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斯特顿曾经在斯夸尔的文集中异想天开地提出：如果海上风向有利于詹姆斯二世而非威廉三世的舰队，英国宗教改革是否就因此不会发生？拉塞尔又重拾了这个问题。其实休·特雷弗-罗珀就曾提到过类似的话题。当时他曾对17世纪40年代和80年代斯图亚特王朝失败的必然性表示质疑。“如果是一个（比查理一世或詹姆斯二世）更明智的国王，是否就能像欧洲许多国家那样维系或重建英国的君主专政制？”罗珀写道，如果查理“在位时间再多几年”，议会里那些反对他的人也会因为年老力衰而不战自败。如果詹姆斯“像他兄弟那样把政治置于宗教之上”，“斯图亚特的复辟”也许会“稳当得多”：“此后，英格兰辉格党的显贵们难道就不会像法国胡格诺派那样转而崇拜升起的太阳吗？”约翰·文森特则更进一步，把勒努维耶想象的异教欧洲史与英国成为天主教国家的假设结合到了一起。他选择的起点比特雷弗-罗珀更早：
16世纪西班牙的征战中因理性的涉入而变得相对不那么血腥，但……几乎不间断的征税引发了零零星星的反抗，比如发生在诺里奇的毁像活动。更严重的是，英国被迫解除了军事武装。在三十年战争中，多达四个国家的军队为争夺英国而争斗，布里斯托尔从此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文森特还设想，在这场灾难之后英国进入稳定期并延续至18世纪。但此后又发生了一场灾难：“在对法战争失败以后，英国国家信用彻底崩塌，并且对法国将‘天然国界’推至泰晤士河表示让步。”
此后，形势迅速恶化，以致英国在19世纪并未进入鼎盛时期而是滑入了低谷：
随之而来的国王退位导致伯克[4]式的公民贵族与海军激进派之间总是争战不断，直至韦尔斯利上台执政并推行法国的重商主义时才结束。尽管执政时期的英国政府十分清廉，但由于国家贸易权被剥夺，英国开始陷入人口数量下降的困境；同时，随着法国的快速工业化，英国逐渐沦为法国的产粮地。依赖于单一农作物的生产与出口使英国经济进一步恶化。连年多雨引发小麦大面积患锈病，导致饿殍遍野，人口进一步大规模减少。而从政治角度来看，法国政府救济措施的无力引发了狂热的民族主义运动，其追随者声称要解放泰晤士河南岸这个所谓“失落的”法国大省。由于辉格党逃往马德拉、格拉斯通被囚于圣赫勒拿岛，这场运动戛然而止。
但接下来的情形更糟糕：
在接下来的这个世纪中，对德战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由于英国在科学方面长期滞后，德国首先研制出原子弹也实属必然。里兹与谢菲尔德遭到原子弹的灭顶轰炸，直接促使英国迅速投降。这至少让英国免于受侵之苦。此后的确也没有什么事件在英国加入欧盟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了……
和斯夸尔、梅里曼文集中的许多作者不同，拉塞尔、特雷弗-罗珀和文森特的假设都不算异想天开，也都不是出于调侃的目的。三个人都站在某种严肃的历史立场来讨论“英国例外论”的偶然性。不过，他们在文中也只是提出了一些建议及其相应的不充分论据，总算是颇具技巧地表述了反事实“问题”，但他们没有提供相应的答案。
所谓新经济历史的倡导者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运用了反事实论证。首先尝试正式运用大量反事实论证的是R·W·福格尔，研究主题是铁路建设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他尝试构建一个没有铁路的美国经济发展模式，向“铁路在美国工业化过程不可或缺”这个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根据他的估算，如果不建造铁路，尽管耕地会大面积减少，但1890年的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也只会比实际数据略有下降。麦克洛斯基等人在讨论1870年后英国经济的相对衰退时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
他们不是在臆想，也不是在调侃历史。但这种计量历史学的论证遭到了严厉的驳斥。最常见的批评指出，19世纪的统计学基础相对薄弱，并不足以支持这种论证所需要的推断与计算。此外，还有批评针对的是福格尔关于奴隶制经济的论述，其言下之意颇具政治意味：按福格尔的观点，从经济角度看，如果没有爆发南北战争，奴隶制就可以维持下去；这个观点在美国的自由派人士中显然是不受欢迎的。对于铁路问题的论述，这种批评也同样适用。福格尔只有通过“历史前后相关联”作出极其大胆的猜想，才可能描绘出一个没有铁路的美国。对他的方式有一种更严厉的指责，即他所设置的历史场景缺乏可信度——原因不在于他进行了反事实假设，也不在于假设很荒谬，而在于与时代的真实情况有出入。当时有关铁路的争论基本上都是围绕应该在哪里修铁路展开的，而不是应不应该修铁路。福格尔对此提出了最有力的反驳：计算铁路带来的“社会节约”不是为了推想一段可能的历史，而是为了检验铁路是否真如人们所想的那样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没有人打算去“想象”没有铁路的19世纪的美国。这种反事实假设的最终结果就在于通过在总体上量化铁路之于经济的（巨大）贡献，来精确地说明为什么当时要修建铁路。与此类似地，对魏玛共和国末期经济政策选择的讨论也趋于表明，从政治的角度看，1930～1932年德国总理布吕宁除了实施通货紧缩的经济政策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换句话说，历史学家使用的反事实假设有两种：一种基本上是想象的产物，（一般而言）缺乏经验证据的支持；另一种则通过（据说是）经验主义的方式来检验提出的假设，更倾向于计算而非想象。前者多依赖来自事后认识的灵感或是还原历史的假设性解释，常让人觉得不可信；后者则倾向于进行不同于既有历史的假设。杰弗里·霍索恩开创性地将两种方式结合起来以图克服其各自的弱点，但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在他声称的一个“似真似幻的世界”里，中世纪的法国免遭瘟疫之苦。然后他想象了农村人口下降，18世纪法国经济与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在另一个世界里，他想象的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没有插手朝鲜半岛的种种结果；而在第三个世界里，13世纪末14世纪初的意大利艺术并没有产生那些成为文艺复兴先声的革新。第二个想象也许是三者中最有可信度的，我们至少可以在美国外交文件中找到依据，但其他两种想象就很值得怀疑了。霍索恩的第一个想象在中世纪的人口统计、18世纪经济政治的发展之间建立了联系，但即使是最大胆的计量历史学家也会对此表示质疑；而他所设想的“不曾发生过文艺复兴的”艺术史几乎完全建立在有关艺术风格变化原因的假设基础上，而这个假设也并非没有问题。至于他对20世纪80年代工党复兴和20世纪摩尔人超级大国的粗略描述（实际上也是圭达拉在1932年发表的文章的引申），放到斯夸尔主编的新版《假如事情并没这样发生》里也许会很合适。
以上这些明显的反事实假设分析存在着诸多弊病，这本身就能说明反事实主义为什么无法受到欢迎。不管是提出让人难以置信的问题，还是给出让人难以置信的答案，人们都不再觉得反事实假设下的历史有什么意义。不过，历史学家之所以很少采用反事实论证或者在承认事件有其他可能的发展时只含蓄地流露这种倾向，显然还有别的原因。“修正主义”历史著作的突出特征便是这种遮遮掩掩的反事实主义——这倒也不奇怪，因为大多数修正主义都倾向于反对某种形式的决定论解释。比如，R·F·福斯特的《现代爱尔兰》就强烈质疑民族主义者所谓的必须脱离英国统治的目的论解释。不过福斯特在论及可能的选择（比如早期自治法案之一如果成功通过，或许能让爱尔兰仍然保持英联邦成员身份）时，表达却十分隐晦。约翰·查姆雷对于丘吉尔的批评也引起了争议，因为他在批评中暗示如果能够与希特勒和谈，大英帝国完全可以延续至1940年以后，但却没有解释为什么。其实，这些历史学家没有解释自己书中所暗示的可能性，不仅仅是因为反事实假设存在种种缺点。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对反事实主义始终有着一种更深层的怀疑——这种怀疑在历史哲学中早已根深蒂固。
神的干预和预定论
历史决定论的胜利似乎是必然的。赫伯特·巴特菲尔德提出，在文字出现以前，人类眼中的世界或许就是决定论的。生命由各种自然力量主宰，这些力量中有些会规律地出现，具有可预测性（比如季节的变换），有些则只能诉诸超自然力量才能给出解释。
每当原因与结果看似不相称或是一般的解释力不从心时，每当发生与人们的预期相冲突的巧合或不寻常的事件时，每当其他无关因素异常地进入思考过程时……只要对故事稍加歪曲，就会有人相信以上的情况是因为有了（神的）干预。以这种诉诸神意的干预来解释未知事件说明了历史偶然性的重要，也说明了人类发展早期还认识不到事物间存在的全部联系、突发事件的灾难性质，看不到小事件发展成重大事件的可能性；人类会因为自己所处的世界中发生了不能理解的事件而产生恐惧；会认为历史并非自己的创造，而是自己遭遇到的事件；在不能理解或掌握自然的运行时，人类因无可奈何会想要去依赖什么；还有自然界中的神秘事件……所有这些都让人类感觉到很多事情背后都有着神的干预。
对于世界的解释，人类的“撒手锏”就是诉诸神力。不过，在多神教中，这常常只是为不同的自然力量命名的问题。的确，多神教的缺陷使得伊壁鸠鲁学派反对任何形式的神力作用：也许这是反决定论哲学的最早表述。卢克莱修宣称存在一个无限的宇宙，由随机运动的原子构成。
我们的世界是自然通过原子间即时随意的冲撞、多种形式偶然随机的无目的的聚集与结合而形成的……自然并不受傲慢君主的控制，它自由自主，不依赖神、完全凭自己的力量让宇宙运行。因为，谁……能统治如此庞大的无限？谁能主宰如此高深莫测的存在？……谁能无时无刻、无处不在，能让乌云遮天、电闪雷鸣——常常毁了它自己的庙宇神殿，或者常常在暗处冷眼旁观，让投掷物越过有罪者而砸死无辜者？
卢克莱修思想中唯一有决定论色彩的就是他关于无序状态的基本理论：“一切都在逐渐衰退，在岩礁上搁浅，随着岁月流逝耗尽自己的生命。”
于是人们开始形成关于有目的意图的超自然仲裁者的观念。比如，我们可以在波里比阿的《罗马帝国的兴起》（Rise of the Roman Empire，写于公元前2世纪）一书中看到作为仲裁者的“命运”这个古典概念的演化过程：
恰恰是我笔下事件中不可预知的因素，方能挑战和激励人们……来研究我这体系化的历史……命运操纵着世上近乎所有的事件向同一个方向发展，并迫使它们朝着唯一且相同的目标前进，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以纵览全局的角度向人们展示命运圆满完成目标所经历的过程……事件进展的总体计划、何时产生、源自何处以及结果如何，都是由命运完成的……因为尽管命运总是新意迭出、在人类生活中上演新的剧目，却还从未创造出或上演过像如今这个时代我们目睹的戏码。
波里比阿认为，命运的“变化无常”其实是有目的的，即罗马的胜利。这种看法代表修史者向神性干预的决定论立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们还可以在塔西佗那里看到类似的观点，尽管在他书中神的目标是摧毁罗马：“罗马所遭受的前所未有的苦难充分证明……神惩罚我们的急切。”对塔西佗和波里比阿来说，“事件实际过程”的“结果通常是由偶然性摆布的”，“但事件发展也有其自身的逻辑与原因”。
波里比阿承认的另一个超凡因素是来自斯多葛学派的历史循环概念，这种循环在周期性的自然灾难中进行：
当洪水、瘟疫或农业歉收……毁灭了大部分人时……所有的传统与艺术也遭到了灭顶之灾，但随着幸存者逐渐从灾难中恢复，人口开始增加，就像土壤里的种子萌芽成长一样，人类社会生活将开始新的一页。
当然，在《旧约·传道书》中也能找到关于循环过程的相同观点：“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不过，来自希伯来的天启计划比希腊罗马的命运之说要复杂得多。在《旧约》中，耶和华的意图是在复杂的历史故事中展开的：创世记、亚当夏娃的堕落、拣选以色列人、先知的出现、犹太人出埃及，还有罗马的兴起。早期基督教的《新约》在此基础上添加了一个革命性的结尾：道成肉身、耶稣受难与复活。所以，犹太人与基督教的历史结构从早期开始就比古典史学更具决定论意味：“上帝不仅主导着世上一切事务，而且对于早期的基督教徒来说，上帝的干预（以及潜在的意图）是历史唯一的意义。”在优西比乌的著作（公元300年）中，不管是人还是事，要么支持基督教得到上帝的宠爱，要么反对基督教并因此注定要走向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