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或许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在许多相关文献中，主教马丁斯（Pedro Martinez）抵达日本教区被认为是诱发殉教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

按照欧洲教会的传统做法与行为逻辑，主教是主教区中的最高教会上长，教区内的各项教务也都在他的管辖之中。正是由于主教的特殊地位和巨大权势，前述保教权中才会出现由世俗王权提名主教人选的特别条款。然而，自从耶稣会士进入日本之后，是否要在这里安置主教就始终是一个敏感而有争议的话题。

出于修会自身的利益考虑，进入日本多年的耶稣会士们并不欢迎主教的到来。在1583年写给总会长的报告《日本管区及其统辖诸事之要录》（Alejandro Valignano S. I. SUMARIO de las cosas de Japon 1583）中，视察员神父用了整整一个章节，来论述主教不宜即位日本的各种理由。

在论证了派遣主教与日本国情的诸多不便后，范礼安毫不客气地端出底牌。其曰：

即使主教是耶稣会会员，也不可能拥有裁判权。无论是实体法，还是为遵守源自于神的自然法——除了授以叙阶的秘迹。在其他所有方面，与其说是主教，还不如说是对耶稣会所有事务拥有指导权的全日本（管区）的上长才能更好地加以实施或代行。由于主教对我们耶稣会员并不具有权威，所以他会与日本（耶稣会管区）的上长之间产生差异。即使二人都是优秀之人，也无法避免两者之间产生许多不信任和争执。因为主教在完成他的任务时，主要是着眼于基督徒和所有教会的完全司牧，而耶稣会的（管区）上长却只会考虑耶稣会的事务。他们之间肯定会时常意见相左。主教会按照他的良心从事，会与耶稣会和它的上长产生摩擦，如果神父和修道士们站在主教一方，上长就会采取反对立场。如果神父和修道士听从主教的旨意，我不认为他们能够充分照料日本的基督教徒。……由于上述情势，主教前往日本不仅是不适当的，而且中国的主教也不宜介入日本事务，命令圣职人员访问日本也绝对不妥。

细读范礼安的上述言论，人们或许会对他以下犯上的狂妄与嚣张感到吃惊，他不但不讳言耶稣会独占日本的企图，而且还毫不掩饰地威胁说：主教在日本并无权威，日本耶稣会的管区上长会与他产生不信任和争执，双方的摩擦不可避免。

需要说明的一个细节是，范礼安没有明言这里所说的“中国的主教”又是何人，从时间的角度看，他或许指的是在1568年抵达中国澳门的卡内罗（Carnejro, Dom Belchior［Melchior Nunes Carneiro］，一译贾耐劳）主教。事实上，正是由于耶稣会的强烈反对，这个名义上统辖日本、中国等广大教区的首座主教终其一生也未能迈出澳门一步，最后不得不在1582年谙然引退，随后在澳门耶稣会的学院中郁郁而终。

从耶稣会的角度看，范礼安坚称主教不宜前往日本或许还有更为深远的考虑。1580年西、葡两国的合并就使得原本指望葡萄牙政府给予支持的耶稣会失去了可以依赖的重要力量。传统保教权的保护人，也从葡萄牙国王变成了兼顾葡萄牙王室的西班牙国王菲律浦二世。虽然为避免葡萄牙人不满，菲律浦多次在公开场合中要求西班牙人不要进入葡萄牙人的传统势力范围，但他并没有提及在传教事务上是否也属于此限。

正如前任教皇所做的那样，不久前才将日本的传教权授予耶稣会的教宗西克塔斯五世（Sixtus Ⅴ）很快又顺应形势变化，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在1588年1月19日秘密举行的枢机卿会议上，决定在日本设立不属于澳门主教区管辖的独立的府内主教区。在一个月后做出的正式决议上，教皇和他的枢机卿们提出：

为满足上述西班牙国王的心愿，在与神圣罗马教会的枢机卿们共同深谋远虑之后，圣上基于使徒的权利，决定将上述丰后地区、其他所有日本岛屿与领地、教会、世俗与神职人员共同居住的府内，从澳门主教区与现存澳门主教的权力下永久地分离出去。将府内之地升格为名为府内的都市，并允许这一都市在将来享受与澳门和其他都市相同的权力、特权和优越地位。

除此之外，教宗还授予菲律浦及葡萄牙与阿尔加维国王以保护者的权力，由于距离遥远，还给予他二年中就府内教会之事向现任教宗或此后罗马教宗的推荐权。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此权力都同样有效。为此，现任教宗和未来教宗应根据其推荐任命府内教会的主教和其他牧者，其余相当于主教职位的重要职任、主教座圣堂参事会职禄、圣职禄亦如此。由于菲律浦及未来国王为主教座设置并捐赠的圣职禄，无论是设置之后的首次任命、还是此后其他方式的任命以及未来空缺时，教宗都永久地赋予他就府内主教的地位、主教座圣堂参事会职禄、职俸、恩俸之合适人选提出建议的权力。

罗马的秘密会议和由此做出的决定体现出教廷一贯的行事作风，虽然教宗任命的主教人选仍然还是耶稣会士，但保教权的人选已经发生改变，兼领葡萄牙王位的西班牙国王菲律浦二世已经成为这一新的主教区的保护者。

1593年8月，府内主教区的首任主教彼得罗·马丁斯（Pedro Martins）抵达澳门，在那里会见了刚刚从日本返回的视察员范礼安。1596年8月14日，马丁斯主教抵达日本长崎，并受到日本信徒们的狂热欢迎。

作为第一位进入日本的主教，马丁斯主教从一开始就面临内外交困的严峻形势。在前往日本之前，颇为自信的主教还在1596年1月4日写给国王的信中宣称：“我判断主教进入该国可以消除现在日本基督教界引发的混乱。”但事实上，他的到来不仅没有消解不同修会间的矛盾，反而使得它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而诡异。作为由罗马任命的主教，马丁斯不会不体察到教廷的良苦用心并顾及马德里的态度，但作为一名耶稣会士，他又不能不照顾本修会的利益，以免陷入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更何况范礼安和日本教区的上长们对他并非心悦诚服，在日本经营多年的他们早已掌握了广泛的人脉，而且深谙与日本当局打交道的方法与技巧。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的协助，主教将一事无成。

在权衡各种利弊之后，别无选择的马丁斯主教决定采取一边倒的态度，旗帜鲜明地站在耶稣会士一边，依靠他们的帮助完成使命。1596年11月16日，马丁斯主教仿效范礼安的先例，在教会通辞罗德里格斯（Rodrigues, Joao Tcuzu，汉名陆若汉）的陪同下，身穿葡萄牙贵族的行头，以葡萄牙印度副王使节的名义，在京都伏见面谒了丰臣秀吉。马丁斯按照世俗礼仪，向这位不可一世的统治者递交印度副王的外交信件，与之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并最终得到滞留日本的许可。

面对传教权的争执，主教始终坚持此前教皇与国王的禁令，反对托钵修士进入日本传教。在上述写给国王的信件中，马丁斯就认为方济各会士进入日本不仅无助于福音传播，而还会影响国王的宏图大业。其曰：

虽然发布了教宗的小敕书和陛下的敕令，但还是有八个卡布基会士从马尼拉进入了日本，根据我得到的情报，他们不仅不会有助于日本基督教界，而且还会妨碍它。这么说是因为陛下已有命令，在（东）印度，由某会修道士（按：指耶稣会士）负责的基督教界，其它修会不得介入。而在日本，（耶稣会之外的）其它修道士不得介入还有更为明确的理由。他们属于（你的）另处的王位（西班牙），对于日本和日本基督教界的开拓非常缺乏经验，与其说保护它，还不如说在此另立门户，导致分裂。他们曾要求一位基督徒妇女捐赠500两银子、即相当于我们1000克鲁扎多的捐款。还对她说，如果不向他们提供这笔捐款，用于建造教堂，死后会受到可怕的刑罚。他们还说了许多类似的话，为避免冗长，这里就不再记述了。我想让陛下了解，还是让他们撤回马尼拉为好。因为他们来此的目的，是因为当地有足够多的应开拓的灵魂。如果必须让其他修道士进入日本，也必须是葡萄牙人，而且必须经由东印度（来到此地）。因为日本属于东印度。在马尼拉，有人认为日本不属于东印度，而属于西印度。这种胡言乱语不仅引起很大混乱，而且还会在距陛下居所如此遥远的地方极大地损害陛下的利益。

关于上述托钵修士强行索捐之事，主教并未说明信息来源，从他写信时尚处澳门的环境推断，我们猜测如此夸张的行为或许有耶稣会士添油加醋的渲染成分。然而，当进入日本之后，了解到实际情况的主教似乎更坚定了他对托钵修士的反感。他在1597年写给葡萄牙国王的另一封信中直截了当地宣称道：

我出于自己的义务和心得向陛下感叹，向这些来自吕宋的修道士们关上大门。因为在日本需要德行和热情之外的东西，他们热情不过是横生枝节，无论是对神的奉献还是对陛下的服务，都不是建设而是破坏。我认为上述事项是极重要的事。

根据某些方济各会士的报告，马丁斯主教抵达日本之后对于托钵修士们的态度颇为严厉，他不仅命令方济各会士离开日本，禁止葡萄牙船只的水手和长崎的居民前往方济各会的教堂参加弥撒并进行告解，而且还下令只向他们提供有限的食物。他将这些方济各会士称为“穷光蛋”。并公开宣称说：方济各会士的清贫、赤足和愚昧，在日本毫无用处。如果没有耶稣会士的学识，就是不恰当的。

根据奥古斯丁会士马特莱（Madre［de］Dios, Manuel de la）作于1597年的文件，主教曾和颜悦色地直接致信方济各会上长，要求他离开日本。其曰：

去年，主教马丁斯致信跣足修道会遣外管区长，以极友好且虔诚的语气声称，在日本为使原住民改宗而宣说圣福音的圣务，已由教宗圣上的大敕书，尤其是教宗格里高利十三世的大敕书以及葡萄牙国王的敕令，被指定给耶稣会的葡萄牙籍神父了。我恳切地希望您了解，您不能进行这一圣务，因为它违背了教宗圣上的命令，侵害了教宗与权威地理学家们为葡萄牙与西班牙两王位之间分别征服所做的整体分割。

马特莱在信中没有提到这位“跣足修道会遣外管区长”的姓名，但熟悉情况的人都知道，他就是1593年来到日本的方济各会士巴普蒂斯塔。然而，这位雄心勃勃的托钵修士并没有接受马丁斯的告诫，他依然我行我素，按照托钵修士的传统方式，在街头公开传教。众所周知，巴普蒂斯塔的结局如其所愿，1597年的2月5日，他与其他六位方济各会士一起在长崎被处死，成为26殉教者中位价最高的方济各会修士。

或许是缘于内外夹击的尴尬处境和多重压力，心力交瘁的马丁斯主教在殉教事件后很快便黯然离去。他在同年3月乘坐葡萄牙人的商船，前往澳门避难。从抵达长崎算起，他在日本的滞留时间不过半年光阴。作为首位抵达日本的主教，马丁斯显然未能完成他的使命，他不仅没能消除不同修会间的矛盾，而且还在突如其来的危急关头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方济各会士和日本的基督徒在十字架上被人刺死。

在上面对于《殉教图》的解释中，我们曾提到刑场附近奇特建筑物中的三位见证人。其中一人装饰特殊，他身着白袍，外面还罩着醒目的红色斗篷。很显然，作者如此处理，旨在提醒所有的观画者，这个袖手旁观者的见证人，就是位高权重的马丁斯主教。

关于这一推断，我们还可以从许多文献中获得清晰的证据。事发后不久的1597年2月22日，马丁斯主教在于长崎写给罗马教皇亲笔署名信件中明确地写道：

我不被允许出现在民众面前，所以在离十字架不远的某所建筑的窗前眺望那里的场景。但在那同一日里，我去了那里，见到了被钉在十字架上、表情各异、但都是神态欣然、身负枪伤、刚刚去世的26人。

关于主教在殉教时的作壁上观，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文献中找到佐证。在丰臣秀吉下令逮捕托钵修士时因不在京都而幸免于难的方济各会士热苏斯（Jesús, Jeronimo de）曾愤怒的指责道：

为什么在殉教者到达长崎西坂时，主教和耶稣会士只是在自己的修道院中眺望。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不去安慰圣殉教者，鼓励他们，并就过去的妨碍请求他们的原谅？……为了从日本驱逐（方济各会）修道士，主教不允许提供帮助。他为此采用了所有方法。他在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面前，利用长崎异教徒之手（借刀杀人），又出于相同的目的，在京都做了相同的事。与之相关的证人有20人、200人甚至更多。所有的异教和基督徒都在传说这样的事。

可能是在离开日本之前就听到了类似的流言蜚语，马丁斯主教在写给罗马教皇的信件中解释殉教事件发生的原因与经过。他在信中写道：

最初有名为太阁的一位独裁者，在国内种种战乱之后，获得了日本全国的统治。他厌恶在日本各地与日俱增的基督教信仰，下达严厉的命令，在自己统治下的领域，要求所有人放弃外来宗教，信奉祖先的迷信。此事已经过了十年了，但是，这个不幸的风暴不仅没有夺去基督徒心中的神的荣光，而且在他们许多人中间，激发起希望为保护雄辩真理而死的热情。

就在此时，方济各会的某些修道者们从菲律宾群岛来到这里，抵达日本首都京都，在那里建造圣堂。尽管形势艰难，他们依然公开说教，少数人还公开地试图将下层阶级的人从恶魔阵营中导向基督的旗下。这些谣言传到了王的耳朵里，他对无罪的这些人很生气，于是便下令逮捕他们当时住在京都的六人，还有三位耶稣会的修道士，此外还有15名日本的基督徒，将他们投入牢中。在对他们施以很大侮辱、割掉他们的左耳之后，装在货车上，在城市人群最密集的地方游街示众（这种刑罚是该国课以最重的罪犯和强盗的习俗），随后又在长崎、即每年葡萄牙船载着中国商品入港的地方，怒气冲冲地下令，将他们处以磔刑。

可能是为了避免不明真相之人对他的怀疑与非议，在返回澳门后，情绪略为平伏的马丁斯主教又在1597年11月17日给国王写了一封亲笔署名信件，专门提到了事件发生的原因，并为自己和耶稣会士辩白曰：

我要证明的是，神父们死亡的原因与契机是由于他们的传教方式，是他们自己导致了这一切。事情的真相如下所述：即他们轻视禁止我们宗教的关白的禁教令。在这件事上，他们还无视京都奉行玄以法印和治部少辅不要公开吸收基督徒的忠告，结果让他们成了反对者。至于关白，正如他本人所说，从神父那里一无所获。除此之外，右卫门尉也劝告吕宋的神父们不要留在关白领内。尤其当右卫门尉转告西班牙人声称首先将修道者派遣到该国之内，将该国之人变为基督教信徒，然后再行征服该国时，关白突然对神父们极为愤怒，留下他们的名册（以便随后采取行动），并下达了将基督徒处以死刑的宣告。他们没有在关白面前为他们做辩解的友人，甚至连治部少辅和右卫门尉也指责他们，就连（他们）从吕宋带来的二名诚实的日本人也在关白面前诉说他们的不是，声称他们不服从关白的命令。

以上是关于死刑全部且根本的原因，我一直预感到基督教会是否会发生动摇，基督徒们也有这样的预感。由于寺泽曾在京都就他们的行为恳请我向他们提出忠告，所以我向他们提出忠告，要他们充分警戒并立即行动。我也预感到他们对自己的做法极为执着。但事与愿违，西班牙神父反而将应当坚持的慎重理解为怯弱，而事实上，这种明智的慎重在那个时节是必要的，教皇也对此表示认可。……（他们）来日本还不到三年，就已经无法保护他们自己和自己照料的基督徒。虽然他们赢得了殉教的荣冠，但其他人的牺牲更大，对过去50年间长久存在的现实瞬间崩溃——况且在日本还屡有变故，让基督教会濒临危机，而这就是我离开我的教会的原因所在。

关于信中所说的右卫门尉对于西班牙人的指控，我们将在下一章节进行分析，但根据现有的材料，殉教事件的发生显然与主教个人并无直接关联。然而，虽然主教采取了一边倒的立场，并按照耶稣会士的意愿，试图用各种方法将托钵修士们逐出日本，但他仍未受到耶稣会士的完全信任。从这一意义上说，马丁斯主教更像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成了修会利益之争的牺牲品。正如《殉教图》所表现的那样，来去匆匆的他一事无成，并最终成为殉教事件的可怜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