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世界市场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

一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世界市场的认识

在经济学说史上,对世界市场的认识早已有之。由于荷兰在17世纪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因此,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在其《政治算术》中就描述了17世纪后半期荷兰对外贸易的状况。他认为,荷兰“贸易界的代理人和经济人”把在世界各地得到的“当地土产运到本国加工制造,然后甚至又把它运回原产地出售”。荷兰的对外贸易促使他们发展了自行经营的许多工业并把世界上多余的人变成了他们手工工厂的工人。这里他实际上已讲到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密切联系参见王亚南《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6—77页。。巴尔本(Nicholas Barbon)批判了重商主义限制国际贸易的理论和实践,他说:“任何国家制定阻碍一切外国货物的法律,其他国家也制定同样的法律,后果将是毁掉一切对外贸易。”[英]尼古拉斯·巴尔本:《贸易论》(三种),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9页。诺思(Dudley North)也主张国内、国外贸易自由,“阻碍贸易的法律,不论是关于对外贸易或是国内贸易,不论是关于货币或其他商品,都不是使一个民族富裕、使货币和资本充裕的要素。”[英]达德利·诺思:《贸易论》(三种),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19页。此外,休谟(David Hume)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建立了国际贸易机制学说。魁奈(F.Quesnay)不仅主张贸易自由,而且主张生产自由,虽然其生产专指农业生产。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在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对世界市场的理论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他提出的国际贸易的利益和影响,自由贸易与独占,关税和输出入奖励政策,贸易差额、汇兑和商品分类等理论,为世界市场理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世界市场理论上,斯密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世界市场上国与国之间的分工是世界市场发展的基础,提出了国内市场的狭小及其与世界市场的关系。他指出:“如果没有广阔的国外市场,那些幅员不大仅能提供国内市场的国家,或在国内各省间交通不便而国内某地的产品不能畅销到国内各地的国家,工业就没有好好发展的可能。”参见王亚南《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9页。这里,斯密虽然没有明确使用“世界市场”的概念,但“国外市场”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世界市场的意味,而且他强调了国外市场对国内市场狭小的国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比斯密更进了一步,他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根据对劳动价值的分析提出了国际贸易的比较成本说,即每个国家应专门生产自己在生产上占相对优势的产品,生产那种成本相对低的商品以同别国交换。这一学说的精神实质,在于每个国家都要通过对外贸易,对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商品进行比较分析,做到两优取其重、两劣取其轻,以便形成最有利于本国的生产要素配置,以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揭示了国际间商品交换的一定的规律性,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他的分析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根据他的比较利益和自由贸易学说,落后国家永远依附于先进国家,落后国家在贸易中只能是处于不利的地位。发达的商品生产国家的成本比较脱离了国际市场的资本主义性质,和资本家通过国际贸易进行不等价交换,掠夺交易国财富的因素。因此,这一学说并不能客观地揭示国际贸易的真正规律,也不能帮助人们认清资本主义条件下世界市场的本性。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世界市场”概念的是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让·西斯蒙第(1773—1842)。他区分了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并探讨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指出:“由于财产集中到少数私有者手中,国内市场就必定要日益缩小,工业就必定日益需要寻求国外市场,因而该国的工业就要受到更加巨大的波动的威胁。”“一切生产超过消费的国家一致注视着这个国外市场,好像国外市场宽广无垠似的。但是,自从航海发达,陆路开通,安全有了进一步保证以来,人们开始看出,世界市场和从前各国的国内市场同样地狭小;一切生产者向国外出售的普遍信誉,几乎使各地的生产都超过了需求;某个国家的生产者向另一国家的消费者提供了廉价货物,同时也就等于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生产者宣布了死刑。”“国内市场,只有在国家繁荣、国民收入增加以后才能扩大,这个道理在世界市场上无论是对那些要向外国推销本国货的国家来说,或是对那些准备经营世界贸易的国家来说,都是千真万确的:只有世界繁荣起来,整个世界的市场才能扩大”。西斯蒙第的世界市场理论是和他的经济危机理论联系在一起的,他讲的国内市场“日益缩小”、“生产超过消费”,是指国内生产的扩大超出了它的市场容量,必然要向国外市场扩展。但当各国生产者加入世界市场体系时,它们必然会受到世界市场波动的冲击,而且不久它们又会不满足于世界市场,觉得世界市场也同国内市场一样狭小。他认为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就是生产的扩大和市场的狭小之间的矛盾,他不明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危机的根本原因,而把现象当成了原因。他不懂得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导致盲目扩大的生产同国内市场、甚至同世界市场狭窄的矛盾。但是,西斯蒙第明确提出并区分了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又正确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增长必然导致同国内市场、世界市场的矛盾,在世界市场理论发展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 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及其在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

如第一节所述,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过程中,对世界市场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六册计划”中,最后一册就是《世界市场》。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这最后一册中,他将阐明资本主义向世界规模的总体和发展及这一总体的基本性质和特征,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的普遍展开和随之而来的危机的不断深化。虽然马克思最后没有完成《世界市场》册的研究和写作,但他研究问题的视角和方法及一些有关的具体分析和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国际经济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的世界市场概念

在马克思的有关著作中,关于世界市场概念的使用有过两种情况:一种是将世界市场视为世界各国相互间通过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关系建立起来的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和领域。他指出:“世界市场不仅是同存在于国内市场以外的一切外国市场相联系的国内市场,而且同时也是作为本国市场的构成部分的一切外国市场的国内市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8页。“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78页。“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页。在这里,马克思把世界市场看作是国际流通过程的一个因素,看作是国内市场向国外的延伸,它是在各国国内市场基础上形成的各国国内市场的有机整体,是商品交换关系突破国家界限扩充到世界范围的结果,因而是国际交换关系的总和。另一种情况是,马克思用世界市场表示发展为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整体和总体。在世界市场这个概念上,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家的界限,在世界规模上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经济条件,在我们的时代,它们结合于世界市场这一概念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上,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88页。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用世界市场表示在各国资产阶级社会基础上形成的各国资产阶级社会的总和,世界市场成为一个最大的总体概念。

(二)作为总体概念的世界市场

在马克思建立的经济学体系中,无论是其“五篇计划”还是“六册计划”,都把世界市场作为末篇,这是与他关于总体方法论思想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在1842年大学毕业以前是个著名的黑格尔主义者。黑格尔作为辩证法大师,第一个叙述了辩证法的总体的运动。黑格尔从总体方面描述过辩证法,总体观念也是辩证法的重要原则。马克思师承黑格尔,因而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方法,自然也继承了这种总体地认识世界,把世界看作总体,看作现实的各个环节的总体的展开的方法,即继承了总体研究方法。然而,马克思又不是黑格尔,在他大学毕业以后就逐步地抛弃、批判黑格尔了。同样,马克思批判黑格尔,也是从总体上加以批判,并制定了一个总体批判计划。马克思计划把批判对象,把黑格尔法哲学看作一个总体,先批判这个总体的各个部分(法、道德,等等),再从总体联系给以批判,最后批判黑格尔对这些材料的“思辨加工”,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这个计划并未付诸实现,这是因为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使他感到,法、政治、道德等等属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受制于“市民社会”、受制于“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如果不研究“市民社会”,不研究“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不研究政治经济学,就难以切实地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所以,马克思转而研究起经济、经济理论来了。他从这个研究一开始,就认为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即物质生活关系总体,亦即把研究对象看作“总体”。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他总体方法论形成的必要前提,而总体方法论的形成及运用,则进一步完善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作了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尝试,这时,他已从资产阶级社会总体的联系上,把握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明确地把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看作是对资产阶级社会整体批判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看出,马克思运用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总体方法是:把研究对象看作总体,从客观总体出发,研究客观总体的各个部分,寻找各个部分之间的本质联系、寻找所有范畴之间的本质联系,揭示总体及其运动的发展趋势,以形成理论总体。这是最初期的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方法,甚至可以说只是马克思总体方法的胚胎。此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又进行了一系列系统的和广泛的研究,不仅写出了像《巴黎笔记》、《伦敦笔记》等许多笔记,从而积累了大量材料,而且发表了像《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等日臻成熟的经济学著作,形成了以“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力的运动形成)—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理论、观念”为主要序列的社会结构理论,形成了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现实和历史过程相统一的整体观念。马克思不再把研究对象概括为“市民社会”、“交往关系”、“所有制形式”,而是确定为“生产关系”,并且确定:“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才有可能选取生产关系这一特定层次,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理论、观念的相互联系上,确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驱使马克思尽快整理写作他的专著——《政治经济学批判》。他写下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该手稿的“导言”中,最为集中地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方法,或者说阐述了《资本论》的总体方法。马克思首先把研究对象看作总体、看作具体总体,并从“生产关系的全部历史”确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为发达的总体;又从横向确定“生产也不只是特殊的生产,而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还说明资本主义经济总体的生产是“自由的”、“孤立的”,个人的生产只是表面的现象,资本总体最发达,个人似乎也最为独立。生产关系总体、经济总体是包含着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个环节及其相互联结的有机体。这样,马克思从总体角度确定了资本主义经济总体、确定了该总体的特点、确定了该总体包含的各种要素之间存在的相互联结。正是按照总体的现实、按照面对的资产阶级经济总体的现实关系及现实的内部结构去构筑理论总体,马克思形成了他的“五篇计划”,并在“五篇计划”的基础上,制订出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六册计划”。也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把世界市场自然地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整体的前提和承担者。作为前提,世界市场是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的必然结果;作为承担者,世界市场则是由于范畴的演进已经到了超出原有的整体的程度。因此,所有矛盾的展开只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这样,总危机才具有爆发的可能。这就准确地表明,在确立了世界市场这个概念之后,马克思就实现了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范畴运动,世界市场则是这个过程达到终点时所取得的最具体的范畴。而分工、商品、价值、货币、交换、竞争和信用等等范畴和规律仅仅是从“一定国家的内部的现实关系”中“抽象出来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关系的抽象形式”;或者说,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关系“作为抽象关系在经济范畴中被确定下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在世界市场上,范畴向最具体发展,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关系“以其最发展的形式,以其世界市场的形式出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以“其真实性即普遍现实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以接近表面上和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不仅考察了作为总体的世界市场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并且在世界市场总体的框架内,重新对一系列经济学概念、范畴和理论作了初步的探讨,从而奠定了作为世界市场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原则。在他看来,“在世界市场总体中,产品普遍发展为商品,并且商品普遍地展开自己的价值”,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抽象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国民劳动上升为世界劳动,价值发展为国际价值,商品交换按“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进行交换,“抽象财富、价值、货币,从而抽象劳动的发展程度怎样,要看具体劳动发展为包括世界市场的各种不同劳动方式的总体的程度怎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78页。。正因为如此,在世界市场这个总体上,马克思才能够将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全貌更加准确地揭示出来。

(三)世界市场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

马克思在谈到自己的经济学体系“六册计划”时指出:“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马克思的这种分册计划,不是随意想象的,而是根据它们的各个部分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结构和相互关系决定的。在前三册中,分析和阐述国内生产关系的一些基本原理、范畴和规律,例如分工、商品、价值、货币、交换、竞争和信用等等范畴和规律,以及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等等规律。《国家》册作为整个体系的一个环节,是前后衔接的,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而资产阶级国家作为国内资产阶级的总代表,表现为国内总体的资产阶级,体现着国民经济的根本性质,在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舞台上开展活动,并构成世界市场总体的一部分。《对外贸易》册是从各个国家出发考察它们同其他国家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它本身比前几册要具体、简单,但相对于《世界市场》册,本身又是抽象的、局部的和片面的,是从客观的世界市场整体和总体中抽象出来分别加以分析的东西。只有到了《世界市场》册,才是完整的思想总体和具体总体,才说明了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总体的基本性质和特征,说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以及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和规律。

从马克思整体经济学体系来看,在所有范畴中,世界市场是最大的整体范畴,也是最复杂、最具体的范畴。相对于这个最大、最复杂、最具体的整体范畴,商品、价值、货币、交换、竞争、信用和对外贸易等等所有这些范畴都表现为个别的、简单的和抽象的要素。在前三册里,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各个范畴进行分析,然后把前三册中的各个范畴综合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体范畴。但这个整体还是被限制在国家界限之内的,因而相对来说还是较小的整体。它所包含的仅仅是简单的规定,所反映的仅仅是“原生的生产关系”。在后三册里,资产阶级社会以国家作为行为主体,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活动,仅仅表现为“最小的规模上”的“局部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各个国家被“概括”起来,最后“越出国家的界限”,发展成为全球规模的世界市场的整体。于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便“在世界市场这个最广大的场所,以最巨大的发展规模作为生产者国家的关系而出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世界市场作为这些“局部存在”的总和,表现为在全球最大规模上的整体存在。在世界市场这个概念上,已经将所有原来的规定综合起来,达到最多样化的统一,从而形成最复杂的范畴。在这里,它除了以扬弃的形式将“原生的生产关系”包摄于自身之外,还包括“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

总的来看,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构筑了一个以商品为逻辑起点、资本为核心范畴、世界市场为终点的反映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逻辑体系。商品范畴及商品矛盾群落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切矛盾的胚芽。它表明资本主义是一种建立在价值上的生产方式。作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和生产基础的资本”是“中心范畴”,是“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是一种“普照的光”。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它既要克服民族界限、民族偏见和地域限制,又要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因此,“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资本一方面使“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8页。。另一方面,“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具有的狭隘的生产形式——“资本把必要劳动时间作为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把剩余劳动时间作为必要劳动时间的界限,把剩余价值作为剩余劳动时间的界限”——使自身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成为生产力生产的限制或桎梏,亦即资本的限制正是资本自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0页。。世界市场总体范畴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世界市场》册将要探讨的重点。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页。。马克思的“六册计划”构成了一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具有严密逻辑联系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即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上升到资本主义的内在联系,从国内上升到国际,从国内市场上升到国外市场,经由国家、对外贸易一直上升到“世界市场”这个最高具体,亦即综合了所有规定性和复杂的经济关系、“同时一切矛盾展开了”的资本生产的“总体”,真实地再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及其最终被共产主义经济制度取代的运动规律和历史趋势,从而也构成了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唯物史观坚实的理论基石。尽管关于世界市场的研究只处于起步阶段,尽管世界市场总体本身还处于形成阶段,但马克思对世界市场范畴的重视程度不亚于商品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