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历史背景与基本概念

一 经典作家农民问题思想的历史背景

（一）近现代欧洲历史梗概

世界近代史起始于17世纪中叶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终结于20世纪初叶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间跨度达277年。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日益走向没落就发生在这一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早在16世纪就已经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它发展起来之后，便同封建制度发生了尖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相比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出历史性的重大进步。该生产方式要求用资本主义所有制代替封建所有制，要求在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雇佣工人从事商品生产，要求自由贸易、扩大国内外市场和自由竞争。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和资产阶级实力强大起来之后，资产阶级便利用城乡人民革命运动发动了针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

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资产阶级表现出代表历史发展趋势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在这段时期，资产阶级为了摧毁封建专制制度，曾不断地同封建反动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发动了第一次欧洲范围的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封建主义，加速了资本主义制度在英国的形成，也推动了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但是英国的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在国内实行血腥立法，扩大圈地运动，在国外打败法国，夺得更多的殖民地，加强对殖民地的掠夺与奴役，从而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发展了国内工业。18世纪下半期，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不仅引起了生产上的技术变革，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也意味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更重要的是引起了社会关系的根本变化：缔造了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即产业无产阶级。英国宗主国也对英属北美殖民地加强了掠夺与统治。这引起了北美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战争。北美独立战争的胜利，推动了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也为欧洲大陆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敲响了警钟。

18世纪，欧洲大陆诸国还处在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国王、封建贵族、天主教僧侣主宰着欧洲大陆，而农民过着奴隶般的生活，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处于无权地位。尽管欧洲大陆诸国的封建制度已趋于腐朽和没落，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封建统治者依然顽固地维护着封建专制，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然而，欧洲大陆诸国的农民运动和城市平民运动在此时已经风起云涌，不断地动摇着封建专制的统治基础，资产阶级的经济势力日益壮大，也表现出积极的革命性。资产阶级革命的熊熊烈火也就在欧洲各地燃烧了起来。

1789年，法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给封建贵族以毁灭性的打击，使法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法国革命所宣布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原则和思想，深入人心并得到广泛传播。这些原则和思想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各地引起了资产阶级革命高潮：西班牙、意大利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俄国发生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希腊掀起了解放战争，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也胜利地完成了争取独立的革命斗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给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至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

早期资产阶级革命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但农民、工人和城市平民是革命的决定力量。而且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机器工业的发展，阶级斗争形势有了新的变化。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先后发生了群众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比如英国宪章运动、法国的两次里昂起义和普鲁士的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等。这些革命运动标志着无产阶级已成为独立的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此时的资产阶级虽有反对封建主义之意，更有恐惧无产阶级革命之心。因此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各国资产阶级均因慑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同封建势力相妥协，背叛了革命，致使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均遭失败。此后，资产阶级只要求改革，而不敢依靠群众搞革命了。

到了1871年，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结束，但东欧各国还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始阶段。1861年，沙皇俄国虽然废除了农奴制，进行了一些资产阶级性的改革，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并未完成。在美洲，只有美国通过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他国家并没有完成类似的革命。至于亚洲各国，只有日本通过1868年的明治维新运动，实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其他国家都还处在极其腐朽落后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

19世纪五六十年代，“自由的”资本主义发展到极盛时期。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完成并成为“世界工厂”。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用炮舰和商品冲破了闭关自守的亚洲各国大门。资本主义使亚、非、拉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卷入世界市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交换日益具有国际性质，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逐渐形成。到1871年，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主阶级的斗争在西方已告结束。1871年3月18日在法国巴黎爆发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也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的开始。

从1871年巴黎公社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进入了它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在19世纪最后30年，世界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两倍以上。在整个工业发展中，以钢铁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发展特别迅速，电力成为主要的动力来源，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钢铁和电力时代。工业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城市人口增加，又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农业也走向了机械化和现代化，农业产量也有相应提高。在美国西部、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等地出现了机械化生产的大农场。

18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大工业在西欧取得较快的发展，在英国、法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相对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进步，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有不可克服的矛盾，即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不可调和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必然要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占人口很大比例的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初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对农民作了科学的分析。他们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出被压迫者和压迫者之间的阶级斗争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无产阶级是先进的阶级，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其余的阶级和阶层，包括农民、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知识分子、流氓无产者等，都属于中间阶级。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农民和城市的中间阶层日益破产和没落。他们只有同工人阶级的联合，同工人阶级结成同盟并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才能促进革命，推动历史发展。

（二）英国的农业和农民问题

英国在14世纪废除了农奴制，15世纪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17世纪初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在封建社会内部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在资产阶级革命前，英国基本上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英国的城市很小，除伦敦有20多万人口外，其他城市的居民最多不超过2万人，一般都不超过1万人。17世纪末，英国全国人口约有550万人，城市居民仅占五分之一。可见，资产阶级革命前夕，英国居民绝大部分是住在农村的。

英国的农村以封建领主的庄园为中心，土地是国王、贵族和教会的财产。14世纪以后，英国农民在法律上虽已被承认有人身自由，但他们没有土地所有权，必须租种地主的土地，向地主缴纳定期的封建地租。因此，农民还得依附于地主。农民的份地和乡绅贵族的土地交错在一起。除了耕地外，还有牧场、荒地、森林和沼泽地带，这是农村中的公用财产。每个农民都可以利用这些地方经营副业，尤其是没有份地的贫农，他们多半依靠这种公有地维持生活。此外，英国农民大都从事羊毛副业，为国外呢绒工场提供羊毛。经营羊毛副业在英国农村中是一种普遍现象。这就是英国农村之所以能发生广泛的圈地运动，使农业经济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18世纪英国的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大资产阶级）利用议会的权柄，通过圈地法令，在英国展开了猛烈的圈地运动。经过大规模的圈地运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大约在1750年，自耕农消灭了，而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农民公有地的最后痕迹也消灭了。”18世纪的圈地运动在客观上引起了如下后果：其一，地主把掠夺来的土地改作大规模的农场，或把它租给农业资本家——农场主经营，收取地租，而这些农场主雇用农业工人耕种，采用新式工具和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其二，圈地运动造成“飞鸟般”的自由劳动力，大部分涌入城市谋生，成为工业劳动后备军；其三，圈地运动引起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由劳动力大批地出现以及国内市场的扩大。

从19世纪70至90年代，发生了世界性的农业危机，英国的农业受到了特别严重的打击。农业的衰落又大大影响了工业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发展成为殖民帝国主义。这一时期英国国内爱尔兰人民开展了以土地为中心的革命斗争。在1879年，300个英国地主霸占了爱尔兰600万英亩的土地，而500万爱尔兰人却没有一亩土地。于是爱尔兰人民建立了“土地联盟”，要求废除英国人在爱尔兰的土地占有权，使爱尔兰佃农成为小土地所有者。在“土地联盟”的领导下，广大农民起来抗租抗税，焚烧庄园，打死地主。1882年爱尔兰农民一致拒交地租，迫使英国政府释放同盟领袖，延期征收欠租，停止驱逐农民。但是，爱尔兰贫苦农民的土地问题并没有解决，斗争仍在继续。

（三）法国的农业和农民问题

18世纪的法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大革命前夕，农业经济占国民总收入的四分之三，2500万居民中只有200万人居住在城市。农民中的阶级分化有所加强，出现了更为富裕的农民阶层，他们除了自己的份地之外，还租种土地。贫农常在较为富裕的农家当短工。在北部，雇用短工劳动的资本主义农场发展起来。封建的土地所有制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三分之二的耕地被国王、贵族、教会等封建主所占有。农民被束缚在封建主的土地上，必须向封建主缴纳固定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和各种名目的附加税，还得听凭地主的管制和法律的束缚，必须履行某些封建义务和服徭役。此外，农民还要向教会缴纳什一税，向国家缴纳财产税、人头税等间接税。特权等级加强了对农民的勒索，农民生活十分困苦，无力改进农业生产，他们仍用木犁和粗笨简陋的手工工具耕地，三圃制仍然很盛行。

复辟时期（1815～1847年），法国资本主义发展获得了显著成就，手工工场在当时仍占压倒性优势。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1825年，巴黎已有24万余名工人和小手工业者，但工人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极端恶劣。与此同时，法国农民生活也是非常悲惨的。小农不仅受沉重地租和各种捐税的剥削，还受高利贷的盘剥。法国经常发生饥荒，走投无路的农民被迫群起抢粮仓，但是这些自发的斗争都被镇压下去了。

1848年欧洲革命中，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借口为了养活巴黎无产者，对四种直接税，每法郎增加四十五生丁的附加税，主要由农民和手工业者负担，再加上资产阶级的恶意宣传，引起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满，工人被孤立起来。由于无产阶级还不够成熟，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没有得到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支持，最后导致1848年法国巴黎六月工人起义失败。马克思指出：“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方面的有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中间等级、小资产者、军队、组成别动队的流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牧师和农村居民。而站在巴黎无产阶级方面的却只有它自己。”

1871年巴黎爆发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巴黎公社。公社最终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缺少工农联盟，巴黎无产阶级孤军奋战，公社委员会中的多数派和少数派都没有认识到工农联盟的意义。同时由于巴黎处在被围困状态，也不可能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广大农民受到资产阶级和天主教神甫的欺骗宣传，不了解公社，还站在资产阶级一边。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法国依然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19世纪末，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61%，拥有土地10公顷以下的小农户占总农户的84%，但他们只占有耕地的25%左右。由于高利贷的盘剥和苛捐杂税的榨取，小农抵押债款的数额大约有250亿法郎。农民生活贫困，购买力低下，造成国内市场狭窄。农业经营分散，阻碍农业机械的广泛应用，严重影响法国工业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人民的反战斗争不断高涨。1907年，为反对纳税，在法国的蒙贝里埃有50万农民起义。

20世纪60年代初，法国基本完成了农业现代化。从1959年至1974年，农产量每年递增3.07%。1968年以前法国是农产品的净进口国，此后，法国成为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之一。1972年以来，每年出口的农产品总值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这一时期法国农业基础是相当稳固的，原因之一是法国政府在实现了工业现代化之后，采取工业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促进的措施，大抓农业现代化，把改造小农经济、加速集中、扩大农场规模放在第一位。戴高乐上台之后，从1960年至1962年连续颁布了《农业指导法》、《合作法》、《市场法》和《商业法》等法令。这些法令规定，只向联合起来的农民提供设备、工具、肥料、专业人员培训等必要的服务，并给予价格补贴，而不收购个体农民的产品。《农业指导法》中还规定：国家可以高价收买“没有生命力的农户”的土地，用终身补贴的办法奖励老年农场主放弃农场，对购进土地扩大规模的农场给予免税、无息或低利贷款，实际上是通过购买消灭小农场，扶植大农场。政府还向购买农业机器的农场提供偿还期为五至六年的低利贷款，农场购买农机国家给予价格优惠和补贴。所有这些措施对法国建立起农林牧并举、以牧为主、专业化程度很高的现代化农业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由于农业现代化，1977年农业就业人口的比例比1959年下降了12%，为工业提供了大约200万劳动力。农业现代化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快，从1961年到1970年，每年提高5.6%，从而使法国从农业进口国变为出口国。

（四）德国的农业和农民问题

17-18世纪，德国的土地关系存在着两种主要的类型。在易北河以东，地主农庄因其谷物、原料等产品主要向国外市场销售，因而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由于国内市场狭小，不允许农民改纳货币代替租役，地主迫使脱离农奴制压迫的自由农民再次沦为农奴。恩格斯指出：“农奴制的普遍恢复是17世纪和18世纪德国工业未能发展起来的一个原因。”地主往往把农民从好地上赶走，强占农民的田园，扩大地主的庄园，强迫农民来为他们服劳役，几万农民被迫逃亡到国外。易北河以西的大多数农民仍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但他们的财产权利和人身自由仍受地主的限制。封建地租的主要形式是货币代替役租，但保存了不少实物贡赋。农民由于高利贷债务的增加而受到人身迫害。

18世纪在奥地利本土已经没有农奴的人身依附关系，农民住在世俗的或教会的土地上，向地主缴纳货币地租和负担一定的徭役，向国家缴纳捐税。但是在捷克、西里西亚，特别是匈牙利，农民处境非常困难，大多数农民仍然是农奴。1815～1847年的德国，封建贵族加紧了对农民的剥夺。1815年5月，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颁布一项法令，提高了农民赎免封建义务的条件，只允许有两匹马以上的富裕农民有赎免封建义务的权利。广大农民仍然没有从农奴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19世纪初，尽管德国仍然是四分五裂的国家，反动势力非常猖獗，但已无法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受法国革命的影响和推行《拿破仑法典》，德国农奴制被破坏了，德国封建关系也被削弱了，德国的农业已经开始步入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道路”。农村两极分化现象比较明显，少数农民上升为富农，开始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场；多数农民因赎买封建义务丧失了土地和财产，沦为无产者流入城市，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自由劳动力。在德国统一之前，普鲁士政府为了巩固容克贵族在经济上的统治，推行农业改革，把农奴制庄园经济逐渐过渡到资本主义“容克”经济。

1850年颁布了《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法》，无偿地废除了次要的封建义务，而主要的封建义务必须赎买。赎买办法有两种：一种是缴纳相当于年贡赋二十倍的赎金；一种是将相当于赎金的份地割让给地主。到19世纪60年代，占农户总数71.7%的小农户，仅拥有耕地总面积的9%，而占农户总数28.6%的容克地主和富农，却拥有耕地总面积的91%。大部分农民破产沦为雇工。在资本主义化的容克农场中，农业工人仍处于半农奴地位。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工业发展创造了前提。巨额赎金转化为工业资本，大批破产农民成为自由劳动力，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国内市场的扩大，这一切都直接推动了德国工业的高涨。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农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容克地主的大农场使用了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采用了合理轮种，扩大了耕地面积。1882-1907年，播种机由6.4万台增加到20万台，刈割机由2万台增加到30万台。1878-1913年，小麦产量提高了90%，马铃薯产量增加了一倍。但是顽固的封建残余严重阻碍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广大雇农和小农遭受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的双重剥削，生活贫困，负债累累，无力改进经营，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大战前夕，德国三分之一的小麦，二分之一的油脂，鱼、肉以及棉花、橡胶等不得不从国外进口。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发展成为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国家。首先表现为容克地主和垄断资本家在经济、政治上的结合。德国帝国主义在生产技术和资本集中方面达到很高水平，但国内却存在浓厚封建残余。农业发展的“普鲁士道路”和国家自上而下的统一，保证了普鲁士容克地主的经济政治实力。经济上，他们占有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在保持半封建制度的基础上，采用农业资本主义经营，并向工厂、银行投资，这就使容克地主同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日趋一致，巩固了两者政治联盟的基础。其次，帝国主义的德国是个富于侵略性的军国主义国家，它沿袭了普鲁士的军事立法、军事体系和军国主义传统。同时，德国社会经济中浓厚的封建残余的存在，一方面使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低下，造成国内市场异常狭小；另一方面使农业日益落后于工业，粮食和原料供应不足。

二战之后，德国厂房、设备等虽遭破坏，但科技力量、熟练工人、生产组织和管理力量基本上依然存在，这就为生产恢复与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战后西德经济恢复与发展十分迅速，到1950年，工业恢复到战前水平，农业生产则超过战前的2%。整个20世纪50年代，西德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1倍。进入60年代后，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但这10年内工农业总产值仍增长了1.2倍。

（五）俄国的农业和农民问题

17世纪的沙皇俄国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国家，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远较西欧国家落后。当英国、荷兰等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时，俄国的封建农奴制还在继续发展。俄国的土地制度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土地为皇室、贵族、教会和国家所有。17世纪中叶，农奴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农民按其依附对象分为三类：在贵族地主、修道院、教会等土地上的农奴称为私有农奴，在国家土地上的农奴称为国家农奴，在沙皇宫廷土地上的农奴称宫廷农奴。农奴被强制固定在地主庄园里，世世代代依附于地主，地主可以买卖或转赠农奴。农奴从地主那里领取一小块份地，必须为地主服劳役或缴纳代役租。此外还必须向地主缴纳各种实物。

经过彼得一世改革，特别是18世纪后半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开始瓦解，促使农奴制开始解体。但到19世纪初，俄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农奴制占统治地位。在法国革命、欧洲革命，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影响下，俄国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在封建社会母体中发展起来，促使农奴制走向解体。农业方面，农业机械开始使用，交替轮种制代替了三圃轮种制。一些地主从农民那里抽回份地扩大自己的耕地，强迫丧失土地的农民去服月役，给地主当“月工”，农奴每月从地主那里领取必需的生活资料。不少农民被迫离弃土地，改行从事商业，土地买卖和雇用劳动现象越来越多。这加速了阶级分化，动摇了农奴制的基础。

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正式批准关于废除农奴制的法令。法令宣布废除农奴制，给农奴以人身自由，地主再不能买卖或交换农奴，获得解放的农民在征得地主同意并缴付赎金之后能得到一块份地和宅旁园地。为了便于统治改革后的农民，把农民组织在原有村社中，实行连保制，未经允许不得随便外出谋生。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性质，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市场和资金。但是这次改革很不彻底，远远没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任务。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和沙皇专制制度仍然存在，继续阻碍着俄国资本主义发展。

农奴制改革之后，农业经济也日益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工业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进一步加速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1876-1894年，俄国农业机器增加了2.5倍以上，1864-1905年，谷物产量增加了1.5倍。在农村，出现了主要采用雇佣劳动和新式耕作的富农经济，也产生了主要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大批破产农民。地主阶级极其缓慢地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但是，以地主大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农奴制残余，却严重束缚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不少农民仍然处于“工役制”、“对分制”的残酷压榨之下，生活异常贫困。这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和自由劳动力的充分供应，阻碍着俄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资本主义在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及工业产量上，远远落后于其他欧美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初的工业总产值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41%，俄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俄国为恢复农业生产采取了各种措施，例如，向农民发放低息贷款，以优惠的条件向农民供应农具和机器，鼓励农民改进耕作技术，向农民推广农业知识，灾年救济农民，允许农民自由选择使用土地的方式，允许雇工和出租土地。随着农业的恢复，广大贫农改善了自己的经济状况，上升为中农，因而中农不断增加，富农的比重大为缩小。苏维埃国家通过财政、税收等政策来限制富农。在同富农的斗争中，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如供给农村工业品并收购农产品的消费合作社，用现金帮助农民的信贷合作社，以及农民集体生产的简单形式的农业合作社，起了重要作用，加强了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阵地。

20世纪20年代苏联成立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规模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苏联农村的合作化原本一直发展比较缓慢，20年代末以前发展供销合作社为主。十五大以后，苏联党和政府派遣了大批优秀工人、干部到农村去，宣传集体化的方针，有计划地建立集体农庄。1930年1月，联共（布）中央发表了《关于集体化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决议根据各地不同情况，把全国分为三类地区，分别要求在1931年春、1932年春、1933年春完成集体化。决议指出集体化的基本形式是土地使用权和生产资料公有的农业劳动组合，即集体农庄，要求在集体化运动中坚持自愿原则。决议还规定对富农的限制政策变为消灭政策。在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号召和领导下，苏联全国出现了农业全盘集体化的高潮。其间出现了全盘集体化的“冒进”现象，用行政命令、强制办法粗暴过火地推行公有制和集体化，激起农民极大不满。

1930年底至1931年春，苏联再次掀起集体化高潮。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对前段时间的集体化运动进行了“纠左”，强调了自愿原则，宣布大力帮助农庄，农民又纷纷加入农庄。到1932年底，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已占全国总农户的60%，农庄耕地面积已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70%以上。在主要产粮区，集体农户已达到80% ～90%。自此，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基本上完成。1933年至1937年是苏联农业集体化巩固、完成的阶段。其间，在农业机械拖拉机站成立了政治部，使集体农庄从政治、组织上得到了巩固；公布了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确立了农庄的各种规章制度，新生的集体农庄逐渐巩固起来。农业全盘集体化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消灭了富农这个人数最多的剥削阶级，使广大农民摆脱了个体经济的束缚，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苏联的农业生产遭受了严重影响。而最为关键的是，苏联在此期间建立起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开始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二战结束后苏联政府采取措施恢复农业经济，主要是巩固、发展集体农庄制度，以保证农业生产计划的完成。国家要求恢复集体农庄的自治原则，要求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及个人抢占的农庄土地和财产一律退还。批判农村中出现的“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做法，强调生产队是劳动组织的基层单位。认为农户少的农庄经济力量薄弱，无力采用新技术，开展小农庄联合为大农庄的运动（主要在乌克兰地区进行）。上述措施对巩固集体农庄起了积极作用，农业中的机械化、电气化程度较战前提高了，但是农民的负担仍很重，影响到农民的积极性，农业依然是苏联国民经济中一个落后的部门，不能满足国家对粮食和原料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