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当日本的耶稣会士面临封建王权的沉重压力时，他们还必须同时面对马尼拉托钵修士们步步进逼的严峻挑战。

众所周知，受制于东、西印度的区域局限，西班牙王室将海外拓展的注意力首先放在美洲，受其保护的托钵修士们也首先涉足于中美洲墨西哥地区。然而，在西、葡两国合并后，雄心勃勃的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修道士们立即策划进入亚洲。1580年，墨西哥的多明我会士计划设立东方管区，并派遣克里索斯托莫（Crisostomo, Juan）修士去往欧洲游说，以求获得国王及教皇的许可。1581年3月，有8名方济会士在多明我会士萨拉查尔（Salazar, Domingo de）的率领下抵达菲律宾。虽然因为人数太少而无法开展工作，但他们的到来为托钵修会在亚洲赢得了第一个立足之地。1587年7月，又有一批多明我会士在卡斯特罗（Castro, Juan de）神父的率领下来到马尼拉，在班诗兰和巴坦地区开始传教工作，并很快在1587年9月15日成立了巴坦代牧区。

随着欧洲政治局势的变化，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在1582年10月20日正式发布敕令，承认多明我会总会长费拉拉（Ferrara, Pablo Constable de）任命的菲律宾与中国主教总代理克里索斯托莫，并给了他在这一地区设立管区的权力。教皇的这一任命虽然没有提及日本，但既然将中国都划归菲律宾管区管辖，那么位于更远东方的日本的传教权便自然成了有争议的问题。

西班牙人进入日本的过程充满了意外和戏剧性。1584年夏，一艘由马尼拉前往澳门的船只在遭遇风暴后，于8月4日进入平户，同船的方济各会士见到平户领主松浦镇信，并在他的领地滞留两月有余。出于对耶稣会士的反感，领主对菲律宾总督表示了敬意，并托他们带去信，表示欢迎西班牙人的到来。基于同样的考虑，九州大名大村纯忠也在同一时期派遣家臣至马尼拉进行联络，并希望菲律宾派遣传教士，到他的领地内进行传教。然而，正当托钵修士们摩拳擦掌、准备去日本大显身手时，前述教皇格里高利的禁令1586年7月2日被送到马尼拉。幻想破灭的萨拉萨尔主教对此极为不满，认为区区60名耶稣会士根本不可能达成使整个日本改宗的目标。他语带嘲讽地质问道：“即使大群的鱼冲破渔网，阁下也不要求援助吗？”

或因教皇的禁令以及实力不足等各种客观原因，菲律宾托钵修士前往日本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直到1592年，才因为一个突发事件出现了转机。根据多明我会士莱曼萨尔1619年刊于马德里的著作（Historia general de las Indias Occidentales y particular de la gobernación de Chiapq y Guatemala）, 1592年3月，日本商人卡斯帕尔（Gaspar Faarada Mangusi，原田孙七郎，又称原田喜右卫门）的船只进入马尼拉，他带来了日本独裁者丰臣秀吉写给马尼拉总督佩雷斯（Gonez peres Dasmarinas）的书信。在这封信中，刚刚统一日本、正准备进攻朝鲜的丰臣秀吉不仅要求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向他进贡，而且还威胁说，如不答应，就亲率大军，进攻马尼拉。

面对丰臣秀吉咄咄逼人的态度和日本武士的强大实力，势单力薄的西班牙人被吓坏了，总督佩雷斯立即召集所有的军队长官、城市贵族、诸修道会长老以及主教进行商议。在会上，当地的耶稣会上长赛特尼（Sedeño, Antonio）出示了从日本寄来的几封信件，并提议说：“不要以不好的回答激怒国王。上策最好给他这样的希望，即所有的要求都会得到满足。或许这种方法可以让他放弃对菲律宾的战争。此事可以交由日本的耶稣会士处理。他们隐蔽生活，穿着日本宗教人士的服装，但他们熟悉该国的情况与交涉方法。如果总督与本地的权威人士委托他们，那么对他们而言，处理马尼拉的这一问题并进行交涉，或非难事。”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所有与会者都对赛特尼的提议表示反对，总督甚至怀疑丰臣秀吉书信的真实性，他主张派遣专人前往，了解日本方面的真实意图。于是，在协议会上为上长和军官们翻译书信的科沃（Juan Cobo）神父就成为当然的人选。

从马尼拉托钵修士的角度看，科沃神父在传教方面的声望和贡献或许并不比耶稣会士罗明坚和利玛窦逊色多少。方济各会管区长神父加罗皮里斯（Garrobillas, Juan）曾称赞他说：“其人在生活、模范和学识方面，都堪称天使般的人物。”根据文献记载，这位出生于西班牙托莱多东南方小城Consuegra的多明我会士在1588年初抵达菲律宾后，很快便被指定为面向中国侨民的传教士。1593年，由他编撰的中文教义书《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在马尼拉刊印出版。在此书的扉页上，科沃将自己的汉文名字写作高母羡。或许由于这一原因，他才会成为马尼拉当局遣往日本的首位特使。

1592年6月，多明我会修士科沃奉菲律宾总督佩雷斯之命，前往日本。这一年的8月15日，他携带礼物和总督的正式书信，在九州名护屋会见了正准备入侵朝鲜的丰臣秀吉。

根据教会文献的记录，丰臣秀吉对于远道而来的西班牙使节颇为尊重，并以不同寻常的隆重礼仪接见了科沃神父。可能是为了消除丰臣秀吉进攻马尼拉的军事计划，虚张声势的科沃神父在丰臣秀吉面前表现得颇为强硬，竭力向这位狂妄而无知的独裁者证明已经兼领葡萄牙王位的西班牙国王的伟大与权力。他告诉丰臣秀吉说：

作为其臣民的葡萄牙人向东方出发，西班牙人向西方前进，他们发现并环绕了整个世界，由于在全世界都拥有他自己的城塞与领土，所以国王的舰船和军队无须进入别国领土就可以环行东方和西方的大洋。这是前无古人的壮举，所以他拥有地球上所有国王和君主拥有的一切，并且具有最大的权力。

可能是由于缺乏及时的信息来源，丰臣秀吉对葡萄牙王位已经归于西班牙国王属下一事表示怀疑，并列举不久前范礼安以果阿副王的名义向他递交的外交文书和礼物作为证据。对此，科沃神父毫不犹豫地回应道，

殿下，关于送给你的那些外交文书，我一无所知。但我说的是真实的。任何人在我面前都不能否认。东印度的所有城塞和果阿市都是西班牙国王的，副王也在其管辖之下。作为真正的国王，如有必要，可以辞退副王，让其他人就任此位。所有城塞的长官也同样如此，就连从澳门来到殿下之国的葡萄牙船长也无一例外。如果没有我们国王的敕书和许可书，葡萄牙人也不会服从他。由于作为西班牙国王外甥的葡萄牙国王没有子嗣就死了，所以西班牙国王继承了葡萄牙人的所有领土。如果果阿副王以贡物的形式向殿下致送臣属文书是真实的，那他就要以生命作为代价，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带来这些文书和礼物的人欺骗了殿下，他们向殿下所说的也与事实正好相反。

考虑到西班牙人多年来的愿望，我们很容易理解科沃神父大力吹嘘的言外之意：既然连葡萄牙王国也已归为西班牙国王的属下，那么印度和中国澳门等地的葡萄牙人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他的臣民。换言之，他们不再拥有独占日本贸易的特权，应当与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分享这一切。然而，基于科沃神父的特殊身份，我们猜测他的说明还有其他用意：即西、葡两国合并后，正在日本传教的耶稣会士不仅丧失此前的靠山，也同时失去了在日本传教的特权，相反，受西班牙国王庇护的托钵修士才更有在日本传教的资格。

由于缺乏更多的证据，我们不清楚丰臣秀吉是否真的理解了科沃此言的诸多含意，但从有限的信息可知，科沃的良苦用心似乎并未达成理想，当他向丰臣秀吉提出进入日本传教的请求时，立即遭到了他的拒绝。

为了救济该地的基督徒，感受到暴虐者好意的神父谦逊地请求说，允许他的修道会的修道士来该地传教。对此，国王回答说：“我禁止耶稣会宣扬基督的教义。因此，很快便取消这一命令，并将宣扬教义的许可给予同一宗教的人，事关我的权威和尊严。”

作为第一位抵达日本的西班牙使节和多明我会士，科沃的日本之行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虽然他在1593年返回马尼拉时，因遭遇暴风雨漂到台湾并为当地土人所杀，但托钵修士总算是踏上了日本的土地。

可能是由于科沃神父未能返回马尼拉，急于了解情况的西班牙人又以使节的名义，在1593年将巴普蒂斯塔（Fray Pedro Baptista）神父为首的几位方济各会士遣往日本。与此前科沃神父的日本仓促之行相比，方济各会士显然拥有更为完整的计划和准备。他们于同年8月于名护城拜见了丰臣秀吉后，以各种借口拖延不去，并不顾一切地公开传教。

与传教30余年的耶稣会士相比，这些新来乍到者显然缺乏经验，而且因为充满敌意的竞争意识而行事鲁莽。他们全然不顾虎视眈眈的幕府武士和禁教命令，明目张胆地设立会馆、开办医院，走街串巷地四处活动，并公开与耶稣会士争夺信徒。1594年，方济各会的传教士在京都建起了第一座教堂。第二年又开设了医院。接着，他们又在大阪和长崎设立了自己的会所，并按照街头传教的传统方式，在日本大张旗鼓地开始传教活动。

面对方济各会士的挑战，耶稣会士们的反应是矛盾而混乱的。出于共同的宗教信仰，他们很难公开表示反对，他们中的某些人甚至还对方济各会士们的大胆举动表示赞赏，并积极给予协助，但更多的人依旧坚持耶稣会在日本的传教特权，对托钵修士的传教方式表示异议，并试图以此将逐渐失控的局面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许多耶稣会的正式文献中，作者通常将此后殉教事件的源头追溯到巴普蒂斯塔等人那里，认为这与他们不顾丰臣秀吉的传教禁令且简单粗暴的行为方式有某种内在关联。事实上，最早对殉教事件的可能性提出警告的就是已经在日本传教40多年、熟悉当地情况、并具有广泛人脉的耶稣会士们。在他们看来，目前日本的政治形势极为微妙，随着日本的统一，封建王权与教权的矛盾开始变得突出而令人担忧，在这种情形下，任何鲁莽的大胆举动都可能招致更严厉的禁教压力。然而，在初来乍到且雄心勃勃的方济各会士看来，耶稣会传教士早已被丰臣秀吉的驱逐令赶出日本，教皇的特许令已经失去意义，而他们来到这里，正是要填补这一传教的空白。至于传教方式，整天缩手缩脚且胆小怯弱的耶稣会已经丧失了传播圣教的勇气；而现在正是他们挺身而出，为圣教传播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关于上述争执的是是非非，我们无暇细述，但可以肯定的是，托钵修士们关注下层民众、强调街头布道的传教模式与修会传统有很大关系，而西班牙人在美洲的成功殖民也未使他们遭遇到严峻的文化与政治挑战。因此，当他们来到日本后，多年养成的行为习惯会极其自然地促使他们因承旧袭，并顺理成章地站到当局的对立面。

与托钵修士们不同，耶稣会士也有自己的传统，他们中的许多人出身高贵，受到良好教育，在传教活动中注重与社会上层的关系，对土著文化的态度亦相对客观并具有弹性。虽然这种被称为“文化适应政策”的策略备受争议，但它确实为耶稣会士赢得了必要的生存空间。在丰臣秀吉发布传教士驱逐令之后，他们的行为更加谨慎低调。在他们看来，托钵修士的任性蛮干不仅无助于改宗大业，而且必定会导致意外事件的发生。

事态发展正如老练的耶稣会士预料的那样，托钵修士与日本政府的关系日趋紧张。在1596年，由于两起突发事件，各方面的矛盾集中爆发，并迅速演变成日本教会史的第一次殉教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