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国府主席捐出了祖传金鼎，青楼女子奉献了仅有的一点积蓄

1938年7月7日，清早，太阳才挂在树杈之上，武昌司门口一带已是热闹非凡，衣着各色的大人小孩，纷纷朝这里走来。一年前的这一天，卢沟桥枪声打响，全民族抗战爆发，这一天正是它周年的日子，应该有一场特别的活动来纪念这个特别的时刻。

是的，是有一场特别的活动来纪念这个特别的时刻，不过它既不是游行，也不是演出，而是一场有着特殊意义的献金运动。

由各党各派及国民政府各部门组成的武汉抗战建国周年纪念会，是这场活动的发起组织者，献金的目的旨在帮助抗日军属、伤残战士和救济难民。为方便群众献金，三镇设了六座献金台，武昌地区就设在司门口。

木板搭起的彩台上，一口大木箱放在正中，后面是两根竹竿支起的条幅，上书“爱国献金，无上光荣”。

九时整，当主持人宣布献金活动开始后，一个商人模样的中年人，拿着一张中央银行的一元钞票，上台投进了木箱，成了武昌献金的第一人。

一个瘦弱的卖蚕豆的小女孩，还没等那中年人下来就匆匆上台，然后有些羞涩地把攥在手心的一枚铜币放入了箱中，那是她今天早晨生意的所得，也是她今天早餐的全部，而她一声不响地献了出来，并且很快消失在万人攒动的人海之中！

小女孩的行为激起了人们献金的勇气和决心，献金台的旁边已排起了长长的等候的队伍，台下的掌声此起彼伏，一阵接着一阵。

轮到一位长者上台了。

他身穿一袭长袍，长髯飘飘，银灰色的头发一丝不乱，一副居士打扮。有认识他的人惊异地叫道：“这不是国府主席林森先生吗？”

林森明显听到了下面的议论，他微笑着对着下面示意了一下，然后走向木箱，将手中抱着的一尊足有20两的金鼎连同4枚金戒指轻轻放了进去。人群爆发出了海啸般的掌声，不知是谁喊了一句：“林主席，您讲几句吧！”众人立马齐声响应。

林森知道推辞不过，便往台前一站，朗声说道：

“各位同胞，国府已迁重庆，鄙人此次系特地赶来参加这项活动的。值此国难当头、大敌当前之际，我们每个人没有不爱国、不卫国的道理，不爱国就不是炎黄子孙，不卫国就要亡种灭族。我们今天举行献金活动，以支持作战的将士和后方流离失所的同胞，正是爱国、卫国的表现！”

“有些同胞了解我，我这人别无嗜好，公务之余便是吃斋念佛。但当今之时，向善之心难止杀戮之举，所以鄙人决定献出这尊金鼎，以表尺寸之心。鼎物虽是我的祖上所传，我的所爱，但我更爱我的祖国！我的同胞！”

“让我们的努力和信心能化作无坚不摧的洪流，最终带给侵略者以灭顶的打击！”

掌声、口号声中，人们自动让出一条便道，林森走下献金台，走向自己的座车，不断向大家挥手致意，司门口的献金活动达到了高潮。

与此同时，汉口中山路水塔献金台前，黄琪翔的夫人郭秀仪主持了献金活动，黄琪翔妇唱夫随，代表政治部同人献上了一张一万元的支票。跟着黄琪翔上台的有北平流亡而来的难民，有手捧储钱罐的儿童，卖苦力的车夫、挑夫，化缘的和尚……

就在大家熙熙攘攘，列队捐输时，一名大汉汗流满面地背着38把大刀靠近献金台边，一个“旱地拔葱”，跳上台来，身上的刀片互相磕碰，砰砰作响。大汉卸下刀片，转过身来，面向人群，用他那喇叭似的声音说道：

“父老乡亲们，我黄泽盛没有钱，也没有别的东西，今儿送上几把大刀，给兄弟们杀鬼子去吧！”

台下有人喊“好样的”，更多的人则唱起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高亢的歌声把人们的热情传到了大街小巷。

影星黎莉莉也来了。

这些天来，武汉的光明、世界、新市场、明星等影戏院正轮番上映《火中的上海》《热血忠魂》《抗战特辑》等影片，黎莉莉是《热血忠魂》的女主角，人们对她非常熟悉。

杏眼柳眉薄施粉黛的黎莉莉，一袭长发依肩而披，高挑的身材穿着一身素雅的淡装，如柳舞春风，清丽动人。她刚结婚不久，夫君是才子罗静予先生。

款款走上献金台后，只见她用力地将右手在左手上撸着什么，台下的人都不解地睁大了眼，嘈杂的场面一时安静了下来，连小孩子也停止了嬉闹，好奇地看着台上，就像看这位影星表演的电影。

慢慢地，她把手上的戒指撸了下来，仔细地端详了一会儿，又捧在脸庞上摩挲了一下，再依依不舍地放进木箱之中。

她把结婚戒指捐了出来！

“哗！”像一阵骤雨从天而降，人们给了黎莉莉最热烈的掌声！

翌日，献金台前更是人潮涌动，感人的故事还在继续。

在世界戏院前的献金台上，一位姑娘的举动赢得了许多人的同情之泪和敬佩的目光。

她叫筱红霞，原是法租界长清里磨子桥乐户老板彭汉卿的“本家”。

“乐户”是民国时期妓院的称呼；彭汉卿系洪帮“景阳山”大爷，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他手下有流氓打手40多人，还与警察、特务、宪兵、保长等称兄道弟，相互勾连，因而汉口一带，彭汉卿威势煊天，红道黑道，刑民诉讼，他往往三言两语就能摆平；小儿夜啼，一提彭氏大名，哭声辄止，因此彭氏又有“汉口张啸林”之名，时人以上海滩的大流氓比之。

红霞来自乡下，从小死了爹娘，被彭汉卿的老婆余氏抱养认作女儿，养大再作卖钱的工具，按照规矩，红霞就成了彭的“本家”，也就意味着她将来的所得全归彭汉卿所有。

长到16岁时，红霞出落成丰满可人的大姑娘，如泥中荷花，浑身发散出清香的气息。要是别的姑娘，红霞可能早就成了彭汉卿的猎物，因为进了他的堂子的姑娘，彭汉卿总要第一个“尝鲜”，但红霞一来是他收养，二来他也想卖个好价钱，所以开始的时候，彭汉卿不得不有点顾惜，只是催着红霞接客，哪知红霞一百个不答应。这下惹得彭汉卿火起，他一不做，二不休，便“干”了红霞，还为她起了个妓名筱红霞，逼她卖身。

红霞哭了三天三夜，但最终拗不过彭汉卿的打骂，只得做起了皮肉生意。

三个月后，日夜为彭汉卿赚钱的红霞患了杨梅疮，彭汉卿听说后轻蔑地一笑：“这种事，我们见多了，以毒攻毒就行！”

他叫打手把红霞绑在板床上，然后亲自将烧红的铁条刺入她的溃烂的阴部，将疮烧焦，再用剪刀一剪一剪地剪掉，抹上食盐，就算给红霞治疗。红霞疼得昏死过去，一天一夜不曾醒来。

还是一位好姐妹乘隙溜出魔窟，跑到报馆里控诉了彭汉卿的非人残暴。

全民族抗战时期，竟有和日本人一样残害自己同胞的地痞流氓，是可忍，孰不可忍？各大小报纸对此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对彭汉卿的残忍给予了猛烈的抨击；妇女抗敌会、国民参政会也对此事高度重视，听说宋美龄为此红颜大怒，厉声斥责了汉口市警察局腐败无能，警匪一家。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之下，彭汉卿以扰乱社会治安罪被处以死刑，筱红霞则在社会的关爱之下，活了过来，并到汉口救护队里当了一名护士，成了一名抗敌战士。

今天，她把工作以来积攒的工资共计10元零2角，全部奉献了出来！

由于前一阶段报纸连篇累牍的报道，她的照片每天都出现在报童的手上，武汉人几乎没有不知道她的，所以筱红霞一上台，人们一下子就认了出来。

“红霞，你还好吗？”不少人关切地问。

红霞朝台下深深地鞠躬之后，噙着泪水说道：

“谢谢大家！没有大家就没有我红霞。我现在一切都好，我一定好好工作，为报答大家，为保卫我们武汉尽最大的力量！”

红霞泪眼模糊地走进了人群，许多人一边揩拭着泪水一边目送她远去，直到她那身洁白的护士服渐渐消失在人流之中。

蒋介石、陈诚及国民政府军、政府各部门也在这两天参加献金运动。蒋介石派人送来了1.8万元，陈诚代表湖北省政府献了1万元，国民党中央党部捐了2.3万元。

这期间，国民党参政会第一次会议正在武汉召开，与会的参政员们，如黄炎培、史良、邹韬奋、张澜、陶行知等200多名中间党派人士也不输于人，做了奉献。

中共及“八办”方面是第三天来献金的。

这天天下着小雨，但冷雨浇灭不了人们心头的热情。

午后2时半，熙熙攘攘的人流、车流之中，一溜大卡车缓缓开到江汉关献金台前，车上载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全体成员，车厢横板上贴着的“中共献金团”几个红底黑字格外醒目。

人们主动让出通向献金台的路，中共献金团在王明的带领下逐次上台献金。

首先，王明代表中共中央献国币1000元，并附中共中央致武汉各界抗战建国周年纪念会信函一件，信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托驻汉代表团将党员六月份所缴党费项内拨出一千元以帮助抗战军人家属及受伤将士之用。”

周恩来跟着走了上去，他将其在军委会政治部所得的一个月薪资计240元投入了柜里。

再接着，秦邦宪（博古）代表毛泽东、王明、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7人，将他们7月份参政员的全部工资，献了出来。其后，“八办”20名工作人员依次走上献金台，捐出了他们7月份的工资。

李克农是最后上台的，他代表八路军司令员朱德捐出了全体将士节约下来的伙食费1000元。他还当众念了八路军致此次献金活动的公开信：“顷奉朱总司令自山西来电，嘱将八路军在‘七七’抗战建国周年纪念日素食所节省的全军菜费共一千元，代献作慰问抗战军人家属及救济被难同胞之用，因八路军已在敌人后方作战，故电由此地代献此金也。”

“中共献金台”的举动赢得了台上台下雷鸣似的掌声。

因公务在身，献金后王明、周恩来等人都匆匆离开了现场，众人将孟庆树留下来发表了讲话。

孟庆树是王明的夫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期间，孟庆树以貌美、能言吸引了不少的人，但因其肤黑，故有“黑美人”、“黑玫瑰”之称。王明个矮，善于表现，演讲亦有鼓动性，因而在众多的追求者中，王明终于摘到了这枝“黑玫瑰”。

今天的讲话，孟庆树虽是即兴为之，却依然不减莫斯科时的风采。

“各位同胞们，兄弟姐妹们，我们这些共产党员除积极参加各方面的抗战建国工作之外，亦愿意献出我们7月份的薪水，来慰劳前方将士及其家属，来救助受伤将士及被难同胞，来表示我们的尊敬和爱护！”

台下掌声雷动。孟庆树顿了顿，接着说道：

“同胞们，现在敌人正向武汉逼来，我们武汉的同胞，不仅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且要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保卫大武汉！”

又是风暴般的掌声！

理了理额下的刘海，孟庆树提高了声调：

“今天，只要国共更进一步地合作，只要我们更亲密地团结，我们就一定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我们就一定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台下如海啸般呼喊起来：“保卫大武汉！中国国民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国共合作万岁！”这一声声口号在江城上空久久回荡，成了那时中华民族的最强音！

几天下来，参加献金的各界民众达百万人次，捐献金额达百万元以上。当时的统计是：法币40余万元，金银器1156件，物品774件，各类外币、外钞、铜元、铜钱及支票共计50余万元。

为用好这笔捐款，国民政府成立了以陈诚、郭沫若为首的“武汉各界慰劳前方将士总委员会”，利用“七七”献金所得统筹开展了系列慰劳活动。他们针对前方缺医少药的情况，派人赴香港采购一大批药材，并专门订购了10辆卡车，将这些药品送到全国12个战区；他们又购置了30万个慰问袋，分送第五、第九战区的将士，激励他们英勇杀敌；他们还发起了“抢救儿童运动”，将三镇保育院9000名难童安全转移到了大后方。

郭沫若是这场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他在《洪波曲》中高度评价了献金运动，认为“这是一次出于自发性的极其盛大的民意表现！”

《新华日报》也发表社论说，这场活动“其热烈情形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空前，恐怕在世界上也少有。”“它是中国兴亡的重大测验！测验的结果是，中国不会亡！中国一定会复兴！”

确实，有如此强大的民心支持，中华民族怎么会败在那个蕞尔小国的手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