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之父的功力

——菲尔丁的《弃儿汤姆·琼斯史》

《弃儿汤姆·琼斯史》（以下简称《汤姆·琼斯》）发表于1749年，就像将近一百年后，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1837）问世时一样，立即家喻户晓；作家亨利·菲尔丁本人，由一位曾经时运欠佳的剧作家和尚未引起充分注意的小说作者一跃跻入当时重要的小说家之列，按照其时的习尚，模仿之作接踵而来。从此时至菲尔丁五年后辞世，再至19世纪初这半个世纪，菲尔丁和他这部代表作的声誉不断上升，与菲尔丁同代以及随后的许多著名作家、诗人、批评家都曾从不同角度对这部作品进行评价。大小说家司科特于1820年为《菲尔丁回忆录》作序时，尊称他为“英国小说之父”。到19世纪中期，在那群山叠嶂，奇峰竞秀的英国小说家系列中，更有很多人推崇并接受了菲尔丁及其《汤姆·琼斯》的传统，其中包括狄更斯、萨克雷和乔治·艾略特等。

《汤姆·琼斯》发表的次年即节译成法文译本，以后又出现过其他法文译本和俄文译本，在欧洲大陆流传。这部小说和它的作者，先后引起法国的伏尔泰（1694—1778）、狄德罗（1713—1784）、斯塔尔夫人、泰纳（1828—1893），德国的歌德（1749—1832）、马克思（1818—1883），俄国的普希金（1799—1837）、果戈理（1809—1852）等著名作家或批评家的瞩目或好评。

20世纪以来，小说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时至目前，普通读者的口味和专业批评家的眼光，自然都不可能与大约两个半世纪以前作同日语，但是《汤姆·琼斯》在英国小说中的始创性地位则日益巩固，一些当代批评家将它视为标示英国小说发展新起点的路碑。

一

菲尔丁（1707—1754）的《汤姆·琼斯》这部小说所反映的主要是英国安女王时代（1702—1714）的生活。就整个欧洲大局而言，这属于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和酝酿革命的时期，也是提倡科学、理性、人性，反对野蛮、蒙昧、专制的思想启蒙时代。当时的英国，正介于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余波不尽，工业革命未雨绸缪之际，社会的阶级关系、上层政治以及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冲突迭起，新旧交替，动荡不定。有时冲突趋于激化，也见诸刀兵。主人公汤姆·琼斯一度从军的行伍经历，便是置于这一背景之下；而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动荡和冲突刺激人之所思，也促使人更易于接受外来的先进思想潮流。在此时期的英国人也在积极思索，寻求和接受启蒙主义的思想，在哲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智者先贤，更率先成为启蒙主义者。菲尔丁就是这些俊杰之士中卓有成就的一位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批评家和诗人。

他生于英格兰西南部萨默塞特郡的一个乡绅之家，父母双方都出身贵族世系，父亲为退役军官。由于亨利·菲尔丁的父亲是少子，按英律本来就没有继承权，加上不善经营，遂使家道中落。亨利·菲尔丁少年时代，仍能靠祖上余泽，在英国久负盛名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接受教育，日后又入当时代表启蒙精神的荷兰莱登大学修习法律。此时他又在课余自学古典哲学及文学，并对当时欧洲大陆流行的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1605—1615）发生浓厚兴趣。虽因财力不足，在这所大学就读一年即辍学，但是他通过学校教育和自学，已经获得日后成为文学巨匠所必要的学识和修养。这一点，菲尔丁重要的传记作者之一，牛津大学潘布瑞克学院院长霍姆斯·达敦曾有高见。而在这部小说中，菲尔丁引用亚里士多德、西塞罗、贺拉斯、奥维德、莎士比亚时，能够信手拈来，挥洒自如，毫不做作，也使我们明显可见他的古典文学功力之深厚、坚实。

菲尔丁先在伦敦以戏剧为谋生手段。当时小说尚不兴旺发达，戏剧和诗歌是主要的文学形式。从二十一岁至三十岁的十年当中，他先后撰写了二十余部舞台剧本，后来他自己也经管过小剧院。这些剧本，除供舞台演出外，也在期刊上发表，提供阅读。它们的内容，大都是讥讽世风朝政，形式为喜剧或笑剧。这些作品给他带来了相当的文名和经济收益，但触怒了以沃尔波尔为首的内阁政府。他们公布了《演出法》，限定戏剧舞台必须置于政府控制之下，致使一些未得演出许可的剧院倒闭。菲尔丁首受其害，不得已而放弃了他那方兴未艾的戏剧事业。于是再习法律，不久即取得正式资格，营律师业，后又任伦敦威斯敏斯特区的治安推事；与此同时，菲尔丁还兼营报刊工作以及杂文、时文和小说写作。

先于《汤姆·琼斯》，菲尔丁曾发表《大伟人江奈森·魏尔德传》（1743，写于1739—1740年）、《沙米拉·安德鲁传》（1741）和《约瑟·安德鲁传》（1742）三部小说；《汤姆·琼斯》发表之后二年，又发表《埃米莉亚》。前三部作品，还是试笔或戏拟之作，其中以《约瑟·安德鲁传》最为人看中；最后一部《埃米莉亚》，属于严肃的社会批判小说，一般认为它在艺术上较其他几部逊色。

菲尔丁早年精力充沛，慷慨好义，热爱生活，也充分享受了生活。人届中年，不幸丧偶，数年后续娶了爱妻夏洛特生前的侍女照顾他及子女的生活，也为他再添了众多子女。从他三十岁至四十岁的十多年间，紧张的写作劳动和沉重的生活负担过早地夺去了他的健康。他在赴葡萄牙休养期间客死他乡，留下一部《赴里斯本航海日记》（1755），记录了这位作家自己对人生、政治和文学的见解。

二

论及篇幅之宏大，内容之广阔，艺术之成熟，《汤姆·琼斯》均为菲尔丁的五部小说之冠。它是一部围绕主人公的活动，以第三人称叙述的传记体小说。

其实中心故事并不复杂，主要是主人公弃婴汤姆·琼斯自幼遭到亏待，在成长中不断受小人卜利福暗算，最后遭恩主兼养父奥维资误解，被逐出家门，同时也与恋人苏菲娅失散。这一对恋人分别历经磨难和诱惑，苦尽甘来，汤姆·琼斯的身世之谜大白，重获奥维资恩宠，并与苏菲娅结成眷属，永享幸福。

菲尔丁承袭了亚里士多德、贺拉斯以来的艺术模仿自然的美学观点和前代小说家的现实主义手法，通过汤姆·琼斯和相关人物的活动以及穿插故事，描写了当时现实生活的百态，展示了一帧富有时代色彩的社会和人生长卷。小说以社会地位低下的弃婴为主角，就是对当时依然影响强烈的封建等级、名分制度和观念的一种挑战。男女主人公争取自主婚姻，也就是自己主宰自己命运和幸福的斗争，正是启蒙主义时代社会地位低下的普通青年和仍处在封建等级礼法道德束缚之下的妇女寻求自由、平等和解放的写照。这洋洋近百万言、共十八卷的故事，一般都被分成三个部分：前六卷述说汤姆·琼斯来历不明的出生，他的成长、个性，他在奥维资的庄园的生活，他与卜利福由于出身、气质不同受到不同待遇而且相互发生冲突，他与苏菲娅青梅竹马的恋情，历经约二十年；中六卷续叙述汤姆·琼斯半流浪式的旅途遭遇及见闻：派崔济以半友半仆身份与他结伴，他们遇山中人讲述身世，琼斯以志愿兵身份从军，在厄普屯客栈与洼特太太勾搭，与离家出逃的苏菲娅失之交臂，遇弗兹派崔克太太，历时不过几十天；末六卷叙述琼斯到伦敦后行状：他苦寻苏菲娅而不得，误落白乐丝屯夫人掌中，苏菲娅险中贵族费拉玛勋爵与白乐丝屯夫人毒计，侥幸而未受污，琼斯以善意结交挚友米勒太太及少奈廷给勒，在他们帮助下摆脱险境，查明身世，与苏菲娅重逢，历时不过数月。通过这些事件，社会的丑恶不公，世风的腐败堕落，执法者的残忍凶险，贵族男女的荒淫霸道，宗教、法律、知识界的伪善奸诈，乡绅土豪的专横粗俗，一一显现；与此同时，作家泾渭分明的是非观、正义感，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和关注也得到酣畅淋漓的表达。

从这种叙述方法，又明显可见此前两个世纪开始于西班牙，又影响于欧洲大陆的流浪汉小说对《汤姆·琼斯》的影响。流浪汉小说的主要特征就是通过叙述主人公（流浪汉）的种种遭遇展现社会图景，起到揭露和抨击的作用；与《汤姆·琼斯》不同之处在于，那类小说大多是以主人公第一人称的口气自叙故事，《汤姆·琼斯》则是作者直接出面，以第三人称口气叙说故事。在英国小说史上，这是菲尔丁在叙事方法上的首创。菲尔丁以前的小说，如一般被视为英国近代小说之始的丹尼尔·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1719）、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1726），都是以主人公第一人称叙述的类似流浪汉小说的形式，稍早于菲尔丁发表小说的塞缪尔·理查森的第一部作品《帕米拉》（1740—1741）则是女主人公以第一人称撰写书信的书翰体小说。

《汤姆·琼斯》这种叙述人称的转换，切不可等闲视之。由此既可见小说受戏剧形式的影响，又可寻它从戏剧脱胎演化的轨迹。因为戏剧正文的台词，通常都是通过角色以第一人称表情达意，而戏剧合唱队或开场辞致辞者，则是代表作者直接出场，面对观众以第二或第三人称表达对剧情和人物的介绍和评论，这是对正文台词的一种补充手段。小说创作之初，深受戏剧影响，首先采用的是其正文台词的表达方式，而在这种新型文学形式发展过程中，自然渐渐感到第一人称地位和视野有限，从而效法合唱队、致辞者，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口气。菲尔丁由早年卓有成就的剧作家转而为小说作家这一过程，用来说明英国小说在其发展进程中借鉴戏剧手法而完善其自身，就颇具有代表意义。菲尔丁在本书第二卷第一章自称，他“在写作方面，独自开辟了一块新的领域”，并称他的小说为“散文的喜剧史诗”，也颇顺理成章。

三

关于菲尔丁自称的“散文的喜剧史诗”（comic-epic in prose），当代美国批评家西蒙·沃瑞在他的专著中有很精到的理解，他说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对“史诗”有多项严格的界定，其实菲尔丁当时所谓的史诗，不过是长篇幅的叙述而已。按照这一理解，菲尔丁的散文的喜剧史诗，就是具有喜剧特色的小说。

《汤姆·琼斯》结构的紧凑、匀整、精巧、奇崛，出人意料和引人入胜，是它体现其喜剧特色的重要方面，也是它向来备受推崇的成就之一。现当代研究就这一方面，更推向了一个新的层次。英国的批评家F. W．希尔斯分析《汤姆·琼斯》的结构时，说它像一座帕拉狄奥式的建筑，匀称和谐，似乎处处都是经过精密运算才设计出来。西蒙·沃瑞则说，菲尔丁是模拟基督教哲学的“宇宙设计论”来结构他的《汤姆·琼斯》的：这一理论主张，自然万物都是合理安排，无可更改，上帝就是那位精心周到的设计者；《汤姆·琼斯》的结构亦如自然万物，件件桩桩安排得井然有序，恰如其分，菲尔丁也就是像上帝一样的设计者。而第三人称的叙述形式则更能体现作家——设计小说的上帝——的意图或者说主体性。

小说这种作为散文叙述体的文学形式，结构是其要素。在英国小说历史的早期，菲尔丁率先推出《汤姆·琼斯》这样的结构，自然不同凡响。我们在日后司科特、狄更斯等大作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菲尔丁对他们的明显影响。试比较稍早于《汤姆·琼斯》的《帕米拉》等重在人物和心理描写的小说，情节简单自不在话下；即使同为叙述主人公经历的情节小说《鲁滨孙漂流记》、《格列佛游记》等，结构也尚嫌松散、粗糙。

《汤姆·琼斯》的情节，自始至终是有机的联系。故事开始就埋伏下弃儿汤姆的身世之谜。这一伏笔时隐时现，扑朔迷离，至结尾处云开日见，设计十分周到。故事的主线，从汤姆被收养，到离家流浪，到在厄普屯客栈的奇遇，与苏菲娅失之交臂，似乎已接近高潮；出人意料的是阴错阳差，又有异峰突起，将故事引向更奇险的高峰，就是汤姆和苏菲娅分别来到伦敦又分别遭到暗算和奇遇，至二人在白乐丝屯夫人府上不期而遇，似乎故事已发展到绝壁悬崖，谁知却又是峰回路转，节外生枝，出现了琼斯又犯乱伦和杀人之嫌的情节，真是步步紧逼，环环相扣。故事主干之外的细节旁枝，也都经过精心安排，设下必要的伏笔，随着主干情节展开，旁枝细节也一一分叙，前后呼应，适时收拢、归总，无不服从于作家的设计意图。即使像山中人那些与主要情节全无内在联系的叙述，也鲜明显示了作家欲通过山中人的经历与汤姆·琼斯的遭遇相互参照，进一步说明自己对人生的见解。再如派崔济与珍妮·琼斯暧昧的关系，奈廷给勒老爷与米勒小姐的悲欢离合，弗兹派崔克夫妇的纠纷离异等比较重要的穿插情节，菲尔丁的善于撒放，善于收拢，有时又辅之以倒叙使其圆满发展，从而使作品结构更加多变，更有层次。所有这些结构手段，在继起的小说作品中，屡见而不以为奇，而在《汤姆·琼斯》发表的时代，则大多是首创。

不过似乎也是物极必反，小说的情节之线收得过紧，最后落下死结，也就难以开揭。幸亏洼特太太亮明身份，道出真相，琼斯一跃而为奥维资先生的嫡亲外甥，变为体面的上流出身，否则恐怕我们至今仍不知苏菲娅如何谅解这位朝秦暮楚的情郎，乡绅维斯屯能否接受这个贫而又贱的女婿！像这种偶得一笔继承的财产或幸与生身父母团圆的结局，在英国小说中早已成为令人生厌的俗套，菲尔丁和理查森一样，正是重要的始作俑者。

四

小说家菲尔丁成名以来，批评界始终存在菲尔丁—理查森优劣高下之争，迁延至今，仍在哓哓。扬菲尔丁而抑理查森者，主要以情节结构论事；扬理查森而抑菲尔丁者，则以人物心理论事，立论不一，难分高低。其实根源是两位作家创作着眼点不同，方法有异，作品各有千秋。不过就人物心理深度而论，菲尔丁虽不及理查森，但他的人物类型之多样，性格之繁复，则胜于理查森，更远在一般情节小说作家之上。作为小说的总设计师，他超越了建筑设计师之点就在于，他不仅设计了建筑物——小说——的结构，而且设计了居于其间的人。

对于菲尔丁具体的人物塑造，向来也是褒贬不一：褒扬者取其人物自然、逼真；贬抑者斥其人物类型化。我们虽无需定求其绝对，但将这部小说置于产生时的历史传统中去观察、欣赏，或许会多一番心得。

菲尔丁既为怀有一定目的或意图的小说设计者，他塑造人物时也非盲目行事。他的意图，正如他开宗明义，在小说第一卷首章所申说，他的小说为读者提供的主要是“人性”，而且这是一个“包罗广泛的题材”。菲尔丁塑造的人物，特别是主人公汤姆·琼斯，不是单纯传载故事情节的工具，而是具有多层面性格特征的活人，这使他成为统领整个小说的灵魂。主角琼斯的主要配角派崔济，也是较其他人物更为肌骨丰润的人物，是一个上承《堂吉诃德》的桑丘·潘沙，下启《匹克威克外传》的山姆·威勒的喜剧形象。其他一些次要人物，上至贵族豪绅，下至市井小民，大体也都轮廓鲜明。一些持菲尔丁人物干瘪（又译扁平）说者认为，这些人物模式化，菲尔丁则早有自己的立论。在本书第十卷首章中，他曾说过，人物的某些特征本是同一行业者所共有，能保存这些特征，并将其作用作不同处理，方能显示优秀作家的才能。这部小说中的乡绅、恶少、权贵、刁仆、奸商、讼棍、淫妇、恶汉往往无独有偶，但依情节发展确实又各自显示了其异于同类的个性，从而在更深的层次反映了人生和人性丰富、复杂的内涵。另外在人物内心的探索上，作家也做了一些初级的尝试，诸如对于黑乔治昧财的心理冲突（第六卷第十四章），昂纳大姐背叛苏菲娅的内心斗争（第七卷第八章）以及苏菲娅对于接纳和拒斥汤姆·琼斯的数次思想交锋（第七卷第十章、第十卷第九章等）。这些处理心理因素的篇幅，固然远不及理查森以及后世小说家，但确实体现了具有喜剧特色人物的性格。同时这也说明，早期小说作家把握人物塑造的技巧尚待娴熟。

主人公汤姆·琼斯的形象塑造，也是历来颇遭物议的焦点之一。更有不少人对这样一部史诗式的主人公却非英雄而深以为憾。就此问题，菲尔丁在第十卷的首章也有所议论：“不要因为一个角色并非十全十美，而就贬之为恶人……如果一个人物有足够的善良，能使一个有向善之心的人生景仰之情，爱慕之感，那他即使有一些人力所不能防的小小瑕疵，他在我们心里所引起的，也依然是同情，而不会是憎恶。”汤姆·琼斯坦诚、善良、慷慨、侠义，这是他性格的基本特征；而浮躁、冲动、情感太滥，则是他性格中的一些负面。有这样的一些负面作为陪衬，固然可以说明这一人物性格的内涵较为真实丰富，但是琼斯的滥于用情，确也令人难以“同情”。菲尔丁如此塑造人物，自然也有他的意图，那就是借此更加自然真切地表现人性——在男女之间关系上反映出来的人性；同时这也是针对当时社会虚伪的道德、习俗、宗教禁欲主义的一个挑战。

其实菲尔丁如此塑造汤姆·琼斯，也是这位作家本人某些爱情、婚姻观和道德观的反映。在这部小说里，菲尔丁力主以精神、情感的投契为爱情的基础，提倡自由自主的婚姻，这较之当时盛行的以门第和财产为基础的政治、金钱交易式的爱情、婚姻，自是一大进步，当代女权主义批评家更就此大做文章。但是，在处理情感与情欲的关系时，菲尔丁显然是将二者截然分割，而且他那把衡量男女双方道德的尺子，又带有极大的非对等性。汤姆·琼斯怜香惜玉，可谓贾宝玉式的天生情种。他一方面在精神上与苏菲娅坚贞相恋，一方面却又与媢丽、洼特太太、白乐丝屯夫人等女人先后发生肉体关系，甚至沦为白乐丝屯夫人豢养的面首，这实在已不能算是小过。像这样片面要求爱情故事中的女性一方守身如玉，男性一方大可通融，实际上是为男性的放荡开脱。菲尔丁本人在青年时代，也正属于风流才子者流，他英姿勃发，豪侠仗义，享尽人生之余，对拈花惹草也习以为常，自认只要适时改邪归正，仍不失为“善补过者”。由此可见菲尔丁的女权主义实在有限。

这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苏菲娅以及重要人物奥维资，倒是完美无缺，我国早有学者将奥维资（Allworthy）按意义翻译成为甄可敬。不过这两个人物，似乎都有扁平性、类型化之嫌。但作为汤姆·琼斯的参照人物，在作家处理善恶斗争的天平上，他们又都举足轻重：他们补充了汤姆·琼斯内在的性格中善之不足，协助他战胜了外在环境与他自身性格中之恶，从而达到作家喻世劝善的目的。

五

英国文学自古以来具有喻世劝善的传统，这首先来源于作家严肃、强烈的社会良心。《格列佛游记》，如果再行上溯，还有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1678—1684）等，可以说是最早以散文写的长篇故事中的喻世佳作；塞缪尔·理查森更为英国警世劝善作家之首。如何既能喻世劝善而又避免令人昏昏的枯燥说教，又是作家长期以来孜孜求解的一道课题。菲尔丁采取的是寓庄于谐的方法，即以幽默、讽刺传载他的喻世、劝善。以政治讽刺喜剧作家出身的菲尔丁，他的这部小说，除了充满感伤情调的山中人自述等少数篇章，通篇焕发着笔酣墨饱，挥洒自如，泼辣恢弘的气势以及伴之而来的幽默、讽刺。这种韵味，实际上只可随个人阅读去直接意会，很难通过第三者来言传。这也是《汤姆·琼斯》这部小说喜剧特色的又一突出体现。从这种幽默、讽刺中，我们可以尽情领略菲尔丁过人的机智和独出心裁的行文才能，这对后世作家简·奥斯丁、狄更斯、萨克雷、梅瑞狄斯以及20世纪以后的讽刺作品都有显著影响。

幽默，是英国民族性突出的构成部分，也是英国小说的重要传统之一。它比通常的滑稽诙谐意味深长，比一般的嘲讽讥刺轻柔舒缓；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宣泄，一种含蓄有节的否定抗议。菲尔丁在这部作品中，运用比喻、拟人、反话、闪避、谲辞、噱头等多种修辞手法表达他的幽默，而且又主要用于他所同情和肯定的人物和相关情节。诸如派崔济这个油滑狡黠但不失为忠仆的小人物；又如汤姆对苏菲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甚至移情于苏菲娅的手笼和钱袋，有时真会使人哑然失笑，迸出泪花。不过《汤姆·琼斯》并不止于幽默，在揭露贵族上层的荒淫无耻、豪强霸道以及社会种种丑恶现象时，菲尔丁往往直接冲刺，切中深处，令人拍案称快。这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讽刺技巧，真如法国拉伯雷《巨人传》（1532—1548）、我国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约写于18世纪20—50年代）等名著，使它跻身讽刺小说经典之林。在英国后世的小说家中，一些人主要发展了菲尔丁的幽默，如简·奥斯丁；一些人则主要发展了他的讽刺，如狄更斯。

六

《汤姆·琼斯》另有相当特殊篇幅，无涉或少涉幽默、讽刺，而是比较严肃的论理，这就是它的每卷首章。

在小说中，以孑然独立于人物和情节之外的篇幅直接表达作家本人的文学见解，这是菲尔丁的又一独创；同时也是菲尔丁又一次对戏剧形式的借鉴：作家本人像剧本开场辞致辞人或合唱队队长那样，台前亮相直面观众——读者，诉说心声。

菲尔丁是一位有所为的作家，这不但反映在他的小说的思想内容上，而且也反映在他的小说的艺术技巧上。他从撰写剧本开始，就依据一定的原则和理论从事创作。他的文论写作，始于为维护自己的剧本而与批评者开展笔战。在办报纸杂志过程中，他又继续这一方面的写作。占用小说序言或首章撰写文论，在《约瑟·安德鲁传》中已经出现，而《汤姆·琼斯》各卷首章共十八章约六万言的文论，则是菲尔丁创作理论之集大成者。这是英国18世纪文学理论的代表作之一，也是英国文学理论的经典。

在这些文字中，菲尔丁申述他创作小说的目的是呈现人性，而且在创作中要顺应自然，并反对以神奇怪异为内容的文学作品。由此，菲尔丁提出了一系列现实主义的创作主张，他不仅现身说法，当即以这部小说的创作来实践这些主张，而且也为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奠下了基石。在这十八章的篇幅中，菲尔丁还就小说的结构、人物、语言、风格一一议论；明确提出了作家应具备的各种条件。这些论说今天读来虽然浅显，但它们的首倡价值以及所发生过的影响，则不可忘怀。

批判家也常指摘这因一种“插入式”的文论，与作品情节毫无有机联系，拖长了小说篇幅，打断了故事进程，松散了结构。这种批评虽也不无道理，但是身兼小说家和批评家的菲尔丁借用小说各卷一席之地表达自己的创作主张，并当即用于自己的创作实践，倒给后世提供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楷模，而对于那种全然脱离作品本文而从事理论的研究，则是一个相反的例证。

七

当今社会的生活节奏，与菲尔丁时代的已是大相径庭。像《汤姆·琼斯》这类鸿篇巨制，普通读者已无暇问津；现当代批评家将这部作品与现当代作品相比，又多嫌其粗浅。但是英国当代著名批评家在20世纪40年代提到的菲尔丁对英国小说伟大传统的开启作用，至今无可否认；而这部小说的精髓：惩恶扬善的主题、恢宏潇洒的气势、曲折生动的故事、真切自然的人物，至今仍是通俗文学以至娱乐文学形式的要旨。以它改编制作的同名电影就曾荣获1963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至今仍有学者认为这是迄今改编自英国古典小说的最佳电影。

菲尔丁在我国并不显得陌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著名学者吴宓先生在他的《红楼梦》研究中就曾以《汤姆·琼斯》作比较。20世纪50年代以来，又陆续出版了《大伟人江奈森·魏尔德传》和《约瑟·安德鲁传》的中文译本。至80年代初，《汤姆·琼斯》各卷首章的文论已经发表，随后又有了不止一种《汤姆·琼斯》的全译本，而且多次再版，至今为我国读者视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藏。

1992年完稿于北京海淀

2015年6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