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鲁迅研究的史料扩展问题

今年4月间，我在南京大学参加董健先生主持的一个关于中国百年文学启蒙的学术会议，会议期间，《中国现代文学论丛》（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办）主编胡星亮先生送我一册新出的杂志，我见其中有一篇李寄先生谈鲁迅留日期间科技文本编译的论文，非常感兴趣。李寄先生通过详细考证，大体说明了鲁迅早期科技文本的编译情况，并尽可能给出了相关的线索，特别是提到了当时这些编译文本与晚清白话文的关系，很给人启发。

由李寄先生的论文，我想到了鲁迅研究中如何扩展史料的问题。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鲁迅研究是最成熟的，文献积累也最完整，最有体系。一般说来，在已有文献基础上，再发现直接史料的可能性虽然还存在，但在事实和经验中是极少了，这种发现只能建立在偶然性上，所谓可遇不可求了。不过在直接史料以外，还有没有可能从间接史料中，再扩展出与鲁迅研究相关的史料呢？我以为还是有可能的。我想到了鲁迅留学日本期间学习过的教科书问题。如果我们能寻找到比较准确的鲁迅留学日本期间所学习过的教科书，然后从这些教科书中的语言和现代知识方面，结合鲁迅的作品，细读文本，比较鲁迅文体的变化，分析鲁迅现代知识建立的基础，就有可能更深入理解鲁迅白话文的最初来源以及他学习过的教科书中那些与现代文明有关的知识，并了解这些现代知识是如何影响了他的思想。

我在太原的时候，经常去南宫旧书摊闲逛。因为阎锡山是早期的留日学生（他和鲁迅留学日本的时期非常接近，大体是同期），山西近现代官员中有留日背景的学生非常多，所以旧书摊上常见散出的日文书、日文教科书一类的东西。我有一年就买到了许多当时宏文学院编制的《普通科、师范科讲义录》，虽然不很完整，但大体可以看出全貌。据“东亚公司发兑新书目录”记载，这套讲义的全称是《普通科、师范科讲义录》（宏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先生监辑，清人王廷干先生外七家译），讲义目录如下：

本讲义录系日本专门大家二十余家所讲说诸家分科专门将其所讲授之稿本精益求精再三订酌以成是书一翻是书则诸家之音容仿佛现在于纸上有躬亲在讲堂听渊博之讲说之思矣加学界多书良好是书则所未有也。本讲义录所载科目开。

《伦理学》《日语日文科》《世界历史》《地理学》《地文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及卫生学》《矿物及地质学》《物理学》《化学》《法制》《经济学》《算术》《代数学》《几何学》《心理学》《论理学》《教育学》《各科教授法》《学校管理法》《日本教育制度》《杂录》《科外讲义》[1]

这套讲义初版于明治三十九年（1906），是由原来宏文学院各科的讲义翻译成汉语的，前有当时中国驻日本大臣杨枢、曾做过日本首相的大隈重信和日本知名政治家长冈护美的序言各一篇，宏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也专门写了一篇《刊行讲义录要旨》，专门介绍出版讲义的意图。讲义前面附有当时宏文学院校舍的多幅照片，特别是有当时中国留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照片。当时宏文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分为普通科和师范科——鲁迅在普通科，两科的讲义不可能完全相同，但肯定有些科目是相同的，而这套讲义可能是两科所有讲义的合辑。中国早期留日学生多和宏文学院有关，如黄兴、陈氏兄弟（师曾、寅恪）等，所以从这套教科书的内容可以寻找早年中国留日学生的思想来源，它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类似的日文学习教科书比较有名的还有《东语完璧》和门马常次主编的《文法应用东方汉译规范》，当时宏文学院也用过后面这个教本，本书前也有院长嘉纳治五郎的序言，因为这个教本中有些课文是讲关于政治学方面的内容，比如国家的类型等，所以这些早期现代政治学方面的知识，对学生会有影响。

《普通科、师范科讲义录》中有松本龟次郎讲述的《日语日文科》，这是当时中国留学生学习日文的基本教材。松本龟次郎曾回忆过，当时周树人、陈介和厉家福诸氏虽都还不满二十岁，但他们的汉文根底都很深，协助他解决了许多问题。松本龟次郎说：“周树人就是后来中国有名的文豪鲁迅，他从青年时代起就表现出在这方面的特长；他所译的日文，不但简练，而且还充分体会原文的风趣，译得十分稳妥而且流畅。当时他们同学间对他都极为推崇，目为模范。”[2]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曾回忆说，1902年初秋他到宏文学院时，鲁迅比他早到半年，也正在那里预备日语。[3]

根据相关历史人物的回忆，可以确认鲁迅依靠《日语日文科》学习过日语，至少它是同类教材中鲁迅用过的一种。松本龟次郎在讲义一开始就说：“近时清国学士大夫，翕然倾意于新学钻研，不远千里，东来就学者，以万计。顾日语日文者，修诸学科之关键也。是以日语会话、日文典、日语用例等之书，公于世者，不啻汗牛充栋，陈陈相因，如食大仓之粟，独未有文语用例一书，是诚学界之一大缺陷也。余久思编述，而未果。偶我宏文学院，有普通科、师范科讲义录发行之举，而余担当其日语日文科。自今按月讲述许多文语用例，从易入难，由简进繁，务与口语用例，相为联络，兹特举以问世，聊供学者讲学之便，读者谅其意可也。”[4]

在鲁迅研究中，早期《日语日文科》讲义的重要性，我以为至少有两点：一是它例句中所使用的翻译文字，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于白话文，有些句式和词汇的使用，可能与鲁迅有关——松本龟次郎回忆中曾说过，鲁迅在这方面帮助过他；二是这本日文教科书的例句中，有很多现代政治的内容，比如关于议会的说明有好几处（主要是关于日本政治制度中的议会知识以及明治维新后日本教育体制方面的知识），作为青年人早期的思想来源，这些内容虽然是在学习语言过程中偶然接触到的，但一般来说也会留在人的记忆中。也就是说，第一项，有可能影响了鲁迅对白话文的自觉，他最早能用白话写成《狂人日记》，与他早年学习日文的经历可能存在一定关系。松本龟次郎的这本讲义说得很明确，是要将“文语用例”与“口语用例”结合起来，也就是要把书面语言和口语结合起来。《日语日文科》中的语言实例，以采用中国文化典籍中的例子为多，特别是《论语》《孟子》和《史记》中的语言材料，有些用法已相当口语化。如果我们把书中的例子完全和鲁迅文字中的行文习惯对应研究，或者能从中发现鲁迅文体的特征。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中曾说过：“我以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够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5]第二项，日文教科书中的知识内容，有可能在现代知识方面潜移默化地影响过鲁迅，这对我们以后研究鲁迅早期思想的真正来源有帮助。下面我抄录《日语日文科》中一些典型的例句句型，以期引起鲁迅研究专家的注意：

何处地方是最适人间之生活乎？温带地方是最适人间之生活。

何处国土是位于温带地方乎？世界文明国皆在温带地方。

石炭多在何处地方采掘乎？石炭多在九州与北海道采掘。生丝多产在何种地方乎？生丝多产在长野县与群马县。

君由何年留学于敝国乎？我从贵国明治三十五年四月留学。

余他日将从事矿山。

明年我弟亦将来日本。

理化学之研究，今后当倍开。

来月上旬辽河当结冰。

此船回航再归来日本之时，想上野向岛之樱花当满开矣。

在这些例句中，可以明显看出由浅近文言向白话文过渡的痕迹，有意思的是例句“君由何年留学于敝国乎？我从贵国明治三十五年四月留学”“明年我弟亦将来日本”，完全与鲁迅的经历相合。如果这个事实成立，我们就有可能建立起这套教科书与鲁迅的联系，并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深入展开鲁迅研究的新视野。

《中国地质略论》是鲁迅早期的一篇文章，它的具体来源，鲁迅本人也曾说过：“我记得自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6]如果我们熟悉宏文学院的教科书，多少可以发现一点“它们的老家”的线索。

鲁迅在《中国矿产志》的“例言”中说：“篇中专名为多，而中国旧译，凡地层悉以数计，今则译其义若音，地史系统亦然。”鲁迅同时列出了这样一张表格：

（一）原始代

（1）片麻岩纪

（2）结晶片岩纪

（二）太古代

（1）康勃利亚纪

（2）希庐利亚纪

（3）叠伏尼亚纪

（4）煤纪

（5）二叠纪

（三）中古代

（1）三叠纪

（2）僦拉纪

（3）白垩纪

（四）近代纪

（1）第三纪

（2）第四纪[7]

《宏文师范讲义》第二卷中有佐藤传藏讲授的《矿物学及地质学》，其中第三章“地壳之发达”中也有一个表格：

（一）始原代

（1）片麻岩纪

（2）结晶片岩纪

（二）古生代

（1）前寒武利亚纪

（2）寒武利亚纪

（3）志留利亚纪

（4）泥盆纪

（5）石炭纪

（6）二叠纪

（三）中生代

（1）三叠纪

（2）侏罗纪

（3）白垩纪

（四）新生代

（1）第三纪

（2）第四纪[8]

我们比较这两张表格，虽然有些专有名词的译法并不相同，但它们同出于一个知识系统，大概是肯定的。《宏文师范讲义》教科书是一个比较系统的现代知识体系，我们虽然没有确切证据证明鲁迅修过所有这些课程，但从一般逻辑上判断，这个知识体系肯定具体影响了鲁迅关于现代社会的认识并同时建立了他的现代知识系统，特别是其中除自然科学以外的现代知识，如《伦理学》《世界历史》《法制》《经济学》《心理学》《论理学》《教育学》《各科教授法》《学校管理法》《日本教育制度》《杂录》《科外讲义》等。如果我们能在这些间接的史料中建立起与鲁迅的直接关系，鲁迅研究史料的扩展，也就会别有天地。关注直接史料无疑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发现一般史料和研究对象间的重要关系。当一般史料和研究对象间的真实关系确立后，我们就有可能重建研究对象和史料间的逻辑分析前提。鲁迅研究史料扩展问题解决得好，今后的鲁迅研究就会有更坚实的文献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