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监和“麒麟”

我们怎样理解东方的卓越成就呢？首先，亚洲农业比欧洲农业的生产力高很多。在东亚，一英亩土地足以养活一家人，这便是水稻栽种的生产效率；而在英国，每家所需的土地平均接近20英亩。这有助于我们解释东亚的人口为什么多于西欧人口。东方水稻栽培体系更为发达，因而也能养活更多的人口。确实，明朝诗人周是修以一种乐观的态度去看待乡村，他描绘的是农村居民自得其乐的情形：

衡门逼幽蹊，曲巷通极浦。十家两三姓，世世相托处。举目皆累姻，出入无龃龉。男为东舍郎，女作西邻妇。寒风及秋社，豚酒酬田祖。老巫烧纸钱，子喧铜鼓。漠漠柘园烟，纷纷芋田雨。归来肆筵席，半醉相尔汝……

但是，这种田园牧歌式的和谐情景只反映了部分现实。后来几代的西方人倾向于认为，中华帝国是缺乏变化、害怕变革的社会。在《儒教和道教》（Confucianism and Taoism,1915年）中，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将儒教理性主义定义为“理性地适应世界”。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在中国哲学家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1934年）中得到了印证，同样也得到剑桥学者李约瑟在其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中的观点的佐证。但此类文化方面的解释，与历史事实是不符的，因为在明朝很久以前，中华文明一直不曾放弃过利用技术创新来领先世界的事业。

我们无从确切地弄清是谁发明了第一个滴水计时工具（水钟）。可能是埃及人、巴比伦人或中国人。但在1086年，苏颂装入擒纵齿轮装置，创制了世界上第一个机械时钟。这是一个高达40英尺的精密仪器，不仅有计时功能，还能据此记录太阳、月亮和行星的运动。1272年，一个钟塔建造完工，此后不久，马可·波罗便到访中国北方的大都，见证了这种机械运行的钟塔。直到一个世纪后，诺维奇、圣奥尔本斯和索尔兹伯里大教堂的首批天文时钟被建好使用之前，英国根本就不具备准确率哪怕稍微接近的钟表技术。

长期以来，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都被视为是15世纪德国人的贡献。事实上，这种技术发明于11世纪的中国。纸张也是在传入西方很早以前就在中国使用了。纸币、墙纸和卫生纸也是如此。

常常有人宣称，是英国的农业开创者杰恩罗·塔尔于1701年发明了谷物条播机。事实上，早在他生活时代的2000年前，中国就发明了谷物条播机。那种带拱形铁模板的罗瑟拉姆犁（Rotherham plough），也就是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的关键工具，是先由中国人发明的另一种创新工具。王祯在1313年写成的《农书》介绍的工具都是西方所未闻的。工业化革命也是更早地在中国出现萌芽。融化铁矿的第一架鼓风炉也不是于1709年在科尔布鲁戴尔建成，而是在公元前200年的中国。全球最古老的铁链吊桥不在英国，而在中国，其建造时间最早可追溯至公元65年，其遗迹在云南省仍然可见。即使到了1788年，英国的炼铁水平仍然低于中国1078年的水平。利用创新的并于13世纪出口至意大利的手纺车和摇纱机，中国人首次使纺织生产有了革命性进步。而中国人将他们最为著名的发明火药仅用于鞭炮的说法，绝对是失实的。由焦玉、刘基于14世纪晚期出版的《火龙经》，描述了地雷和水雷、火箭和可装填炸药的空心大炮炮弹。

中国的其他创新包括化学杀虫剂、钓鱼竿、火柴、罗盘、扑克、牙刷和手推车。大家都知道高尔夫球是在苏格兰发明的。然而，宋朝（960～1279年）流传下来的《东轩录》描述了一种被称为“捶丸”的运动。这种运动是用10根球杆来玩的，包括撺棒、朴棒和杓棒，大致与我们如今的一号木、二号木和三号木杆相同。球杆中镶入玉和金，这表明，高尔夫球过去和现在一样，都是有闲阶层玩的一种运动。

发明创造到此还未结束。1400年迎来了新的世纪，中国作好了准备，将取得又一轮的技术突破，这轮技术创新不仅使永乐皇帝成为中国之主，还有可能使之成为全球的主人——从字面上说，便是“普天之下”一切的主人。

今天，你可以在南京见到与郑和——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航海家——驾驶的同样大小的宝船仿作。这艘船长120多米，几乎是哥伦布于1492年穿越大西洋所乘的圣玛利亚号大小的5倍。而这仅为当时300多艘巨大的跨洋帆船组成的舰队的一艘。这些船装备了多个桅杆和各自隔开的浮力舱，万一在吃水线下有进水裂缝时可以防止船只下沉，这些船只的规模远远超过了15世纪欧洲正在建造的任何东西。郑和舰队额定总船员为28000人，其规模之大，是“一战”爆发前欧洲的任何舰队所不及的。

这只舰队的指挥官是一个非凡的人。11岁时，他在战场上被明朝的缔造者朱元璋所俘虏。按照惯例，俘虏是要被阉割的。随后，他被派去侍奉明朝创建者的第四个儿子朱棣，也就是那个后来抓住机会登基的永乐皇帝。因为郑和对其忠心耿耿，永乐皇帝委任他执行一项探索世界大洋的艰巨任务。

在1405年至1424年连续进行的6次伟大航行中，郑和舰队的行程之远、之广，令人惊叹。郑和驶达暹罗、苏门答腊岛、爪哇及曾经的大港口卡利卡特（今天喀拉拉邦的科泽科德），抵达淡马锡（后来的新加坡）、马六甲和锡兰，到了奥里萨邦的克塔克，也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和亚丁，又沿红海北上抵达吉达。据说，这些航行的目的是寻找神秘失踪的前皇帝，以及随其一块消失的传国玉玺。（永乐皇帝试图为篡位而赎罪，还是想掩盖他篡位的事实呢？）不过，去寻找失踪的皇帝并不是他的真实动机。

在最后一次远航之前，郑和受命“执行帝国使命，率领各类不同大小、总计61艘船只，前往霍尔木兹和其他国家……带去彩色的丝织品……并买回麻织品”。他的下属也被授意“购买瓷器、铁制大锅炉、礼物和军火、纸、油、石蜡等”。这似乎表明了一种理性的商业态度——可以肯定，中国的某些货物正是印度洋商人所艳羡的（瓷器、丝织品和麝香），而有些货物也正好是中国希望运回的（胡椒粉、珍珠、宝石、象牙，还有据说能入药的犀牛角）。然而，事实上，这个皇帝最关心的并不是如亚当·斯密后来所理解的贸易。用当代语言来说，这只舰队是“要出使那些（野蛮人的）国家，给它们赠送礼物，通过展现我们的实力改造它们”。永乐皇帝送“礼”所希望获得的回报是，使那些外国统治者像中国周边的亚洲国家那样，向他朝贡，并因此承认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面对拥有如此强大舰队的皇帝，谁会拒绝叩头行礼呢？郑和舰队的7次航行中，有3次抵达了非洲的东海岸。他们在那里没停留多久。有30多位非洲统治者的特使被邀请上船，承认明朝皇帝的世界统治地位。摩加迪沙（位于今日的肯尼亚）的苏丹，派出一个代表团，携带有异国风情的礼物，其中包括一只长颈鹿，永乐皇帝亲自在南京宫城的大门口迎候这只动物。这只长颈鹿被盛赞为传说中的麒麟——是完美节操、完美政府及帝国和宇宙和谐的象征。

但在1424年，这种和谐被打破了。永乐皇帝驾崩，中国的海外野心也随之而去。郑和的航海事业被立即叫停，只在1432～1433年执行印度洋之行的任务时航海事业短暂复兴。海禁法令确定无疑地禁止远洋航行。从1500年起，在中国，不论何人，只要被发现建造超过两个桅杆的船只，就要被判处死刑，而在1551年，就连乘坐这种船只出海都是犯罪行为。郑和远航的记载全部被销毁。郑和也死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葬于大海。

在这个重大的决策背后有什么玄机呢？是因为赤字问题和帝国宫廷中的政治角力导致的吗？是因为在安南（今越南）打仗的成本之高，超出预期了吗？抑或纯粹是因为儒家学者对郑和带回来的“古怪东西”（尤其是长颈鹿）疑心重重呢？我们可能永远无从知晓。但是，中国由此固守国内的后果却似乎是确定无疑的。

与阿波罗登月计划一样，郑和的远洋航行也极大程度地展示了财富和高科技水准。在1416年将一个中国太监送到东非海岸，在很多方面堪比将美国宇航员于1969年送往月球的伟大壮举。但是，由于永乐皇帝的继承人突然取消了远洋探索事业，所以，伴随郑和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来的经济益处也就微不足道了。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头，另一个来自欧洲极小王国的截然不同的航海家，他即将执行的远洋航行，却是另一番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