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鲁迅后期对民众觉醒信心质疑

1927年之前，鲁迅对中国“国民性”有严酷的批评，对民众也流露出怀疑的态度，但自国民党“四一二”大屠杀之后，他逐渐向左转，偶对民众有好评。例如，鲁迅宣称中国民众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已经觉醒。其中说得更明白的，是1935年他引述明魏忠贤派缇骑捕周顺昌，被苏州民众击散一事。鲁迅不无感慨地说：

诚然，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

接着，他借古喻今，转而评论当时学生抗日示威，遭到国民政府镇压，却得到民众支持。他说：

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张岱又说：“忠臣义士多见于国破家亡之际，如敲石出火，一闪即灭，人主不急起收之，则火种绝矣。”（《越绝诗小序》）他所指的“人主”是明太祖，和现在的情景不相符。

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鲁迅对民众的这些正面评论，在20世纪80年代经常为论者引述，作为他思想转变的证据。然而，也有学者认为鲁迅思想基本上前后一致，尤其是对所谓“国民性”问题也是前后一贯，并无所谓“认识论上的决裂”（epistemological break）。上述鲁迅后期对民众觉醒表面上的乐观议论，只是个别的例子，仔细阅读之后，背后其实难掩他对中国未来深刻的悲观看法。首先，民众觉醒的“火种”必须“人主”“收”之，否则“火种”就会熄灭。鲁迅心目中当时的“人主”即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受国民党的镇压，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对中国政治局势其实没有太大的左右能力。所以，中国的前景在鲁迅心目中仍非常暗淡，他的悲观在于他所了解的中国“国民性”以及改造“国民性”才是改革根本的认识。“国民性”问题仍是他思想的关键。换言之，这个表面乐观的异例，其实还是体现了他思想的一贯性，并没有所谓前后的决裂。

鲁迅对中国人表面上自相矛盾的看法，若考虑到下面两点，可能就不会造成他思想太大的冲突。第一，他所谓中国人已经觉醒的话，看来是类似《药》结尾在夏瑜坟头添加的花圈，是以免读者堕入绝望深渊而扭曲自己对中国黯淡前途的真实看法。第二，我们不妨对照一下1925年鲁迅给许广平信中的一段：

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照旧，全不行的。

尽管中国“国民性”受到长期压迫而严重扭曲，人们面对民族解放问题时仍会“觉醒”，起来斗争。若对照鲁迅所谓中国人在日本侵略面前所产生的“觉醒”，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觉醒”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觉醒，或者说，这种“觉醒”对中国的改革只能起非常有限的作用。按照鲁迅的意见，中国任何的社会政治改革都必须以“国民性”的改革为根本。没有改变人们的思想、心态、价值观和生活态度，所有改革都是徒劳的。因此，这种“觉醒”并不一定导致“国民性”的改进。

总之，鲁迅后期虽然表示对民众觉醒的信心，但并不会跟他对中国前途的悲观忧虑相矛盾，因为问题的根本是中国“国民性”的改造。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也表明他的思想发展并没有“认识论的决裂”。如果他后期更看重社会政治改革，那是因为这些改革能够提供一个有利的改造“国民性”的环境，并不保证中国改革一定成功，改革必须进入更深层次的文化和心理问题，才能有效。

按照鲁迅的观点，在中国人恢复原来的精神活力并克服长期以来发展而成的奴隶心态之前，中国任何改革都不会达到真正或完全意义上的成功。原因很简单。中国人受奴役时间太长，以致作为人们精神表现的中国文化，亦已打上人们奴性的烙印，非经多代的努力，不能改变。据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1933年左右与鲁迅的一段谈话：

鲁迅说：“民国前，人民是奴隶。民国后，我们变成先前奴隶的奴隶。”

我问他：“你们现在有了二次革命或民族革命，你觉得阿Q还跟以前一样多吗？”

鲁迅笑了：“更糟，他们在管理国家呢！”

这段谈话明显呼应前引致许广平信的看法。在外敌入侵面前的“觉醒”，并没有触及国民自己的劣根性，也就是没有触及中国改革的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