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一九六六年 苏联旅行的潦草日记及其后果(3)

卡门给我讲日本投降和他与毛的谈话。关于中国人经历的这一切，他简单地引用了斯特林堡的名言：“可惜了人类。”

后来克斯特亚还把我带到他的朋友那里去，那是一位建筑结构工程师。一位具有极强魅力的人。他觉得自己是巴库的建设者。这座城市有“他的”学校和居民楼。他的妻子来自奥塞梯，高加索人的样子，乌黑的头发，黑眼睛，长勾鼻子。并不美，但骄傲温柔。

晚餐很丰盛，这次旅行以来，我还没有吃到过这么好的晚餐。主人鄙视地谈论着警察，在这个说百十种语言的地方，他们也无能为力。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习语，没有人说俄语。政党对这些古老的习俗也无从下手。村里的百岁老人从来没有见过鱼，只有供马车走的山路，没有汽车道，没有香烟，没有报纸，没有酒，没有电话。妇女依照伊斯兰习惯只是当作用来劳作的动物，不得参与谈话。这是破碎方舟的最后一些剩余岛屿。主人说，没有人能够把他们拉拢到共产主义，打破他们的思想，让他们转变需要100年的时间。

他对他不熟悉的西方很好奇，但是，他既不能被我们的生活方式催眠，也不指责它。他仅仅是打听我们的工资和房租。他对偏见一笑了之。当克斯特亚的翻译出现状况时，他以哑剧协助。

吃完饭，我们看电视。此时碰巧有一档读书节目。出乎意料的是，那居然是叶甫图申科。他并不是很受欢迎。对他的爱出风头，人们不屑一顾。诗人得到了布莱希特所期望却没有得到过的评论。这些观众不过就是随便地做出判断，毫无顾忌。然后主人继续紧接着的行程，并给自己倒了一杯格鲁吉亚白兰地。

在巴库的最后一天，会议终于也结束了。我们两人都已经很不耐烦了。我只愿意与玛莎去彼瑞德基诺，她的母亲在那里的森林中有一栋达恰，我们要躲避这一切，不再听到任何一个政治问题。但这不可能。活该！为什么我要有这么一个远征到西伯利亚的大计划呢？我们将互相通信，并等待我们在莫斯科再次见面的那一天。

9月3日。我与克斯特亚经阿什哈巴德飞往塔什干。我们仍然拥有特权，被允许首先登机并被安排在有软垫椅子的舱位。与往常一样，机舱内有发霉的味道，由胖空姐分发的餐食特别难吃。然后我们转机，并在飞机场附近做短暂的逗留。这是一片位于亚洲的沙漠。只听得见蟋蟀鸣叫。在砂石路边，一位老妇给口渴的人提供哈密瓜。这种水果从来没有这么好吃过。

在塔什干，也是作家协会的人来接我们。大街上川流不息的人有各种民族和语言。从一个街角到另一个街角，服装、习俗和肢体语言都在不断变换。

五个月之前，在城市标志性的革命广场的钟楼上的钟停了。地震中心正好在城市地底下8公里的地方。不可思议的是，这座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只有15人死亡。倒塌的30多万间房屋中，大多数是用黏土建造的。混凝土建筑和结实的房子在地震中经受住了考验。市中心的废墟已经清理成平地。苏联各地都派来了工人和机器，整个建筑行业都被召唤到了此地。我们还能看见当时人们居住的临时帐篷。这很成功，远比土耳其成功。同样强大的地震，在土耳其死亡人数达到3000多人。据说那里无家可归的人至今还睡在大街上。

以暴力实施的苏联治世，用他们的监狱使得在亚洲中心的这个多民族国家至今没有发生内战。在列宁的国家政策下，有许多受害者，却没有能够化解几百年来的血仇。我自问，从经济角度来看，是否在实质上苏联是值得的。在农田与骆驼间建一所大学——俄国人到底得到了什么？也许在沙皇统治时期，投资也远超过回报。

9月5日。我与克斯特亚继续前往布哈拉。这座城市给我的感觉是灰色的，没有生活气息，肮脏，人们流露出不满的情绪，似乎时间与他们擦肩而过。在市场上，我们已经感觉不到丝绸之路的存在。大多数顾客都光着脚走路，只有俄国人穿鞋。卖家在他的货物前席地而坐。在一家小吃店，客人盘腿露天坐着，也有人躺在垫子上，似乎正在午睡。在一个平民窟后面的平房区，有同样的商店和同样空空的商场。这儿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游客，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带我们参观了名胜：清真寺、宗教学校、东正教教堂。

人们很少能想起这个城市曾经是科学大都市。甚至最著名的布拉哈的儿子，博学的伊本·西拿，或尊称阿维森纳，也没有得到一尊纪念碑。埃米尔，据说他有500个儿子，他的夏宫中有一个很大的、石头围起来的水池。他应该是在石阶上方的宝座上挑选地主们送来的女儿与他一起洗浴。据说他每次都会向当天选出的女子抛一个镀金的苹果。当地的大家族也无法反对，因为埃米尔的愿望就是他们所能得到的一个特奖，在宫中，这些年轻女子会得到照顾。

9月6日。不停顿，继续赶路。我们的下一站是在如今的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宜人的温度。语言的迷宫：俄语、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波斯语、土库曼语、吉尔吉斯语……甚至阿富汗的普什图语也可以偶尔听到。

这个城市以她的辉煌让人想起伊斯法罕[91]。尽管总体来说，混凝土建筑体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城市面貌，但这里还是保留了一些例如蓝色清真寺、可兰经学校、宫殿和“学院”，这些几百年的伊斯兰教文明的奇迹。著有诗集《柔巴依集》的欧玛尔·海亚姆[92]是著名的波斯诗人、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应该就是在这儿研究并写作的。我只隐约记得，是他首先研究三次方程以及二项式系数的。而我总为那永恒的、愚蠢的抄录问题所困扰：他叫海亚姆还是伽亚谟，是《鲁拜集》还是《柔巴依集》呢？

在撒马尔罕的郊外，我们参观了兀鲁伯[93]天文台的遗址。兀鲁伯是一位帖木儿家族的君主。他的爱好是天文学。这座15世纪建造的天文台是一栋三层圆形石砖建筑物，在君主被杀害后遭到破坏。俄罗斯考古学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挖掘出它的残余。

兀鲁伯与从波斯召集来的科学家一起计算了黄赤交角和分点岁差，以及无比精准的恒星年的时间。由于当时没有可以使用的望远镜，因此必须有一个大的六分仪。这个仪器的地下部分直径36米，今天人们还可以见到。

这项研究的计算方法也有记载：三角函数表，星历表的计算思路，占星数据，更主要的，还有一部记录了1000多个星球的天文表，精确记载了它们的方位。这项伊斯兰的研究是非常可敬的。一位陪同我们参观的人在介绍时摘引了一位学者的名言，这位学者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他说：“幸福是离开世界早于被世界放弃。”

紧接着的一天，我们去了内地。一位名叫安德烈的乌兹别克年轻人说服了他的父亲，一位极其虔诚的年长的教师，请我们到家中做客。我们品尝着东方的食品，他还宰了一头羊，斟上当地的葡萄酒，并郑重地致敬酒词：“把这儿当作自己的家！”他拿出自己腌制的西红柿、葡萄、瓜、自家园子里的李子。那里还有一张大床，类似于沙发，主要是给有心脏病的女主人午休用。女儿们被监护着，严防失了贞操。急切期望拥有一辆汽车的安德烈，在父亲面前不能抽烟。回程中，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三套车。

晚上，收音机里一条消息，并没有让人感到悲伤：亨德里克·维沃尔德[94]，支持种族隔离的建筑师，在开普敦遇刺，因腹部受伤而死亡。

9月8日。继续飞行去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的首都。这座城市的状况非常好。从市中心可以远眺海拔5000米的塔尔加尔高峰。覆盖着雪的阿拉套山脉风景如画，冰川壮观。阿拉木图离中国边境不远，在这儿我们要习惯完全不同的地理坐标。向北有草原、宽敞的公园和花圃。以及杏子、瓜、烟草和酒。气候适宜，只是夜间有些凉爽。

克斯特亚与往常一样，立即询问火车站的位置。从30年代开始，阿拉木图就是土西铁路的一个重要车站。战争前，在斯大林的关心下，火车站建造得非常华丽。招待我们的人中，有一位歌德的译者、一位喜剧作家和一位职业和平女士，他们执意要安排我们参观雄伟的东正教大教堂。这座沙皇时期装饰华丽的木质建筑显然从未被烧毁。

在这里显而易见的是一种对欧洲近乎于渴望与爱慕的兴趣。我们被带到一家在苏格亚与萨弗丽娜街角的书店，展示的都是德国文学：亲切的东德出版的席勒[95]、歌德[96]、海涅的书，沃尔克·布劳恩[97]，莱比锡的岛屿出版社，医学与植物手册。他们向我介绍说，自1933年以来，在这个城市生活着很多德国移民。这一定可以成为一个研究课题（逃亡、迁移、清洗、劳教、平反等）。你们为什么不在这儿住一个星期呢？辜负这样的信赖，我觉得很难。

荒谬的是，我们在一家芬兰餐厅吃晚饭。是什么原因导致餐馆老板来到这儿谋生的呢？类似于这样的宴会，桌上少不了用来装饰的纸做的小旗帜，而且总是少不了一面美国国旗。或许这是对赫鲁晓夫喜欢说的“和平共处”的问候吧。

我们匆匆忙忙赶着穿越布哈拉、撒马尔罕和阿拉木图，此次旅行有些疯狂。我都没能写下笔记。这也是因为当地主人的照顾、检查和习俗，他们必须执行他们的指令。晚上，在无法拒绝的饭局、喝酒聊天和喝醉后，当然，我还是比较清醒的，我和克斯特亚坐在酒店的房间，组织着报告，那是我的朋友必须为克格勃做的工作，向他们汇报我的情况：赞美了“政绩”，批评也恰如其分。

9月9日。中途在新西伯利亚停留。飞越东部的阿尔泰山脉。经过西西伯利亚时，草原灰色中隐约可见小的树木。水位高，很多沼泽地。后来又出现北方针叶林。然后是浩荡的鄂毕河，平坦而又缓慢地在巨大的绿岛间穿行，汇入河口。

我很高兴又回到北方。克斯特亚在这儿与我告别。接替他的是玛丽娜·帕弗恰斯卡亚，她也参加了巴库的会议，从现在开始她担任翻译和监护。相比我的朋友，我对她少些信任，但她是机灵聪敏的。机场宽敞、舒适，体现出大都市的自信，轻松感可以与美国相比。

继续飞行两个小时。那一片庞大的西伯利亚的天空，生态环境与气候的变化用肉眼都能看清，到处是淹死的树木。

途中与玛丽娜谈“体制”问题。她认识到议会与党的矛盾，提到在1921年被托洛茨基血腥镇压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工人的起义。她觉得监护人的角色使她不自在。她总是被委派陪同这些代表团参观！

9月10日。抵达伊尔库茨克。第一次呼吸就让我感觉到混杂着工业废气的泰加林的味道。伊尔库茨克是一座有300年历史的移民城，是当地最大的城市。她的特色是纯俄罗斯的，虽然能见到许多布里亚特人或蒙古人的脸。在市中心有沙皇时期以圣彼得堡作为样板建造的，带有灰泥墙面装饰的宫殿和剧场。楼房顶上覆盖着涂了焦油的木板，彩绘百叶窗有雕刻精美的艺术品。

这座城市位于安加拉河和西伯利亚大铁路之间，这是一条开往海参崴，经过乌兰巴托并能到达北京的铁路。这征服扩张空间的行为让人联想到美国的英雄时代，联想到美国的铁路大亨，只不过不是向西方而是向东方。军事谋略家和原料探索者一直知道在无人区可以做些什么，怎样去利用，并想通过这种方式征服。不过，人们在此地发现的是另外一个地域：距离中国和中亚，美国和日本，都比欧洲来得近。

西伯利亚大铁路是在设计的时候就经过这些在干线上的大城市的呢，还是因为有了铁路，城市得到繁荣？至少伊尔库茨克是在有铁路之前就存在的。在沙皇时期，这个地方就起到了核心作用，不仅巩固了西伯利亚统治者的统治，并且也给为铁路建设而召集来的流放者、犯人和强迫劳工提供了居所。

被驱逐的人当中，最有名的应该可以说是“十二月党人”。有两个纪念他们的博物馆，分别在贵族瓦康斯基家族和托布茨库易家族的老宫殿中。过去，在这精心修复的木结构建筑中，曾有某些阴谋被策划。博物馆中展示着手铐、铁脚链、审判记录和信件，但同时也有妇女们的针织品和被软禁的贵族弹奏过的一架羽管键琴。被判无期徒刑而流放在西伯利亚的巴枯宁[98]也曾经在这儿生活过几年。据说他是州长的亲戚，所以受到比较好的照顾，直到他成功逃跑，并经过日本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到达欧洲。后来，来了些古拉格的犯人、难民和战俘，他们的遭遇比在沙皇时期受到的迫害更差。整整一堵墙的墙面上有被称作俄罗斯田地的“兄弟坟墓”的照片，以纪念那些埋葬在这里的无名人士。

我们还参观了格里戈里·舍利霍夫[99]的墓碑，18世纪他帮助沙皇殖民阿留申群岛，并探索阿拉斯加。他被赞誉为“发现新大陆的俄罗斯哥伦布”。人们还能感觉到西伯利亚人因为失去阿拉斯加的那种隐隐的痛——阿拉斯加被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卖给了美国。

几百步远处的乡村周围，诞生了一座现代城市，单调的楼房、高校、机关和在整个东部所谓的大型工业企业“联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