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高校真相
学术行政化和大学衙门化造成的危害，已经有目共睹，在这里，我主要想讲一讲这“两化”对学生的戕害。
本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就存在一个从苏式的专才模式到比较现代的通才教育模式的转型问题，从教材、教法、培养模式诸方面，面临改革的巨大压力。一方面要接受新东西，一方面结合中国国情加以试验，摸索自己的道路。在经过多年封闭，加上“文革”破坏之后，应该说，局面相当困难。经过各方的努力，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学术转型和教学方式的变革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好的苗头，有了初步与国际学界接轨的迹象。
然而，恰是在这个转型的关键时刻，由于中央政府，主要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高调介入，大量政府资金的投入，在资金投入过程伴随着行政控制的空前强化，在所谓数字化管理的名目下，高校被迅速地拖入了评审学术、数字学术和大学结构衙门化的泥潭，居然强行依靠大量贷款，大幅度提高学费，开始全国高校大跃进。其中学生由于处于衙门结构的最底层，因此所受到的荼毒最烈。
首先，学生成了唐僧肉，而且是人人都可以去啃而且啃得到的唐僧肉。按道理，既然学生交了高额的学费，那么，学校里的一切服务就不应该再收费了，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自从对学生高收费以后，高校里，凡是涉及学生的事务，原本不收费的，现在都要收费了，原本收得少的，现在加倍了，小到打印个成绩单、复印个节目表，大到学生证、校园卡，一个成本不足两元的校园卡，能收到五十元。补考要收费，后来嫌收得少，干脆取消补考，强令考试不合格的学生重修，交高额的重修费。由国家下拨的学生实习费、论文打印费等等，能拖就拖，能减就减，能赖就赖。连学校的后勤部门，也向学生伸手，电费原来全免，现在要自己付费，学校食堂享受国家的免税待遇，但服务质量，却每况愈下，各个学校虽说程度不同，但饭菜的质低价高的趋势却势不可当。更令人不解的是，饭菜质量差，却不允许学生不吃，如果学生发动“罢餐”，那么领头的人，肯定要被严厉处分。
其次，学生成了廉价甚至免费的劳动力。学校的管理人员和老师，都可以随意支使学生，干这个干那个，甚至强迫学生帮老师做家务（真正出于学生自愿的不算），稍有不满，就将被打入另册，学习期间别想有好果子吃。带研究生的教授们，纷纷把自己的博士和硕士生当成劳工，为自己做课题，从老师变成了老板。工科课题费高，还能付给点微薄的酬金，人文社会科学则往往分文不给，免费尽义务。很多教授从社会上以市场化的价格拉来动辄上千万的大课题，全让学生干，自己安享99%以上的课题费，以及相关的荣誉和知识产权。学生中流传着一句话：能干的学生和不能干的学生都毕不了业，不能干的，老板不喜欢，自然毕不了业；能干的，老板喜欢，但要他长时间地付出，轻易不能放走，也毕不了业。
其三，学生被培养成奴才或者愤青。人的大学生涯，本是求知欲特别旺盛、自主意识形成的过程，也是产生各种歧见、异见，形成不良习行的时期，加之一代代独生子女的登台，他们所受的家庭教育和中小学教育多少有点变形，心理不健康学生的比例，大有增加的趋势，更加重了大学教育的负担，需要学校加倍努力，小心应付才是。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由于大学衙门化过程中，官场文化的大面积深度复制，在教师变成学官的下属的同时，学生则成了下属的下属，奴才的奴才。学校的各种管理，越来越严格细致，但要求只有一个，就是让学生听话，说的对要听，说的不对也要听，还不给学生任何解释，理解要服从，不理解也要服从，从来没有想过给学生哪怕一丁点自治的机会。老师的要求，合理不合理，都要服从，老师讲的东西，对与不对，都要照办，否则，考试不及格。在这种权力的高压下，学生的心理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听话的变成了奴才，不听话的，变成了愤青。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由于学术行政化和大学衙门化的高调推行，使得教师的素质急剧恶化。在行政化、衙门化的各种管理和评价体系中，只有听话、自甘做奴才的教师，才能得到正面的激励，分到领导剩下的一杯羹，而真正做学问的、坚守自己人格的教师，则不是被迫离开，就是被边缘化，因此，部分教师的个人操守和职业道德，越来越劣质化。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坏事教授们做不出来了。原本怀着崇敬心情进入大学殿堂的学子们，突然发现自己的老师，有着各种耀人头衔的老师们，居然都是这样的货色，渔利渔色，贪污腐败，侵占学生的成果，公开造假，甚至剽窃。心中原本尚存的一点具有正面价值的东西，迅速崩解，人格遭扭曲，心灵被玷污，本来纯洁的孩子，很快就会变得道德沦丧，没有责任心，什么都无所谓。
教师的身教靠不住，言教也大有问题。在教育行政部门数字化管理的目标体系面前，教师只能为完成数字而挣扎，或者取巧造假，教学认真的教师，得不到任何正面的激励，反而面临下岗、转岗的威胁。整个学校，最为马虎和将就的部分，就是教学。尽管教育部三令五申，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但由于考核指标重所谓的科研，轻教学的结果，到目前为止，教育部的要求依然官样文章，没有多少人把它当真。事实上，教学，越来越被教师视为可有可无的鸡肋，越来越得不到重视，随便缺课，请研究生代课，即使上课，也信口侃山，随意对付。面对现代化迅速发展的形势，学校没有精力、也不鼓励教师改善教学、变革教学方法、优化教材。教材的编写，变成了各个学校老师评职称、连带敛财的机会，教学方法的改革，仅仅蜗居在师范大学狭小的领域，其他学校，基本上无人操这个心。文科的学生，不知道如何查资料，不懂怎样检索信息，更不知道如何分析信息，归纳整理。强调动手能力的工科教学，实习部分往往被减了又减，甚至变成纸上谈兵。都说大学生就业难，但目前大学生的培养，基本上还没有脱离文凭教育的范围，这样的学生，根本无法适应社会和市场的需要。
当然，我所说的，虽然是一种普遍现象，在各个学校的表现形式，恶化的深度是不同的，对于某些学校而言，还保存有一点传统，恶化的速度还不那么快，人们似乎还能忍受，但是，无论南北东西，哪个大学，其实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无论条件怎样，传统有无，学术行政化和大学衙门化的趋势都在加速，今天比昨天糟，明天肯定比今天糟。
教育部一统大学
我的11位来自安徽的同仁，给新上任的教育部长写了一封公开信，问我们的新部长，该如何解答钱学森逝世之前念兹再三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看来，跟钱老有同样疑问的人，还真有几个。
其实，钱学森问题，有点类似小沈阳的口头禅——“为什么呢？”发问者自己肚子里是有答案的——因为我们的学校，没有培养杰出人才的机制。当然，如果再追问下去，直白一点说，就是我们的学校不像学校，倒更像衙门。至少，我们现在的大学，是比衙门还要衙门的所在。这种地方，可以出数字，比如招了多少学生，本科、硕士、博士都翻了几番，大楼新盖了多少，最新的设备进了几许，还可以催出大量的国内核心期刊和国外SCI论文，以及车载斗量的课题。可惜，就是培养不出像钱老那样的杰出人才，也产生不出具有高度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不仅没有杰出人才，而且离杰出两个字渐行渐远。唯一可以吹的，就是数目字上的光辉。
造成今天这种局面，无疑教育部要负很大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大学衙门化、行政化和官僚化的泛滥的困局，其实是教育部挟大笔的项目投资，凭借行政权力砸出来的。一边是胡萝卜，一边是大棒，听话，跟着教育部的指挥棒走，就给胡萝卜，反之就给大棒。环顾整个中国，唯有科学院管的中科大敢不买教育部的账，别的大学，即使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巨无霸，也只能乖乖地服从命令听指挥。
我的11位同仁，之所以给新任教育部长写信，无疑是期待新部长改弦更张，让教育回归教育的本源，不再过分迷信行政权力，迷信压力体系，迷信垄断性产业化的威力。让教育家来办学，按教育的规律来办，不要继续让学术成为行政权力的婢女，把校园从官僚的衙门，回归成教授和学生的园地。让朱清时这样的校长，真正办几个规划中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学那样的学校，别让所有的大学都是一个模样，所有大事都由教育部一手抓起来，害得中国好像只有一所大学——教育部大学，各地的大学都是分校。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年来，当教育部成了行政化的头羊的时候，各个大学都在跟着走，各个大学的校长院长们，都纷纷在自己的那块领地修建衙门，顺理成章地把教授打成了衙役，在行政化的道路上，跑的甚至比教育部还要快。几乎没有听说有哪个校长有过哪怕微弱的抵制，包括现在一些似乎很敢言的校长。
同样，我们的大学教授，虽然有些人肚子里有点不高兴，私下里会有几句腹诽的话，但是，也没有多少抵制。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所谓的大牌教授，似乎还乐在其中，很是享受行政化的好处。好处真是不小，大笔的项目资金，大把的课题，大堆的走穴讲课费，还加上学校里一顶又一顶的官帽子，奖励，荣誉，光环。从事教育的人，眼睁睁看着行政化将自己从事的行业毁掉，不仅不心痛，而且还高兴。这些年，如果全国的大牌教授都能发出自己声音，一起抵制这场行政化的运动，而不是参与运动，做优秀运动员，我想，可能局面还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
所以，在我看来，回答钱学森问题，所有在教育领域里的人，官员、校长、教授，甚至包括学生都有份。在我看来，如果每个人都能答好自己那份答卷，钱学森的问题，是有解的。
中国“世界一流大学”有氧运动
就跟像点样的城市就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一样，在中国，稍微像点样子的大学，就有雄心，把自己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
按说，凡是所谓世界一流，必须得跟世界上同类的东西比较才行，拿尺子量一量，然后说谁是一流，谁是二流，谁是三流。不，咱中国人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往往比较注重中国特色，不喜欢跟人比。看来很喜欢艺术界的那个口号，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只是，这种口号，一般只适用于不同的文化类型之间的比较，如果同一种玩意，是不能这样说的。比如我们不好说拉二胡的一定比弹钢琴的低等，但同样是拉二胡的，还是得有个比较，才能分成一流二流，不能关起门来，拉得比锯木头还难听，却非说自家一流，谁不服，就跟谁急。
现在中国大学的档次，是靠一系列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评估指标来决定的，有多少硕士点、博士点，多少一级学科、重点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国家级精品课、精品教材等等。每个大学校长，对外介绍自己学校的时候，这一系列名目，是必须罗列的。可惜的是，这套名堂，其中的内容，国内的外行不明白，国外的内行也弄不明白，字都认识，就是不知道里面是什么货色，甚至解释都解释不清楚。人们实在难以理解，什么叫一级学科、重点学科？有一级为什么没有二级、三级？有重点为什么没有非重点？老师上课，本是自家的功课，靠这个挣钱养家的，本质上跟清洁工扫大街没有什么不同，怎么会有的课就成了精品课，而且还分国家级、省部级？
其实呢，这种名堂，说玄也玄，说简单也简单。无论名词有多么混乱，或者说玄妙，说白了就是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为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创造出来的评价体系。所有的名目，从硕士点到重点学科研究基地，对于每个学校而言，都意味刺刀见红的争夺，是否能拥有这些名堂，表面上看评审专家，实际上组织评审的教育行政部门，更为关键，只要组织者想要谁上，总会有办法让它上，过于不配合的专家，下次评审十有八九就会从评审组中消失掉。
建设世界一流，制定一些指标，激励大家步步攀升，倒也不是没有道理，只是既然争的是世界一流，所谓的指标，理所当然应该有点“世界性”，应该有世界性的同行来参与评审，否则，我们怎么好说我们争的是世界一流呢？然而，我们的大学，一个个具有世界雄心的大学，在竞争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实际上却是在关起门来，自己跟自己玩。等于教育部在自家的园子里搭了一个台子，上面有很多台阶，告诉各个大学，你们按我的指令一阶一阶往上爬吧，爬到顶儿，就是世界一流了。似乎是在说，世界大学教育的顶峰，就在教育部老爷们搭的这个台子的顶上。
当然，更可能的是，在国外的教育界同行看来，这个中国大学拼了命在攀爬的台子，更像是一种侏儒变莫名其妙戏法的舞台，跟高等教育没有什么关系。只是，马戏团里的侏儒演的把戏，还多少有点娱乐性，可供大家开心一笑，可是我们大学的这种把戏，观众看起来实在费解，既然看不懂，也就没有人看了。
于是，中国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就基本上变成了一场官僚和学术官僚自编自演、自娱自乐的有氧健身运动。这个过程，甚至都比不上很为媒体诟病的国际化大都市的运动，因为这种运动，各个城市至少在建五星级宾馆、城市广场和立交桥的时候，还要参照一下世界标准，不能说自己定个标准，自己说了算，比如人家的马路汽车走中间，行人走两边，我非倒过来，把人行道划在路中间。
当然，这个世界上，凡是当家作主的人，没有傻子，一场自娱自乐的有氧运动，不只是为了操练者得到快感，更多的是为了行政部门的利益，因为这样一来，在不间断地评审和评估过程中，大学就变成了行政权力的金字塔，处于塔尖的教育部的老爷们，到底能从这个塔尖的位置得到多少好处、多少荣光，显然不是任何一个擅长统计分析的学者利用软件和高级的计算机所能算出来的。
大学不仅仅是官家的事
大学办不好，大家都冲着主管部门叫，主管部门头皮也硬，就死死顶住，你说不好，我就说好，就是好呀，就是好。看来双方都认为，办大学，就是政府的事，套用一个吴思喜欢用的词，官家的事。
其实大学如果仅仅由官家来办，十有八九是办不好的，过去，现在，中国，外国，都是如此。大学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国家不办不行，但仅仅由国家来办，也不行。只由国家办的大学，时间一长，就变成了官家在办，把大学办成了衙门，如果是市场经济的大环境，还会加上国家垄断公司的名头。老百姓的孩子想上学，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所谓的选择，也只是在公立大学的圈子里选，筷子里面拔旗杆。
官家办的大学，命里注定，要变成衙门兼垄断公司。门虽然不怎么难进，但脸难看，事难办，多花钱是肯定的。大家都有跟衙门和垄断大国企打交道的经验，不用我说，怎么回事都知道。
官家大学看起来很威风，不可一世，其实很脆弱。前一段，香港的几个大学开始在内地招生，真正给奖学金的名额少得可怜，但却引起我们几个顶尖大学的恐慌，说是把状元都拉走了。试想，如果去发达国家上大学的费用不是那么高，仅仅比国内大学高上两三倍，奖学金也不那么难拿的话，用脚投票的人，估计要多到不可计数。可以肯定，我们的大学校长马上就会出来大声疾呼关上国门，别让孩子跑了。
前些年，我一直呼吁大学的自我改革，多少改点衙门化、官僚化、行政化的毛病，一时半会儿改不掉，改点是点，让大学里的人和外面盼望的家长们，有点盼头。可是，你越是呼吁，越是抨击，人家干得越欢。像本科评估这样的恶政，举国上下除了教育部请的评估专家，一致反对，声讨之声遍于朝野，但人家却顶风上，照评不误。显然，让在衙门化、官僚化和行政化中得到好处的官僚们自我改革，等于要求人家自断其臂、引刀自宫，而在呼吁者，等于是与虎谋皮。因此，目前大学的改革，只有在外部压力之下才有可能。而这个外部压力，来自干开放。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巨大。但在很大程度上，改革的成绩，得益于开放，可以说，没有开放，就没有改革。就经济领域而言，如果不是实行市场经济，引进外资，开放民资，市场经济体系就无从建立，今天的经济成就也谈不上。开放，不仅意味着外部世界的信息和资源的进入，而且意味着竞争机制的引入，没有竞争就没有压力，没有压力，内部改革就缺乏动力。这一点，不仅近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是这样，更早的历史也是如此。举例说，中国现代城市的市政管理体系，不是靠某些先进人士从国外抄来条文建立的，而是一点点比照租界的做法，一点点照着学来的。当年上海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景观，这边租界干什么，很快华界就跟着做，连规章制度，也比着来，你修马路，我也修马路，你建公厕，我也建公厕，你定交通规则，我也跟着，反正老外也不追究知识产权。
我们现在都承认三十年代中国的大学办得好，那时候大学实际上是三足鼎立，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并立存在。大家比着来，谁要是办不好，学生用脚投票，就得垮台。因此，国立的北大，半国立的清华（因有美国退还庚款的支持），私立的南开，以及教会办的燕京、辅仁、圣约翰，都相当有水准，得到世界认可。因此，现在的大学改革，相关部门如果要想推动的话，只需要开放这个领域即可，一边开放民资，不能再加限制，不能让民办大学仅仅是拾遗补阙、做高等教育的小商小贩，一边开放外资，让外资进来办大学。如果担心局面混乱，可以制定严格的法律，加以管理，我们的行政部门，不早就在提倡依法行政了吗？开放，就跟教育部提供了一个依法行政的机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直接管制一切，连小学生跳什么舞、唱什么歌都要管。
大学不是斗兽场
眼下的教育界，是个出新闻的地方，几天没新闻，被艳照门抢了风头，大家都憋得慌。这不，先是有教授开博骂大街，然后是教育部让中小学生学唱样板戏，北师大珠海分校更是神勇，居然开演全武行，一位国际传媒设计学院的教师，莫名其妙地被十几位学校的保安围殴，打得头破血流。
据挨打的教师讲，他之所以挨打，是因为对学院前院长被半途解聘表示不满，因而被现在负责的副院长召来保安痛打。此前，这位院长被解聘的事，已经闹得沸沸扬扬。
这件事真相如何，还有待调查，但这位挨打的教师在学校的办公处突然被打，打人者又是学校的一群保安，以情理论，不应该是保安自己的动议。一般来讲，学校的保安，实际上都是外来的农民，跟教师地位相差悬殊，平时生活基本上没有交集，不大可能有什么非得动手的过节，退一万步说，就算两下有仇，保安也不至于纠集一群人在校内动手。因此，打人的指使者，很有可能是校内这位教师的仇家。不言而喻，之所以在大学校园里、光天化日之下演出全武行，很有可能是教师之间或者确切地说是教师和领导之间的矛盾所致。好在，这些保安都在，调查出真相，并不难。
在外人看来，大学是个知识分子待的地方，是个文质彬彬的所在，即使有纠纷，大概也会文质彬彬地讲道理。乍一听到有人骂街，有人打破头，未免有点不习惯，媒体知道了，也大惊小怪，只当发现了人咬狗。其实，我们的大学，早就变了质，大学教授们，包括那些顶着各种长的头衔的大牌教授们，根本就不知道学术讨论是怎么回事，不晓得心平气和是何种品德，更遑论用讨论的方式解决内部事务。由校长、院长、系主任到一般教师，属于直线的行政阶梯，上面怎么说，下面怎么做就是。过去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现在我们的大学，是学者以服从为天职。任何决策，没有讨论，更没有表决，有不同意见怎么吧？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碰上个把脾气倔，吵起架来，最后，文明一点的法律解决，想不起来文明的，上演全武行，也不稀罕，至少圈里人听了不稀罕。
我从前说过，大学像衙门，其实不全面，大学不仅像衙门，还像商场，商人所在的场。大学里的各个院系，都是利益丛集的所在，当个头，利益大得不得了。发达国家大学里的院长、系主任，都是为教授服务的，没人乐意干，一般只好大家轮换。但是在我们这里，一个位置，大家争破头，打出脑浆子。越是那些热门专业，跟国外合作办学的专业，利益就越大，争的就越是激烈。北师大珠海分校的国际传媒设计学院，恰好就是这样一个利益特别大的地方，其中的国际合作生，每年学费将近两万。
如果仅仅是衙门，大学的官僚也就是官僚而已，当官就得守官的规矩，矛盾再大，公开开打，怎么也过不去；然而，大学又是商场，在商场上，纠纷一起，文明一点的斥诸法律，粗野的就开打，甚至报复杀人，也不算稀罕。其实，如果仅仅是商场，打人的事还不一定这样明目张胆，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已经变成了角斗场，全武行已经开演，好戏在后头呢。
我们的大学，至少一部分，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看来，大学里的瘤子，该动手术了，但愿，它是良性的。
大学里的马屁风
按人们一般的想法，大学里理应是最不该流行马屁的地方。可惜，这样的想法，已经严重过时。讲两个我亲眼所见的小事，让大家看看我们的所谓大学，教授们拍马屁已经拍到了什么地步。
第一件事，早在五六年前，我参加一个学校的会议，与会者都是教授，还有一个学校的副校长。照例是副校长先讲，在副校长讲完之后，每个教授发言，第一句话都要这样说——正如某某校长所说（学校跟官场一样，对副职照例按正职称呼，副校长一律称校长，如果正校长也在场，就称之为“大校长”）——我很奇怪，难道说在场的教授都同意副校长的意见？这样的话，又何必再说呢。
第二件事，某著名高校校长提倡国学，发表一篇文章，上面把“赓续”写成了“脊续”，有人较真（当然这也很无聊），给提了出来。没想到捅了马蜂窝，这所大学的中文系教授出来，写了一篇四千余字的文章，论证“脊续”的正确性。我仔细拜读了文章，从头读到尾，发现“脊”还是脊，“续”还是续，两个根本没联上。本来，天下写字，就算生而知之的天才，也没有不错的道理。一个字错了，到底是自家手误，还是排版者的手误还不清楚，就算写者一时糊涂，也没什么大不了。校长也是人，是人就会有错，怎么校长错了一个字，就会有教授出来论证错的也是对的，真咄咄怪事。更奇妙的是，从那以后，在这所学校范围内，我居然又看到了若干次“脊续”的用法。意思告诉人们，我们校长就是对，就是对，不对也对。赓续见鬼，脊续万岁。好在中国挺大的，会写字的人不少，印刷品也不少，一个大学再有势力，也难以让赓续消失，脊续长存。当年武则天以女皇之尊，造了若干前所未有的字，强行推行，到现在，好像只剩下一个她名字的“瞾”还有人依稀记得，其他的都灰飞烟灭了。我就不信，一个校长加上若干教授，就能让“脊续”活下去。
说实在的，这样的马屁，本质上只能是“彰君之丑”，让原本无所谓的一点小小的瑕疵，变成众人瞩目的羞耻。但也反过来证明，我们现在的大学，风气已经败坏到了什么地步。在历史上，我只听说乾隆给灵隐寺题字，一个繁体的灵字上面的雨字头写大了，下面的不好写了，大臣们灵机一动拍马屁，说干脆写成“云林禅寺”最好，于是灵隐寺就变成云林禅寺了。现代的例子，好像只有某大诗人在解读领袖诗词的时候，出现过类似的情形。当然，这样的事，台湾也有，台湾前“教育部”长杜正胜身上就发生过。这个历史教授出身的人，居然在陈水扁错用典故，把“罄竹难书”当成褒义词来用的时候，出面证明陈水扁用得不错。
马屁无法绝种，但如果在官场和商场，人们对自己上司和老板，如此这般地拍，也就罢了。可是，我们的大学里，作为知识分子的教授，居然也这样拍，而且拍得比官场和商场那些利禄之徒更有水平，更让人受用，能写出几千字的文章，把明明白白的错字，说成正确，而且正确无比，这样的马屁，这样的教授，我们说什么好呢？我看还是无语吧。
被迫变成“托儿”的北大
在北大的简介上，北大自称是中国最好的大学。虽然有点不大谦虚，却也差不太多。毕竟，在中国的境内，敢说超过北大的大学，好像还没有。所以，尽管近年来北大惹来的非议颇多，总断不了有事让人说三道四，每每有人感慨，北大滑坡得厉害。但是，旅游车还照样一车车开进北大，大多数的学生，还是以能上北大为荣。多数的学者，北大能招他进来，只要条件差不多，还是乐意应命的，尽管进来之后，该骂街，还会骂街。
最好玩的是，北大还总是扮演某些人“托儿”的角色，虽然自己未必全然心甘情愿。有教授进北大校园上了一节课，尽管只是进修班的，课毕，在黑板上写上几个大字：在北大讲课，然后让人在大字旁给他照张相。有教授偶尔被不知北大的哪个小社团，请去做了一次讲座（注意：这样的事很多，有时候，连读了几行《论语》的保安，也会被请的），然后逢人便讲，兄弟在北大讲座的时候如何如何。
跟北大内外众多的公司相比，这些教授不过是玩闹的小巫。这些公司说起来跟北大没什么关系，但只要能挤进北大周围的写字楼，最好是产权属于北大的写字楼，大抵就会跟挂着北大招牌的什么中心有了那么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接下来就挂着北大的招牌办班招生，原先是经济、管理和法律，现在连国学也能骗钱了，孙子兵法自不消说，连孔子、老子据说学了都能挣大钱，好像还听说过一个什么从历史看管理的班。虽然这两年清华这样的班办得日见其火，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但讲牌子之老、名目之广，还是不如北大。
如果有人较真，细查起来，这些班没一个是北大官方办的。但这些挂北大招牌的班，北大却也从不认真查一查，取缔就更谈不上。任由这些江湖草台班子打着北大的招牌招生，大家一起玩暧昧。更有意思的是，招来的学生，尽管最后发现讲课的人，并非招生简章上开列的北大大牌教授，也很少有人会像前一段清华类似进修班的某学员那样，较真打官司。学员们要的，无非是一个在北大进修的经历，正门进不来，这样旁门左道挤进来，也将就了，反正很多人都是官家出钱，自己也不亏什么。
连名满天下的上海余大师在宣布封笔多日之后，再做冯妇，重新出书，居然也跟北大有了瓜葛，书名赫然：《问学余秋雨——与北大学生谈中国文化》。打开一看，原来不过是余大师在凤凰卫视《秋雨时分》的那点文化唠叨。依稀记得曾经看过一眼这节目，好像记得下面没观众来的，怎么会变成北大学生问学于他了？凤凰的节目，兴许也会有北大人在看，但似乎没有哪个节目是北大学生的专场，看来，这回，不仅北大，连北大的学生，都成了余大师新书的托儿。不知余大师新书版税收入中，北大学子能分点成否？
不管怎么说，北大之所以总是做托儿，无论被迫还是半推半就，还是因为北大尚有利用的价值。但如此不爱惜自己的名声，任由一干公司和名人胡乱糟蹋，频繁给人当托儿，说明北大的确离大学越来越远，迅速地滑向学店。那点可利用的价值，照这样用下去，很快就剩不下多少了。
大学为什么会堕落得这么快？
官场上从来不乏马屁精，但是也总有不拍马的人。什么时候不拍马的官员少了，少到一定程度，那么这个官场多半要出问题，成窝烂掉的可能性极大。
在古代，官员的任免，自家的顶头上司说了不全算，县太爷下面都是吏，六房书吏，世代在当地打杂的，一般不受县太爷的任免，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书吏却不流，待在衙门里送往迎来。再下面是衙役，属于贱民，供站班跑腿之用，也是衙门里现成的，县太爷一般也只是用，不操心他们的人事调动。至于县太爷，都是考试得售，或者捐班买得，由中央政府（吏部）统一派下来的，他们的上司，对下属，可以参劾，但不能任免，参劾，也得有确切的证据，加上上司和下属平常各驻各地，见面不多，纵然有心拍马，机会也不多，所以，官场马屁一时半会还上不了档次。
今日一个县里，除了十几二十个县级干部（里面还包含基本上无权的两套班子），一个县委一把手，对县里所有干部的职业生涯而言，都具有生杀予夺的意义。即便是县长、副书记，如果跟一把手搞不好关系，上面一般都会给一把手面子，让他走人。一个县，吃官饭的，数以千计，这么多人的命运掌握在一个人手里，说谁行，谁就行，不行也行，说谁不行，谁就不行，行也不行，想让一把手不喜欢拍马，难，想让大家不拍马，更难。但是，尽管如此，在任何地方，即便是官场风气特别差的地方，还是会存在若干不拍马，或者不太喜欢拍马的干部。
按道理，做官的人，喜欢马屁精的概率很高，能爬到某个高位，多半不是傻子，都知道拍马屁者往往动机不纯，甚至别有用心，一个把持不住，弄不好被对方忽悠了，也大有可能。不过，人之所以为人，都是有弱点的，最大的弱点，莫过于喜欢被奉承，换句话说，被拍的感觉，爽！尤其是在拍技日益提高、谀词日渐丰富的今天，拍和被拍的双方，实际上都达到了一种通体舒畅、毛孔尽张、酣畅淋漓的境界。一日没有小妞唱小曲就不能下饭的官员，同样也不能离开下属的马屁。所以，一位县委书记说过，用人，至少得用三分之一拍马屁的，否则，咱做官图什么？
但是，大权在握的一把手，在享受吹拍之福之余，还有政绩的压力。中国现阶段的现代化，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作为火车头拉动的现代化，政府除了管政府的事，更多的要参与经济活动，甚至主要长官都亲身投入市场，做广告，推介本地产品。在各种政绩考核指标中，GDP的指标，具有核心价值的意义。因此，我们的政府，成了世界上事务最繁忙的政府，不仅有彼此间的公务私务的往来、文牍成灾、公文旅行、名目繁多的礼仪活动，还有大量实务性工作，虽然这种工作有些很不必要，属于对市场的不适当管理和干预，但就工作本身而言，却是真刀实枪，附带业绩指标的。政绩指标的背后，是上级，是决定一把手命运、荣辱升降的上级机关或者上级领导。
既然有具体的业绩指标，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就类似于公司，多少要讲求一点效率，因此，就得有人给它干活。用不着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几乎每个机关，都有少数几个能干的，这些能干的人，支撑了几乎整个机关的业务。但是，这些人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或多或少都有点争议，在组织人事部门那里，属于不能重用、又不能不用的一类人。要问起来，组织部门可以有一大堆说法，比如骄傲自满，目无组织，不守纪律，不拘小节等等，总之毛病很多，比任何人都多，但实际上，他们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拍马屁，或者不习惯拍马屁。上级为了政绩，为了指标考核，不得不容忍他们，但是只能用他们干活，不能让他们掌权，所以，一般都是副职正用、小官大用，反正是活儿他们干，荣誉领导或者别人拿，还美其名曰，接受荣誉的考验。能干的人，多少有点才气，有点个性，不乐拍马，往往是个性和才气使之然，对于领导重使而不重用的做法，难免有牢骚，于是加重了领导的不悦。
领导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政绩管理的目标体系发生变化，可以掺水造假而较少受到惩罚，那么领导的忍耐度就更加有限，不仅不能容许顶撞、当众发牢骚，而且连腹诽也能明察于秋毫。更进一步，他们已经越来越见不得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有人不拍马了。政绩管理体系造假度越高，领导对不拍马的现象的容忍度就越低，如果某些领域的所谓政绩管理体系，原本就是这个领域的领导们自己杜撰出来的，本身不含多少硬通货，那么，在这个领域，领导就更加容不得下属不拍马，现在的高等教育，就是这样一个领域。
现在高校的排名竞争，主要看它们在教育部的考核体系中的位置，而这个位置，主要取决于你的核心期刊发表数量，课题数量、级别，博士点、硕士点数量，一级学科数量，重点学科数量，重点学科基地数量，进没进211，是否985高校等等，谁的数量多，谁就档次高。这些指标，发表量和课题数，似乎看起来有点“干货”，其实在知情人眼里，也是“水货”，因为这些课题和发表的论文，99%以上，不仅对学术知识增量没有任何贡献，对国计民生，也毫无用处。至于其他的指标，不过是中国人编出来糊弄中国人的玩意，同样一个学科，你的就是一级，我就不是，你的是重点，我的就不是，学科凭什么有级？给学科分出级别，也只有官本位的中国人才能想出来，很像是马三立的相声，逗你玩。
本来，学生的培养，理应是高校的硬指标，学生出息与否，出路好坏，有无学术成就，原本可以作为衡量学校好坏高低的标准，但是，目前的中国，还没有走出文凭时代，人们对大学的需求，还有很大的虚的成分，加之学生毕业之后怎么样存在相对的滞后期，因此，至少到目前为止，社会上还没有以学生这种“出产”来衡量大学的好坏的意识，因此大学可以安稳地关起门来玩虚的，自娱自乐。目前高校权重最大的学生培养指标，是看一个学校有多少获得全国博士百优论文的数量，可是百优论文怎么评出来的呢？依旧是学术官僚们自己的事，跟所有类似的评审没有两样。所以，这样的培养指标，也依旧是马三立的相声，逗你玩。
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原本最不应该有官气的大学，衙门化推进速度如此之快，官本位意识如此流行，在社会上似乎还有点名气的教授们，为了一个处长、副处长打得头破血流，各级学官们，官架子摆得十足，手里不仅权力大了，而且可以支配的资金也多了，先要求听话，继而接受拍马，不听话、不拍马、认真作学问，那么就什么都没有，迅速边缘化，再不就自己走人。教授，在他们眼里，不仅成了下属，而且成了差役、奴才，到了这个步天地，教授们自然无师自通，拍起来了，开始还有点扭捏，很快就运用自如，有如神助。无论任何场合，开会只要座中有领导，教授们自然会让领导先说，无论领导懂还是不懂，领导说完了，教授们再说的时候，都会自觉重复领导讲话精神，言必称“正如某某领导所说”，领导听了，舒服，而且自得，时间一长，觉得自己什么都懂。教授都有专业知识，社会科学的教授，大多熟知制度主义的理性选择理论，按理性选择原则，拍马屁的投入小，收益高，不拍的反之，所以人们理应趋向拍才是。其实，官场中人，虽然不谙这样的洋理论，但操作起来，也没有不明白的，谁都知道以小博大的便宜，都知道人在屋檐下做人的道理，所以，大趋势，向着拍马的方向前进，早觉悟者，早得济。
虚假的政绩，不仅催生出虚伪的人际关系，而且催生出虚胖的学校，于是大学扩张再扩张，比师资扩张快的是建筑，比建筑更快的是各种“点”和基地，比谁都快的是“科研成果”的数量，这些数量，转化为新的政绩，再催生更高、更大、更快的高等教育。周而复始，循环升级，几年功夫，中国大学的毛入学率，就增加了十几个百分点，在校学生总量，居世界第一。在中国，谁敢说教育是个慢功细活？我们不仅有跃进的速度，更有跃进的气度和胆量。
当一个社会，知识分子成堆的大学，风气堕落得居然比官场还快的时候，是可怕的。当一个社会，官场上除了上级之外，没有任何人或者机制，可以制约一把手的权力的时候，更可怕。如果连上级的制约，都没有了硬指标可供操作，指标不过是可以相互哄骗的游戏时，尤其可怕。马屁，仅仅是个副产品而已。
高校“大跃进”的困局与危境
现在的中国大学，至少从规模上，已经达到历史的顶峰。中国的在校大学生数量，已经从1998年的340万，达到2374余万，过几个月，相信还会有大幅度的增长；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8%陡然升为22%，平均每年增加20%，我们已经拥有世界最多的大学生，而且是在8年内创造的奇迹。同期的中国的GDP增长，平均不到10%，许多经济学家已经在叫过热，而飞速扩张的高等教育，已经不能用过热来形容，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高校“大跃进”。
凡是大跃进，必然蕴含着危机。1958年的在全民“大跃进”的同时，高教也跟着大跃进，那场跃进，就当时而言，危害也是相当大的，多招了一些工农兵学员，学生出面编了一些垃圾教材，正规大学有几个月不能正常上课，教学秩序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但是跟今天的“大跃进”相比，委实小巫见大巫。
今天这场高校“大跃进”，虽然表面的繁荣还在维持，但已经蕴含了一场波及广泛、内容深刻的危机，到爆发之时，整个社会都会为此巨大的代价，造成无可估量的社会震动。
高校的“大跃进”起于上世纪90年代后半。跟上世纪的“大跃进”不一样，这是一场完全由行政力量拉动的跃进，教育部是跃进的发动机和火车头。211和985工程的提出和施行，标志着高校“大跃进”的启动。所谓211工程，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此工程在“九五”计划期间实行，在实行期间，1998年又推行了所谓的985工程，由于是在1998年5月提出的，所以叫985工程，这个工程在211的基础上，选择一部分大学，给予重点支持，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两批，前后38所高校入选。211工程的资金183亿，而985工程的资金仅第一期就达140亿。211和985工程，实际上就是用资金的高投入，在短时间内催生一批世界一流的大学，事实上就是“大跃进”。
211和985启动后，地方上随即跟进，那些不能入选的高校，在地方财政的支持下，自筹资金，投入跃进高潮。
与此同时，高校的合并也达到高峰，为了做大做强，各地高校开始盲目并校，有些地方，比如长春和杭州，几乎把全城高校全部合并，只剩下一所超级大学。长春当地民间流传一句话：当年吉大（吉林大学）在长春，今天长春在吉大。在合并浪潮中，一些地方的大专和中专学校，甚至非学历教育学校也乘机搭车合并，升级为本科。
在跃进期间，为了弥补规模扩张造成的资金短缺，大学的学费开始猛涨，从每年几百元，涨到几千元，而随即到来的大规模扩招，使得学费收入相当可观，在此基础上，部分高校甚至开始大规模借贷，今天困扰人们的大学贷款债务问题，就是这期间形成的。
一
高校“大跃进”式的扩张，最大的恶果是加速了高校行政化的过程。
原来高校就有行政导向的问题，1952年院系调整，苏式高等教育体系的推行，高校已经成为国家行政事业单位，行政化不言而喻。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高校体系开始从苏式的专才培养向国际通行的通才教育转化，在这个过程中，行政化的趋向大为缓解，教育部资源有限，对高校的控制很弱，高校里的行政化的问题，主要体现为机关干部和教师之间的矛盾，而在多数高校，机关干部并不占优势，做机关干部的，往往更乐于转成教师。而且，高校里的行政干部，逐渐被有学历有职称的人取代，学校还鼓励教师双肩挑，由具有教师岗位的人，出面担当学校的行政部门负责人。
但是，由于211和985工程的启动，教育部掌握了数百亿资金的分配权，而且工程本身就要有一系列行政操控措施，使得教育部加强行政控制顺理成章。教育部直属的重点高校，为了争取部里掌握的资源，竞相讨好教育部。在这个过程中，教育部对直属高校的控制力逐渐增强，不仅通过各种名目的评审，将高校牢牢捆在自己的战车上，而且掌握了高校的部分高级干部的人事权。教育部为了满足高校负责人的级别欲，借着建设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热潮，推动部分顶尖高校行政级别升级，将12所大学升为副部级（现在副部级大学据说已达29所），实际上等于教育部为自己的司局级干部，找了几十个副部级岗位，这些年来，直接从教育部空降下来的重点大学校长、副校长，越来越多。
在行政化的过程中，评审是最有效的工具和最大的绳索。从刚刚在两会上炒得很热的本科评估上人们可以知道，这种来自教育行政部门的评估意味着什么，评估不合格，等于丧失办学资格，对于一般高校而言，属于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才会有那么大规模的造假、隆重的接待和群众运动式的迎接。类似的评审，还有硕士点、博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这些五花八门、外国人不懂、中国人外行也不懂的名堂，都是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通过了，意味学校的档次上去了，通不过，就意味学校不够档次。而且，评上了不能一劳永逸，还需经过定期的检查评比，不合格就拿下，换上别个。
由于部属顶尖大学的示范效应，更由于各种评审的拉动作用，行政化浪潮很快就席卷了全国所有高校。差的地方院校追求升级，中专升大专，大专升本科，本科则追求上硕士点和博士点，同时，大学开始推行三级架构，即大学下属学院，学院下属系，将原来的系合并、或者不合并升为学院，原来的教研室升格为系，所有的人，行政级别不动，但名义上都升了一级。
同时，由于高校“大跃进”中各种名目的资金流向高校，学校和学院两级实体单位，有了更多可供支配的资金，因此，权力大增，985高校，一个不大的学院，院长手里可以支配的资金能达到上千万，资金分配基本上由长官说了算，学院里的教师，如果想要分一杯羹，只能讨他的好，因此，学院领导对学院教师的支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跟当年基本上没有多少资源的系主任，不可同日而语。同样，学校的校长，连同学校行政部门的负责人，也因此权力而陡然增加，这就是为什么大学教授纷纷争当处长副处长的原因。
教育部和国务院相应的学术评审机构，则成为各个高校竞相争夺的对象，如果能在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占个位置，说明这个学校“实力”很大，在各种评审中，有很大的发言权。凡是进了这些机构的教授，在各自的学校都当然是级别最高的教授，说话极有分量。
有钱在手的权力，含金量足，威力巨大，虽然学校里的各种“长”，原本都是教授，但是加了“长”的教授，官架子摆起来，一样吓人。一个小小的学院，居然开起会来要设主席台，台上按照官阶大小排座次，第一首长先说，第二首长次说，无论这种是行政性质的、还是学术性质的，在这个意义上，学校已经成了衙门。
不仅如此，在整个的官方学术体系中，只认官，不认学，某个学科的评审，上面只找那些在某几个顶尖高校当院长的人，似乎谁做了院长，谁就是学科的当然带头人。这样一来，学科的评审，就掌握在几个学官手里，哪个学校想要上什么“点”，评什么奖，评一级学科，重点学科，拿多少课题，都得看这些人的脸色。这些人，自然形成一个联盟，相互交换好处，互相推荐自己人拿奖、拿课题，互惠互利，甚至，他们还定期聚会，联络感情，毫无忌讳。
二
由各种评审指挥棒驱使的行政化、衙门化的大学，一个直接的结果是败坏了学风，使各种形式的学术腐败，肆无忌惮地浮出水面。严格地说，中国的大学并没有我们所谓的大学精神，对于大学的求真求实、自由探索、社会担当等国际通行的品格，实际上即使在高校“大跃进”之前，大学中人也没有共识，但是，至少那时还作为精英教育的大学，多少还存在一些普遍的道义感，对社会也有某种责任感。然而“大跃进”无情地破坏了这一切。
各种评审的指标体系，主要是以科研为导向的，比如核心期刊论文数量、国际SCI论文数量、国家级课题数量、省部级课题数量、课题经费总量等等。关于教学培养方面，最有分量的指标是所谓的博士论文百优数量（即每个学科每年评一百个国家级优秀论文），实际上也是科研指标。在教育行政部门看来，争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是看科研成果，所以指标体系以科研为主。可是，中国高校的这种指标体系，只有SCI还勉强有点国际性，而且也并非国际通行的衡量体系，其他的指标，实际上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自娱自乐。
中国所谓的学术核心期刊，其学术品质，原本就需要测定，但是，在各个高校发疯追求论文数量的情况下，南京大学带头发明了硬性规定研究生发表核心期刊论文作为毕业前提条件的方法，用“土法炼钢”的方式，人为拉高学校的论文发表数量，各个学校纷纷跟进，使这种本质上违法的行为，成为高校的新惯例。研究生做不出论文，就买，不仅买论文，而且买版面，各个学术期刊，因此出卖版面，蔚成风气，进一步败坏了学术期刊的质量。现在的状况是，跟中国有全世界最多的大学生相匹配，中国也有世界上最大的论文发表量，但科研竞争力却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核心期刊和论文发表如此，所谓的课题也如此。由于国家和省部级课题的选题方向，就是由几个顶极高校的学官确定的，因此，其学术性很成问题。至少就我所了解的政治和历史方面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导向，就没有多少学术性，倒更像是宣传。而且课题的获得，跟学官的位置、调动资源的多少有关，往往官越大，课题就越多，当然也就越没有时间做（这是假定他们都有学问的前提下），只能让学生做，因此研究生们就成了导师的打工仔、廉价劳动力，这样的课题，能有什么质量，可想而知。中国国家级的课题质量差，已经不是秘密了，90%以上的课题，毫无用处。
这样一种基本上属于自娱自乐的评价指标体系，却使得所有的大学为之竞折腰，前面讲过逼研究生“土法炼钢”的增产方式，实际上，学校的教师，在定期的考评面前，也必须拿出东西来凑数，否则就会下岗。当然，如果产量高，也有奖励，尤其是在所谓A级B级刊物上发文章，奖金甚为可观（这个类别，居然有《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这样一来，所有的教师，都必须围着考核指标转，以增产为第一需要。大家都在忙于争课题、跑项目、出文章，一本又一本的学术著作问世，形成了科研论著出版高峰和读者阅读量下降共存的奇特景观。
在这种科研成果的增产竞赛中，学风极其浮躁。从老师到学生，大家只想着早出、快出、多出成果，大量粗制滥造的所谓成果因之大量问世，简单重复，低水平重复，甚至充斥大量的常识性错误。同时，抄袭、做假、侵占他人（主要是学生）成果等学术偷窃和腐败行为流行，有些学校，越是所谓的大腕学者，越可能犯这种在国际上看来是学者致命伤的错误，因为附他名下的东西太多。由于对考评体系的特别在意，这些大腕的类似错误，往往得不到处理，因为如果一旦处理，不仅自暴家丑，而且可能丧生附生在大腕身上的评审资格，就算一个顶极高校，也不能无视这种损失。因为现阶段中国大学的地位考评，一是看学术权力（占有评审成员的数量和等级），二是看学术数量，而前者更为重要。
在国际上，教授学者，声誉是高于生命的，一旦一个教授学者的声誉有了问题，他的职业生涯就完结了，意味着他的余生，只能靠从事低级劳动为活。然而在中国，对于教授学者而言，权位和金钱是第一位的，声誉出现问题，哪怕是特别明显的问题，只要你能动用各种关系，将之摆平就行，丢人不要紧，但不能丢位置。至于对真理探索的欲望、人的良知、社会的担当、对学生的责任心，已经在相当多地位很高的教授那里找不到丝毫的痕迹了。
教授如此，学生就不用说了，高校“大跃进”这些年，是学生考试抄袭最严重的阶段，也是学生论文质量最差的阶段，网络普及之后，网络成了相当数量的学生各种论文的发祥地，连帮导师做的课题，也从里面搬，这也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大牌教授犯抄袭错误的原因。大学这些年，最大的问题是在教学生做人方面的失败，在老师的榜样面前，有的学生甚至丧失了起码的责任心，起码的道义感。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大学奉行的是奴才式的管理，干部管老师务必使之奴才化，要的就是听话，而这种奴才管理，转化到学生那里，则变成奴才教育和管理的双管齐下，结果是桀骜者变成了愤青，温顺者变成了下一代的奴才。国家和社会对大学培养独立人格、创造性人才的期望，在现实中已经南辕北辙。
三
高校“大跃进”，最大的危害，是给社会和国家制造巨大潜在的社会危机。大学的扩招和学费的翻倍增加，固然有政府拉动消费的初衷，但是从根本上，还是“大跃进”的需要。“大跃进”如果本身不能给大学带来现实的利益，仅凭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力量的推动，是难以奏效的。“大跃进”的好处不仅来自上面的拨款，而且还有下面的创收，在学校规模一定的情况下，招的学生越多，收益就越大。正因为如此，“大跃进”前一个只招3000人的学校，跃进之后，居然可以招到30000人。而且，各个高校还非常热衷于研究生的收费改革，将研究生的收费面扩至最大。
大学收费激增最大的，其实并不仅仅在于让某些农村的贫寒子弟上不起学，或者逼死了多少家长，而在于大多数普通百姓倾家荡产、债台高筑供子弟上完大学之后，居然找不到工作。近年以来，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连清华、北大、人大这样的大学，也出现了较大程度的毕业生就业问题。具体统计各种研究有很多，但就我视线所及，我所服务的大学，有的专业，今年的本科应届毕业生到现在为止，一个签约的都没有，有的专业，即使找到了工作，也大多是靠父母的关系。同时，大家忽视的一个现象是，现在大学的现状，越是农村的孩子，越上不了好大学，越是档次低的大学，收费反而越高（包括隐形的），但是就业前景却异乎寻常地差，而这些地方，恰是农村和城市贫困居民孩子的去处。这就意味着，恰是那些砸锅卖铁供养大学生的家庭，最后的回报很可能是零，血本无归。
对此，教育部的辩解是，即使不上大学，这些人仍然可能失业。当然，此话有理，不过，不上大学，不付出如此大的血本失业，跟上了大学、付出巨大成本之后的失业，对于学生和对孩子寄予巨大希望的家庭来说，是根本不同的，在后者，他们对社会的挫折感会陡然增加不知多少倍。一个没有上大学的农村孩子，会比较坦然地选择进城找一份出力气的工作，但是大学毕业之后，能够做这样坦然选择的人，将不会很多，大学教育，已经剥夺了他们做一个简单劳动者的心理承受力。
教育部的另一个解释，是说现在的大学已经成为普通教育，所以，大学生毕业就是应做一个普通劳动者。而且不断有消息传来，说是大学生做了搓澡工，当了棒棒（搬运工），回家卖糖葫芦等等，当然，我们不能说大学生不能做这些简单劳动的工作，但是，如果大学生，包括一部分研究生毕业从事的工作基本上跟民工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中国的大学还能办下去吗？现在中国的城乡已经在流行新的读书无用论，很多孩子甚至连中学都不愿意上了，真不知道，按教育部现在的说法，如何应对这股潮流？
从另一个方面说，现在的大学生就业，跟大学教学培养的现状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前，外国人很看不起中国的大学，认为我们没有大学的理念，充其量不过是职业技术学校。但是，那时的大学，即使作为职业技术学校，也存在着知识老化、陈旧、跟社会和生产脱节的问题。但是由于改革之初，国家和社会知识人奇缺，而且国家对文凭高度重视，大学生就业，用不着接受社会的检验，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被遮避了。开放三十年，在跟西方的交往中，中国的大学在方法、理论诸方面引进了很多东西，知识体系单一化的状况有所改善，但是，在学生素质培养方面，进步有限，而且教学尤其是本科教学，严重缺乏就业意识，原本还存在的实习环节，因为经费的问题，无论理工农医文，全部被削弱，很多学校甚至成为一种形式。教学，尤其是本科教学，对于大学的评价体系上的竞争，对于大学能否上档次，对教师的职称晋升，课题的取得，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关系，从学校到教师，自然就不重视。教育部虽然三令五申，强调大牌教授上本科的课，但是又落实了多少呢？教师上课糊弄，让自己的研究生代课，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现在正在进行的教育部主持的本科评估，看起来好像是在重视本科教学，但检查的项目，却落实在大纲之有无、教案是否完备、教学检查有无进行、考试是否分了期中和期末、平时有无作业、考试有无标准答案等上面，这些形式和程式化的东西，即便是全部做的中规中矩，是否就意味着大学教学做好了，我想不是。1930至40年代的中国大学，越是有水平的教授，讲课越不规矩，讲文学史的，一个学期只讲了一个《庄子·天下篇》的也有，很多人甚至拒绝留作业，拒绝判卷，但是那时代的几十所顶尖大学，却是国际公认的中国最好的大学。
更何况，就连这样的检查评估，也往往流于形式，由于评估有事先的通报，给被评估者留好了充分的准备时间，结果各个学校普遍造假，甚至发动师生假期不休息，将所有的记录修改、重做一遍，届时评估的时候，评估专家只要被伺候好了，自然心领神会，不会煞风景。这样的评估，我怀疑不过是教育行政部门将大学不断地束缚在自己战车上的一种手段，跟本科教学没有多少关系。
“大跃进”之中的大学，是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所在，有了点洋理论，但无法教学生做学问，上课糊弄，教不会学生怎样做事；扩招等于注水参假，教学实习各个环节都偷工减料，即使在职业教育方面，比跃进前还要差。
这样的大学教学培养，既不能教会学生做人，也不能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做事的基本素质。最严重的问题是，毕业生严重缺乏责任心，这是令用人单位普遍头痛的问题。事实上，一方面，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一方面，用人单位，尤其是那些民营企业和外企，又往往找不到合适的人。
四
眼下，高等教育，已经成为民生三大难题之一。高校“大跃进”引发的危机，并不局限在教育领域，已经隐含着整个社会的危机，不仅影响到国家的科技文化进步、国家的竞争力，影响到国家产业的转型，而且隐含了社会的动荡，随着就业的困局扩大，大学毕业生失业比例增加，现在据说已达70%，每年抛到社会上的几百万的失业学生，对社会意味着什么，不用说大家都明白。
高校“大跃进”，本质上是一种在不改革体制的条件下，靠注入大量资金，在短时间内使大学上档次，甚至打造几个世界一流大学的设计以及这种设计的实施。用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的话来说，就是相当于给没有改制的国企，注入大量资金，以期实现经济奇迹。当然，只要钱足够多，奇迹倒也不是完全不能发生，可惜只能是形式上的奇迹，既没效率，更谈不上品质，甚至会败坏已有的品质。
果然，现在的大学，只有规模的扩张、楼堂馆所的兴建，而实质品质的提升根本没有，甚至还在下降。原有的行政导向，在资金的扶助下，如虎添翼，形成了垄断权力和垄断公司畸形结合的怪胎，这个怪胎，将原体制的弊病统统发挥到了极致。
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的高校“大跃进”，具有某些洋跃进的味道。因为这个跃进，号称是在学美国。因为美国的大学是普通教育，我们也得是普通教育，不能再是精英教育。但是人们似乎忘了美国的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到普通教育，花了多少年，目前的国力和教育水平跟我们相比是如何，而我们却在仅仅八年时间，就完成了美国化。现在中国有种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拼命排斥美国化，但是另一方面，很多改革都以美国为尺度，无论多么荒谬的事情，只要说一句，美国也是这样的，就万事大吉。
其实，在这种美国化的洋跃进背后，是国家的好大喜功和部门利益冲动的奇妙结合。国家虽然得到了一点虚荣——学生数量第一，论文数量第一，也在短时间内拉动了一点内需，但真正捞到好处的，却是教育行政部门。虽说眼下是个部门利益扩张的年代，但是没有任何一个部门，能够如此大规模肆无忌惮地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不受到遏制，让自己势力范围的所有单位，都乖乖地听命，也没有任何一个中央的部委，可以掌握几十个副部级的职位，以至于教育部的每一个司长，都有担任实职的副部级首长的机会。“大跃进”一旦既成事实，国家似乎只能随之起舞，直至水枯鱼烂为止，即使到了这个地步，烂摊子不管多烂，也只能由国家出面收拾。
曾经有过的高教“大跃进”
“大跃进”是国人在20世纪继义和团之后，鼓捣出来的又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就当时而言，的确是充分地发挥了国人敢想敢干的创造精神，人们说话做事的胆量，似乎自盘古开天地以来，从来就没这么大过。“大跃进”很热闹，内容也挺多，人们一般记得比较牢的：是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亩产万斤乃至几十上百万斤，公共食堂加吃饭不要钱。高校的“大跃进”，人们回想起来，似乎也就是搭炉子炼钢、上街轰麻雀。
其实，在那时，有关高等教育自身的跃进也是同样不让他人专美于前，跟土高炉炼钢铁一样，同样充满了刺激和荒诞。
1958年夏天，在中国土地上，突然之间冒出了数不清的大学，仅仅比后来的土高炉少一点。始终走，不，狂奔在全国前面的河南省，先是一个地区办一个大学，后来一个县一个，一个公社一个，那个被伟人称赞说是跃进规划像一首诗的河北徐水县，不仅办起了一个拥有12个系的综合大学，而且县下每个公社都有一个红专大学。这种大学是怎么办的呢？徐水，还有山西平遥的综合大学，是把原来县里的中学挂上大学的牌子，中学的老师变教授，再配上些老农，算是土专家，教室原封不动，只是原来的教研组变成了系。
比起县里的大学，公社更有热闹看，当时河南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的红专综合大学是上过报的典型，不可不专门介绍。卫星公社的这个大学有10个系，共有学员529人，这10个系分别是：1.政治系，主要学习党的政策和基本知识；2.工业系，学习炼钢铁和机械和电气，学生主要集中工业区（炼钢铁的土高炉所在）和拖拉机站；3.农业系，学习农业基本知识，怎么种高产作物；4.财会系，学习财务管理；5.文艺系，学习歌曲、戏剧、音乐，自编自演，在学习之余，要上田头演出；6.卫生系，学习卫生保健和防疫以及接生知识；7.科学技术研究系，学习气象、土壤、作物栽培、病虫害防治、品种杂交，据说经常搞一些震惊中外的试验；8.林业系，学习苗圃管理、果木杂交；9.文化系，所有各系的人员都是文化系的学员，按照各自的程度分为高小、初中班，大概专门为红专大学的学员补习文化课的；10.政法系，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政法文件，据说是专门培养各个生产队公安干部的。
这个大学的校舍，就是社员腾出来的民房，学生都是各个生产队选拔出来的成份好、觉悟高的青年，教授（原话如此）按他们的话来说是土洋结合，土的教授可能连字都不识几个，但是群众推举出来的能人，所谓的洋教授，就是原来的小学教师。上课，土教授有讲不出来的时候，那就由洋教授讲，土教授在旁边操作，叫做土洋结合。这个大学据报道还很有成绩，工业系的不少人学会了开拖拉机、锅驼机，文艺系的编了很多快板、快书、相声和戏剧，什么“排山倒海”、“幸福灯”、“姑娘们的心”、“跃进老大娘”等等，政治系的当然错不了，学会了怎么“拔白旗”（“大跃进”时的术语，指批判或者扫除对跃进有抵触情绪的人和事），最为显赫的是科学技术研究系，人家打破书本教条，一亩芝麻上100斤化肥（极限是30斤），据说亩产达到1000多斤（对芝麻而言，相当于稻米的亩产万斤），而且还搞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嫁接，比如槐草接在稻子上、红芋接在南瓜上、蓖麻接在芝麻上等等。
农村的土大学如此，城里的洋大学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著名的武汉大学，跃进不让他校，物理系1958年猛然由原来的三个专业，增加到九个专业，有的新专业连一个教师都没有，就找来某个出身好又特别红的学生当教研组长（当时学习好是要被批判的），教师没有先空着，有的专业连名称都没有弄清楚，就“先办起来再说”。
那时候甚至连正规大学的科研成果，都跟土大学非常相似，多快好省，既攀高峰，又放卫星，有多大胆，就有多大产。北京大学中文系一群学生（加上青年教师），花了仅35天，就写出一部78万字的《中国文学史》。据报道，著名学者王瑶等写两年都没有写出来，意思这些学生和青年教师比王瑶强20倍不止；生物系40天编出一本《河北省植物志》，同样据报道，说是法国大科学家拉马克编跟河北差不多大的法国的植物志，用了十多年，意思他们比拉马克强100倍不止。北大放了卫星，其他学校当然也不甘落后，北师大编出了100万字的《中国文学史》（比着放卫星的味道出来了），还编了100万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讲义》和《苏联文学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弄出了一部100多万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据说，这部书加进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下限写到1958年，把大炼钢铁都写进去了。新闻系写出了《中国军事报刊史》、《中国出版事业史》、《中国广播事业史》。清华大学几个月内，编出各种教材与专著作95部，其中《水工概论》、《农田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测量》、《工程水文学》、《水工测量及模型试验》是10天工夫就写出来的。最了不起要属武汉大学物理系，人家成立了一个攻关小组，要在短时间内破除“旧”的物理体系，把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所有定理、公式一扫而光，在几周内“建立世界一流的具有武大独特风格的新物理体系”。需要指出的是，这期间，由学生参与产生出来的大量“科研论文”，也陆续地发在了今天仍列在“核心期刊”名录上的学术刊物上（其实，即使今天各高校写校史的时候，统计成果也未必就把这些货色剔出去了），用今天的话来说，科研成果的数量实现了飞跃。
历史是面镜子，时常可以从里面照见我们现在的自己。如果看了40多年前的高教“大跃进”的种种感到荒唐的话，那么想想今天我们的所做所为，其实没有什么资格嘲笑我们的前辈。当年徐水和平遥把中学升格办大学，和我们今天中专升大专、大专升本科、本科竞相办“研究性大学”（大家的升级，也就是有关领导一句话的事），其实也就是五十步一百步的区别。如果说，当年武汉大学用学生当教研组长，跟遂平卫星公社社办大学土洋“教授”并举，是五十步一百步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有不少大学只有一个学过法学的本科生敢办法学院，没有一个计算机人才能办计算机专业，跟卫星公社大学比，顶多也就是四十步和一百步的差别。今天由南京大学首创、研究生必须交出在核心刊物上的N篇（因各校规定不同）论文才能毕业的做法，本质上跟当年发动学生群众著书写论文没什么不同，无非是催生本校的成果数量；效果也差不多，都激化了科研生产的粗制滥造（今天还有一个副产品：催化了学术期刊的腐败，产生了大量有偿稿件）。
当年的武汉大学在“大跃进”过后，检讨自己的时候说，“在这种战线长、任务重、指标高、要求急的情况下，只得采取一压（批评、加压力）、二抄（写论文时东抄西抄）、三挤（挤数字）的办法”。而我们今天的高校，尤其是重点大学，动静其实比当年还大，竞相上专业、补学科、办学院（缺人文的补人文，缺理工的补理工）、合并超级大校、争一级学科、争博士点、争基地、进211、上项目（人文社科的课题都越做越大，越来越无病呻吟，资金上亿）、各种名目的评比、有资格的则定出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目标。这一连串越来越急的大动作，怎么说都摆不脱“战线长、任务重、指标高、要求急”的影子。各个学校用量化管理、物质甚至职业杠杆压出来的科研成果，有多少是抄的，只有天知道，即使不抄，有多少是低水平重复，更是只有天知道。说到底，各个学校的科研成果数字，还是少不了“挤”的因素。只有一点是跟前辈们有所不同的，就是现在的“大跃进”极大地催化了学术的腐败，这种腐败，甚至不是指前段时间炒得很热的抄袭事件，而是直接和间接的权钱交易，这种交易，已经飞速跃进到了赤裸裸的地步。
自从世界进入现代化（或者说西化）的发展语境以来，处在后面的学了一阵前面的之后，就想着怎么赶上和超越，这是人之常情，其实没什么不对，至少可以理解。只是幻想通过某种特别的方式（比如发动群众），跨过必要的发展过程，一下子挤到前面去，多少有点做梦的味道，尤其对于一个让别人拉得比较远、差距过于大的国家，定出这种豪迈的计划，做出迈大步之状，则难免让外面的人感觉局中人像是发了疯。世界上有人发疯，其实没什么奇怪，只是发得太大，形成了风潮和运动，就奇怪了，更何况同样的疯要发两次（也可能是N次），则未免骇人听闻了。从前是“大跃进”，现在是“跨越式发展”，至少从形式上看，其白日梦的浑沌和疯狂度其实是一样的。
然而，不一样的地方也挺多，除了愈演愈烈的学术腐败之外，最大的不同是，其实大多数身在其中的人都知道自己实际上在干什么，他们完全知道自己学校跟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私下里把争基地、上项目的活动称为“编故事骗钱”，内容怎么样没人在意，只要故事编好了，基地呀，博士点呀，项目呀就来了，当然钱也就来了。在他们看来，如果你不争，别人也会争，中国一流的大学不争，好事就全让二流三流的拿去了，与其人家上还不如我们上，钱与其让王八蛋糟践，不如我们糟践。大家全都心知肚明，清醒得到了南极冰川上，却不约而同地较着劲干着当年昏热状态下才干的“大跃进”。
说穿了，奥秘在于，凡是“大跃进”，就容易产生数字式的繁荣，面上看起来特有光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容易出政绩，就像大炼钢铁可以使极度落后的中国几个月就凭借遍地开花的土高炉，生产出几千万吨钢铁（尽管大部分都成了废物，堆在田间），实现了超英赶美一样，过去和现在的高校“大跃进”也可以实现规模的迅速扩张、科研成果的极度增长。我们可以合并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学，可以生产出世界上最多的博士，甚至可以炮制出世界上最多的科研论文。跟当年的领导人一度误把这种虚假的繁荣当真实不同，我们现在的局中人，从头到尾，所要的就是这种虚假的繁荣，因为不仅领导者面上好看，而且在这繁荣的背后，有着实实在在的利益。当年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言道，死后管他洪水涛天；今天人们想到，下一任管他天塌地陷。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说中国总是不能实现数目字上的管理，但却想不到，他们其实是可以实现数目字上的繁荣的。老百姓讲话，数字出官。
一个伟人说过，历史常常重复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笑剧。信夫！
（本文有关高校大跃进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当年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内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