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语

根据上述分析，鲁迅跟《危机》的“提问法”完全不同。他关心的是“国民性”的问题，中西文化冲突对他来说并非关键问题。鲁迅之所以跟《危机》的理论框框有异，可能因为他曾在日本留学，目睹一个新世界霸权的兴起，而这个霸权在长期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后，仍能采纳外物而不失自己的传统。就如何在西方强权称霸下求存的问题而言，日本的例子无疑是“中西文化冲突论”的致命伤。

在鲁迅看来，日本的兴起正是由于日本的“国民性”。他认为日本的“国民性”是好的。为免误会，这里必须指出，鲁迅并非说中国的“国民性”本质上不如日本，或如日本学者细野浩二所称，是因为鲁迅曾留学日本而成了“边缘人”。鲁迅认为日本“国民性”之所以好，只是因为到当时为止，日本尚未被任何外人征服过而已。

再者，鲁迅“国民性”这个甚难界定的概念，又是基于另一更含糊的“人的精神”。他认为各文明之初，人的精神俱一样。此所以鲁迅亦提倡向英国人学习。因为鲁迅认为，某些被他们同时代人当成“洋”的脾性，实为古人所共有。总之，他鼓励人们向外国学习的，实际上正是自己曾经拥有，而后来不幸丧失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西化”和“复古”的主张，貌似水火不相容，实际同是一回事。正因为他关注“国民性”的问题，所以“全盘西化”或拼命“复古”之论，都难得他苟同。文化的根本在于人的精神，如果精神已受摧残，却不加救治，只求自外移植新枝，那还是救不了它灭亡的命运的。

最后，我还想指出，尽管鲁迅在实践上，特别是创作活动中，会同意《危机》“中西观念和价值的相互作用”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其实按照接受美学及读者反映批评理论，不管你愿不愿意，这都是必然的过程。但鲁迅却对所谓“彻底了解和精确分析”甚为怀疑。试问，谁又能做得到呢？到什么时候才做得到呢？他曾经预测：

照例是永远论不定，至多不过是“中虽有坏的，而亦有好的，西虽有好的，而亦有坏的”之类的微温说而已。

所以，他认为卷入这种争论实在愚蠢。他的预言，大概可以说明他对“中西文化折中论”的态度吧。

后记：

这篇是笔者比较早的学术论文。《危机》表面上在国内学界没有得到多少认同，但它是随着国内“文化热”而引进，从这个角度看，《危机》有助鲁研界开发文化领域的新天地，倒是功不可没，相对而言，其论述所产生种种不为人苟同的看法，反而成为次要。不过，笔者受20世纪60年代台湾中西文化论战震撼后才接触鲁迅，已经从鲁迅中得出超越中西文化框框的思想。到了80年代末《危机》帮助笔者再梳理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也值得感激。文章英文版在澳洲发表，中文版几乎同时在香港和台湾刊出，英文版后来在国内有中文节译。本文原来的中文版现在看来，起码在文笔上未免有点生硬，因此本次收录在文字上做了不少修订。其中的观点，可以说是笔者鲁迅研究和鲁迅尼采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一，也是笔者认为鲁迅之所以伟大以及他目前仍有价值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特意收录在此，非仅为敝帚自珍也。

2014年9月8日中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