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一

在中国古代体育史上，“棋牌博弈”是一个项目的集合概念，具体言之如下。

弈，先秦时为博戏与围棋的混同称谓。《孟子》卷一一《告子章句上》：“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东汉赵岐注之云：“弈，博也，或曰围棋。”入汉以后，弈多指围棋。《方言》卷五：“围棋谓之弈。自关而东齐鲁之间皆谓之弈。”东汉许慎《说文》三上：“弈，围棋也。”此后，弈指围棋，为历代习用。棋，在古代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词，一指博与弈的棋子。《后汉书·张衡传》：“弈秋以棋局取誉。”李贤注：“弈，围局也，棋即所执之子。”清代汪荣宝引《系传》云：“棋者，方正之名也。古通谓博弈之子为棋。”二指“博棋”与“弈棋”两种游戏。汪荣宝云：“有博棋，有弈棋。博、弈异法，而所用之子通有棋名。”句中“博棋”与“弈棋”虽可释为“博棋子”与“弈棋子”，也说明有“异法”的博与弈两种游戏的客观存在。三也指游戏，为博戏与棋戏所共用，如围棋、象棋、宫棋等称棋，是为棋戏之棋，而四维棋、儒棋、龟背棋（戏）也称棋，则为博戏之棋，另有弹棋，虽不用掷骰而不属博戏，无运棋走子而不属棋戏，但依据古人将其归于博戏之列的连类实际，故而也将其归入博类。

棋与博相对而言，作为文体项目的一类，是所有不用投骰掷采，使用局面，运棋走子以角智争胜项目的统称，以不“悬于投”“精于思”为其特点。然而，古文献中的“棋”，亦非棋类总称，很多情况下都是指围棋。

博，是一种掷采行棋角胜的游戏，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机遇与概率获胜的项目。东汉班固《弈旨》谓：“夫博悬于投，不专在行。”唐代成玄英说：“投骰为博，不投骰为棋。”一千多年后，清代学者焦循也依然认为：“弈但行棋，博以掷采而后行棋。后人不行棋而专掷采，遂称掷采为博，博与弈益远矣。”但也有在更大范围内使用“博”的，如宋人洪遵在《谱双序》中，便将本应分属棋与博两类的项目——弈棋、象戏、双陆、打马、叶子诸项目，一起归并于“博”中论述，并不以其“视明琼为标的，非图谍折无以得仿佛”的特点为意。李清照也同样棋博混用，统称各种游戏为“博”，只是将其做了“大小象戏”“弈棊”“彩选”“打马”的项目区分而已。但是，李清照对博戏“悬于投”的特点持有异议，认为“夫博者，无他，争先术耳，故专者能之”。显然，她对于赌博主要依赖于运气的习惯看法并不认同，她更相信游戏需要才智和技巧。

牌，作为文体项目的一类，因用“牌”作为戏具而被冠之以“牌”之名。戏具之牌多是用竹、木、纸、骨等小片块制成，以牌面符号——牌面上不同的文字、数字、图案、形状、颜色等，以标示牌张的不同类属、司职、威力等。

棋牌博弈成为一个项目群体，在于自身内在原因：博与弈在源流上的相通，形制上的近似，许多项目似棋非棋，似博非博，混杂难分。博与弈因“其局同用扳平承于下”，“以其同行于枰”，因而“兼谓之棋”。这样，博与弈遂在“棋”的名下得到了统一，有了“博棋”和“弈棋”的称谓。

就当代游戏归类原则而言，我国古代的棋牌博弈项目群，都统属图版游戏（Board Game），但是由于中国棋牌博弈诸项有着自身的历史传统，有着不同的个体特点，因此本着项目的类别历史实际进行分类、介绍。

二

棋牌博弈项目群是经历了诸项目各自产生、发展和相互交流、吸收的过程，才逐渐形成的。

早在先秦时代，博与弈就已经出现，它们是中国棋牌博弈项目群中最先见诸于古代典籍的两项。但二者产生孰先孰后，却并无确凿的材料可证。现有资料表明，最迟在春秋末期，博与弈就已经并行于世。孔子说“不有博弈者乎”，只不过在当时，博项目大行其道，而弈棋的流行范围要相对狭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东汉才有所改变。

从秦汉直至魏晋南北朝，博戏经历了六博的衰落和樗蒲的兴起。也是在这一时期，19道线围棋局盘成为定制，这是这一时期棋戏的重要成果之一。

唐宋两代是棋牌博弈史上极为重要的阶段。一方面，博戏发生了几个重要的变化：1．樗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双陆、打马代之而起。2．在经历过六博、樗蒲的投掷器具演进之后，六面正方体骰子在唐代最终形成。由此产生的结果：一是从骰子掷投方式中逐渐演化出一支单纯的赌博项目，新的赌博项目形式不再用色谱，单纯以掷骰定输赢；二是以骰子为活动主体的纯骰戏诞生，其中的除红谱、兼三图、醉绿图在明代就已经影响极大，另有状元筹、抢元等项目则一直留存至今；三是彩选于唐时登场，入宋之后更演变出多种形态，其中有些项目仍见于今天的娱乐生活中；四是在骰子的基础上诞生了骨牌，这是未来一系列牌戏项目的起点，也是麻将的构成要素。3．唐代突现的叶子戏成为博戏中的新成员，在经历了酒令、酒赌两用阶段之后，进而成为新的牌种，并以“纸牌”之名与骨牌并存于世。

另一方面，中国棋戏也在与博戏同步发展。象棋的产生和定型，使棋戏家族中从此多出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棋类项目。

与博戏、棋戏的巨变相伴随，棋牌博弈项目群的地位也有了相应提升，即是有了自己的“门目”，并因而已经自成一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二三《杂家类七》有案云：“古人质朴，不涉杂事，其著为书者，至射法、剑道、手搏、蹴踘止矣。至《隋志》而欹器图犹附小说，象经、棋势犹附兵家，不能自为门目也。宋以后则一切赏心娱目之具，无不勒有成编，图籍于是始众焉。今于其专明一事一物者，皆别为谱录。其杂陈众品者，自《洞天清录》以下，并类聚于此门。盖既为古所未有之书，不得不立古所未有之例矣。”于是在宋以后的“一切赏心娱目之具”中，棋牌博弈项目已不再如同过去象经、棋势附于他者，而是大量地独立出现，其书谱的纷纷问世便足以证明这一趋势。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棋牌博弈项目的成熟和收官阶段。在这一时期，棋戏和博戏仍然在两个方面有突出变化。

一方面，棋戏形成了以围棋和象棋为两大支柱的格局。围棋在经过明代的前期酝酿之后，在明清之交，开始突破全局性的研究局限而深入到官子等方面的探讨。继而在清中期，进入了中国古代座子围棋的巅峰时代——最高水平的四大名家相继登台，代表了这一时期座子围棋研究的最高水准的围棋著作相继问世。但在清末，在20世纪最初的10余年间，在与日本围棋的交流中，座子制围棋形制已显落后，于是开始了废座子的改制。象棋继在宋元形成期之后，于明代经历了斗炮时代和马炮争雄两个阶段，并在象棋史上留下了《橘中秘》《梅花谱》《竹香斋象戏谱》等著名象棋书谱。但是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仍然处于“弈贵象贱”的不公平的境遇之中。

另一方面，从明代末期的马吊演化出了最初的纸牌，入清以来的多种30张纸牌戏不断演化，同时又吸取了与之并存的骨牌戏的不少特点，尤其是外在形态，从而最终导致麻将的诞生。

至此，棋牌博弈项目群有了以围棋、象棋、麻将为支柱的框架。

三

棋牌博弈项目群深受中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古往今来，在分析棋牌博弈项目时，对于项目的外在形态和内在构成原理，研究者多半借助周易、太极图、阴阳五行、八卦、河图洛书、天干地支等直观、形象、感性的象数符号、图示来加以说明。依据这种说明方式，六博之设，“则天地之运动，法阴阳之消息，表人事之穷达，穷变化之机微”；围棋之制，“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黑白，阴阳分也；骈罗散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四维之局，“尽盈尺之局，拟象乎两仪。立太极之正统，班五常之列位”；象戏之形，“局取诸乾”“坤以为舆”，这类说法，俯首皆是，所有这些都紧密联系着两仪、四象、阴阳、八卦等概念，但归根结底都是把项目特征同象数联系在一起。我国当代一些学者也沿袭了这种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方式明显区别于西方体育娱乐的理论色彩，赋予了棋牌博弈项目以突出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征。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赞誉，他在评价象戏时写道：象棋“当然是一种迷信，可是看来在当时它必定是一种辉煌的发明，得到有些相当于现今给予精巧的计算机那样的尊敬。”

然而，“以八卦等一系列符号指谓象征现实的形象，是对现实事物的一种符号象征式的模拟。然而它被以后形形色色的理论家们当做一种先于事物的‘理’来对待和引用，所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逯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换言之，中国古代文化的诸领域都可以比附易说以张赤帜。当一种新的事物和理论出现时，人们总是迫不及待地用《易》象进行运演、比附，从古老的经典中寻求圣人对某些类似现象的解释，把它硬塞入某种‘象’的框子中去。”也许，继续追寻隐藏于“象”之背面的项目生成的真实动因，是未来研究者的任务之一。

四

在棋牌博弈领域，长期以来中国与域外项目的相互流动现象都在发生，借助这些相互流动，中国古代棋牌博弈既扩大了域外影响，同时也因向外吸取养料而丰富了自己。

围棋从5世纪起就已经传往朝鲜，并通过朝鲜传向日本，此后又传向越南、印尼以及菲律宾等国家，郑和到达东南亚时，发现围棋在当地已经十分流行。

象棋传入朝鲜，只是小变其制，将帅棋子置于花心。定型后的近代中国象棋，日本称之为“金鹏”，这是受明代《金鹏谱》的影响，说明明代的《金鹏谱》也传入了日本。

日本接受中国项目较多，受佛门所禁的八道行成、司马光的“七国象戏”、晁补之的“大象棋”也都传入了日本。

17世纪末，英国学者托马斯·海德的《东方局戏》问世，其中载有围棋、象棋、彩选等棋戏和博戏形制，表明在此时中国古代的棋牌博弈活动就已经为部分欧洲人所接触。

中国的棋牌博弈项目群在向外输出的同时，也不断吸取外来的同类项目，并使之本土化，这也是中国棋牌博弈项目群得以丰富、发展的原因之一。

虽然有专家认为双陆、樗蒲是本土游戏，但也有相当多的研究者证明，它们有着域外根源，只是进入中国后经本土化才融入中国游戏之中，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依照佛经的记载，“翻象斗马”的波罗塞戏也传入了中国。

20世纪初，根源于中国围棋的日本围棋开始向中国反向流动，受其冲击，中国围棋着手改制。这一次反向流动在交流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它表明问题并不仅仅是项目的传出或传入，而是派生性项目能够对原生性项目产生多大的影响。

五

棋牌博弈项目群具有复杂的多重功能和价值。

1．棋牌博弈项目群中绝大多数项目都具有消遣娱乐的功能。祖龙氏的《百变象棋谱引》记载：“或以消永昼，以散沉闷，宾客相娱，意趣顿生，逸人隐士，籍此陶情，夫棋之为技小数也，与琴书并称。”《蕉窗逸品·象戏新谱序》也云：“象戏虽小道，而遣日寄兴，亦游艺之具也。”《百局象棋谱序》也做了同样的说明：“为草野蓬窗之戏，籍以消永昼而解愁烦，亦饱食用心之一助也。”

博戏虽然涉赌，但是其消遣娱乐价值也同样受人重视。宋人洪遵在《谱双序》中对双陆的消遣定位最具代表性：“大抵人之从事百役，劳惫湫底，不可以大，必务游息，以澄神渫气，故取诸博。博之名号不同，其志于戏一也。”王逸注《楚辞·招魂》：“言宴乐既毕，乃设六博。”说明六博常作为宴饮之后的一种娱乐消遣活动实施。韩愈的《示儿》也有近于相同的记载：“酒食罢无为，棋槊以相娱。”

酒令是中国古代宴饮时用以助兴的娱乐活动，陆博、樗蒲、骨牌、叶子、麻将都曾充当过酒令的戏具。这就是说，宴饮酒令是不少棋牌博弈项目的特定用场。

2．棋牌博弈项目群具有教育和培养功能。“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的传说，虽然不能充做围棋起源的证据，但却也反映出古代社会从教育角度对围棋价值的判断和认定。入唐以后，随着社会生活的安定，人们更进而在风雅文化中为之特辟一隅之地，至此围棋成为文人骚客（包括一些名门闺秀）修身必行的“琴棋书画”功课之一。”

博戏也具有同样的价值，其中彩选即可为一例。南宋沈作喆云：“赵明远《彩选》虽戏事，亦可以广见闻。”刘原父认为《汉官仪》“可以温故，使后生识汉家宪令，有益学者”（《寓简》卷七）。

但是，棋牌博弈项目本质上毕竟是一种娱乐活动，不能过度偏重于教育目的而忽视其娱乐功能，否则便会因缺乏趣味而被人们抛弃，儒棋、弹棋（甚至还有并非棋牌博弈类项目的射礼、投壶、人舞等）的消失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基于这一原因。

3．有的棋牌博弈项目被用于占卜。事实上，六博戏的生成本身就同博局有着直接关联，而樗蒲有神之说也为古人所信仰。晋末慕容宝在长安三次掷得“卢”彩，南北朝时王思政玩命一掷成“卢”，以及北宋末年靖康之变期间韦妃以象棋卜国运等，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棋牌博弈项目占卜的有名实例。

4．棋牌博弈活动的广泛开展也促成了“棋牌博弈文化”的形成。我国古代，爱好棋戏、博戏的人中，不乏文学家、诗人、学者、画家等文化人，他们既善诗文绘画，又精棋牌之技，于是留下了大量关于棋牌博弈的诗词歌赋和美术作品。这些作品是文化艺术领域中的一个独特组成部分。而且，诗还直接与牌戏结合而成诗牌，如明人王良枢，近人萨克达·成敦、法伟堂、五指山人等的诗牌；绘画也直接与牌戏结合而成牌具，如陈洪绶、任熊等著名画家所绘制的酒牌，从而产生出诗画艺术和牌戏活动交汇而成的精品。

樗蒲花纹样、琴棋书画锦相继出现于织锦之上，说明棋牌博弈已经是社会生活中新的内容。

5．棋牌博弈项目群的涉赌问题。虽然赌有多种方式，赛马、斗蟋蟀都可行赌，但采用棋牌行赌则最为常见，因而由赌造成的危害是棋牌博弈项目群最突出的问题。

六博、樗蒲是有名的赌具，甚至后来成为赌博的代名词。连围棋、象棋也涉赌，有“为赌金钱争路数”之说。因此，棋牌博弈项目涉赌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曾是历代的一个社会问题，因而除单人骨牌戏之外，绝大多数的牌戏都被禁止。近年有人对麻将的涉赌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麻将本身并不能危害人类，明智之士既不必因噎废食，禁绝麻将，更不能误人误已，以麻将为赌具去坑害他人，而是应该恢复其类似酒令那样的美化人类生活的功能，把它作为淬砺人们智力、能力的高尚娱乐。对待麻将涉赌问题的这一态度，是较为理性的、成熟的，这同样也应当是对待其他棋牌博弈项目涉赌问题的态度。

六

最后，关于本志的撰写还需再做一点补充说明。

本志是以中国古代棋牌博弈项目群为研究对象的专志。这里使用的“古代”，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首先是时间含义，它指项目群产生、形成、发展于古代社会之中，受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因而与时代政治存在着密切关联，并因此同所有体育项目一样，属于它被孕育和制约的那一时代——古代。这样，从中国具体情况而言，古代棋牌博弈项目群的撰写应当是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其下限。棋牌博弈项目群中绝大部分项目的确是以此为界限入选的。

其次是形态含义，这是指棋牌博弈项目群因对社会的制约因素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而得以保持其古代形态特征，并存在着独自的发展、演进历程，即是说虽受制于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的影响，而被打上时代烙印，但同时这些项目的形制、技术、战术等都有着自身发展、演进规律，因而并不完全受“古代”社会条件所制约。这样，在棋牌博弈项目群中，就必然会有项目超越“古代”时限而进入近代。围棋与麻将正是这样的项目：前者作为座子制围棋，最迟成于东汉，终于清末民初；后者植根于宋代之骨牌和明代之马吊，直到清末民初才有成形的形制出现。作为古代下线的1840年和这一年爆发的鸦片战争，虽然将中国历史一分两段，但对围棋与麻将的演进并未起过实质性的作用。因此不能人为地以时间尺度对其加以硬性裁剪，致使其古代形制不能完整地呈现。这也是本书对内容的又一取舍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