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说，此生幸运，是在还年轻时，亲历了八十年代的文学革命；是在还年富力强时，又亲历了一个媒体崛起的时代。
八十年代是我的文学年代。我的八十年代始于1977年冬进《人民文学》当实习编辑，那时我是个户口在黑龙江的知青。我要感谢把我引进《人民文学》、时任《人民文学》小说组组长的涂光群，是他带我走上编辑工作岗位。
我一直说，我在八十年代的幸运，是因在《中国青年》遇到了时任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又因为王蒙而回到了《人民文学》。我是因为《人民文学》解决不了户口问题，才进了1978年正筹备复刊的《中国青年》，有幸经历了《中国青年》复刊事件，成为思想解放运动初期，朝气勃勃的《中国青年》集体中的一员。回到《人民文学》，是因为王蒙说：“你要做文学编辑，还是到《人民文学》吧。”我就随他回到东四八条，亲历了《人民文学》辉煌的1985、1986年。
当一切都成为过去时，每一个时代，都成了生命中的一段坐标。八十年代是什么？我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在网上到处流传——
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聊文学的时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电影录像带、看世界杯转播的时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样“轧”着马路，从张承志家里走到李陀家里，在李陀家楼下买了西瓜，在路灯下边吃边聊，然后又沿着朝阳门外大街走到东四四条郑万隆家里的时代。从卡夫卡、福克纳到罗布·格里耶到胡安·鲁尔福到博尔赫斯，从萨特到海德格尔到维特根斯坦，那是一种饥渴的囫囵吞枣。黄子平说，大家都被创新的狗在屁股后面追着提不起裤子，但大家都在其中亲密无间、其乐无穷。
那时，我和何志云住在白家庄，张承志住在三里屯，李陀住东大桥，李陀坐两站路公共汽车就到我家了。郑万隆住东四四条，史铁生住雍和宫大街，阿城住厂桥，在一个城市里，彼此距离都很近，骑着一辆自行车，说到就到了。更重要的是，那时的亲密无间，彼此是可以不打招呼，随时敲门都可进去的；是可以从早到晚，整日整夜混在一起的。我还清楚记得，早晨我骑车去阿城家里，他总在被子里瓮声瓮气说：“催命鬼又来了？”傍晚去，他则总不在，桌上有留言：“面条在盆里。”
整个八十年代，我的文学履迹，就是骑着一辆自行车，每周一遍遍地巡查全城每一家书店，搜寻书架上能跳入眼帘的新书的过程，几乎每一家书店，都留有如获至宝的记忆。然后就是，骑着自行车从一个作家家里，去见另一个作家，从相识到相知，媒介都是读书的话题。因此，我的八十年代记忆中，满是那辆绿色的凤凰牌自行车的印象。那原是我太太娘家以很多张工业券买下来的产权，结婚时我太太从家里骑过来，成为我们小家的财产，因是男车而成为我的交通工具。我骑着它穿过一条又一条胡同，避开警察，送儿子去幼儿园。冬天的寒风中，那双小手紧紧抓在车把上。一次他的脚没蹬住竹椅，卷进了前轮，我俩一起被紧急制动甩出去，他的脚卷在轮里，脸被冻硬的路面蹭破，幸无大碍。骑自行车的冬天总是格外刺骨，下雪化过又结上冰，路上就是纵横交错的一道道浅浅深深的冰坎。我记忆深刻的是，那一个夜晚我骑车从白家庄去和平里，给影协的陈剑雨送刚写完的《红高粱》的电影剧本初稿。那时的自行车已是老年，处处有毛病：车把是松的，每在冰弄里遇到坎，随时都像要摔倒，但硬是在冰坎中歪歪扭扭地走了过去。还有的骑自行车的记忆，则是编《东方纪事》时，我骑着它，到阜成门外找钱刚，到蓟门桥找李零，再到北大找陈平原，那是八十年代末了，居住范围扩大，相距已经远了，骑在自行车上，从最东端到最西端，已经觉得累了。有时，骑着骑着，睡着了，一个激灵，吓一大跳。这辆自行车陪伴了我整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送儿子上补习班停在楼下，它终于被偷走了。
那正是些年轻而值得回味的日子。
我在博客中开始写《我与八十年代》，期望以我自己的生活轨迹回忆那个时代的每一个节点，记录与一位位作家交往的过程。结果，开了个头，就因为还在岗，工作繁忙，放下了。退休后，《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李鸿谷邀我写专栏，他希望我写写八十年代熟悉的作家们，对他们的作品做一个系统梳理、解读，于是就有了这些文章。尽管有些作家还未写到，也未能做到系统，总算也将我与这些作家的交集记录了下来。这其中，我更在意对他们的作品、他们创作轨迹的解读，或许这些解读能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些作品，这正是一个编辑应该做的工作。
有人说，这其实是一部个人经历的八十年代文学史。我想，也许，再花几年时间，涉及的作家更广泛些，才能形成系统与规模。而且，一部文学史，还必须对八十年代各阶段社会背景的烙印做出反应，因此，这本书，只能算一个开端，一个基础。
总是心有余力不足。时间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故能完成的总是有限，这是我一直的嗟叹。
是为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