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只是一段有着讽刺意味的题外话，吉本以此调侃自己曾就读的大学没教给自己什么知识。相比之下，法国作家查理·勒努维耶则更有抱负。他的著作《架空历史：历史的乌托邦》（恰好在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面世100年后出版）完全是一部“关于欧洲文明并未出现却极可能产生的发展的虚构历史作品”。勒努维耶称自己“好比是研究历史的斯维登堡[1]——一个总是幻想过去的空想家”，并且还称自己的作品是“事实与想象的混合物”。《架空历史》作为一位17世纪反决定论者的自白书，被后人不断地传承与补充，书中主要的反事实假设与吉本如出一辙。由于马可·奥勒留统治末期历史发展的微妙变化，基督教没能在西方确立地位，而只是在东方扎下了根。西方世界因此又延续了1000年的古典文明。当基督教最终进入西方时，它仅仅是世俗欧洲所包容的众多宗教之一。可以想见，勒努维耶如此的开明让这本书给了教权主义重重的一击。
1907年，也就是《架空历史》第二版面世6年以后，爱德华时代一位文采斐然的历史学家G·M·特里维廉（应《威斯敏斯特报》编辑的建议）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假如拿破仑在滑铁卢一役中获胜”。和吉本一样，特里维廉对过去的另类假设让人更感到沮丧而非鼓舞。拿破仑获胜后，征服了欧洲，英国由此又走上了“专政与愚民主义的老路”。拜伦领导的革命被残酷镇压，一群年轻的激进分子被驱赶至南美洲潘帕斯草原，在那里为自由而战。拿破仑这位“旧制度与民主自由的敌人”最终在1836年死去。总之，没有滑铁卢战役便没有辉格党的历史。
尽管特里维廉有这样的尝试，许多严肃的历史学家还是不愿意在这种研究方式上下工夫。25年后，当J·C·斯夸尔汇编类似的反事实文章时，撰稿的11位作者也多是小说家和新闻记者。斯夸尔的《假如事情并没这样发生》完全是一副自我贬低的基调，连副标题都是“堕入想象的历史”。斯夸尔在一开始就承认，作者们并非是“在同样的现实基础上写作，他们中有些人在文中融进了更多具有讽刺意味的臆测”；他们的有些想象让他想起了约翰逊的话：“一个人不必在墓志铭中发誓。”不幸的是，斯夸尔所写的导言自身就像是这本书的“墓志铭”。反事实历史“没什么用处，也没人想知道”，他最后的结论听上去充满了挫败感。也难怪这本书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
斯夸尔的书是否让一代人不再相信反事实历史的概念了呢？对于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历史学家将反事实假设看成仅供消遣的游戏，书中个别文章也确实给出了一些解释。例如菲利普·圭达拉在《假如摩尔人在西班牙赢得胜利》中反事实地假设了1491年西班牙在兰哈龙战败，此后格拉纳达这个伊斯兰王国在阿拉伯人领导的文艺复兴中成为中心，并在18世纪发展为一个帝国。（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迪斯雷利最后成了格拉纳达的重臣。）G·K·切斯特顿的想象也很怪诞：“假如奥地利的唐·约翰（西班牙腓力二世的异母兄弟）娶了苏格兰的玛丽女王会有怎样的历史？”这成了一则反宗教改革的传奇。这对王室夫妇携手合力让加尔文教在苏格兰销声匿迹，随后两人继承了英国王位，宗教改革也因此变得遥遥无期。H·A·L·费希尔在《假如拿破仑逃往美洲》一文中想象的是波拿巴横渡大西洋，会同玻利瓦尔的军队从天主教会和君主制度中解救了拉丁美洲（而不是一味地想要成为柏勒洛丰[2]）。哈罗德·尼科尔森的《假如拜伦成为希腊国王》的想象则更离谱。拜伦于1824年因染热病死于米索朗基，但这篇文章却让拜伦死里逃生，最后还变成了怕老婆、日益昏庸的希腊国王——乔治一世（1830～1854），读来很是别扭。（比如，在尼科尔森的笔下，拜伦最不朽的功绩是“弄走雅典卫城顶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在原地仿造了一所纽斯塔德修道院”。）米尔顿·瓦尔德曼的《假如布思没能击中林肯》相比之下要严肃一些。他把林肯刻画成一个性情古怪、“受挫的独裁者”。林肯让南北方达成了彼此宽容的和平，但双方都不满意，他因此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整日在议会上与复仇心切的同党不断争论。1867年，在为最后一场注定失败的竞选耗尽心力之后，林肯终于任期届满。至于斯夸尔自己的文章《假如1930年的人们发现培根的确曾是莎士比亚作品的代笔人》，几乎可以成为当时《笨拙》[3]杂志的亮点（但这个杂志很可能更天马行空地反过来设想莎士比亚是培根的代笔人）。罗纳德·诺克斯颇具讽刺意味地设想了“1930年6月31日”当天的《泰晤士报》，大意是把一场胜利大罢工的日期填迟了。
公平地说，并不是一切假设都毫无历史价值。安德烈·莫鲁瓦的假设很有真实感，他设想了由杜尔哥领导的一场财政改革获得了成功，法国大革命因此未能爆发。在这场财政改革中，王室表现出了巨大的决心，1774年议会决定性的失败与巴黎警察局的改革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丘吉尔提出了一个有关美国内战中南部获胜的有趣问题，他假设的是南军赢得了葛底斯堡战役。埃米尔·路德维希在文中提出的假设在当时很流行：如果德国皇帝腓特烈三世不是死于1888年（即位99天后），德国政治此后也许能更自由化地发展。不过，假设性文章写得再好，我们也能明显地察觉作者所体现的政治立场或宗教倾向。就这点来说，作者更多地是想告诉读者，自己所处的20世纪30年代的人们怎样看待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不是去考虑19世纪当时可能的选择。因此，莫鲁瓦想象了法国永远处于英美的联合庇护（英国已在北美独立战争中获胜），丘吉尔也同样鼓吹大西洋两岸进行联合（英国最终让美国南北达成和解），路德维希为英德联盟计划的流产唱起了古老的德国自由主义挽歌（在他的想象里，国王腓特烈的在位时间延长了许多）。换句话说，这些作者并不是完全漠视后世人的感知来讨论历史事件的，而总是以在当代颇受关注的问题为出发点：怎样才能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归根到底，这些讨论都成了作者对往事天马行空的想象。有趣的是，只有伊莱尔·贝洛克反事实地想象了比既有历史更坏的结果。他和莫鲁瓦一样抹掉了法国大革命，但在他的假设中，作为强国的法国国力衰退更为迅速，神圣罗马帝国也由此发展成为欧洲联盟，范围“从波罗的海到西西里，从柯尼斯堡到奥斯坦德”。因此当1914年与这个更强大的德国交战时，英国落败，最终沦为“欧洲联邦的一个省”。
另一部反事实论文集《假如我曾……》也有同样的缺点。其中有两位作者“绕开”了美国独立战争（一位假设自己是英国首相谢尔本，另一位假设自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有一位（假设自己是胡亚雷斯）在1867年赦免了墨西哥马克西米连皇帝，从而避免了墨西哥内战，还有一位（假设自己是梯也尔）则阻止了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欧文·达德利·爱德华兹想象自己是格拉德斯通，通过土地改革而非地方自治解决了爱尔兰问题；哈罗德·沙克曼笔下的克伦斯基对科尔尼洛夫的态度更为谨慎，因此避免了布尔什维克的突然袭击。路易斯·艾伦则化身东条英机，他没有攻打珍珠港，而是攻打英国、荷兰这两个帝国，日本也因此赢得了战争——不管是对美国人还是对日本人，这个想法都是很有吸引力的。除此之外，罗杰·摩根笔下的阿登纳在1952年重新统一了德国，菲利普·温莎笔下的杜布切克让布拉格的春天免于战火的摧残，哈罗德·布莱克莫尔笔下的阿连德维系了智利的民主。以上这些假设在很多人看来很明显是事后诸葛的表现。每种假设的论证主要都是事后的推导，并没有考虑到在当时的背景下历史人物能够采取哪些选择。
斯夸尔与斯诺曼这两部文集共有的另一个弱点，是不少文章都认为单一且微妙的变化通常能导致极为重大的结果，并以此作为立论前提。我们虽然在逻辑上无法反驳这个前提，但我们必须意识到，由某处细节的改变得出结论并认为它直接导致了某个重大事件的发生，这个推导太过简单化。“克丽奥佩特拉的鼻子”（最初版本是“帕斯卡的鼻子”）理论正是此类还原推导中最为臭名昭著的：安东尼对她那大鼻子的迷恋左右着罗马的命运。把理查德三世的失败归咎于丢失了一颗钉子也是这类推论之一：
丢了一颗铁钉，坏了一个铁蹄；
坏了一个铁蹄，折了一匹战马；
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名骑士；
伤了一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
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
吉本也基于同样的逻辑认为，14世纪奥斯曼帝国苏丹巴耶赛特是因为痛风发作而没能占领罗马；美国南部顽固派在内战中落败是因为北部联邦的将军麦克莱伦偶然发现了李将军的第191号特别令。也是基于这种逻辑，丘吉尔认为1920年希腊国王被猴子咬伤受感染身亡导致了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一场庞大战争。这种还原论的解释可以引发反事实的假设（比如，没被猴子咬伤就不会发生战争），斯夸尔书中很多反事实假设便是由这种解释推导出来的：路易十六的优柔寡断促发了法国大革命，腓特烈三世的早逝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等。斯诺曼的文集也建立在以下假设的基础上：一些大人物的错误决策导致了美洲殖民地的脱离与独立、普法战争的爆发、布尔什维克革命等重大事件。和前文讨论过的还原论解释一样，这些假设有时也不无道理，但我们除了提出假设之外，还应该对之进行论证，否则解释会失去可信度，作为假设基础的反事实结果也很难站住脚。
此外，反事实假设还涉及一个问题——幽默效果。斯夸尔书中的文章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轻松有趣的风格。但越是如此，可信度就越低。大多数的还原论解释都可以通过阐述方式的改变而变得更有说服力。“如果安东尼没有拖延离开埃及的时间，他也许就能战胜恺撒。”“如果理查德三世在博斯沃思一役中获胜，约克王朝的统治或许会得以稳固。”“如果巴耶赛特从匈牙利凯旋之后选择了进攻意大利，他或许就能攻克罗马。”“要不是识破了李的意图，北部联邦完全不可能赢得安提塔姆战役。”“如果希腊国王没有死，希腊与土耳其也许不会交战。”以上叙述方式或许听上去不那么有趣，但可信度随之提高了。类似地，下面的说法也是有其意义的：如果大罢工取得成功，工党政府的执政时间也许会更长，也许还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个反事实假设只是因为出现在对《泰晤士报》的滑稽模仿里才显得不可信。
不过，斯夸尔的书至少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确立了反事实类文章的写作风格——“想象者的游戏”。人们可以借这种“游戏”异想天开或进行还原论的解释——总之，是一种高阶的幽默。伯特兰·罗素在《自由与组织》（1934）中就带着调侃的口吻：
如果亨利八世没有爱上安妮·博林，那就不会产生现在的美国，这听上去颇为合理（原文如此）。因为正是这场爱恋使得英国与罗马教廷决裂，不承认其将美洲赐予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做法。而如果英国保持天主教国家的性质，美国很可能到现在都还是西属美洲的一部分。
还是以这种诙谐的笔调，罗素“不那么严肃”地提出了“对工业革命缘起的另一种解释”：
工业制度缘自现代科学的发展，现代科学的发展缘自伽利略，伽利略的出现缘自哥白尼，哥白尼的出现缘自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产生缘自君士坦丁堡的沦陷，君士坦丁堡的沦陷缘自土耳其人的移民，土耳其人的移民则归因于中亚的干燥气候。因此，要找到历史事件的根本起因，还得去研究水文地理学。
约翰·梅里曼于1984年出版的文集《就因为少了匹马》继承了这样的行文传统。书中包括了三个有关美国的猜想：假如波卡洪塔斯没有救出约翰·史密斯船长？假如伏尔泰在1753年移居美国？假如哈钦森总督的女儿成功说服他不要派回达特茅斯号（正是这个事件加速了波士顿倾茶事件的发生）？还包括两个有关法国的话题：假如路易十六一行成功地从瓦伦逃脱？假如波旁家族的统治路线在1820年得以持续？另一个话题是关于英国的：假如威廉三世在海战中败给了詹姆斯二世？总体上看，这些都好比是茶余饭后闲聊的历史。全书在一开篇就确定了基调，即假想如果菲德尔·卡斯特罗与纽约巨人队签下一份棒球比赛的合约会发生什么。彼得·盖伊的荒诞之作也承续了这种风格，向读者暗示如果精神分析法的创始者不是犹太人，人们会更严肃认真地对待它。只有康拉德·拉塞尔关于1688年的文章《天主教之风》，才称得上有真正的历史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