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幻之根：命中注定的漂泊

鲁迅培植的“泥土”以及剩下微不足道的“泥土”，在血腥屠戮的洪流冲击下，根本不能安下任何的根，鲁迅只好漂泊。但其实鲁迅的漂泊，不光欠缺“泥土”，还因为鲁迅的“根”是虚幻之“根”，或者说是特殊的“根”，并非要寻找“泥土”的“根”。

在鲁迅文学运动的卑微成就之中，其实已暗藏了他永远流浪的命运：这现实的“泥土”虽然可以培养理想的天才，但并非理想的天才本身，鲁迅还有更高的追求。他在1930年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联”，除了制造“泥土”，还“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甘愿当他们的“梯子”去帮助他们。在“泥土”还没有培植出来的同时，鲁迅已经希望长出花木。鲁迅的“根”仍然在寻找，只能在寻找，不断地向前寻找。因为当理想变成现实，现实便要产生另一个理想。或者我们可以说，鲁迅的“根”不在于寻找“泥土”，而是在寻找一种并不固定的东西，或者说，在寻找一种同时也在向前发展的东西，像浮萍之于水，又或者，那根本不是“根”，只是一种想象，鲁迅的想象。

这看似偶然，但也并不意外。前面提到，鲁迅选择文艺的道路，陷入这样一种境地，使他与现实保持距离，不能和光同尘。作为艺术想象的文学，即使它的生成来自现实，从来都要超越现实，因为文学其实是理想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一种想象。它超越现实，同时也就是不满现实，要跟现实对抗，而后者显然是鲁迅的选择。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讲演中，鲁迅谈到文艺、革命与政治的矛盾，认为文艺与革命要求改变现状，政治要维持现状，所以“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

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

这文艺与革命，其实可以换成“理想”；政治与现状，也可以换成“现实”。由于文学这种不断要求改进的性质，作家和艺术家的这种不断寻求创新的本性，他们总是为现实社会所痛恨：

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有时，他说得太早，连社会也反对他，也排轧他）。[……]文艺家在社会上正是这样；他说得早一点，大家都讨厌他。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

文学与政治的冲突，实际上是理想与现实不可调和的冲突，是一种根本性质的因而是永恒的冲突。鲁迅知道即使在革命胜利之后，这种冲突仍然会存在：

革命成功以后，[……]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样改变，还是处处碰钉子。

这篇一度被研究者忽视的讲话，现在已经成为代表鲁迅思想和精神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标志着鲁迅新的自觉，从渺茫的进化论，从模糊的“虚无”与反抗“虚无”，达到自我本质认识的更高境界。从事文艺是一种永远不满现状的表现。浮萍的漂流原来并非寻找“泥土”，漂泊就是它的本质，因为它的“根”只适合生活在并不凝固的水中，完全的死水会使它腐烂，它也不可能扎根在“泥土”之中，因为它在凝固的“泥土”中会失去生命。它根本不可能在土地上站得住脚。它只能漂泊，它必须漂泊；只能反抗，必须反抗；一面要培育可以长出花木的“泥土”，一面要挣扎超越会让自己窒息的土壤。反抗没有“泥土”的沙漠，反抗有了“泥土”的田野，永远反抗，像夸父那样，直到自己的灭亡。他反抗的对象，其实是“现实”。现实不可能没有缺陷，只有想象的理想才会完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