但张难先的耿直无忌，足见他对共产党的态度了。

新中国成立后，张难先曾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直到1968年9月在北京病逝。

那么如何看待“三怪”一说呢？活了97岁、死在其他两怪之后的张难先说：“其实彼三人者，皆以守常见恶于世，世知守常太愚也，笑甚。太迂也，怜甚。可笑可怜之人，当然为世所怪，‘三怪’名词，于以成立，而不知彼三人实极端守常者也。”

这真是“三怪”的绝妙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