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不是自家园子里的菜
媒体爆料，《商场现代化》刊物，凭借核心期刊的名义收版面费，敛财上千万。其实，随便问一个硕士研究生，这样的事还是新闻吗？在中国的土地上，自从大学发明了让学生土法炼钢、炮制论文以增加学校的发表量的高招以来，有哪个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没有交过版面费呢？过去穷得叮当响的学术期刊编辑部，突然之间，就抖了起来，编辑们待遇大大改善了。明码标价的收费有，我就看过这样的价目表，一论刊物名望，二论文章长短，按尺码收费，一丝不苟。暗中收费的也有，为了多发文章，大学的各个学术机构，不惜降尊纡贵，巴结学术期刊，尤其是社科院所属的所谓一级学刊，有什么头衔，都可以奉上什么头衔。主编副主编神气活现，纷纷进入大学当上了兼职博导，分享课题经费，出去开会，顺便旅游。
同样，媒体也爆料，徐州师大和××政法大学申请博士点失败，教授们如丧考妣，一个声言罢教，一个要求行政复议，网上议论纷纷。其实，这对于业内人士而言，也不是新闻。争夺博士点的战争，已经打了好多年了，硝烟弥漫，银弹纷飞，早在两年前，一个地方院校的副校长，就跟我说，为了争博士点，把胃都喝坏了。这些年来，大学的领导人，拼命奋斗的，不就是这些玩意吗？什么博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先争后保，争到了欢天喜地，争不到哭天抢地。
这两件事，都跟中国的大学有关，如果大学不逼学生发文章（不发不让毕业），就不会有那么多学术期刊大收版面费，但是，如果大学不争博士点之类的东西，就不用比赛发表数量，两件事构成了头尾相衔的链条。归根结底，行政主导的大学，所谓的档次，标志就是行政系统赐予的这些博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就像一个人，地位高低，全靠华丽的衣服撑着一样。
这样的竞争，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属于中国教育的特色。可是，将这特色的油彩刮去，里面露出来的，却多是虚假的货色，不仅所谓核心的期刊的发表是买卖交易，就连期刊本身的评定，也充满了交易，用这样发表量堆积起来的各种硕士点、博士点和某某学科，研究基地，里面不仅文章是空的，连耗费大量国家资财的课题，也是空的。自然科学我不了解情况，人文社科的国家课题，有多少是有用的？
大学一直以来，都处在超级的亢奋之中，大家都拼命要升级，职业教育的中专技校，有点本事的，都升了大专，原来的大专，升了本科，进了本科，就想着有硕士点，有了硕士点，就想博士点，连博士点都有了，就琢磨某某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有了一个就想两个、三个，越多越好。原来的职业教育被废掉了，因为好一点的职业学校都升格了，变成本科中的垃圾，原来的本科，乃至研究生教育也废掉了，因为大家一起虚胖，什么都顾不得，全体力争虚胖，肿得越高，学校的档次就越高。
这是一个外界看不懂的中国式游戏，国外的外行不懂，内行也不懂，如果有哪个高手能在短时间内把我们如此的名堂，如此的争夺，给老外解释清楚，无论如何都是天才。只是，在这种游戏中，我们的学术也随之变成了自己园子里的菜，自产自销，决不出口，跟国际学术没有了关系。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教育最大的贡献，就是在中国确立了西方的学科体系和大学教育模式。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虽然有大学，但名不副实，哲学和史学乃至文学，基本是混在一起的，讲中国哲学，得从三坟五典讲起，讲到周公，学期就结束了，别说孔子，连老子都还没出现呢。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的大学，出现了群星灿烂的局面，今天令我们自豪的西南联大，能在战时昆明的草棚子里办成世界一流，最终得归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然而，可悲的是，近百年之后的今天，大学不仅背离了五四引进西方的大学传统，而且背弃了自己多年奋斗得来的传统，不追求大学内涵，只追求大学的形式，那种外在的，被行政系统强行赋予的形式，所有人都在追求那些“点”、某某学科、基地，好像没了这些，大学就没了魂似的。试问，自从现代大学体系兴起以来，有哪个国家的博士点是由政府的行政体系决定的呢？又有哪个国家有过我们这样的某某学科、某某基地呢？即使是官办学术，官办教育，也得是学术中人来决定教育和学术的形式和内涵，不能由官方机构来决定，官方机构决定的学术和教育，只能是贴在衙门表皮上的油彩，好看固然是好看，但一点用都没有。今日大学的种种乱象，教育质量低劣，学术造假成风，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的大学活动，已经变成了一个封闭园子里的自娱自乐的游戏，我们的学术，已经变成自家园子里一种蔬菜，跟外界没有了多少关系。
惩办“学术汉奸”？
祥和之时总不免有杀伐之声，火气大的人，动不动就喜欢动杀机。有来自全国最高学术机构的政协委员，声言提议人大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说是某些学者，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歪曲历史，为八国联军侵华历史，尤其是日本侵华历史翻案，所以，必须以法律手段，加以严惩云云。
笔者在近代史界混迹多年，至今尚未出界，耳濡目染，从未听说国内这个界里有谁翻过这样的案，如果说是日本学者，倒是大有人在，不过，中国立法，好像也严惩不到人家头上，所以，某委员所要严惩的，估计还是某些他看不上眼的国内学者。这些学者，所有的罪过，不过是没有按照某委员所喜欢的一些调子来研究而已。大家只能在这个调子底下，在狭小的框子内从事研究，出了框子，就算大逆不道，不仅要开展学术大批判，而且要立法严惩，必欲将之抓进班房而后快。这个问题，我想只要还是个学者，或者自称是个学者，都不会认同的。但是，我们这位具有研究员、教授和国家最高学术机构学术委员头衔的某委员，却一个吐沫一个钉，这样说出来了，看来，中国的学者称谓，有的需要改称“学罚”或者“学惩”了。
历史研究，是要讲材料、讲证据的，传统史学家，比之为老吏断狱，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像法官断案，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不同意人家的论证，哪怕恨得牙根痒痒，也只能拿出证据来驳，口气再恶，也不能出学术讨论的范围，就算你真的认为人家是所谓的“学术汉奸”，也得拿出证据来，否则，就是漫骂、人身攻击和大批判。这样的大批判，无论声势有多大，嗓门有多高，终归无济于事。更何况，现在某委员已经没有办法像“文革”时那样，操办一台群众大会，把他痛恨的学者揪到台上去，戴上高帽子，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所以，在骂街之余，只好求助于法律了，而法律又没有以学术研究治罪的条款，于是《惩治汉奸言论法》的提议，就这样问世了。
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客观事实，但是这个客观事实，必须加以认真的研究，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弄清楚历史原貌，认真客观地探讨事件发生的原因、历史背景，而不是声讨一通帝国主义、痛骂一顿侵略罪行就完了，像以色列对待犹太大屠杀历史那样，详细到每个所能找到的殉难者。定个调子大骂，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是研究。最起码的，学术研究，必须让人说话，动辄扣帽子，打棍子，甚至捉将官里去，研究是无法进行的。学术研究，动不动就道德审判，甚至法律审判，上纲上线，这么大的火气，最后当心烧了自己的屁股。
但愿，某委员不要变成学术杀手，其所在最高学术机构，不要变成学术惩戒院，否则，中国的学术真是没救了。
看人下菜的学术期刊
辽大副校长抄袭案，查出一个雷锋来。我刚刚写了一篇文字调侃，就有记者跟我说，没准，人家助人为乐是真的，因为很多学术期刊，就是认人不认文，公开宣称，我这个档次的刊物，副教授以下写的文章，无论写得多好，就是不登，登了掉档次，而且，据说登了无名小辈的文章，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而转载率是目前评价学术期刊的一个重要指标。这样的学术期刊有没有？当然有。各个期刊程度不一，有的是专门辟出版面，给所谓的大牌学者留着，非大牌，写得再好也上不去，有的则像记者说的那样，整个刊物都只对大牌开放。
大牌的大，重要不是学术地位高，而是职位高，这在中国学界是一个特色，官大学问大，官大学术地位自然高。当然，这些官大的学者，有一些的确是学而优则仕，因学问不错，上头奖励一个官职，尽管当官之后，忙于开会和行政事务，没有多少时间看书做研究了，但毕竟曾经肚里有过货，但是，大量的学官，尤其是在著名大学和学术机构里的学官，其实原本就没什么学问，但只要坐在那个位置上，学问也就跟着好起来了。
但是，无论何种的学官，校长还是院长，的确都太忙了，一天有无数的事等着，会要开，饭要吃，鉴定要做，演说要讲，因此，写文章的时间无论如何都挤不出来，挤出时间，也挤不出思路，所以，文章得有人代劳。代笔者写出来，学官大笔一挥，修改一下，据说也一样点铁成金，画龙点睛，即使成不了金，也不像龙，但只要有了学官的大名，只要这学官的地位足够有分量，期刊一般都是要给面子的。当然，代笔的人，也不白代，署不上第一，第二第三总有份。也确实有学生或者下属，看着第二第三的排名上，乐意奉献，至少，自家的名字可以在一些顶级学术期刊上露个脸，否则，即使在不怎么样的刊物发一篇，也需交数目不小的版面费。
况且，现在的大学，博士生毕业需要两篇核心期刊论文，否则连答辩都不允许，而年轻的教师，则有每年的科研考核，完成不了指标，别说别想评职称，就是现在的地位也保不住。做奉献，背后有动力。
学术期刊如此势利眼，背后其实有利益的驱动。不是说我们的学术期刊编辑统统没有学术眼光，但利益的诱惑，的确是难以抵敌的。这多少跟我们现行学术期刊评价体系有关，学术期刊跟大学一样，需要定期评比，而评比的尺度，一是专家评价，二是转载率。眼下学术体系的专家，基本上被学官垄断，无论何种评比和评审，基本上都是学官的业务，就冲这个，期刊都得罪不起专家，也就是学官，地位越高的学官，就越是得罪不起，定期发点这些学官的文章，看在文章的面子，一旦评比碰上了，也会高抬贵手的。
其次，现在一些著名的学术文摘，大抵也有地位优先的习惯，小人物的东西，即使转，概率也低。两下加起来，你说，让我们的学术期刊怎么办呢？
因此，我们的学官，该学雷锋的时候，还是学吧，只是，以后留点神，别帮文抄公的忙，如果一旦不留神帮了，及时处理，别露出来，天下太平。
垃圾生产机器的动力分析
命题作文要我谈“知识生产机器”，委实是强人所为。当下，笔者所服务的高等教育界，满眼看去，净是些制造垃圾的机器和这些机器造出来的垃圾，久而久之，入鲍鱼之肆不闻其臭，不仅鼻子都习惯了，连眼睛都麻木了。
眼下，人文社会科学界有“三多”，文章多、专著多、课题多。老师、学生、海龟和土鳖，大家一起忙活，一眼望去，真是郁郁葱葱，繁荣得很。不过，这个景象，就跟阎锡山时代，山西的某知县为了应付老阎的绿化工作检查，满山插树枝一样，当时看着养眼，过后就都被老百姓捡去当柴烧了，不，确切地说，我们这些成果是要被收废品的捡去送到造纸厂化纸浆的，比插的树枝本钱更大，利用价值也稍高一点。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没有人特意制造垃圾的，垃圾实际上是生活和生产的特殊排泄物。如果有人故意制造垃圾的话，那么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他的动机是什么？是谁在后面提供给这种机器做这种无用之物的动力？显然，除了极个别特别自恋的人之外，绝大多数学术垃圾的制造者其实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是大家知道了还要埋头从事这种“中国制造”，原因其实只有一个：这是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的提倡甚至要求。
我们的高等院校，几乎所有的评估指标，都跟所谓的科研成果挂钩。尽管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据说已经是海归当家，但所拿出来的评估体系，却基本上是自说自话的封闭体系，科研成果只看数量不看质量，而且基本上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只要有了数量，那么学校就可以从教育行政部门得到各种好处，不仅博士点、硕士点、一级学科等等标志学校“档次”的东西，需要科研成果数量来支撑，还有一些由我们的学官们自己炮制出来的名堂，什么重点学科啦，学科研究基地啦，精品课程啦等等，评上评下，除了必要的“攻关”之外，也主要看学校的成果数量。各个高校对教师制订各种考核指标，甚至逼着研究生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文章，大搞土法炼钢，小土群遍地开花，主要就是为了拼数量。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大家看重数量，可能是由于学术成果的质量不好评定。不过，我们的学官们对数量的偏好，其实一点都不是由于学术成果质量评估的困难。从根上说，是他们对学术垃圾情有独钟。不信的话，大家可以看一看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课题，尤其是重大课题，那些在211、985工程名下动辄资金上百万的课题，有多少是意识形态的宣传，有多少是大而空的无病呻吟，不是“世界”就是“全球”，非“战略”即“规划”，这些东西当然都是各个学校的教授和研究人员编出来的，但只有这样的东西，才入得了学官的法眼，否则，就通不过。
不明就里的人，乍一进中国的教育界，估计多半会疯掉，他怎么也不会明白，为什么一方面有那么多农村的儿童因贫困上不了学，儿童的义务教育还要依赖海内外的善款，一方面政府却大把大把地向高校撒钱，一个精品课，要给50万，一个人文课题上千万，上亿，甚至十数亿，而且做的都是无用功。
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学界垃圾生产的动力源，就是有关的行政部门。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央政府手里的钱越多，这种动力就越是强大，目前，已经强大到了可以吞噬一切的地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功用是非常明确的。由于真理是已经给定的，所以大家能做的主要是介绍和阐释真理，可是给定的真理相当明晰，所以，介绍和阐释的工作量必然有限，所以实际上大家做的事情，主要是阐释和解释上面的方针政策，由于方针政策总是变，害得学者也只好跟着变来变去，很是影响形象；好在我们这个学界还有另外一项功能，那就是教化，这个功能很古老，自董仲舒时代就已经开始施展，但在新中国，已经古为今用、旧瓶装新酒了，为了这个功能，人文社会科学所有的学科，教材都是按照几个既定的真理式的口号编写的，一大批人类灵魂工程师，与其说是在传授知识，不如说是在灌输教条；人文社会科学的第三项功能是做匕首和投枪，打击或者反击敌人。按道理说，匕首和投枪原是领袖对文艺的要求，可是因为敌人比较狡猾，经常借学术和理论来攻击我们，如果一色用文艺来反击，不符合兵来将挡、水来土囤的原则，所以，学界有用武之地了。笔者曾经混迹于近代史学界，为了饭碗计，弄过一段义和团研究。当我回顾和爬梳建国以来的义和团研究论文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有好长时间，我们的学者写文章的时候比较喜欢用的一个符号是惊叹号，比较喜欢用的一句话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比较喜欢攻击的一个对象是美国。由此悟到，原来我们的学者其实不是在做研究，而是在舞刀弄棒，或者是放土铳，既对着境外的反动势力，也对着身边的赫鲁晓夫（其实是自己不小心说错了话的同事）。
当然，后来世界变了，中国也变了。意识形态的诚信不知怎么逐渐褪了色，人们再阐释真理或者解释政策的时候，在进行教化的时候，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饭碗，为了自家头上那教授的头衔，和这个头衔给他们带来的荣耀和光辉。至于匕首、投枪加土铳，就更是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了，因为大家都咸与维新，与时俱进，对内对外都不搞运动了，自然带惊叹号的学术大批判就发动不起来了。当然，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也在变，不仅长官土鳖换海龟，而且思想之跃进，令人目不暇接。学官们手中有权，口袋里有钱，脚开始不着地，在现代化的大路上实行跨越式发展。最明显的是大家突然之间对“大”字感了兴趣（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度很流行的舒马赫的《小是美好的》都忘了），竞相跳起了大字舞，在实行了大扩张、大升级之后，高校又实现了大合并，一个大城市，十几个高校合并在一起，大学生见面用不着问是哪个学校的，只问是哪个校区的就行了。当大字舞跳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时候，我们发现，大课题、大项目连同大手笔出现了。风气所及，刚回国的海归们也迅速地被感染，跟着一起大吹肥皂泡、跳大字舞，一个豆腐块的介绍文章可以说成是专论，没有出版的论文可以吹成是专著，研究人员变成了研究员，会员变成了院士，甚至敢到人民大会堂开庆祝会（有了海归的加入，学界的舞姿果然更加优美，带了洋味了）。到了这个时候，愚钝如笔者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我们“知识生产”的功能，悄悄地变了，从传统的阐释、教化和战斗，变成了制造热闹，而且是大热闹。
热闹不是胡闹，热闹对于当下的政治局面的确是有用的。热闹是用数字和一堆成果堆出来的，我们刻薄一点说人家是垃圾，但人家自己完全可以自我辩解说就是科研成果。有数字有成果就意味着事业的繁荣，数字出官，标志着学官的政绩，可以让他们在每年的总结上，洋洋洒洒地列出一大堆比去年、比上任更多的成就来，更可以让他们升官。正因为如此，所以不管对这种现代版的高等教育“大跃进”，学者们有多少意见，教育行政部门还是好官照做，跃进依旧。
不过，现实政治上的道理，尽管有理，也往往是短见的。1958年的全民的“大跃进”，其实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以粮为纲和以钢为纲，对于一个落后国家来说，并没有什么大错，快速地在中国建设一个人间的天堂，其实也是非常诱人的一件事情，况且，当年的亩产万斤和土法炼钢，都是得到大科学家证实的事情。可是，结果呢，却饿死了人。今天如果我们继续生产这些毫无知识增量、甚至根本不叫知识的科研成果，而且由国家机器倡导，加大投入诱导，最后，人是饿不死了，但饿死的是学术。
我所服务的单位，负责科研的领导是个很有学术信念的学者，但是不幸的是，按照现在的学术评价体系，他每年要奖励的年轻人中，恰是那些根本不做学问的人，而真正埋下头来做学问的人，受的都是惩罚。他告诉我，每年的年终总结要发奖的时候，他都像吃了苍蝇似的。其实，这位仁兄的不快是小事，严重的是，如果这种局面还在继续下去，我担心我们这些所谓的学者最终都会变成苍蝇，只有恶心别人的份了。
心照不宣的造假游戏背后
大学老师领着学生造假，说起来挺像人咬狗，但在我们中国，早就不是新闻，我们大学生出身的媒体从业者们，两年前就知道了。一般来说，造假，都是单位内部的事，尽量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便于保密。大学造假，虽然也是学校内部的事，据说也很忌讳外人知道，可是，造假的动静太大，涉及人员太多，开大会小会层层动员，就差没用大喇叭把造假的事喊出来，因此，想让大家不知道都难。
造假是为了迎接高校的本科评估。显然，评估检查什么，各个高校事先都知道，虽然按道理检查的是已经发生过的，但是学校为了过关或者得优，从前做的不够的，要补，做错了的，要改，没有做的，要做。因此，教学计划没有的，要补，座谈会没开过的，要补，教学改革没做的，也要补，学生作业没有的，补，实习报告没有的，补，试卷改得不合格的，重改，如果连试卷出的就不符合标准，那么老师就得带领学生给已经毕业的学生重新答卷，最惨的是缺学年和毕业论文的，老师不仅带领学生要重做，而且要逐步填写进度表、论文周记和撰写英文提要。有的学校甚至规定，如果哪个教师负责的造假工作不达标，就按严重教学事故论处。有的学校，为了给评估专家留下一个好印象，甚至连校园的气氛都造假，专家进校之后，校园里树荫下、街椅上，从前卿卿我我的恋人突然人间蒸发，一律换上了捧书苦读的莘莘学子。
造假不稀罕，稀罕的是，多数大学造假造得都相当粗糙，相当拙劣，几年前的试卷，几年前的论文、实习报告，纸张和字迹都是簇新的（据说现在已经有大学学习古董贩子，把假货用药水加以熏蒸，这是后话），评估专家都是久在大学里混的人，按说一眼就能看穿（其实不用专家也一样看得清楚），可是，这么多学校评估下来，硬是就没有什么西洋景被拆穿过。造假的和看假的，彼此心照不宣，好像在玩着逗你玩的游戏。评估的结果，大体上也跟预定好了似的，凡是名牌大学，一律为优秀，差一点的，就是良好，不及格的，就是几所职业学校。一般院校，把专家伺候得再好，想拿优也难；专家就是再不满意，也很难把名牌评成良好以下。
既然如此，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干嘛闹得大学鸡飞狗跳，老师半年乃至一年什么都干不了，累得精疲力竭，带领学生一起作假，不惟斯文扫地，而且令学校多年的思想政治工作、道德教育毁于一旦呢？当然，也有为评估辩解者说，这样可以让学生早点适应社会，如果此说当真，我们的大学最好应该开一门讲骗术的课，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从监狱里请些个中高手，来当兼职教授。
显然，评估之意，并非真的本科教学检查，无非借此强化教育行政部门对大学的控制，虽然教育行政部门不可能是所有大学的主管部门，但是有了评估，以及类似的各种评审检查，任你哪个大学，都得乖乖地跟着我的指挥棒走，我出一招，无论多么荒唐，大学都得跟着折腾，其实被评估的大学也知道，一所全日制的大学（职业学校除外），无论办得怎样不堪，不大可能真的被枪毙（这样的话，会引起另外的麻烦）。大家卖力气地造假迎评，无非是要得一个过得去的分数，就像现在许多评比一样，你好我好大家好，凡是参评的，就是优秀，优秀上面再加一二三等奖，最佳者，一般都是好几个。
如果说，其他的评审，比如硕士点、博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之类，像是定期扔出一些骨头让大家来争抢，那么，本科评估，则是一种强化行政主导的“杀人游戏”，人是不可能真的被杀掉的，但紧张的气氛却会出来，在紧张中，大家不知不觉就范听话，疲在其中，也乐在其中。当然，也顺便把前阶段各个大学“大跃进”粗制滥造的痕迹抹掉了，回过头来可以跟那些不知趣的批评者算账——谁说我跃进来着？
诚然，目前高校教学状况如此之差，本科教学评估应该做，但是，这个工作只能由社会上中立的（甚至可以请国外的机构）调查机构来做，而不应由教育主管部门来包办。目前这样大张旗鼓、声势浩大的行政主导的评估，说得难听一点，只能是一种基于权力技术的扰害。
犹抱琵琶半遮面
教育部在自己的官方网站上表示，今后对于研究性大学，即进入211和985工程系列的大学，会大幅度精简各种评估和检查活动。教育部一向强项，尽管批评声铺天盖地，对正在展开的本科教学评估，更是骂声一片，但是，叫骂由您叫骂，好官我自为之，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评估硬是在滚滚骂声中前进。现在多少有了点表示，很是难得。
自上个世纪末，一轮新的高校“大跃进”高调进行以来，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大增，各种评估检查也随之增加，闹得大学几无宁日，不胜其扰。平心而论，这些评估和检查，有相当数量是没有必要的，纯属扰学，但是其中有一些，比如最为人诟病的本科评估，和不那么有人反感的硕士点和博士点的评估检查，其实是有必要的。我们看到，自高校扩招以来，社会公认大学整体教学质量下降，本科、研究生（硕士和博士）都下降，很多学校，包括所谓的211和985大学，对教学的糊弄、教学培养环节的忽略和应付，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但是问题是，由教育部负责的评估检查，能遏制这种现象吗？
首先，从已经进行的本科评估来看，各校几乎普遍存在着造假应付的现象，作假技术含量很低，新的纸张，新的笔迹，不用专家，正常人用眼一看就能识破，但是，评估的专家们，有谁点破过这个玄机呢？凡是所谓的正规大学，尽管全力迎评，小心伺候，但目标其实就是要专家给他们评一个优，因为及格是必然能拿到的，差不多就是良。从专家的评估来看，好像他们并不热衷于纠正本科教学中的问题，只是大致地走下过场，再得一点好处。整个评估下来，只有那些刚刚挂上本科招牌、在行内被视为野鸡大学的学校，才被示出黄牌，其他的大学，都安然平稳渡过，皆大欢喜。
其次，此次进行的本科评估，就检查项目和内容而言，重点是在检查教学的程序，强调教学的规范，对于一个大学教师，即使他的教学所有环节都无懈可击，考试成绩都呈正态分布，有标准的教学大纲和教案，但依然不能说明他教学的水平高，陈旧的内容、空乏的思想、枯燥的讲授，都可以是百分之百合乎标准的教学。实际上，这种评估检查，并不能起到真正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作用，反过来，还有可能进一步扼杀教师创新的热情，教师的个性和创造力，将大学教育引导到刻板的教条、僵化的程序化道路上去。至于各大学在迎评过程中上下动员、一起造假，大搞政治运动，会给学校和学生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已经有许多精彩的评论，在此就不多说了。
事实上，对学校进行的评估检查，理应由第三方，社会上成熟的非官方的评审机构来做，它们与大学没有统属关系，没有利害纠纷，这样才能做到公正，起到纠正偏差的作用。像现在这样，由教育部成立专门以评估检查为任的中心，不仅增加了编制，使机构膨胀，而且强化了大学的行政化、衙门化色彩。实际上，定期的评估，无非就是让大学更加听话，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把大学通过评估检查这种绳索，牢牢地捆绑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战车上，这样的评估，哪怕只有一次，都是多余而且有害的。纠正自己错失，是政府部门的职责，要纠正，就彻底一点，不要犹抱琵琶半遮面。
大学的评审时代
现在的大学，已经进入“评审时代”。博士点、硕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以及各种项目的评审，已经进入常规状态，到时间就来了，高校里，大家分田分地真忙，分到的，要保住胜利果实，没分到的，要运动到让自己分到，大队人马出动，大笔的钱财撒出。至于本科评估，则更像是一场政治运动，为了迎接教育部的评估，各个大学上下齐动员，老师不放假，学生帮造假，到处大标语：掀起迎评促建新高潮！
各种评审，无一例外都是行政主导。虽然，从表面上看，评审专家都是教授、研究员，但这些人的选拔，全凭教育部的主张，选拔的标准，不是看这个人是否在学术上有何造诣，而是看他是否是官，比如各个重点大学的相关学院的院长，更关键的是，要看这个人是否听话，如果有某人在某次评审中不那么听招呼，那么下次评审，就不找他了。姑且不论这种评审是否必要，比如什么叫做“一级学科”？什么叫做“重点学科”？为什么要有“重点学科研究基地”？为什么同样一个学科，比如政治学，凭什么你的学校的政治学就是一级学科，我的学校的政治学就不是，你的学校的就是重点学科，我的就不是？天底下政治学只有一个，中国和外国，只有一个，怎么学科到了中国，非要分出高下等级来？这种中国特色的高校评审，只有中国专家明白，外国专家都不明白，当然我辈一般教师就更不明白了。
但是，有些评审，至少从字面上看，我们还是明白的，而且以为如果非要评的话，我们有资格参与。每年的例行先进评选，现在还在进行，优秀教师一年一年评出来，院级、校级、省部级，乃至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只是评选已经成了走过场，领导看上谁，谁就当便是，有的单位，甚至连群众评议的过场都不走，好像也没出什么乱子。除了这些老名堂之外，新名目也在涌现，比如精品课、精品教材、名师（国家级和省部级）、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跨世纪人才、新世纪人才等等。这些新名堂，背后往往带着巨大的物质利益，比如如果哪个教师的课入选精品课，那么就可以得到三十万的资助，当上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也有三十万。可是奇怪的是，这些涉及教学的评选，学生不能参与，教师也不能参与，往往等到评完了，大海报贴出来，优胜者的名片上多添了一行字，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身边又出来一个“牛人”。
一个教师，教好课，是应尽的义务，是本分，评先进已属多余，更何况什么名师、精品。在还存在数量不小的失学儿童的情况下，这种高调的评奖，大笔的赏赐，则显得格外不协调。就算非评比不可，那也得听听学生的意见、老师的意见，因为他们才真正知道哪个老师教得好，怎么可以领导关起门来一鼓捣，就定了呢？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只要相关领导自己符合评选条件，最后评出来，多半是他自己。高校的各种评审，从学术评审到项目评审，再到教师评优，对教育，对学术，甚至对教师行业本身，只有摧残，没有帮助，更谈不上促进。这种官本位的评审，不仅不能奖优，反而加速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完成逆向淘汰。高校里，凡是老实做学问的人，在这种评审中，不是落荒而逃，就是自我放逐，迅速边缘化，让那些即使原来有点学问也没有时间继续做的学官们，占据学科主流，占据各种官方的平台，年复一年地炮制出大批量重复而平庸的“科研成果”，其中还不乏造假和抄袭之作。在这场评审的狂欢中，只有两个优胜者，一个是那些学官们，他们的头衔越来越长，荣誉的级别越来越高，科研经费越来越多；还有一个就是教育管理部门，它们成功地利用越来越名目繁多的评审，把大学捆在了部属政治的战车上，老老实实，一步一趋。输的是国家，输的是教师，输得最惨的是付出了青春和金钱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们。
有关大学教育一点小事的三问
眼下，似乎很多人都讨厌大学行政化，我的校长还在国际论坛上，高调反对大学行政化，提倡教授治校。
但是，有一个校长们垂手之劳就可以办到的事，就是没人办。
在大学里的人都知道，无论按现行教育法规的哪一条，都找不到依据，可以强令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发表核心期刊论文才能毕业的。但是，几乎所有的学校，都这样规定。
大家也都知道，学校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担心在教育部的考评体系中，发表量这一项落了后。于是命令学生土法炼钢，靠小土群提高指标。大家更知道，这种行为导致了核心期刊加速腐化，纷纷不管论文质量大收版面费，同时也催生了学生论文的抄袭、造假和大幅度的低水平重复，连带教师也是如此。这是当今学术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我身在中国人民大学，先从自己学校问起。
第一问，问人民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人大的师生反映，自打您就任研究生院院长之后，对于博士生发表核心期刊论文的问题，要求得特别严格。从前还可以用两篇非核心期刊论文顶替，现在则一点通融都不行。到底是何道理？你作为研究生院院长，凭哪条法律或者规定可以这样做？你在做教授的时候，估计也感同身受，知道学生的苦处，怎么一当官就变脸？你知不知道，现在一篇核心期刊的论文，已经要价4000余元，这对于一个来自农村的学生，意味着什么？
第二问，问人民大学校长。你曾经多次对现行大学体制发问，赢得了敢言之名，也曾对着媒体，宣称人大可以不要求博士生非发文章才能毕业。可是，至今人大变本加厉，博士生不发两篇核心期刊论文，连答辩资格都没有。这个情况，你知道吗？如果知道，是否打算兑现承诺？
第三问，问新任教育部长。你也做过大学教授，带过博士生，现在应该还在带。你应该知道这种逼学生发论文的命令有什么样的危害。比起其他教育的问题，这个小事最好解决，只消你下令取消大学考评中的发表量数量指标，各个学校就不会这样疯狂热衷于“土法炼钢”了。你能伸出一个小手指头，做一下吗？据说你也来自农村，你更应该知道，那些贫寒的学生，凑一篇核心期刊4000元的钱，能有多么地难。
如果连这点小事都不能做，那么大话就别说，大事也就不用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