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第三个层次？

然而，民主的困境还不止这些。由夏瑜体现的民主，是人人当家做主，是一种理想，与当时设法实现这一理想的各种制度和手段，似乎还有距离，或者可以说，手段和理念之间似乎并非因果关系，至于是否条件关系，而这些条件究竟是否必要，能否充分，也难以确定。

而且，在笔者看来，现在西方流行的民主制度其实更像是一种权力斗争和利益分配的机制，虽然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避免血腥暴力和社会动荡，但也不见得就能真正代表全民的“民意”，代表整体人民的利益，尤其是长远利益。首先，多数的对面还有少数，顺了多数的意见，就意味着违背少数的意愿。其次，数目的大小并非正确与错误的标准，真理可以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已经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论断。还有，“民意”是可以制造出来的，有钱有势的人可以操纵“民意”，这也不是什么秘密或新闻。法利德·萨卡利亚（Fareed Zakaria）考查了从冷战结束后世界民主的发展，发现绝大多数新兴国家民主制度的运作，其实离民主真谛甚为遥远，即出现一种欠缺法治和基本公民宪法权力的“民主”社会制度，并称之为“非自由主义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即使在发达国家，目前的民主制度其实还需要教育、法律、传媒等的监督、制衡、辅助，而法律、传媒这些东西本身也需要监督制衡，监督来制衡去，毛病还是不断出现。就以美国总统选举为例，已多次表明这种制度并不保证“选贤与能”，到头来恐怕只不过是一种“必要的恶”（necessary evil），一种无可奈何的最佳选择而已。这多少又回到两种现代性的矛盾，以及为“实用现代性”所经常避开或忽略的“人”的主体性和主观等问题。

反观鲁迅，即使在“五四”时期，他仍甚感觉醒者与大众的“不一样”：

民众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而《第一小报》却向他们去讲“常识”，岂非悖谬。[……]我想，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

现在，皇帝与太妃是没有了，但这不妨碍大众关心某明星何在、某歌星安否。鲁迅对民众表示怀疑，自然包含他对民主制度更深层次的怀疑：大众获得解放、掌握“天下”之后，并不一定就愿意当自己的“主人”，把“天下”建设成一个理性、公平、自由、繁荣的社会。夏瑜“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说来简单，真正实现却并不容易；除了社会制度的客观条件，鲁迅还考虑了大众的主观精神。所以鲁迅坚持“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革命”。然而他也知道“思想革命”还须以社会革命为前提。最重要的是，“改造国民性”能否成功、能否根本解决民主的缺陷，鲁迅也没有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这里实际牵涉民主制度本身的问题，一个后现代的热门课题。笔者并非研究政治理论的，只设法从鲁迅的思路去提出一些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

从鲁迅研究的角度看，鲁迅的这些主张和疑问，抓住了西方现代思潮的一些要害和脉络，不但并未过时，实际还很超前，仍有参考价值。鲁迅不愧是中国现代先觉之士。

原载《学术月刊》2011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