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究竟欣赏什么排斥什么

我们已约略知道他抨击“自欺”与“聪明”这两种“传统”，而他欣赏的，也正好是它们的对立面。除了“内曜”，鲁迅还很欣赏古今某种类型的人。在《随感录五十九“圣武”》中，他写道中国人也有肯为主义而牺牲的：

我们从旧的外来思想说罢，六朝的确有许多焚身的和尚；唐朝也有过砍下臂膊布施无赖的和尚；从新的说罢，自然也有过几个人的。

后来，他又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说：

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然而，在这笼罩底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

鲁迅笔下具体人物的例子，我们可以找到柔石和韦素园，他们都是“有确信”和“拼命硬干”的年轻作家，鲁迅特别表彰了他们由此而表现出的诚实和认真。“认真”是鲁迅作品中经常称赞的美德。而这种全心意工作、不顾个人得失的人，鲁迅常常称之为“愚人”。这些美德正是自欺与“聪明”的反面。

鲁迅并没有解释“内曜”与上述美德的关系。可能这些美德都是“内曜”的显露，因为“认真”“有确信”“埋头苦干”要付诸行动之时，都需要精神和肉体的很大的力量，而这些力量正包含于“内曜”之中。总而言之，它们都是一些被国内外统治者摧残而日渐丧失的本性。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解释它们是怎样被摧残的：

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破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期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是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司马懿们要迂执得。

这种情势，实在对“老实”“认真”“有确信”的人不利。后来的情势则更糟。在《病后杂谈》及《病后杂谈之余》中，鲁迅讲述了元朝汉人受奴役不如畜牲，而明成祖又如何虐杀正直的大臣齐泰、景清、铁铉，并将他们所有女眷关进军妓营里。鲁迅于是很感慨地说：

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

认真老实的人是难于生存于这种环境的：

认真会是人的致命伤的么？至少，在那时以至现在，可以是的。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性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

那些不愿“啮碎”自己心的人，只好在自欺中寻求避难所；而那些坚守原则者，则趋于激进而为统治者所杀戮。可以想见，认真老实的人将日见其少，自欺或“聪明”的人日见其多。看来，这就是鲁迅所认为的中国文明没落的悲剧图景。而他也可能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唯一重视这种恶性发展的人。

在前引《十四年的“读经”》一文中，鲁迅已表明他攻击的真正目标不是儒家（因为那只是招牌，换成其他主义亦无不可），而是那些借此谋私的“聪明”人。如果他抨击了传统，那也只是腐朽了的部分而已。当我们分析到他在攻击虚伪的传统主义分子的同时，竟盛赞另一真正的保守主义学者，鲁迅的立场就会更鲜明清楚。

1921年，北京出了一本杂志《学衡》，大力攻击新文化运动并鼓吹复古。然而杂志的撰稿人多是留美学生，鲁迅怀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修养和维护的动机。在嘲笑了他们古文都写不通之后，鲁迅说，他们哪里是保存“国粹”，简直是在糟蹋它。还有商场利用，就更不足道。其实，鲁迅批评章士钊，并非因为他是个真的传统主义者。章氏鼓吹古文，而自己的古文却不行，甚至普通典故都解错。既然如此鲁迅自然就怀疑到章氏的真正目的。他认为章氏正是“聪明”的阔人之一。

然而，就在一篇评论真假国学家的文章中，鲁迅大赞传统主义者王国维，赞他认真埋头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因此，他所抨击与赞扬的，并非传统主义者或非传统主义者，而是“聪明”人与“愚人”。即使是他支持的共产党，他也没有对其成员一律看待，而他不同的态度，亦是基于上面的立场。这都属于他所谓“国民性”的范畴，并非中西文冲突的概念。

为了更清楚说明鲁迅的言论是基于“国民性”问题而他只是攻击“传统”中的腐朽部分，再举两个例子。很多学者都指出，鲁迅对中医有偏见，至少早期如此。他们却忽略了鲁迅也抨击中国的西医：

新的本国的西医又大抵模模糊糊，[……]总之，西方的医学在中国还未萌芽，便已近于腐败。我虽然只相信西医，近来也颇有些望而却步了。

如果如他们所说，鲁迅攻击中医只是攻击其中的庸医，那么他也攻击西医中的庸医，这样一来，就不是中与西的问题了。另一方面，鲁迅后期盛赞《本草纲目》，一向被认为他对祖国医药有了正确的认识，是他态度转变的一项证据。但若细读这篇杂文《经验》，他其实不是谈医药，而是赞古人的认真精神，赞那些“舍身求法”的“脊梁”。这仍然是“国民性”的问题。其实，他多次谈及中国像个黑染缸，一切外来的东西都会被糟蹋。因此，在他看来，中国的困境并不是单单采纳西方文明就能解决。首先得改造“国民性”，否则一切都不行。

人们对鲁迅“五四”时的激烈反传统言论，或鼓掌称庆，或恨之入骨。但他们都忽略了中国的传统实际上正毁在所谓传统主义者手上。让我们以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为例，以说明鲁迅所攻击的是腐朽了的“传统”。儒家本质上可以说是保守的。它主张复古，孔子就说过“吾从周”，要重建西周文化。但这种保守主义也起了团结维系整个社会的作用，就如现代的民族主义一样。孔子赞扬过管仲，他使人民免除“披发左衽”亦即被外族征服的灾难。然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却被少数民族满人所征服。汉人被迫剃发易服留辫子，作为投降的象征。这些耻辱，深深地伤了明儒的心。鲁迅显然跟他们有同感。但那时的所谓“儒家”之徒，却完全忘记这些奇耻大辱，提倡所谓“复古”，实际上只是“复”到受满人奴役的时代，其中一些人如郑孝胥，甚至投向日寇，为新的征服者高唱孟子的“王道”，简直是对儒家的最大亵渎。因此，鲁迅攻击的，和那些所谓传统主义者所保护的，其实并非原本的文化传统，或只是其中遭歪曲破坏了的部分而已。如果鲁迅看似激进，也只是因为这种假传统的势力太大。他尖刻地批评这种假传统，又怎能会感到“痛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