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谈鲁迅“反民主”问题

承蒙陈圣屏博士赐寄即将发表的力作《柏杨眼中的鲁迅》，受益匪浅。我对柏杨没有研究，只有一些粗浅的印象。

陈圣屏博士知道我研究鲁迅与尼采，涉及他文中探讨的批判“国民性”和民主问题，希望我能就鲁迅与这些问题发表意见。我不是研究政治的，本来对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没有发言权，但这种回应交流的方式很好，再加上陈圣屏博士及主编的盛情难却，只好效“犬耕”之劳。

其实，我的《鲁迅的现代与“反现代”》，就有针对鲁迅《文化偏至论》中的“反民主”观点提出解释。为什么需要解释呢？因为《文化偏至论》中的“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表面上可以理解成“反动”的传统主义思想，跟鲁迅作为知识分子先驱的历史定位显然是矛盾的。所以我设法从两种现代性的矛盾出发，去说明鲁迅“反民主”主张的历史先进性。简而言之，现代民主制度本身，其实践并不代表民主终极理念的实现，即每个人的独立与自主，甚至可能是其终极理念的障碍。这种认识，正是比启蒙主义更现代的认识，而尼采即其代表思想家之一，鲁迅在这方面可以说是继承了尼采的衣钵。以上是第一点，从西方思潮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第二，从中国社会历史来看，民主制度与民主理念的矛盾尤其严峻，因为民主制度作为一种现代的政治制度，跟现代化、现代性一样，都不是在中国本土自然生成的，而是外来强加的。当时在中国推行民主，恰恰是最不民主的做法。鲁迅多篇小说如《狂人日记》《长明灯》《药》《孤独者》等，都可以解读为这个冷酷现实的反映，其表现即为大众与孤独的“先觉者”的敌对。在《药》里夏瑜设法向牢头说明“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这个民主理想就被认为不是“人话”。

第三，随着对“国民性”问题的深入探讨，鲁迅显然对民主制度与民主理念之间的矛盾，有了更甚一层的认识。这一认识，可以说是上面两点的综合，即人的主体性的历史考察。中国要现代化，要实行现代的民主制度，还需要改造国民的精神。鲁迅并非唯一看到这个问题的人，孙中山《建国方略》提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阶段，也包含了移风易俗和改变国民观念和精神的意思，但仅期以九年，未免过于乐观，把精神的改变看得太容易了。

最后，我还想指出，从第一点中提到的民主手段和民主理念之间存在矛盾，再加上对大众心态的认识，我们还可以看到鲁迅对“民主”更深层次的怀疑。他在“五四”时代说过这么一段话：“民众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而《第一小报》却向他们去讲‘常识’，岂非悖谬。[……]我想，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我们只要把里面的“皇帝”和“太妃”，换成“影帝”“歌后”，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已经并非当时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它已经超越了历史，超越了国界。

就民主的问题，鲁迅跟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有明显的不同。但我不会像陈圣屏博士那样用“资产阶级民主”这个词去说明他们的差别，因为它意味着有“无产阶级民主”。而且鲁迅早期没有把“民主”当成救国的万应灵丹，但后来也没有继续抨击，原因也许是中国人当时连自由都没有多少，遑论民主？民主到底需要有自由做基础。鲁迅没有生活在“民主”的时代，但若假设“鲁迅还活着”，就活在民主的时代，我认为他肯定还会对那个“民主”政府及其政策有很多猛烈的抨击，一如他对专制制度有猛烈的抨击一样。理由除了“民主”制度并不保证民主理念的实现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鲁迅对中国改革的认识已经从政治体制的改革进入国民精神改革的层次，他选择了以文艺为改造“国民性”的手段，并认为文艺与政治是永远对立的，而“民主”毕竟只是政治制度的一种，也就无可避免与文艺对立，跟鲁迅的立场对立。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鲁迅“反民主”的真正意义，恰恰就是反专制。在这一方面，鲁迅跟尼采的“反政治”立场又是一致的。不过，“反民主”只是反，不等于要推翻民主制度，因为他们大概也无法否定，民主制度是和平时期无可奈何的最佳选择。

外行人语，不揣浅陋，就教于陈圣屏博士及各位鲁研专家。

201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