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永远的漂泊与反抗

鲁迅的反抗,从清末的反满,民国时期的反军阀、反国民党,虽然旗帜鲜明,可惜都被当时的政治现实问题所掩盖,没有显露反抗的实质。到了21世纪初“如果鲁迅还活着”的讨论,固然摆脱了鲁迅的政治神话,但仍没有跳出政治的话语。有关讨论的主要文章,见葛涛编《鲁迅的五大未解之谜》,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年,第409—483页。当然,笔者并不否定鲁迅与清末革命党人,乃至后来的共产主义者在一定阶段上有共同的目标和方向。鲁迅认为,中国“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华·忽然想到(六)》, Ⅲ:45。,推翻清政府、北伐、社会主义革命,都朝向这个方向。政治改革对第一和第二点最有效,但在第三点却往往跟革命者和文学家的目标相距很大。

鲁迅后来虽倾向共产主义,但矛盾似乎仍未解决。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有三个非常不同的来源,其中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继承过来的理想和浪漫激进主义,实与文化现代性相通,而从英国经济学继承过来的理性实用主义,则与实用现当代性相通,德国哲学则只是这两种现代性倾向的混合物。所以,两种现代性的冲突依然存在。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 1885—1977)所谓的“暖流”和“寒流”, 布洛赫的“暖流”和“寒流”,转引自David Bathrick u. Pau Breines, “Marx und/oder Nietzsche. Anmerkungen zur Krise des Marxismus, ”in Reihold Grimm und Jost Hermand(Hrsg.),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Nietzsche. Achte Beiträge , Königstein/Ts:Athenäum Verlag,1978, p. 125。多少是这种矛盾的反映,也可以借用来解释鲁迅及很多知识分子“同路人”,在受到共产主义理念及其部分革命者感召的同时,仍未能完全认同和融入革命组织之中。布洛赫强调“希望”的革命性,而这“希望”也是鲁迅的理想。

鲁迅无休止的反抗,笔者并不认为是托派的“不断革命论”的影响,或毛泽东“继续革命”的先声,因为鲁迅尽管同情和欣赏托洛茨基的一些观点,但认为他的政治理论过于理想;鲁迅尽管可能从冯雪峰那里知道毛泽东令人欣赏的一面,但他不可能支持“文化大革命”。在“五四”运动期间,鲁迅对示威学生攻击那些亲日部长子女一事,感到非常不安,为免火上浇油,他决定不发表一篇关于爱罗先珂在日本受迫害和侮辱的文章(《坟·杂忆》, Ⅰ:223—224, 《华·忽然想到七》及《华·后记》, Ⅲ:60,178),因此鲁迅是不可能赞成“文革”那些残暴的批斗运动的。笔者认为,鲁迅的不断反抗背后,体现的是两种现代性的矛盾斗争张钊贻:《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第255—257、342—345页。,而这斗争背后,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的理念,以及启蒙时代以来理性化的矛盾冲突。但这是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斗争。

鲁迅追求这样的理想,并不存在(或比较稳定地实现)在现实中,大抵只存在于文学的想象之中。文学既出于对现实的不满,要坚持文学和理想,则鲁迅只能自我放逐,并且反抗现实,而且是永远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