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因为，我是在描绘自己。

——蒙田

我是不曾写下的小说里的人物，在空中飘来飘去，还未存在就已散去，栖身某个人的梦中，而那个人从不知道如何做完这个有我的梦。

——佩索阿[1]

“我”是一个虚构，我们顶多可能成为其合著者。

——K. I[2]

“我”是另一个人。

——兰波

1994年秋天，寒冷的多瑙河畔，接近黄昏的天光，将青苹果一样酸涩的颜色泼洒在佩斯一侧的、在神气十足的谎言中变得破旧斑驳了的宫殿上。

所有的一切都深深地、静谧地沉睡在我体内。我的情感与思绪如此纷乱错杂，就像是满载的一车温热的沥青。

为什么我会如此深切地感到自己的失落？显然，因为我是一个失落者。

一切都是伪造的（通过我，在我的身上：我的存在伪造了一切）。

假如这种空虚（内心的空虚）变成了犯罪感的话，也许可以追溯到事发的起源。焦虑超过了上帝的造化；恐怖空虚的道德性实证。

昨天，在一个公共演讲大厅里——在一个被极为愚蠢地命名为“匈牙利人与犹太人共存”的、愚蠢之极的会议上——有一位老先生朝我径直走过来，他的面目混沌，不成形状，头发稀疏，隐现在脱发之处的秃斑，看上去就像一个长毛绒包面的长沙发被人坐得脱了绒的地方：我在他脸上找不到一丝熟悉的线条。他突然令人惊诧地跟我拥抱，随后自我介绍说，他是我的一位“已经三十五年没见的朋友”。他侨居国外。他听到过我的消息，读过我的书。他说，他对“我的转变”感到纳闷。当年，他在我身上并未察觉到丝毫的特别之处，我一点也没显露出所谓的“较为出众的能力”。虽然，我对这个突如其来的话题为自己做了稍许的辩解，但是，他的那些话最终还是搅乱了我内心的宁静。直至今天，我都一直乐于将自己视为一个从某种角度来说总在不懈努力、对任何事物都能保持清晰目光的人。到底什么是我“较为出众的能力”呢？我没有追随这个国家的唯一灵感——这种灵感，表现为一种好似“蛊惑人们在精神上、心灵上乃至肉体上自杀的汽笛声”的无休无止的诱惑，显现出某种程度的勃勃生机。然而，要想把这种最低限度作为胜利来评价的话，我们应该高度谨慎。现在，究竟通过“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难道不再受人摆布？难道我自己救赎了自己？所发生的变化只不过是他们归还了我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我的个体自由——牢房门“吱呀”作响，但还是打开了，我在这里已被囚禁了整整四十年，可以想象，这一声“吱呀”就足以使我惶惑不安。我们不能在自己当过奴隶的地方体验自由。必须离开这里，去很远的地方。但我做不到。

因此，我必须为自己重新诞生，变形——究竟要变成谁？要变成什么？

细雨霏霏。一个男人正坐在一家饭店的餐桌旁向一个女人解释着什么根本就不可能解释清楚的事情。他想放弃自己总是不断受挫的、对幸福的尝试。在一条条通向空虚的、充满允诺的迷途上，他已经厌倦于对快乐的追猎。不是另一个女人，上帝有眼，当然不是。自由。一种相牵相随的关系终于从多年来激转的浑浊旋涡中浮出水面。他感到厌腻，在所有的关系中，他所能意识到的只有对自己的不满。一条短暂、激烈、具有创造力的生命在他的体内浮现。对忠诚与职责的倔强恪守，是长期抑郁症的滋补之火。这把火是冷的，冷得就像一块冰；然而，巨大的满足却燃烧其中。“Was wussten sie， wer er war”（谁能知道他曾经是谁）——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没有人知道他渴望抱着自己的秘密孑身独处。女人露出一副倾听的神情。现在，她本该站起来，本该晃着高傲的肩膀、强忍呜咽地离开这里。但是她没有起身。这时，男人想从座位里跳起来，想温情地、飞速地吻一下女人的眼睛，然后匆匆离开咖啡馆。但是他没有这么做。招手，付账。两个人同时从桌边站起。透过雨水吹打的玻璃窗，我们看到两个人走到街上。男人将雨伞撑开。他们肩并肩地朝前走出几步，女人终于挽起男人的胳膊，之后，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笨拙的努力，终于调整好彼此的脚步。一股清新的气流从店门上方穿堂吹过，如同一阵一飘而过的、徒劳的窃笑。

细雨霏霏。曾经的党的领导人们正在电视里发表讲话。他们“相信”党，“相信”发生了“失误”和“错误”，但是他们也“相信”，比如说，对于这里发生的一切，“斯大林并不知情”，等等。但是，用不着相信，他们不能把这些陈词滥调与全部的真实内容相混淆，不能将所谓的“信仰”与真实的思想或情感混为一谈。可以汲取的教训是：这些人使我们的生活建立在一片毒言恶语之上。而且更有甚者，他们还为这些毒言恶语做洗礼，将之变成了一种有效的共识。他们的下台，将一群惯用毒言恶语的残疾者遗弃在身后，这些人需要紧急的道德抢救，他们的言语就如同一团被撕得粉碎的纸屑，似乎突然丧失了毒言恶语的价值，突然暴露出自己的道德性伤疤。道德的假肢“吱咯”刺耳，道德的拐杖“嗵嗵”作响，道德的残疾车正在转动……这一切，我只是冷眼旁观。这并不是说他们需要像忘掉一场梦魇似的忘掉一段历史的岁月：想来，这场梦魇曾是他们自己，假如他们想要活下去的话，他们要忘掉的是他们自己。事实上，谁也未曾调查过，对一个经历了长久死亡的人来说，“重生”到底还有没有可能？到底还有没有吸引力？在什么时候有谁重生，这不是在宣布奇迹，只不过是要继续活下去，继续苟活下去；从本质上说是为了至今为止同样的目的（毫无目的），根本就感受不到这种复活的体验？是否可能，让拉撒路扮演卓别林的角色[3]呢？

潮冷刺骨的悲剧之风正在呼啸。大地崩裂，苍穹塌陷。人们都突然变形、萎缩、衰老。地狱的喘息吹掉了人们脸上的色泽。一条条灰色的形影、一具具苍白的尸首在街巷里幽行。世界末日的诸种变形。在血染的原野上，他们在上满彩釉的库恩·贝拉[4]塑像旁踯躅，我恍然明白了，我看到的是自己青年时代的懦弱、愚蠢、盲目和一种归根结底与自杀相仿的、不可理喻的悲剧生活，事实上，无能为力也能以一种尊严的方式变形。这里头存在着某种尊严，一个人最终遵从了屠杀的指令，带着某种平和忍耐着，等着被点名，被杀戮。在这种安逸之中，在这种受害者的安逸之中，存在着某种伟大。就我而言，今天我已经猜到自己将要继续坚守岗位，顶多让自己的厌恶与日俱增。长寿似乎为我们收藏了许多的惊奇——我们自己为自己制造的惊奇。

“我们要尽可能深远地接受我们的生存。”里尔克说。卡夫卡[5]说：“我要多多地孤身独处。我取得的所有成绩，只不过都是孤独生存的结果。”尼采说：“距离的激情。”

到底什么是正确的生活？这是一个永远的秘密（对我来说）。

昨天晚上，我躺在床上，重又绞尽脑汁地试着对“我的并不存在”的假设进行了长久的冥想。没有任何的主观臆断。我几乎感觉到，自己游离出自己的肉体——但是，历险也就到此结束。一旦我丢掉了自己的躯壳，内容也就随之消失；所有的一切都留在了那里。我的生死与我的肉体紧密相系，有的时候，这句陈词滥调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如果我以为“我的生活属于我”，那么我将犯一个错误。但是，如果我忽视它、抛弃它、将之废弃、把它掩埋的话，那么我将铸成一个更大的错误。这个生活已被托付于我——我不问“是谁将它托付于我”，因为我知道这个答案；而且我还知道，这个问题的提出就是虚假的。我只有倚仗于自己和自己无可争议的责任感（就跟倚仗唯一的感觉经验一样）。我与自己的生活处于一种相互依傍的关系之中。这个关系的名字是：屈从。至今为止，并没有遇到什么问题。但是那个破碎了的生活的哪一块碎片是那个自称的“我”呢？

“我”是一个虚构，我们顶多可能成为其合著者。“‘我’是另一个人。”（兰波）

“1951年4月9日。‘你是知道，还是只是相信自己叫做路德威格·维特根斯坦呢？’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吗？”（维特根斯坦[6]《论确定性》）

我在1951年4月9日做了些什么？在四十四年半前的今天？我想，当时我正作为一名被开除了的知识分子在一家名为“匈牙利国家钢铁厂”的金属机械制造厂里工作。那时候，我是知道，还是只是相信自己叫做“凯尔泰斯·伊姆莱”呢？

我既不知道，也不相信。如果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只是简单地顺从。

我始终痛恨我自己的名字。早在童年时代，这个名字就浸染了太多的屈辱。

准确地说：我想，我惧怕自己的名字。即使现在，我对它都心怀余悸。

当我听到有人叫我“凯尔泰斯·伊姆莱”的时候，当我看到有人写下“凯尔泰斯·伊姆莱”这个名字的时候，简直是要我将自己从一个宁静的、隐姓埋名的藏身所里拽出来。然而，我永远不能将自己与这个名字相对应。

（据说，托尔斯泰早在少年时代，就已经像一只小狗似的真实地陶醉于自己的姓名了。）

我到达维也纳的感觉，就好像是从自己的生活里逃离出来。我翻译维特根斯坦的作品（《杂论》），就好像是逃离自己的任务。

[7]992年微寒的冬季。在初降的黄昏中散步。贝尔韦代雷公园1。卡尔教堂附近。听上去让人联想到悦耳的银铃声的阿根廷大街。一座座造型宏伟的宫殿，在一个门洞里，藏着一家出售印度尼西亚首饰、弯剑和奇特装饰品的隐蔽小店。阳光下（这时一些非常古老的词汇在我的脑际闪现，比如说“晚祷”），在晚祷时分（究竟什么时候是“晚祷时分”？）我透过开向皇家庄园的窗子朝庄园院内眺望。空气里散发着一股酸溜溜的气味，路上行人稀少，夜幕中黎明的色彩，一种孤独，一缕轻烟——这一切，这一切的一切，宛如孩提时代长长的、忧伤的、梦样的午后。

在这座城市，维也纳夜晚的寂静与古朴仿佛是某种暗喻，在我的体内……可以这么说，勾起回忆？

我想，我一向喜欢这样地活着：在一个租赁的公寓里（这套公寓不属于我），在舒适的家具中间（这些家具不属于我），无家可归地独自做着自己要做的事情（此刻，我在翻译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不受任何基本生存问题的困扰，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让内心的感触伴着一些——可能是对某些从来就不曾存在过的事物的——记忆……

虽然在维也纳找不到维特根斯坦的足迹，然而在他身上，在维特根斯坦身上，到处都能够找到维也纳的印记。自由，到了堕落的地步：犹太民族的自我怨恨（事实上，关于“反犹太人主义的形成及其行动”的研究在这里可以达到一个最高贵、最高深的水平）；通常，这种自我评价的惶惑不定，就像父亲的或者国家的皮靴靴底的致命践踏，当毁灭性的敌视达到一定阈值的时候，这种“致命践踏”就会突然变得高效多产，从而成为创造者——思考，就像一种逾越的试尝；思考，就像一种复仇，就像一个亡命者充满轻蔑与恍悟的再一次回眸。

他说：“马勒是位蹩脚的作曲家。”我一边翻译着这样的蠢话，一边将《第六交响曲》的磁带插进录音机里。托马斯·伯恩哈德[8]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与他的表弟保罗相反）：“路德威格·维特根斯坦是一个乐盲[9]。”但是，这句话有弦外之音。“播种思想是一回事，收获思想则是另一回事。”这是我从《杂论》中翻译的过来的话，可以这么说，维特根斯坦不愿意收获马勒的思想，我认为他之所以不愿意这样做，是因为马勒是一个犹太人。对一部作品的误解竟是如此容易。或者说，艺术作品竟是如此地不堪一击？不，它们实际上比这个还更脆弱易伤。所有的理解都是误解。我们能否这样说：是误解维系着艺术作品的生命？不，我们不太可以这样说。

在维也纳，这是第一个给我留下清晰记忆的、图解似的梦象。感觉不佳，自卑自贱，焦虑不安。可以说，这与昨晚所读的文章有关（文章刊登在《纵横》杂志[Transit]上，标题是《反犹太主义的拯救者》），另外，还跟维特根斯坦与自己的犹太民族性相系的不幸牵连有关。今天早上，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典型的翻译错误：“这是一个可以预期的矛盾冲突，”我写道，“即一个人在自身保持一种指向自身肉体的、古老美感的同时，还满怀喜悦地感激于肿瘤。”（维特根斯坦用“肿瘤”比喻“犹太民族性”）。当然，正确的翻译是这样的：“这个矛盾冲突突然要求一个人在自身保持一种指向自身肉体的古老美感的同时，还应该满怀喜悦地感激于肿瘤。”我的这个翻译错误，显然是弗洛伊德式的潜意识失言，它证明，我实际上对他抱着什么期待……

但是，我对我自己抱着什么期待呢？我该怎样对待我的这个最终还是从肿瘤角度看世界的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