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激励影响企业技术创新门槛效应研究

谢庆

摘要：本文旨在考察政府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采用2010～2014年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发现：税收激励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总体上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通过面板门槛回归发现：当企业规模在第一门槛值内时，政府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产出有着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当企业规模超过第一门槛值时，税收激励的溢出作用有所下降。由此可见，企业规模是缓解政府与企业信息不对称的重要特征变量，这一发现有利于推动政府根据企业不同规模类型制定更加合理的税收激励政策。

关键词：税收激励 技术创新 门槛效应

一 引言

政府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投入是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十分关注的热点。Nelson（1959）和Arrow（1962）就指出如果企业承担全部创新投入，那么其创新成果带来的正向外部性会诱使市场中其他企业“搭便车”，因此政府需要对创新企业以资源的“无偿”投入带动企业技术创新。Greenwald等（1984）以及Hall和Lerner（2009）也认为研发活动导致企业无法获取全部超额收益。因此，政府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给予企业补偿，而补偿的一种重要形式就是税收激励。

从正常的逻辑视角来看，税收激励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应该是正向的。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税收激励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导致研究结论呈现截然不同的态势。第一种观点认为：税收激励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其中，Cropper和Oates（1992）、Mamuneas和Nadiri（1996）以及Klassen等（2004）认为税收激励政策是政府完善市场机制、弥合市场与企业之间创新鸿沟的重要形式，企业在政府税收激励政策的庇护下可以更“廉价”地从事创新活动。与之相对的第二种观点则认为税收激励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当企业获得政府高昂的政策激励时，可能存在企业“寻租”行为。Bloom等（2002）研究发现，税收激励强度比较大的情况下，企业的寻租行为会带来“道德风险”以及“逆向选择”等问题，这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社会福利的减少。Rodrik（2004）更进一步证明了以上研究，即企业将获取更高的税收激励条件作为其经营活动的主要动机，而创新活动却会被置于次要地位。安同良等（2009）则通过研究发现企业在寻租行为中甚至释放“假创新”信号，误导政府税收资源的有效配置。由此可知，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据此，本文推测两者之间存在关联性，且这种关联性可能存在结构变化突变点，即在企业某种特征变化的情况下税收激励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可能存在“门槛效应”。

在专门针对税收激励门槛效应的研究中，冯海红等（2015）基于统计年鉴中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存在门槛效应。但该文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总体效应上，且影响对象仅为研发投入。这使得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层面”创新产出的影响依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要问题。为此，本文关心的第一个问题是税收激励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即从总体上来看，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这种关联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第二个问题是两者之间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存在规模差异的企业由于所有制结构的不同、管理层经营模式的差异，以及企业决策行为的多样化等因素，其在面对税收激励时的行为存在差异性。企业规模特征是否影响了税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实施效果？这种影响效果是否显著？

二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税收激励的形式是多样的，主要包括税率优惠、税基优惠、税额优惠和税收返还，前三种方式直接降低企业上缴税金的金额，后一种方式是直接增加企业现金流。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无疑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是正向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税收激励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创新是一个“昂贵”的过程，资金约束是制约创新活动的主要“瓶颈”。Hall（2002）就发现外部融资对于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研发投资有重要的影响，Beck、Demirguc Kunt和Maksimovic（2005）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对技术创新存在挤出效应。相对于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税收激励总金额虽然没有两者庞大，但资金成本相对低廉。尤其是在企业研发投资具有高风险的情况下，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是很难获得的，即使获得这样的融资，其当期要求的回报率也较高。而税收激励没有需要当即兑现的利益要求，企业融资约束相对较少。

其次，税收激励具有信号传递作用。税收激励是政府支持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信号，这一信号的传递会引入其他利益相关者继续增加创新投入，缓解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创新活动的信息不对称性问题，提高金融市场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支持度，破解研发创新的资金瓶颈。Griliches和Regev（1998）、Branstetter和Sakakibara（1998）通过研究日本和爱尔兰的公司，发现政府投入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及利润率，这类公司往往具有很好的成长性，更容易获得外部融资，进而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技术创新活动，产生更高的社会回报。

最后，税收激励可以有效引导企业更多地从事基础性、原创性的创新。由于政府资源投入具有一定的“无偿”性，企业在获取相关的资源以后可以进行“无压力”的创新活动。在宽松的环境下，企业更有可能从事一系列基础性的、原创性的研究活动，从而有利于企业创新资源的投入，进而得到更多的创新产出。为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税收激励有助于企业增加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随着企业规模的变化呈现复杂性特征，当企业规模较小时，技术创新的边际收益很大。这是因为小企业会随市场瞬息万变的行情做出灵活的反应，加上政府税收激励等一系列政策支持，创新的成功率较高。在不断的技术创新中，企业除了可以获得市场的可观收益外，还向政府释放出“积极信号”，从而获得更多的政策扶持，如此良性的循环带来企业规模和效益的不断向好。但当企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以后，进行技术上的突破尤其是原创性的突破会遇到“瓶颈”，企业要打破既定的组织规则和目标，将巨额资源配置和研发费用投入创新成果中，创新资源投入的匮乏、创新模式的固化都可能导致企业技术创新不被市场认可。此时，企业为维护其原有的收益，可能会存在机会主义行为。这是因为当企业规模较大时，社会声誉的提升、影响力的扩大，甚至政治关联的增强，可能使企业获取政府资源支持更加容易，从而滋生了这种“寻扶持”的懒惰行为，企业规模越大，挤出效应可能越明显。Acs和Audretsch（1987）、Jafferson（1988）、Gayle（2003）的研究显示，资源投入并不一定要向规模大的企业倾斜，对企业创新而言，规模因素可能存在“拐点”。聂辉华等（2008）检验了企业创新与规模的关系，发现企业创新随着规模的变化有先增强后减弱的变化趋势。根据以上的研究结论，本文假设企业规模的变化会导致税收激励在创新产出上呈现倒U形的态势，即假设2。

H2：不同规模下的企业税收激励对技术创新存在门槛效应。

三 研究设计

Hansen（1999）的门槛面板模型是解决结构变化效应的一种重要方法，其特点并非人为地划分不同的情形，而是依据变量数值的特征，通过网格计算得出内生的区间，进而研究不同区间税收激励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研究是按照从无门槛到单一门槛再到双门槛的顺序进行的。

（一）模型的设定和估计方法

估计模型的设定中将税收激励（TAX）作为解释变量，创新产出（Innov）作为被解释变量，企业规模（lnsize）作为门槛变量，估计方程为：

其中，i、t分别表示公司代码和期间；Innov是技术创新的产出指标，为专利申请数量、实用新型数量、外观设计数量及三者之和；TAX是税收激励变量；k为公司规模指标；a为特定的门槛值（即公司规模）；f（·）为指标函数；β1和β2分别表示企业规模在门槛值以下和以上时税收激励影响创新产出的估计系数；θ是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εi, t为随机扰动项。

（二）样本选取与变量设计

文中选取的是2011～2014年中小板上市公司，共计36家，其税收激励、创新产出指标及相关的控制变量指标均来自国泰安（CSMAR）和锐思（RESSET）数据库，部分资料来自巨潮资讯网，相关的变量含义见表1。

1．税收激励指标

国内外文献中关于税收激励的度量主要基于税收优惠的方式，其主要的指标包括：用实际所得税税率来代替税收激励（夏力，2012；林洲钰等，2013）；对数化的研发经费（林洲钰等，2013）；在进行宏观经济研究时运用统计年鉴中的数据，采取企业技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后的金额及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之和（张继良、李琳琳，2014）；各级政府减免税的直接金额（冯海红等，2015）。上述指标的选取都有其合理性，但本文主要从税收返还的视角来考察，因为税收返还是企业从政府部门得到的资金，具有现实有效性，因此，本文选取税收返还作为税收激励的替代变量。

2．技术创新指标

企业技术创新的度量主要有两大类别：从投入的视角来看，主要是企业研发投资金额及强度；从产出的视角来看，主要是专利申请数量、实用新型数量、外观设计数量和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总销售额的比重等。从数据的可得性考虑，结合研究的需要，为更好地体现税收激励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选取了专利申请数量、实用新型数量及外观设计数量三者之和来进行分析。

3．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有：①资产的自然对数，资产规模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企业的资源运用效率，本文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并用自然对数进行处理；②资产负债率是企业的一个重要资本结构，代表企业的经营风险；③公司年龄是公司自成立之日起至今的年数，年数越久，其管理相对越规范。

四 实证检验与分析

本文分别使用企业技术创新（Innovs、Innov1、Innov2、Innov3）和企业规模（lnsize）指标来分析、检测两者在不同规模背景下的“无门槛”、“单一门槛”和“双门槛”效应是否存在，随后依次在不同情况下对式（1）进行估计检验，表2中的P值及临界值的结果是自体抽样300次之后得到的。表2和表3从统计角度说明门槛值是否存在以及是否显著，图1和图2则呈现了在税收激励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企业规模的变化过程。在门槛回归过程中，先进行单一门槛检验，后进行双门槛检验，其结果如表2中的F值，非常显著，相应的P值分别为0.010和0.000。因此，我们基于双重门槛模型进行分析，可以认为不同规模下税收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两个门槛值，双重门槛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式（2）与式（1）参数含义相同，a1、a2表示两个不同的门槛值，β1、β2、β3分别表示企业规模为小、中、大三种状况时，税收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估计系数。两个门槛的估计值和相应的置信区间列于表3。

借助图1和图2绘制的似然比函数图，可以更为清晰地理解门槛值的估计值和置信区间的构造过程，我们根据两个门槛值将上市公司按企业规模分为小规模（a ＜20.978）、中等规模（20.978≤a ＜21.753）和大规模（a≥21.753）三种类型。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采用面板数据分析税收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首先通过Hausman检验，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可以消除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从固定效应回归的结果来看，税收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为正向。无论是专利申请数量、实用新型数量、外观设计数量还是这三者之和，税收激励的系数分别是0.08（3.04）、1.14（14.25）、0.04（3.93）、1.26（13.67）。说明国家在给予企业税收激励时，都对创新有促进作用，从政府资源投入的角度来看，税收激励的资源使用起到了正向作用，从而验证了假设1。

从门槛回归的结果来看，单一门槛模型下，企业规模（lnsize＜20.978, lnsize≥20.978）的不同，使税收激励的技术创新产出效果呈现显著差异（rotax 1的系数为1.60∗∗∗, ratax 2的系数为0.92∗∗∗）。这说明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由于管理上的成本越来越高，科层的增加越来越明显，此时税收激励的技术创新增速有所放缓。双重门槛模型下，企业规模（lnsize＜20.978, 20.978≤lnsize＜21.753, lnsize≥21.753）不同时，税收激励的技术创新产出也存在显著阶段性。当企业规模较小时，税收激励的效果最显著（rotax 1的系数为1.58∗∗∗），当企业规模扩大至中等水平时，税收激励的效果不再显著（rotax 2的系数为4.65），而跨过第二门槛值以后，税收激励的效果又有所显现，但不如企业规模较小时的增量大（rotax 3的系数为1.14∗∗∗）。这说明税收激励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有阶段性差异的，从而验证了假设2。

结合门槛效应和固定效应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在公司规模存在差异的情况下，税收激励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区间效应，提出的两个研究假说基本得到验证。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不考虑规模差异的固定效应模型，税收激励与技术创新都呈现显著性正相关，依此得出的结论是税收激励的力度应逐渐加大，政府投入越多越好。但通过Hansen门槛模型，实证检验的结论是政府税收资源的投入应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这个区间就是企业规模的大小，政府税收资源的投入应该视企业的规模而有所改变。

五 结论与启示

本文使用Hansen（1999）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不同规模下，税收激励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

（1）企业规模存在显著性的双重门槛值有三个不同区间，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差异。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变化，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越来越明显，这对税收资源的投入方能否合理地配置资源将是一个考验。

（2）我国上市税收激励与技术创新产出存在显著的阶段性差异。企业规模较小时，税收激励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为中等规模时，两者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而当企业越过中等规模，进入相对较大规模时，税收激励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企业在面对政府的税收激励时采取的策略有所不同，当企业规模较小、能力相对较弱时，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与帮助。企业稍具规模以后，原来的投入已经进入“瓶颈期”，待到经过“瓶颈期”以后，税收激励的影响又再次显现出来。

（3）税收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总体而言是正向的，这说明政府在创新领域有“引领”和“带动”作用，没有政府资源的投入，单纯依靠企业债务融资或权益融资，会给企业的创新活动带来不利影响。

本文研究对政府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有着重要的启示。

（1）上市公司的创新行为需要资源的投入，其中，政府的税收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是正向的、有效的，虽然在企业规模不同时各种资源的运用存在差异。但无论何时都需要政府资源支持的优先投入，尤其是税收激励。税收返还就是政府给予企业的一种“现金优惠”，带动企业创新产出的效果总体上是有效的。

（2）政府资源的投入存在不同的效应区间。随着企业规模的变化，企业内部的管理日趋规范，但管理成本却在不断上升。科层的增加、人员的增加等诸多因素导致企业在使用政府资源投入的效率上出现了阶段性的差异，在本文的研究结果中，小规模的企业在面对政府税收激励时呈现出更好的效率性，相较而言，规模较大的企业效率性略有不足。因此，政府需要不断根据企业规模的变化来调整其相关的税收激励政策，避免税收激励“过度”或“不足”。

（3）税收政策的有效实施需要政府与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的下降，本文研究的结论为政府降低信息不对称性提供了一种借鉴，在企业规模变化的背景下，政府税收激励的政策需要不断调整。在本文中规模变量只是一种门槛变量，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希望找到更多的特征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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