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窗外狂风呼啸，大雨滂沱。当我在键盘上敲下本书最后一个字符时，忽然觉得是该向大家交代、反思一下我与现象学之间渊源的时候了。

记得是1982年初大学快毕业最后一个学期，一次十分偶然而又无奈的选择，使我成为当年同年级同学中唯一考取研究生的“幸运者”，有机会在中山大学知名教授罗克汀先生门下研习现象学。当时，现象学在中国还是一门人们十分陌生的西方哲学流派，不少人视此为畏途。罗克汀先生的教学主要采取了一种读原著的方式，他选取了能基本代表胡塞尔思想的演讲、论文和著作，逐字逐句地译读，读完后再让我们写学术笔记和学习心得，这种学习方式使我获得了双重收获：一方面，我得以在陌生的现象学哲学流派面前初入其门，基本上可以进入现象学的话语系统，并找到了一个认识和解读现象学的视角；另一方面，不断地翻译、做学术笔记以及写学习心得又使平时学习和讨论中所形成的零散的看法、观点得以系统化，变成了整块的文字，并陆续找到了一些发表的机会。

应该说，随后几年发表的文字以及在本书中所表现的关于现象学运动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观点大多是在这三年研究生学习期间形成的。而这一段时间也是我学术研究生涯中比较能专心致志于做学问的“黄金时期”。我后来出版的专著《现象学的使命》大抵也是以这段时间积累的资料和形成的观点为基础的。当然，在眼下现象学的译著、专著陆续出版，对现象学的研究走向深入之时，这些论文或许显得稚嫩一些，观点也可能“传统”一些，但在当时，现象学研究在中国还刚刚起步，正在做大量的准备工作，这些论文因而也就自然成了中国现象学研究历程的一个见证。

1985年，我毕业分配到湖南省委理论研究室工作。因为职业关系和工作变动，我曾在大学、党校、机关、基层讲授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管理心理学、公共关系学等一系列课程。这些经历促使我自觉地走上了一条多元化的学术路径。随之便是不断地实证化、社会化地思考和写作，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客观过程，它给每个人提供了多元化的诱惑和选择，主动地参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或者被市场经济的大潮裹挟得颠来倒去，都是必然的。应该承认，视野的拓宽对我也是一种重大的收获，市场化的收获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一种学术理路和研究风格潜移默化的改变。研究当代学术史的同仁可能会惊讶于当今学术与10年前、20年前学术的重大差别，特别是研究主题和学风的巨大变化。而在这个中国学术理路调整的过程中，我对现象学，对哲学乃至对学术研究业已形成了一些基本看法，虽然对这些观点进行系统化梳理仍须假以时日。

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1987年那一番冲刺的经历和心路体悟。记得那时我还在湖南省委工作，日渐适应的机关化生活给人带来了惰性，易于导致自满的平易心态，然而，思想的痛苦依然不时包围着我，困扰着我，我对曾长期操持的“学业”产生了思想困惑和认同危机，我觉得有必要对过去三年的研究生经历有所交代，我知道这已经到了我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临界点。于是，我开始积蓄力量，穷尽可能搜集的资料，抓紧时间梳理思路，以近200度的近视和三叉神经痛为代价，一鼓作气写出了《现象学的使命》的初稿。这对我当然是一种解脱，于他人也算得上是一种交代。我抱着“嫁女”的心态到处物色出版社，也曾被多套丛书列入出版计划，无奈阴差阳错，最终免不了束之高阁的命运，直到1994年才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付梓面世。这份迟来的收获却带给我更多的惶惑和不安，我曾在后记里谈到从“西学潮涌”到“物是人非”的“惶惶然”之感。当然，我也坚定地相信，“对西学的研究，不是诠释，而是解读，是通过对话寻找一种新的理解，确立一种新的视角，从而为世界交往找到一种共同语言”。值得欣慰的是，这部印数不多、流传不广的著述竟然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关注，我的一些观点也得到了不少同行的肯认和共鸣。他们或写信、或撰文，对拙著进行品评，提出商榷，这类书评，仅见诸报刊者，便有20余篇，我把这些书评视为珍贵的友谊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也视为对我本人现象学研究的一个阶段性认可。人们常说“学海无涯苦作舟”，我大概还算不上是泛舟出海的人，似乎一直仅有海边观潮的“客串”身份。然而，在“海边”走得久了，总想回过头看看自己留下的或深或浅的脚印，似乎担心这些脚印会被海浪冲刷掉似的。

环视当今的国内学术界，对胡塞尔的哲学追求和哲学努力的理解仍然存在歧见。在我看来，胡塞尔倒可以算得上西方哲学史上一个真正承前启后的人物，他既是群星璀璨的西方古典哲学家群体中最后一个体系的建构者和不懈的捍卫者，又是试图追问人类的意义并率先表达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的现代西方哲学家之一。在传统哲学体系面临分崩离析的危机时，他对重构新的哲学体系表现出一种近乎“堂吉诃德式”的执着和热情，而面对现代技术对人类的生存方式的“侵袭”，他也表达了对人类生存环境和终极意义的“牧师般”的宗教情怀。胡塞尔的一生都是在这种矛盾的夹缝中，寻找哲学表达的另一种方式，试图确立一种能摒弃旧的思想背景和技术思维干扰的全新的哲学话语系统，以使哲学能找到一种稳固的定位。从这个意义上看，胡塞尔对科学发展所提出的种种“非议”和“诘难”，与其说是“非理性的”，毋宁说是“理性的”，或者说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这完全取决于研究者看待问题的角度。由此可见，胡塞尔的学术立场的重点，就是对人的意义世界的呼唤，体现了西方思想家对人类终极关怀的守望立场，因此，胡塞尔对科学特别是技术的批判，以及他对人类价值危机和返回生活世界的论述，自当别有一番洞天，具有了非同寻常的哲学意义。故而，胡塞尔的哲学努力既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的“智慧钥匙”，又找到了与马克思哲学中“人的实践”的会通焦点。当然，对这一观点的展开，可能还需要较多的时间与篇幅，只能留待今后继续努力了。

本书以“意识的内在性与超越性”作为书名，体现了我对现象学运动的一种认识。现象学运动的创始人胡塞尔毕生追求严密科学的哲学，试图以内在建构的纯粹意识作为本体论的基础；而现象学运动的继承者更多坚持纯粹意识的超越性，力图以胡塞尔晚年关于意识与世界关系的思考，重建现象学的价值和意义。这正是现象学运动与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对话的基础，其所开拓的思想空间和昭示的学术价值，有待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研究。

本书的出版也是对我这些年来研究现象学运动的一次自我检视，书中的内容有不少在国内的刊物上发表过，这次下了较多的修订和编辑功夫。由于时间跨度较大，本书的内容多多少少会存在一些历史的局限性和个别观点不合时宜的情况。当然，我对这些文字自然是爱不释手的，就像女人疼爱她所生产的孩子，演员钟爱他所演出的段子一样。还要说一句，对于本书中可能出现的偏颇和错漏，理所当然应由作者本人负责。

是为序。

201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