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一九六六年 苏联旅行的潦草日记及其后果(5)

格里戈里，我们的向导，出生在新西伯利亚，而且从未离开过这座城市。午餐时他告诉我们，他与他的父母、兄弟五人和他的女友生活在一起，“在基洛夫区最好的地段”。他们的木结构房子是他们用买来的材料利用晚上和周末自己造的，据说也是完全合法的。以前，他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做这种冒险的事，因为他在一家机械厂里当工人。如果他留在那里的话，他可以得到厂里的一个好一点的公房。但后来他还是想读能成为装饰画家的专业函授课程。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以绘制电影海报和做布置橱窗工作来挣他的生活费，有时钱很多，有时也很少。钱被他很快就用完了，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花的。于是，半个城市的人都成了他的朋友。但是，这比存钱好。他的女朋友在鄂毕河的汽船上！如果冬季船不开，她能得到一半的薪水，但必须保证在下一个季节到来时又回去上班。他说，她不像他那么粗心。他不应该喝酒抽烟。就在昨天他们还吵架了，因为她太严厉。她怀了一个孩子。他很想要一个儿子。这是他最大的心愿。他不提汽车、旅行、电视机。他没有向我提过一个有关我们的生活水平的问题。那么，是什么促使了他来陪同我们这几个小时呢？他随我们一直走到酒店的门口，才微微一笑与我们告别。

下午，市中心给人留下的几乎就是南方印象。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组成一个像游行车队那样的队伍在街上玩。直到晚上，天气才凉爽下来。在一家电影院的售票处，玛丽娜和我与两个姑娘交谈着，她们的年龄不超过25岁。她们以前从来没有与外国人说过话。她们立即问我是从哪里来的。当我回答说来自德国时，其中一个问：“纳西？”这是指东德，因为，这在苏联的语言中是“我们的”的意思。一位来自西方的访问者显然是比较有趣的。没有铁幕世界的敌对情绪，但同时又为自己的城市而骄傲。

玛拉，年龄稍大的那位，在飞机制造厂工作，另外一位在电子研究所工作。两人都希望成为工程师。早上七点到下午四点上班，然后去夜校上课到晚上十点。这个大城市虽然有一个真正的大都市所具有的一切：歌剧院、交响乐团、音乐学院和几所大学，但是没有酒吧，甚至没有一个普通的小酒馆。我们只好邀请我们新结识的朋友吃冰激凌，因为这在西伯利亚的每个路口拐角都有。

阿拉，比较年轻和聪明的那个姑娘的名字。当被问到我的职业时，我必须承认，我是一名诗人，这时，我们开始了一段关于诗歌的交谈。虽然我很早就知道，在俄罗斯这一职业享受着尊贵，而这在我们那里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但她并不想把它理想化。当我问她，她对一位诗人有什么期待时，她回答说：诚意。

她们两个想继续我们的交谈，这完全不是卖弄风情，但在过堂风吹过的街头，我们逐渐感到有些冷了。怎么办？设法躲过门卫后，玛丽娜把我们带到了我们的酒店大厅，那里至少是暖和的。

现在辩论真正开始。阿拉被证明是一位热情的读者。普希金叶赛宁[111]、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她都能背诵。玛丽娜问，那么当今的作品呢？我提到叶甫图申科。阿拉只是说了句：“啊，他呀。他应该继续为报纸写东西，并在电视上出现，但我相信他的话。”那么沃兹涅先斯基[112]呢？“他还可以，但也不诚实。最好的还是那位年轻的我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过。非常好，她的名字是叫阿赫玛杜琳娜[113]，你们听说过她吗？”

我们就这样谈了很长时间。我的俄语根本跟不上这位批评家的论据，而如果要翻译的话，玛丽娜又觉得好麻烦。这些年轻妇女的能量，从长远来看，远比西伯利亚所有的资源更有价值。

由于大厅值班的人要关闭大门了，阿拉提出要我们把她们送回到她们的住所。走了一刻钟后，我们来到一栋破旧的公寓楼。躲过正在一个玻璃房间里打鼾、头发花白的妇女——她是这栋公寓的管理人员，阿拉把我们偷偷地带进了公寓楼。到了四楼，我们的女主人悄悄地打开房门的锁，在黑暗的走廊上踮着脚尖走路。走道闻上去有炭和消毒剂的气味。墙壁被堆放的东西挡住了。这些东西是否是手提箱、储存货物或其他什么杂物，在黑暗中无法辨认。另外，走廊也被用来晾干衣物，因为，我们走过时会碰到挂在那里的湿漉漉的衣服。一直走到走廊的尽头，我们才到了阿拉的小房间。她开了灯。我第一次见到一个集体户的房间。

很显然，我在至今的旅途中还没有见到这样的住宅，尽管从1918年起，对生活在苏联的数以百万计的人来说，这是很普通的事。我去过木屋和达恰做客，也去过知识分子家的厨房，在那里我能见到物理学家和作曲家、人民剧院的人和语言学家。那里有一种亲切舒适的独特的氛围。许多事都是理所当然的，根本没有必要特别说明。意识形态的高调是不受欢迎的，金钱不值得一提，很多报纸上没有写的东西，很快会被传播。

集体户的生活却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天早上吃早餐时，玛丽娜给我讲解了它们的区别。像这样的一个集体居住的房子，以前只住着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现在，这里住着几十个人，甚至不是暂时的，而是几十年。通常，一对夫妇与他们的孩子同居一室。有特殊状况时，房间不得不用帘子隔开。房间是由管理局分配给住户的，且根本不顾及他们的年纪，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曾经学过什么，和他们怎样挣面包钱。厕所只有一个，人们要在厕所外排队，还有一间总是被占着的浴室。旅行箱、冬天的靴子、面粉袋、腌菜坛子要放在哪里呢？总是闻到洗洁精和醋的味道。厨房里有人在吵架。我的皮帽子丢了，谁偷走了小阿廖娜的绒毛兔子？

在这样的环境中，羞辱，为日常琐事的激烈争吵，诬陷诋毁和告密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人统计过，到底有几百万人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而他们，就像玛丽娜告诉我的，只有一条出路：楼板房。

阿拉的房间里摆满了家具。我们只能坐在睡床和橄榄绿行军床上，以及放着靠垫的地上。我们了解到，她与她的母亲一起住在这个房间里，这几天她母亲去乡下看望她生病的姐姐了。高高的天花板上的石膏雕花可以证明，这是一间大房子，被一层薄隔板分割成了两间，以便安排新分配的住户。

当我们告别玛拉和阿拉时，天已经快亮了。她们中年轻的那个在门口问我，是否我会在这儿生活。这个问题，我在这次旅行中问了自己无数次。答案是：最好不要！

当我思考这个晚上发生的事，我得出的结论是，苏联人民的生活经验比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更说明问题。这个国家的人民十分了解身份、地位和生活水平的细微差别，而这不仅仅体现在住房上。谁可以拥有私人电话？如果有可能，他会去哪里度假？他有什么样的证件，还缺少什么？当他生病的时候，他到哪个医院看病？他在哪家店买东西？他被允许去哪儿旅行，哪里又不行？他穿什么样的衣服？他在哪里学习，学什么？他穿什么样的鞋？他吃什么？他有一栋达恰吗？女人们必须忍受什么？她们会排起长队，当她们听说“他们在抛售鞋子”，或肥皂，或冬天里的游泳衣。这儿的代名词“他们”，代表着某一个计划部门。多数情况下，货架是空的，橱窗是用旧的罐头堆起来的金字塔。你必须排三次队：首先是在柜台领取一张纸条，然后，去收银柜台付钱，最后才是取货。在这个国家里，几十年来不曾有过的东西是卫生棉条，对计划经济来说，就好像是从未听说过在这个地球上还有女人生活着。没有人能向我解释。

这些问题和其他很多问题，一个外国游客可以提出，但他不可能找到答案。同样大的谜是，在俄罗斯金钱所能发挥的作用。在我认识的那些人当中，如果恰好谈到钱，也总是轻描淡写。他们蔑视西欧对金钱的重视。

像那位西伯利亚的皮货商斯拉夫那样的人，或阿拉，那位用热水瓶里的茶招待我们的姑娘，他们需要全盘考虑。他们必须节约。但是什么可以节约呢？国家百货商场、火车站、乡镇小店的商品价格会有莫名其妙的浮动。有些厚厚的书却是绝对的便宜。在大城市里，隔条街的街角就有很普通的克里米亚起泡酒卖，价格与柠檬水相同。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显微镜，标价不过就是几双拖鞋的钱。每一个传统经济学系的系主任看见价格表上的价格，他一定会晕过去的。亚当·斯密[114]在这个经济体系中没有发言权。我怀疑在苏联除了卢布外，一定还有完全不同的货币在自给自足和以物易物的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们所需要的东西都与人际关系中有形和无形的特权有着关联。

在酒店，吃了晚早餐之后，一位名叫伊利亚·弗的人叫住我们，因为他猜想我们与他可能是同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与前一天晚上的两个工厂女孩正好相反。他认为自己是一位诗人，因此他以某些艺术影片中画家的样子为榜样，留长胡须戴巴斯克贝雷帽。他是一位善意而又沉闷的人，他的作品集的出版数是3000册。他去过墨西哥和越南，去看望过在鄂毕河三角洲的石油勘探者，还为此接下了写诗的任务，写下文章和诗歌。除了这种责任性的练习作，他似乎也没有什么其他作品。玛丽娜提到他时说：“也有我们这种无聊的人在这个国家里蓬勃发展。”

不仅在知识分子中，所有的苏联人都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以第一人称复数作为物主代词。他们说“我们的诗人”“我们的作曲家”“我们的发明家”“我们的宇航员”等，而且是在那种情况下，即当追忆某个名人的时候。然而，当他们还在世的时候，却惨遭践踏。

9月14日。顺路去了一下阿卡杰姆戈罗多克，这是一座新的城市，始建于50年代，在新西伯利亚南部的巨大人工湖边上。鄂毕河变成了150公里长的内海。这个地方有六万名科学家，像一个组合大脑。这里集合了数据中心、别致的酒店和研究人员居住的别墅。这是归属于科学院的一个机构。它有很好的食堂和图书馆，有一种舒适的校园氛围。有一条很长的让人能想起伊利亚·列宾[115]的经典风景画的台阶，穿过白桦林通向海滩，在那里研究人员可以休息。

然而，在这儿产生的研究成果远比美国少许多。关于研究院的科学家们格外受宠的传说当然是被夸大了的。但不管怎么说，在其他地方根本不可能被接受的一些东西，在这儿是可行的。墙上还挂着马蒂斯、米罗[116]和超现实主义作品的印刷品，社会的现实主义在这儿是没有机会的。

科学家们——粒子和等离子体物理学家、数学家、遗传学家、地质学家们，他们说的英语多数带着浓重的口音，他们也到西方去旅游，比如：帕罗奥图、普林斯顿大学、日内瓦……我们进行了畅所欲言的对话。那里的领导是一位有礼貌的官员，但水平一般，大概是来监视人的。在这儿实行着另外一种权威，或许是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理由来解释的。如果想要跟上军备防御和技术更新的话，政党是要依靠这些大脑的。研究人员抱怨说，他们的计算设备太老旧了，不能与西方的标准竞争：速度太慢，存储容量不足。在数据中心的控制人员很懒散，对理想根本不感兴趣。关于政策只是晚上在家里谈论，也仅仅是“为了好玩”。没有人愿意成为“劳动模范”。

一位年轻的地质学家，用一个玻璃杯向我解释他的石油起源理论。他研究的是“在流失海洋的海岸的微生物系统技术过程”。沿海地带的潮汐通过摩擦在地质时期应该产生了芳香烃。如果他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这将对在西伯利亚兴奋忙碌地寻找新物质的研究产生重大意义。

令我印象最深的部门是细胞学和遗传学研究所。领导它的是一位大概50岁的美丽妇女，叫拉伊萨·伯格，她说话直言不讳。也许她有犹太血统。

赫尔曼·马勒[117]，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在苏联工作了四年，他是一位热衷于优生学的科学家，也是拉伊萨·伯格最重要的老师。她跟随他研究群体遗传学，并继续从事他的突变实验。这些实验的最主要对象是果蝇。但是后来，斯大林最喜欢的、狭隘的农学家李森科[118]来到这里，他把遗传学谴责为“资产阶级科学”，这引起了灾难性的后果。1946年，发生了一场意识形态的运动，拉伊萨·伯格被她的莫斯科研究所开除。直到“解冻”的时候，她才被允许恢复他们的实验。最近，她被调任到了阿卡杰姆戈罗多克。我认为，她有决心在俄罗斯再次将科学引向自由。见过她的人，不会怀疑她的斗志。显然在她的周围已经形成了一群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反对派。

当她在进行介绍的时候，我想起了以前曾经想写关于自然科学历史的报告和论文的老计划来。这个介绍为我这样的外行开启了一个了解实验的矛盾的特殊大门。例如：布莱希特[119]的戏剧《伽利略传》，或是托马斯·库恩[120]研究的“新的起源”。我很有兴趣重新开始这个专题，那是我以前在电台做过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