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序(1)

若真想了解这个世界，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当煤矿工人。

矿工们生命中最大的麻烦，就是他们的宿命思想。

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在西弗吉尼亚州南部的煤矿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是在1971年，当时我读了哈里·考迪尔（Harry Caudill）的《夜幕降临坎伯兰》一书。在他的笔下，对肯塔基州东部阿巴拉契亚高原的民众遭受剥削、贫困潦倒生活的描写堪称经典。他们的人生中，贫穷和苦难随处可见，然而细细品味，却也不乏某种坚毅和真实的特质蕴含其中。我知道，这些特质在我自己的人生中是缺失的，于是，我放弃了自己位于曼哈顿西区的寓所，驱车南下，前往西弗吉尼亚州，希望创作出以那个地区和人民为主题的作品。

当时，煤炭行业正值多事之秋，乱象纷呈。1969年，改革派候选人约瑟夫·“乔克”·雅布隆斯基（Joseph “Jock”Yablonski）竞选矿工联合会主席失利，在自家床上被枪杀，同时遇害的还有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和他们二十五岁的女儿夏洛特。这次谋杀给煤炭行业留下了恐惧和猜疑的阴影。直到四年后，矿工联合会主席安东尼·“托尼”·博伊尔（Anthony“Tony”Boyle）因雇凶谋杀雅布隆斯基被定罪，这种情况才有所好转。

我来到西弗吉尼亚州南部的时候，主张改革的“民主矿工”组织正在开展运动，意在接管贪污腐败的工会。同时，煤炭公司也在紧张地提防着所谓的外来煽动者挑动矿工闹事。在那里，我唯一的社会关系是一位朋友的朋友，他在贝克利经营一家家具店。贝克利人口一万六千人，是西弗吉尼亚州中南部最大的城镇。这位朋友告诉我，若真想了解这个世界，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当煤矿工人。

矿工联合会和威斯特摩兰煤炭公司同意我到矿井工作，前提是，我不能告诉任何人自己是记者，而且我的写作内容只能涉及矿工工作本身，不能涉及工会政治。第二天，我来到贝克利城外被称为埃克尔斯六号的矿井上班，我的班次是大夜班，时间从午夜到次日早晨八点。

当上矿工的第一天夜里，我按时赶到更衣室。矿工们上班前在那里换上工作服，下班后在那里冲洗掉身上的煤尘。我到那儿的时候，正赶上第二班矿工离开矿井。身穿崭新的工作裤和绿色长袖衬衫，头戴崭新的黑色头盔，我看上去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新手。当我和同班次的其他矿工乘电梯下降到一百五十英尺深的竖井中时，心里非常紧张。1914年，从我工作的矿层下行三百英尺处，曾经发生过一次爆炸，一百八十六名矿工在那次事故中丧生，那是西弗吉尼亚州采矿史上第二大矿难。十年后，又发生了一次爆炸，这次十九人遇难。

那之后这个矿井没有再发生过如此严重的事故。不过，矿工们在每次下井之前，都会把写有自己名字的锡制标签挂到更衣室的布告板上；当他上完班回到地面上，再把自己的标签摘下来。如果矿工被困井下或是死于事故中，这块八角形的金属片就能够告诉人们，井下被困和遇难的都有谁了。

矿工在井下工作一辈子，平均能赶上三到四次重大事故，事故有时会严重到矿工必须休养一段时间。当矿工退休时，他们往往会罹患黑肺病而咳喘不已。这种病就是由于长期大量吸入煤尘所致，病人往往身体虚弱，痛苦不堪。即使没有患上黑肺病，矿工也会患上其他疾病而缩减寿命。

尽管面临种种风险，对于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普通人来说，煤矿的工作仍然可以让他过上体面的生活。此外，当时男人们赚大钱的途径还有一种，那就是离开他们热爱的山地，到底特律的汽车装配线上找份工作。

我告诉大家，我之前是纽约北部汽车修理厂的机修工，来到此地是因为我需要工作养家糊口。而大家对我的解释深信不疑，原因就在于此。一个男人丢下他看重的一切，去陌生的地方谋生，他们认为这样的做法合乎情理，不足为奇。可以这样说，几乎从我在煤矿的第一个夜班开始，矿工们就接纳了我，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很重要，因为如果人们不喜欢你，那么你很可能就呆不长。

如今，矿工初次下井之前必须接受为期一周的安全教育。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可没有为矿工上岗提供这样的准备工作。新来的矿工要依赖同班组的前辈传授自我保护的办法。比如，如何避开头顶上悬着的明线以免触电；再比如，如何系紧鞋带以免鞋带卷进传送带把人也绊倒在传送带上，轻则皮肉受伤，重则丢掉性命。

起初的几个夜班，我的任务是负责为白班补充所需物品和给养。后来，我成为一个八人采矿小组的成员。在我们小组中，一名矿工负责操作连续采掘机，旋转的锯齿状刀片不断掏挖出煤块；两名梭式矿车司机每次铲起五吨新开采的煤，把这些煤运送到传送带上。梭式矿车司机干活很熟练，但难免会将一些煤洒落在传送带旁边的地面上。我负责站在传送带旁边，把洒落的煤再铲到传送带上。如果我不能及时把煤铲起来，传送带会暂停作业，梭式矿车也无法正常传送煤炭。我必须时刻留心梭式矿车的到来。这些梭式矿车就像一只体型巨大的蜈蚣，照明前灯穿越重重黑暗，从坑道尽头闷声闷气地开了过来。最初的一个夜班中，我的手指头就被磕破了两处。

午餐时间或者设备停止作业时，我们都有大量的时间来交谈。很快我就了解到，大部分矿工，除非曾经去军队服役，否则终其一生离开贝克利的最远距离也不会超过五十英里。他们谈论的话题只有煤矿和山脉，此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些人与世隔绝的程度与一百年前他们的祖先相比别无二致，当年他们的祖先生活在山谷中，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在矿井下工作了三十年，他们甚至对煤炭行业实现机械化之前的采煤岁月还记忆犹新，那时他们使用的采煤工具是镐头和铁铲。

上完夜班，我们向外走去，从一辆又一辆矿车边上挤过去，车上满载着我们刚刚采掘的煤炭。一个夜班如果顺利的话，我们能够采掘出八十车或者更多的煤。许多人认为煤矿工人很不幸，可是我共事过的矿工却对他们的工作感到骄傲和自豪。理由很充分，他们觉得自己干的是可以计量出价值的工作。每天早晨，他们都能够一目了然地看到自己完成的工作量。矿工们不会讨论那些煤车象征着什么，不过，如果没有煤也就不会有工业革命了。我们现在都知道燃煤发电厂会污染空气，所以正在慢慢减少煤炭的使用量，但是那时，即便是工业时代末期，假如没有煤的话，美国的照明将会黯淡无光，制造钢材的焦炭同样无从谈起，城镇的楼房自然也无法建造。

我在煤矿也就工作了几个月。离开那里时，我写了一篇文章，以第三人称的方式描述了矿工的生活，1971年12月发表在《哈珀斯》杂志上。文章讲述的故事在西弗吉尼亚引起了轰动，好几家报纸以专题文章的方式刊登，其中包括贝克利的《注册先驱报》。

一年之后，我回到贝克利，为《纽约时报》撰文记述煤矿工会内部的冲突。一天晚上，我参加工会集会，遇到了两位以前曾经共事过的矿工。“伙计，你去哪儿了？”其中一位工友问道。“你只说离开一天，可是你离开我们再不回来了。”他们对我发表的文章一无所知。我感觉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背叛了他们。来到他们身边时，我编了谎话；离开他们时，我还是没有告诉他们我是谁以及我为什么要来到他们身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