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一九六六年 苏联旅行的潦草日记及其后果(4)

尽管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实际距离很远，但那种俄罗斯从文化上说是属于欧洲的感觉却没有消失。我不仅在与作家和教授们的谈话中感受到这点，而且也从年轻人那里得到体会。我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学校的联欢会，还在体育馆为一个“俱乐部”剪彩。老师们的面部表情有些尴尬，但还是友好的。就像在所有的学校一样，我们感到那儿的束缚，但是小姑娘们都非常天真可爱。一位学过法语的苏联女共青团员向往巴黎，她用法语高喊：“我喜欢男人。”

虽然在这个季节还没有西伯利亚的冷空气，中午温度也可达到15摄氏度，但我们入住的名叫“西伯利亚”的酒店还是为我们准备了热水袋，还有一个为泡茶而准备的塑料暖水瓶。用这儿的话说：“100克伏特加不是酒，100卢布不是钱，100公里不算远，100岁不算老。”

我试着尽一切可能多给在莫斯科的玛莎打电话。打电话找不到她，是否因为三小时的时差，或是因为她居住的达恰，还是因为电话总是通不到那里去呢？我决定相信玛丽娜。她建议我控制好自己的不耐烦，并预防官方的陷阱，在这个社会中或许会碰到这样的事，而且它也许会发生在那些外国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9月11日。第二天继续旅行，目的地是布拉茨克。看上去这是个简易飞机场。有一架单引擎双高翼小飞机。如果没有这样的飞机，北方的许多地方将无法到达。拥挤着旅客的大楼中，没有等候大厅。这个既老又低矮，年久失修，肮脏的军营不久将被拆掉。

为什么是布拉茨克？为什么把这个边缘的地方列在旅游计划中？为什么它属于外国人必须访问的城市？

可能是因为这个地方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安加拉河与奥卡河交汇处生成了一个海，它并不是被麦哲伦[100]或库克[101]发现的，而是人工截流形成的。人们将泰加林撕开，并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1952年莫斯科决定将布拉茨克这个17世纪形成的小居民区扔进谷底，沉入人工湖：工业革命的“维内塔”[102]。这个解释必须从文字上来理解，因为水坝和水力发电站的建造过程非常艰辛。当然，在这个地区，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从1947年起，这儿就有了监狱和战俘营，五万名犯人作为强迫劳动力被派往建造从贝加尔湖到阿穆尔河的铁路。

有人带我们参观了占地5000平方千米的巨大的人工湖，以及有几英里长的水坝。为此还特意建造了一个水泥厂，今天这个厂还在生产。那里的人还向我们介绍了大型铝冶炼厂。我捂住了鼻子。根本不需要一个量杯，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工厂给周围环境制造出了多少灰尘和废气。

最值得我们的陪同骄傲的，当然要数这辛苦建设的核心部分——布拉茨克的水力发电站。我们的陪同是专业人员，还是宣传工作者呢？这儿已经有2/3的工程完工了。威武闪光的高塔提供给远近的用户500千伏电力。到1966年底，容量将提升到4.5吉瓦。我们脚下的大地在颤抖。人们带我们走进没有人的、放着钢筋混凝土的水泵的长廊，感受涡轮发电机在外壳中的工作。

两个小时后，当我们要离开发电厂时，我看见在机房有一名工人坐在他的陋棚中，我进去时就注意到他了，因为他什么都不干，似乎在打瞌睡。我问一位工程师，他是怎么一回事。“他呀！他已经在那儿无所事事几个月了。”“他病了吗？”“没有。但自从他的妻子跑了，他就得了相思病。我们劝过他，但最好还是随他去吧。”残酷的执行规则和温和的忍耐，我实在难以摸透这两者是如何结合的。还有，在控制室，一位姑娘无精打采地坐在屏幕前，工作热情极其有限。

回到这座城市人口在十年内发展到14万的新城。城市中单调、一律、严格的长方体形状的房子显示出一种自信。一个有暖气的房间，一张床和紧闭的窗，这是这个地方的共产主义战果。我问一位照看我们的人，如果突然有人想要造一栋自己的房子，会发生什么情况。在泰加林区是拥有足够空间的。他惊讶地看着我，并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计划经济会很周全地为我们考虑？”

一些遗留下来的老房子是创建初期建造的与这里的景观和气候相适宜的木屋。与伊尔库茨克的老式的木雕建筑装饰相同，这些房子向我们展示了木匠的品位。与我的陪同一样，据说他是作家，更可能是干部，他说，这些可能也很快会被清除。

那位设计了这种公房建筑的建筑师，应该被扔进安加拉河里，如果存在这样一个人的话。但是，也许整个规划是在莫斯科的某个部委集中设计，并由一位写字桌上的工作人员完成的，而事实上，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地区。或者，是否他该涨红着脸用他的剪刀剪一条“苏联星”红绸带呢？

今后，人们将处理这些人类的“鸟笼”，如同现在他们处理前辈的东西：清算，也就是说将这些房子炸毁，如果它们在此前尚未倒塌的话。就像这些老房子，我猜想，玛丽娜和我将被掌权的技术官员当作“过街的老鼠”。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应该帮助园林和灵魂工程师拥有最起码的历史意识。但是，我估计，我们的这些想法只会被当作耳边风。

第二天早上，我与一位发电厂的创建者谈了很久，他是一个生硬、内向的人，一位混凝土工程师，在我看来，他好像是失去了政治局信任的党员之一。他说话缓慢、轻声、有条不紊，是在西伯利亚常常会遇见的新一类人。他的生活像现代的游牧民族，因为，他和他的妻子经常从一个发电厂转移到另一个发电厂。她是莫斯科一位著名设计师的女儿，她的父亲属于权贵阶层。在首都，这位混凝土工程师将可以得到一个大的公寓、仕途和与其相匹配的特权，但他放弃了这些待遇，因为他想留在西伯利亚。

他谈起他的一位朋友，他去过北越[103]，在战争期间给当地提供“兄弟般的援助”。而当发电站完工时，美国人却轰炸了它。这位同事的腿被炸断了。很多天后，人们在丛林中发现了他，并经过河内将他运送回家。

一丝微笑在讲故事人的脸上出现，使得他的激动可以被接受，我甚至觉得他很可爱。“建设艰难，”他说，“破坏容易。”他根本无法理解进步是不可阻挡的，要付出代价的，伴随着惊骇和惨状的。尽管如此，他仔细听着我的论据，愿意思考一下我提出的问题。

晚上在酒店，我与一位来自东德电台的人起了争执，因为我向他抱怨他收音机短波的噪音。他认出了我。这位消瘦、头发呈稻草黄色的家伙，说话带着萨克森口音，以及不自信的官员腔调。“就在我们之间说说而已”“您不要以为我想煽动您”“我说这话并不是我唠叨”。即使他讲的东西是合理的，可听起来还是感觉很虚伪。我并没有让我的偏见自由发展，而是递给他一支雪茄，是那位工程师塞给我的。他很惊讶并犹豫着，不知是否应该接过雪茄。他是多么胆小啊！由此，我心中又生出一丝怜悯。天晓得，他有多少孩子要养活！

我想到那个在机房躲在角落嘟嘟囔囔的工人，他因为爱情而纠结。我也想到在控制室的屏幕前几乎要睡着的女孩。我估计，英雄时代在布拉茨克也已经结束了。“劳动英雄”们正在准备进攻他们的下一个项目。而不久后，在这里只有官僚说了算。

9月11日。通过针叶林乘车返回伊尔库茨克。雄伟的丛林，并不茂盛，笔挺，光线充足。这里有丰富的亚北极植被：地衣、菌菇、蓟和一些显得奇异柔嫩的小花朵，还有桦木、松树和雪松。最美丽的是西伯利亚落叶松，它的树冠似乎被风暴吹得蓬松。倒下的树木上烧焦的树皮显示出混交林在被闪电击中后自我调整恢复的能力。

两小时后，我们离开公路，走路去安加拉河岸边，发现一条发臭的、被泡沫覆盖的、粪便混合着纤维的河流。“这猪，这人”（戈特弗里德·贝恩），这是一个对我们的宠物不公平的看法。大自然的植被和原始力量将埋葬我们在这里建造的一切。说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也不过是一个极其微小的安慰。

第二天早上，从伊尔库茨克到贝加尔湖，路上需要两个小时。贝加尔湖应该是世界上最深的湖泊，有1600多米，这也是一个世界纪录。我已经忘记它有多大了，也忘了它能存储多么巨量的淡水。

我们的目标是海岸边的利斯特维扬卡村，那是安加拉河流入叶尼塞河的地方，叶尼塞河又在遥远的北方进入北冰洋。贝加尔湖是世界上的一个奇迹。它的水清澈透明，但游泳会感觉太冷。这儿风很大，比下游也凉爽些。现在气温还行，但在冬季会有好几个月气温低于零下20摄氏度的冰冻期。

有人在科学院的湖泊研究所等着我们，这个研究所是从1928年建立的研究站发展而来的。在这儿工作的是一群高级专业人员，他们的专业涉及面很广：海道测量师、地质学家、气象学家、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地球物理学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观察环境的变化。他们抱怨政治上的束缚和科技工具的缺乏。不过，这儿也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工具和仪器。我自然不明白曝光镜和反照率测量仪之间的区别，更不用说雨量计和测深学。这儿甚至还有一个测量霜的仪器。

自然博物馆设在一栋老式木结构房子里。这个地区的很多动植物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麝鼠和海豹在这儿生存得很惬意。鱼很肥大，如果它们太靠近水面，就会在阳光的热照下死亡。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参观，我一定会被这里所拥有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搞晕。

对岸有积雪覆盖着的山。西伯利亚的火车从南侧继续向东往太平洋方向驶去。在贝加尔斯克，烟雾在上升。那里有巨大的纸浆厂和造纸厂，从长远看，它们正以它的排放物质破坏着湖泊的生态系统。该研究所的生态学家说：“我的女儿五岁，当她长大后不会再认得出贝加尔湖了。”他感到绝望，因为在莫斯科没有人听取研究员警告性的研究结果汇报。

第二天，又到伊尔库茨克，我遇到了一个人，关于他我还想再说几句。他的名字是斯拉夫。我只记得他的名，忘了他姓什么。在这样的旅行速度下这也不足为奇！那些没有立刻写下的东西，两天后就会忘。斯拉夫是一位作家，但他绝不是一位普通的作家，而是一位独行者，他与他的当教师的妻子住在一间很简陋的房间里。他不爱说话，属于幽闭型的人：头正正方方，身体肌肉发达，眼睛如猎人般敏锐。为了生存，他必须为当地报纸写东西，虽然他很讨厌它。他没有钱，可能是因为他喝得太多了。

夏天，他用借来的钱收买了一位空军飞行员，带他往北飞行了几百公里，行李中有睡袋、枪和伏特加，到依靠驯鹿生活的萨摩耶人居住的地方去。那里还存在巫师。国家太大了。在那里女人只有当生了孩子后，才可以结婚，孩子的父亲是谁并不重要。

猎人带着他的战利品回到城里：兽皮和皮毛，这些他可以拿到黑市上去卖。他说，如果我再来西伯利亚，他要带我去萨摩耶人的村庄。

出版书的时机看起来对他并不是很有利。他给我看一份已经完成的手稿，题目是《远行后，请回来》。他还在写续篇《做你自己》。他会讲英语，知道汉姆生[104]、福克纳[105]、塞林格[106]和伯尔[107]。他告诉我他是如何弄到詹姆斯·乔伊斯唯一的一个俄文版本的：那是1935年出版的一本《外国文学》杂志。他谈论文学时很自信。“你必须像那些古典作家那样写作。”他鄙视叶甫图申科，尤其是他写的关于布拉茨克发电厂的诗。我也渐渐地失去了等待这诗人的耐心。我不希望他有什么不幸，但我不能摆脱那种对他不利的预感：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火箭”，就像王尔德[108]在他的小说中描写的，出现时有重大影响，但很快就会消失。

告别时我们拥抱了对方。也许我们不会再听到对方的任何消息。

9月13日。到达新西伯利亚。一个沉重的城市，第一印象就是缺少文雅的都市风格。玛丽娜向一位高大的年轻男子打听火车站的方向。泛红粗糙的脸庞，棕色的眼睛，结实的下巴。他一瘸一拐的，因为两个月前他从摩托车上摔了下来。他叫格里戈里，农民气质中带着些许稚气。他指给我们看涂成白色的火车站，如此自豪，仿佛这是他亲手建造的。只是餐厅的菜他觉得不好吃。他对那里斯大林式样的装饰不屑一顾。

那里有圆顶、画廊、配殿、走廊和隧道。混杂在一起的农民、残废老兵、吉尔吉斯商人、民兵、佩戴着勋章的军官、卖花的姑娘和鞋匠以及他随身携带的碎皮、橡胶鞋底和工具，日日夜夜，熙熙攘攘。在地下通道里有带着包裹和箩筐的过夜的人。一个吉他手已经在那里驻扎。这儿比在德国的火车站要少一些禁令。时钟显示的是莫斯科时间。

在这种人挤人的状况下，飞机场肯定不会有私人空间。这让我想起爱伦·坡[109]和波德莱尔[110]描写的街道景象中拥挤的人群。这飞机与巨大的绿皮火车的奇妙，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开往阿穆尔的火车上有俄罗斯茶饮机和标有苏联红星的软卧。

与每个俄罗斯的大城市一样，这儿也有一个问讯处，用来替代地址电话簿。但是，我们不仅要知道询问的人的姓氏和名字，也要知道他从父亲那里得到的名字，以及出生年月日和出生地，否则，就像玛丽娜用卡夫卡的话说的：“不被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