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索 英国散文的足迹

英国向以散文著称。我的英国文学同行同好大都有此共识，且常作此说。其实散文既为一种如此实用的文章体裁，在各国各地物质、文化生活中它都同样地位显要；而且历代拥有独具民族特色的优秀作家和作品。

英国散文，与她的韵文不同，起步较为迟缓。15世纪以前，在古英语与中古英语时期，早有见诸文字的诗歌及韵文作品出现，散文著述，除9世纪威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钦定的《盎格鲁－萨克森编年史》，其余寥若晨星。一般散文著述，多为以拉丁文撰写。至15世纪中叶文艺复兴始，现代英语形成后，英国写家有如我国五四运动前文人之看待文言文，仍视拉丁文为正宗。如今翻开任何一部英语辞源字典，都可以找到这类释义：prose（散文），源于拉丁文prosa。这也是拉丁文与英语散文关系的蛛丝马迹。早期英国散文家如托马斯·莫尔（1478—1535）、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艾萨克·牛顿（1642—1727）等人的主要哲学、科学论著，仍沿用拉丁文，这大约是为便于与欧洲大陆各国交流。然而散文这种既不受语言韵律格式约束，适用性、随意性又强的体裁，却总本能地乐于选择日常流通的语文为其载体，因此近代英语诞生伊始，即已用于英国散文。上述托马斯·摩尔等家，均是既擅拉丁文散文，又长英语散文的双面能手。鉴于早期英国散文这一历史特征，可知英国散文（包括拉丁文散文）与英国英语散文概念之异同。

任何体裁的文章，总以内容为它所附丽的根本与主宰的精神，英国散文，也是随本国历史文化发展而留下自己的足迹。英国的文艺复兴，一如稍早在欧洲大陆，带来了思想、科学、文化的空前活跃，但此时期英语散文的长进，却不如它那捷足先登的韵文姐妹。托马斯·莫尔未完成的英语著述《理查三世史》（1513），固然是当时的大手笔，在叙事、对话、状物、辩论诸方面，都可见散文已粗具规模；随后约翰·黎里（1554? —1606）将此文体调理得工细精雅；弗朗西斯·培根又将它锤炼至简约隽永，但其时就整体而言，英语散文仍是“身量不足，形容尚小”，处于幼年。不过由于英国早期散文有拉丁文的渊源，在文章做法与风格上，都深受古罗马散文的影响，所谓西塞罗式与塞内加两派文风——一派堂皇典雅，注重修辞、音韵、长句；一派明快有力，喜用短句口语——在英语散文发展中，其脉络始终时隐时现。

17世纪是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期，社会巨变，散文亦随之一举成熟。政论、宗教神学与宣传、哲学、自然科学、历史以及应用的各类散文，在现实生活中充分发挥其实用功能之余，本身也上升为一种独立艺术。大诗人约翰·弥尔顿（1608—1674）的文以载道和雄奇风格，是时代之鉴；约翰·德莱顿（1631—1700）既是文学评论这一门类的开山始祖，而就其散文平易亲切和口语化的特点，又是此时期一位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出于无处不在的基督教宗教统治和宗教活动的要求，从希伯来文翻译的英语《圣经》在此时期出现了称为“钦定本”的新译本，公认为英语散文译文的杰作。它的流传不仅大大影响英国的社会生活，而且对人的思维、语言及文学艺术的发展，都有无可否认的巨大影响。但它只属于移译文字；而大量基督教神学研究及应用与各种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的文字，诸如英语公祷书、布道文，仍不乏美文写家，约翰·多恩（1572—1631）和耶利米·泰勒（1613—1667）是其代表。

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开展和商品经济繁荣，促成报刊文学兴盛和独立（职业）作家出世。专业报人，或一度以报业为专的约瑟夫·艾迪森（1672—1719）、瑞查德·斯梯尔（1672—1729）、乔纳森·斯威夫特在办报的同时，亲自撰写报刊文章，从而推进随笔小品发展。丹尼尔·笛福、亨利·菲尔丁（1707—1754）、塞缪尔·约翰森（1709—1784）、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奥立弗·哥德斯密斯（1728—1774）、爱德华·吉本（1737—1794）等卓有成就的小说家、诗人、传记家、科学家也挥笔助阵，为散文品种增加和品位提高添墨增彩。历史家、政治家、思想家爱德蒙·伯克（1729—1797）、托马斯·佩恩（1737—1809）、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59—1797）以及稍后的约翰·卡莱尔（1795—1881）等，围绕世纪末近邻法兰西的大革命，或直接参战，或擂鼓助阵，作为散文大写家，他们在敷陈己见，针锋相对地论战当中，充分显示了散文作为思想、政治斗争武器的威力。英国散文，至此已届盛年，传统初成，崭露出其或豪放，或婉约，或优雅，或幽默，或讥讽，或绮丽的丰姿，有如成熟丽人，令人目眩。

19世纪，与散文同种文体的小说，或谓广义的散文既已达到全盛，散文也更上一层楼。查理斯·兰姆（1775—1834）、威廉·哈兹利特（1778—1830）以散文随笔为专长，推出浪漫派散文；托马斯·德·昆西在《一个英国瘾君子的自白》中，将幻觉、下意识入于散文，又开散文意识流之先河；诗人威廉·渥兹渥斯（1770—1850）、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1772—1834）、波西·比西·雪莱（1792—1822）以诗论为本人的诗歌创作鸣锣开道；历史家托马斯·麦考莱（1800—1859）、政治家威廉·科贝特（1761—1835）、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神学家约翰·亨利·纽曼（1801—1890）、博物家查理斯·达尔文（1809—1882），以美好的散文撰写他们的著作，说明他们不仅是本行学科的天才，而且具有英国知识阶层传统的深厚语言文化修养；小说家瓦尔特·司科特、简·奥斯丁、查理斯·狄更斯、安东尼·特罗洛普、夏洛特·勃朗特、乔治·艾略特、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等也在作品序文、随笔、自传、游记、书信、演说中突出他们更加真实、坦诚的自我，以及他们独具特色的文风。

20世纪以来，散文连同其他类型文学艺术，都在经受时代变革的锤炼与考验，继续造就散文名家。上溯往昔不难发现，英国数百年形成的散文传统并未中断：由托马斯·莫尔开创，经弗朗西斯·培根、约翰·弥尔顿、爱德华·吉本、托马斯·佩恩、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约翰·卡莱尔等政治家、历史家、哲学家所发挥而赋予散文的严肃性、雄辩性、战斗性，在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1874—1965）、女权主义者弗吉尼亚·吴尔夫以及乔治·奥威尔（1903—1950）等的作品中，明显可见。自然科学及人文科学家吉尔伯特·怀特（1720—1793）、亚当·斯密（1723—1790）、查理斯·达尔文理性、务实、平易风格的轨迹，一直延伸到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生命科学家雅可布·布朗诺斯基（1908—1974）的足下；乔纳森·斯威夫特、约瑟夫·艾迪森、瑞查德·斯梯尔、查理斯·兰姆、托马斯·德·昆西精心创作的多种风格美文，由众多诗人、小说家、戏剧家中的散文家授受相传，已经接到萧伯纳（1856—1950）、弗吉尼亚·吴尔夫、萨默塞特·毛姆（1874—1965）之手；而始自约翰·德莱顿，中经亨利·菲尔丁、威廉·渥兹渥斯、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波西·比西·雪莱、约翰·罗斯金（1819—1900）、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等的文论、诗论，至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1888—1965）、威斯坦·休·奥登（1907—1973）等人，仍然赋有精妙高远、推陈出新的品性。

这个世纪英国散文家的作品，内容之踏实丰富，风格之多姿多彩，虽不失前数代散文的遗风，但从总趋势看，却是愈益简洁明快、通俗平易。在人的各种生活领域，它们启迪理性，激扬志趣，引发遐思，消闲遣怀，其作为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和实用功能，较之小说、剧本、韵文，往往更显直接、贴切。电影、电视等视听艺术的迅速普及，无可否认已占据了包括散文在内语言文字艺术的大批世袭领地，未来散文艺术的继承与发展，早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心腹之患。行文至此，谨留下一串删节号，待来者以实践处理。

1996年3月完稿于北京双榆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