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在班加罗尔学习

我第一次开始羡慕大学里那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们有饱学之士给他们的指点；那些教授穷其毕生的精力在各个知识领域内进行研究，他们迫切希望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积累的宝贵财富传授给学生。

1896年冬天，我刚满二十二岁，我突然有了强烈的求知欲望，开始感到自己在许多重要的思想领域甚至缺乏最起码的知识。我有很大的词汇量，也很喜欢语言，很喜欢写文章时把字句用在恰当地方的那种感觉，就好像把钱币投进投币口。我发现自己能使用大量的词语，但却不能准确地解释它们的意思。我不敢用它们，害怕用错了。我离开英国以前，我的一位朋友说：“基督福音是伦理的最高准则。”这话听起来很不错，但伦理是什么？我在哈罗公学或是在桑赫斯特军校时，从来没有人向我提起过这个词。从上下文看，我想它的意思应该是“公学精神”“公平比赛”“团结精神”“行为端正”“爱国精神”等诸如此类的准则。后来有人告诉我，伦理涉及的不仅仅是你该做什么样的事情，而且解释为什么该做那些事。他还告诉我，有许许多多的书是专门写这个主题的。我很愿意花两英镑请人给我做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的伦理讲座，给我讲讲伦理的范畴、伦理学的主要分支和伦理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我想了解这门学问中有哪些是有争议的问题，谁是伦理学界的最高权威，伦理学方面有哪些经典著作，但是，在班加罗尔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人会因为感情或者金钱而教我伦理学。对于军事战术，我很精通；对于政治，我也有自己的观点；但伦理学的概要对我来说还是一件新奇事，在班加罗尔当地无法学到。

这只是当时开始在我的头脑中不断打转的十几个诸如此类念头的其中之一。我当然知道，大学里十九至二十岁的学生们整天都被灌输这些知识，他们能用很难的问题窘住你，或者给你一些使人莫名其妙的答案。我们对大学生们的自视清高向来不屑一顾，因为我们觉得他们只是死啃书本，而我们则在领兵打仗、保卫国家。虽然有时候我憎恨他们中的一些人似乎拥有的满腹经纶，但现在我十分希望找到一位能胜任的老师来教我，希望我每天能有一小时左右的时间向他请教。

后来有人在说话时用了“苏格拉底方法”这个短语。什么是苏格拉底方法呢？它看起来好像就是用一些棘手的问题与朋友争论，最后问得他晕头转向、黔驴技穷。那么苏格拉底是谁呢？他是一个善辩的希腊人，有一个爱唠叨的老婆，因为他令某些人讨厌，最后被迫自杀。不过，他无疑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饱学之士的心目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我想知道苏格拉底的故事，为什么他能流芳百世呢？是什么原因让当时的一个政府仅仅因为他的言论而判他死罪呢？他的言论肯定给雅典行政长官的命运或这位能言善辩的教授自己的命运带来了无比巨大的压力，这种敌意不会是因为小事而引起的。很明显，很久以前苏格拉底就发表了具有爆炸性的言论。知识炸药！道德炸弹！但是在女王的军人手册里却完全没有涉及这些！

还有历史。我上学时就喜欢历史，但我们当时学到的只是枯燥的、干巴巴的缩减版，如《学生版休谟》[84]。有一次，我们的假期作业是读一百页《学生版休谟》，不承想到的是，我还没有回学校，我父亲就要检查我的读书情况。我看的那部分是查理一世时期的历史，他问了一个关于“大抗议书[85]”的问题。对此，我知道什么呢？我说，最后国会打败了国王，砍了他的脑袋。在我看来，这就是我能想象到的最大的抗议了，但是这样的回答不行。我父亲说：“这里讲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会问题，它影响了我们宪法史的整个结构，你讲的虽然已经接近重点，但是你丝毫也没有领会这个事件有多么的复杂。”我对他的顾虑大惑不解，我当时根本看不出这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想更多地了解这段历史。

因此，我决定阅读历史、哲学、经济学等类的书籍。我写信给我母亲，问她要这些相关主题中我所听说过的书籍，她欣然应允，于是每个月我都能收到一大包我认为是自己必须要阅读的书籍。在历史方面，我决定从吉本[86]开始入手。有人告诉过我，我的父亲很喜欢读吉本的书，他能把吉本的书背下来，吉本的书对我父亲的演讲风格和写作风格影响很大。所以，我就开始读迪安·米尔曼版的八卷本——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我很快就被书中的故事和写作风格征服了。印度的白天阳光炙人，上午我们从马厩里出来，一直到夜晚时分才是打马球的时间。中间这段时间，我一直如饥似渴地读着吉本的书。我从一章看到另一章，并在其中得到了无穷的乐趣。在书页的空白处，我匆匆记下自己的观点。很快，我就发现自己是作者狂热的支持者，我极其反对狂妄自大的编辑对他的轻视。我并没有因为编辑在书里做了不恰当的注脚而不相信吉本，相反，迪安的道歉和推诿竟激起我的愤怒。我非常喜欢《罗马帝国衰亡史》这本书。读完这本书以后，我便开始读吉本的自传，幸运的是，他的自传是和《罗马帝国衰亡史》装订在一起的。当我读到他在自传中提及他保姆的那一段话：“如果有人会为我活着而感到高兴，我相信这样的人应该是有的，那么他们就应该感谢这位可亲可敬的优秀女士。”读到这里，我就想起埃弗雷斯特太太，这句话可以作为她的墓志铭。

读了吉本，我又开始读麦考利。我曾背过《古罗马谣曲集》，很是喜欢。当然，我知道他写过一部关于历史的书，但是我一页也没有读过。现在我开始读他写的历史，并且全力以赴。我想起埃弗雷斯特太太的姐夫，那位老牢头，他有一套麦考利写的历史著作，他甚至会把副刊上的连载都装订在一起。他对这本书敬若神明。我觉得麦考利写的东西都是福音，所以当我读到他对马尔伯勒大公爵的严苛评价时，感到很伤心。当时我的身边没有人能够告诉我，这位历史学家虽然文采飞扬，但却刚愎自用，是一个大文痞；他喜欢故事，而不喜欢真相，总是根据其文章的需要歪曲事实，随意污蔑或赞美伟人。他亵渎了我对他的信任，也辜负了我的老朋友——老牢头的那份淳朴的虔诚。对此，我一直耿耿于怀。不过，我也必须承认，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从他身上确实也获益匪浅。

我不但喜欢读他写的历史著作，而且着迷于他的散文。从他的散文中，我了解了查塔姆、弗里德里希大帝、纽金特勋爵对汉普顿的纪念，克莱武、沃伦·黑斯廷斯、巴雷尔、骚塞的社会观等，最重要的是，我还读过他写的充满暴戾之气的文学杰作——罗勃特·蒙哥马利先生的诗歌。

从11月到次年5月，每天我都要读四五个小时的历史和哲学著作。我拜读了柏拉图的《理想国》，看来他和苏格拉底一样都主张实用。还拜读了韦尔登博士编校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叔本华的《悲剧的诞生》、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以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另外，我还会读一些其他名气不那么大的书。这是一种新奇的教育方式。首先，我如饥似渴地读书，而且接受能力相当强，我拿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其次，没有人告诉我，“这本书不可以相信”、“你应该读一读某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两者结合才能发现问题的要点”，或者“有一本书对那个学科讲解得更加透彻”等等诸如此类的话。我第一次开始羡慕大学里那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们有饱学之士给他们的指点；那些教授穷其毕生的精力在各个知识领域内进行研究，他们迫切希望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积累的宝贵财富传授给学生。但是现在我看到许多大学生虚度年华，没有抓住转瞬即逝的宝贵机会，我又可怜这些大学生。毕竟，人生必须在思与行之间做出选择，没有工作也就没有玩乐。

当我把自己幻想成苏格拉底，构筑自己的理想国时，我想对富裕家庭的市民孩子的教育进行一次重大的改革。当他们十六七岁时，应该开始学一门手艺，干有益健康的手工活，业余时间则阅读大量的诗歌，唱歌、跳舞，进行体育锻炼，把精力都花在有益的事情上，只有到他们真正渴求知识、渴望了解事物时，我才会让他们去上大学。上大学是一种奖励、一种令人垂涎的权益，只能给予那些在工厂、田野里能真正体现其价值的人，以及那些具有卓越的素质和执着的求知热情的人。不过，这种设想一定会打乱很多事情，也会引起混乱，也许最终也会给我带来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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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我博览群书，开始想到关于宗教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我都是忠实地接受一切灌输给我的宗教教育，即使在假期里，我每周也要去一次教堂。在哈罗公学读书时，除了每天早晚要做祷告以外，每个星期天还要做三次礼拜。参加这些宗教仪式很好，那些年我积累了不少宗教礼仪知识，终身受用不尽。在婚礼、洗礼和葬礼上，我都积累了不少宗教礼仪知识，但我从未仔细检查过我自己到底已经积累了多少这方面的知识，或许我会发现我的知识还不够用。但是，在我快乐的青年时代，我常常是不到星期天就去教堂做礼拜。在军队里，我们定期列队进教堂，有时我带领信仰天主教的士兵去教堂，有时带领信仰新教的士兵去教堂。在英国军队里，宗教信仰不同的官兵能够相互容忍，大家对宗教信仰的差别几乎毫不在乎，谁也不会因为他所信仰的宗教而受到任何束缚或歧视，每个人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在印度，上百个神灵被毕恭毕敬地供奉在皇家神殿里。在军团里，我们有时候会争论类似这样的问题——“今生结束之后我们还有来生吗？”“我们曾经有过前世吗？”“我们死后还会相互记得、相互见面吗？还是像佛教徒一样又开始另一个轮回呢？”“是否有高智慧的人在管理着这个世界？或者说世事就是自己向前推进的呢？”大家一致认为，只要你光明磊落地生活，尽力尽责，对朋友真诚，对弱者和穷人友善，那么信什么或者不信什么都不重要，一切都会好的。我想，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健康心理宗教”。

一些高级军官也谈论基督教对妇女的影响（“它使她们循规蹈矩”），也谈论其对下层社会的普遍意义（“现在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在这里过上好日子，但想到死后会有好日子，能使他们更满足”）。基督教似乎还有利于整肃军纪，尤其是英国圣公会，它使军人想得到别人的尊重，保持仪表的威严，从而避免了许多丑闻。从这一点来看，宗教仪式并不重要，因为这些仪式只是被译成不同语言的同一种戒律，以迎合不同的民族与性格。不过，不管哪一种宗教，讲得太多都不是一件好事，特别是在当地人中，宗教狂热是极其危险的，会导致谋杀、兵变或叛乱。我想，这就是当时的宗教氛围。

这时我开始大量阅读书籍，这些书对我在哈罗公学里所受到的宗教教育提出了挑战。第一本是温武德·里德写的《人类的殉难》，这是布拉巴宗上校最喜欢的一本书，这本书他读过好多遍，把它视作一种圣经。事实上，这本书简明扼要地对人类的历史作了恰如其分的概述，尖锐地剖析了各种宗教中的神秘观念。但这本书最终得出的结论却令人沮丧——我们会像蜡烛一样被燃尽。这个结论让我震惊，心里很不舒服。但是后来我发现吉本也明显持有相同的观点。这一年冬天，我读了两本书——莱基先生的《理性主义的崛起和影响》与《欧洲道德史》，终于使我形成了一种世俗观。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一想起以前那些校长和牧师向我灌输了如此多的谬论，就十分愤怒，因为当时年轻的我把他们视作我的指导者。当然，如果我上过大学，那么聚集在大学里的著名教授和神学家们就会帮助我解决这些疑难问题。无论如何，他们至少会让我看一些有说服力的、持相反观点的书。有一段时间，我曾对宗教非常反感，如果这段时间延续下来的话，我也许就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后来的几年里，我在战场上一直频繁地面对危险，这使我的反宗教情绪平静了下来。我发现，无论我怎么想、怎么争辩，在面临敌人的炮火时，我还是会毫不迟疑地祈求上帝保佑。如果我能平安回家，我总是发自内心地感谢上帝，甚至在一些小事情上我也祈求上帝保佑。这几年，实际上我这一生中，我都如愿以偿了。这种做法似乎非常自然，与反对这种做法的理论一样有说服力、一样真实。此外，这种祈求上帝保佑的做法能使人的内心得到安慰，而反对这种做法的理论却没有多少作用。所以，我总是跟着我的感觉走，并不十分介意行动与思想的冲突。

让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读名人语录是一件好事。巴特莱特的《常用语录》是一本极好的书，我曾用心拜读过。当这些语录被深深地印在脑子里以后，你的灵感就会被激发，会想去阅读这些作者所写的书或想看更多的书。在这本书或其他类似的书里，我曾读到过一句似乎特别自相矛盾的法语格言：“内心情感是有其理由的，但它却不明白这个理由是什么。”在我看来，放弃内心而追求理智是十分愚蠢的，事实上，我看不出为什么我不可以两者都兼顾。我并不担心思想和信仰相互矛盾，让大脑尽其所能对思想和逻辑进行探究似乎是一件好事，但同时让心灵去祈祷上帝的保佑也是一件好事，如果真的应验了不妨心存感激。我不认为赋予我们思想、同时也赋予我们灵魂的至高无上的造物主如果看到两者并不总是那么协调一致时会感觉受到冒犯，毕竟，他肯定在一开始的时候就预见到了这一点，当然能理解这一点。

因此，当我看到我们的一些主教和牧师千方百计想把《圣经》中的故事和现代科学与历史知识调和起来时，我常常感到十分惊讶。他们为什么要把它们调和起来呢？当你收到一封信，信的内容让你心情愉悦，让你灵魂充实，信中承诺你在一个充满机会和同情心的世界里，将和你所爱的人重聚时，你又何必要为那个在途中被弄脏的信封的形状或颜色而担心呢？又何必担心信封上是否及时盖上了邮戳，邮戳上的日期是否正确呢？这些事情也许令人费解，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的内容以及你从中得到的好处。如果你仔细推理，就会得出十分明确的结论，那就是：“奇迹是不可能出现的。人的证词很可能是错误的，但自然规律是不可违背的。”与此同时，当读到耶稣在加利利的迦南[87]是如何把水变成葡萄酒、如何在湖面上行走、如何死而复生时，你就会感到欢欣鼓舞。人脑无法理解无限，但数学的发现却使无限变得相当容易。那种认为除了我们能理解的东西之外没有什么是正确的想法是愚蠢的，那种认为人脑无法调和的思想会相互毁灭的想法则更愚蠢。当然，有人说世界上有亿万个宇宙在漫无目的地运动，没有什么比这种说法更令我们的思想和感情难以接受的了。所以，我很早就养成了一个习惯：相信我想相信的任何东西，与此同时，让理智不受约束地去接受它所能探索到的一切。

我的几个堂兄有幸上过大学，他们经常取笑我说，除了我们的思想，世界上什么都不存在，整个世界只是一个梦，所有的现象都是虚幻的。每个人都在创造自己的世界，你的想象力越强，你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就越精彩；当你停止了梦想时，世界也就不复存在了。玩这些有趣的思想杂技倒是挺有意思的，虽然没有害处，但也没有一点用处。我在此告诫年轻的读者，只需要把它们当作一种游戏就可以了，玄学家们有最后的话语权，激起你去对他们荒谬的主张进行反驳。

我经常依赖自己多年前就得出的观点。我们抬头仰望天空，看见了太阳，看得我们眼睛发花，我们的感官记住了这个现象。太阳光芒四射地挂在天空，显然只能和我们的感官一样真实。幸运的是，除了我们身体的感觉器官之外，还有一种方法能证明太阳的真实性，这就是数学。天文学家可以不用感觉器官，只靠一系列数学分析就能计算出什么时候会出现日食；他们通过纯粹的推理就可以预告某一天太阳上会出现一块黑斑。到时你去看，你的视觉器官就会告诉你，他们的计算是正确的。这样，庞大的数学运算过程所得到的证据进一步证明了你的感官所得到的证据，两者毫不相干。我们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分别证明了太阳的真实性，就像我们获得了一种在军事地图上被叫作“交叉方位”的东西。我一个相信形而上学的朋友说，天文学家的计算所需要的数据最初一定是通过感官得到的，我说“不”，这些数据可以由放在阳光下的自动计算器算出来，在任何阶段都无需人类的感官，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如果这些朋友还要坚持说，这些计算结果是别人告诉我们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的耳朵起了作用，我就会回答，数学的推理过程有其自身的真实性和价值，一旦被发现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独立因素。在这一点上，我还是想重申一下我的观点：太阳是真实的，而且是热的，跟地狱一样热；如果玄学家们对此表示怀疑，那么他们应该自己去那里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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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初次在印度马球场上的露面是很有戏剧性的。我们到印度才六个星期，在海德拉巴[88]就举行了戈尔孔达杯马球锦标赛。尼扎姆[89]领地的首府和附近英国驻军——驻扎在五英里外西昆德拉巴的宿营地，共有六七支马球队，其中包括刚刚在班加罗尔被我们接替下来的第十九轻骑兵团。在第四和第十九轻骑兵团的士兵之间存在着敌意，据说起因是三十年前，有一次第十九轻骑兵团接替第四轻骑兵团驻防任务时，有一个二等兵对第四轻骑兵团的营房状况说了一些不敬的评论。虽然当时的当事人没有一个还在团里，但团里的士兵都了解这件事，对此仍耿耿于怀，就好像这件事是一个月以前才发生似的。不过，这种敌意并没有扩展到军官层面，我们在第十九轻骑兵团的军官食堂受到了周到又盛情的款待。我被安排住在一位名叫切特伍德的年轻上尉家里，他现在是印度战区的总司令。除了其他几支驻军的马球队之外，我们的对手还有两支难以对付的印度马球队：首相队和著名的戈尔孔达旅代表队，即尼扎姆的保镖队。在印度南部，戈尔孔达旅代表队被公认为当地最佳的马球队，这支马球队曾与印度北部两支最强的马球队——伯蒂亚拉队和焦特布尔队进行过多次比赛，总是不相上下。戈尔孔达队非常富裕，拥有很多马，队员个个精通马术和打马球的技巧，这是当时年轻的印度军官和英国军官共同的理想。

我们有了从浦那轻骑兵团买到的马群作为补充，在德干高原[90]上长途跋涉时就跃跃欲试，决心大干一场。我们的主人，第十九轻骑兵团展开双臂欢迎我们的到来，并非常委婉地告诉我们，抽签时我们很不幸地抽到了第一轮就和戈尔孔达队对阵。他们真心实意地说，我们才到印度不久，第一场比赛就遇上一支铁定会赢得这次锦标赛的对手，运气真是不好。

那天早晨，我们观看了整个驻军部队的阅兵式。英国部队、印度正规部队和尼扎姆部队排成纵队从我们面前走过，场面非常壮观，好像是军事要人在检阅似的。最后出场的是二十头大象拖着一门门纵列的巨型大炮。当时的惯例是，阅兵式上的大象在行进中要举起它们的象鼻作为敬礼，它们的动作做得非常精准。后来大象敬礼的仪式被取消了，因为普通老百姓看到会窃笑，大象的尊严和管象人的尊严都会受到伤害。再后来，大象拖炮的仪式也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列列拖拉机拖着体积更大的、杀伤力更强的大炮。文明进步了，但我却怀念那些大象和它们的敬礼。

下午举行马球比赛，在海德拉巴举行的马球锦标赛场面非常壮观。整个球场都被印度各阶层的观众包围得严严实实，他们全神贯注地观看比赛。帐篷里和有凉棚的看台上坐满了英国观众以及印度德干高原上的印度上流社会的人，大家都认为我们队很快会在这场比赛中输掉。我们的对手动作轻盈、速度快，比赛的前几分钟就连进三球，而我们则一个球也没进。当时我们几乎已经持有和大家一样的看法了。详细的情况就不多说了，虽然重要，但这一切随着比赛的进行和比赛中更大事件的发生很快就被抹去了。最后，在观众激动的欢呼声中，我们队竟以九比三击败了戈尔孔达队。在后来的几天中，我们又轻松地击败了其他对手，创造了刚到印度五十天就获得顶级锦标赛冠军的纪录，此后这一纪录就未曾被打破过。

读者可以想象，我们为了这个至高无上的任务花费了多少精力，无论如何，大家都认为我们要完成这个任务需要花几年的时间。

1897年最热的季节到来之际，军中通告说有一定比例的军官可以享受回英国三个月的休假，因为大家都是刚到这里不久，所以很少有人想要回去。我觉得这种机会浪费了实在太可惜，因此我自告奋勇请求填补这个空缺。5月底，我从孟买出发，在极度炎热、恶劣的天气中，伴着可怕的晕船症，乘船回英国。当我再一次能坐起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航行穿越了三分之二个印度洋了。不久我结识了一位朋友，他是一个又高又瘦的上校，当时在印度负责步枪射击训练，他的名字叫伊恩·汉密尔顿。他向我指出迄今为止我一直忽略的一件事，那就是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出现的紧张关系。事实上，这两国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上校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支持希腊人，希望能为他们尽点力。而我生来就是个保守派，所以我支持土耳其人，我想我可以以一个战地记者的身份，跟随他们的军队一起战斗。我也认为他们肯定会打败希腊人，因为从人数上看，土耳其士兵比希腊士兵至少多五倍，而且土耳其的武器装备也比希腊强得多。上校听了以后真的很痛苦，所以我就声明说我并不会真的参加战斗，只是去看热闹，报道一下新闻。当我们到达塞得港[91]时，我们获悉希腊人已经战败了。希腊人已十分明智并迅速地逃离了这场不公平的争斗，而列强正在努力用外交手段保护希腊人，使其免遭毁灭。所以我没有去色雷斯[92]的战场，而是在意大利待了两个星期，爬了维苏威火山，看了庞贝城，最重要的是游览了罗马。我又一次重读了吉本描写其晚年第一次游览这座永恒之城时心情的语句，虽然我没有他那样的博学，但我还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寻觅他的足迹。

这次游览成为我回伦敦享受那里愉快时光前的一段构思得十分巧妙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