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学总结思潮的出现与文学特质认识的加深

《宋书·隐逸传·雷次宗传》记：“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杨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这是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分列的第一次记载，被视为文学独立的标志。笔者认为，文学在元嘉时期获得独立，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 文学总结思潮的出现

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到汉魏时期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对文学自身特征的探讨却极为薄弱，这主要是在汉代儒学作用下，人们主动将文学置于经学之下的缘故。而且对于历代文学成果，汉魏时期一直缺乏系统整理。

汉末、建安时期，文学飞速发展，人们对文学本身的认识伴随文学的进步也开始进步。两晋时期，总结思潮开始萌芽。陆机的《文赋》从创作论角度论述了文学的创作本质，而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则成为第一部带有总结性质的总集，晋代文人显然已经感觉到文学发展到了需要总结的时期，然而可惜的是这些只是个别现象，没有对时代文学走向起到指导作用。

到元嘉时期，前代文学已经有较大积累，而科技进步对文学媒介与思维产生了根本影响。查屏球先生在《纸简替代与汉魏晋初文学新变》一文中指出，纸简替代在东汉三国前期的完成，改变了简册写作的思维方式，缩短了简册写作的构思过程，扩大了文本内容，使得抒情达意更加自由，提升了文学的价值。这篇文章对解释元嘉文学的兴盛很有意义。纸张对简册的取代，极大促进了文学与文学思想的进步。元嘉文学正好处于纸质文本大兴后的第一个阶段，这对元嘉文学的繁荣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如《金楼子·聚书》云：“是为一部，合二十帙，一百一十五卷，并是元嘉书，纸墨极精奇。又聚得元嘉后汉并史记、续汉、春秋、周官、尚书及诸子集等可一千余卷。”可见元嘉时期文学创作、文化传播都得到极大突破，为作家整理、对比前人的文学遗产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整理总结前代文学遗产的活动在元嘉时期活跃起来，标志就是总集的大量出现。

元嘉时期出现的总集数量非常多，而之前的魏晋时期却很少出现。《隋书·经籍志》记载有：《集林》一百八十一卷，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梁二百卷。《赋集》九十二卷，谢灵运撰。《赋集》五十卷，宋新渝惠侯撰。《赋集》四十卷，宋明帝撰。徐爰注《射雉赋》一卷。《百赋音》十卷，宋御史褚诠之撰。《秦帝刻石文》一卷，宋会稽太守褚淡撰。《诗集》五十卷，谢灵运撰。宋侍中张敷、袁淑补谢灵运《诗集》一百卷。《诗集》一百卷，并例、录二卷，颜峻撰。《诗集》四十卷，宋明帝撰。《杂诗》二十卷，宋太子洗马刘和注。《诗集钞》十卷，谢灵运撰。《杂诗钞》十卷，录一卷，谢灵运撰。《诗英》九卷，谢灵运集。《太乐歌诗》八卷、《歌辞》四卷，张永记。《回文集》十卷，谢灵运撰。《颂集》二十卷，王僧绰撰。《四帝诫》三卷，王诞撰。《妇人训诫集》十一卷并录，宋司空徐湛之撰。《赞集》五卷，谢庄撰。《诔集》十五卷，谢庄撰。《七集》十卷，谢灵运集。《碑集》十卷，谢庄撰。《连珠集》五卷，谢灵运撰。《连珠》一卷，陆机撰，何承天注。《晋宋杂诏》八卷，王韶之撰。《杂逸书》六卷，梁二十二卷，徐爰撰。《诽谐文》三卷，袁淑撰。《傅阳秋》一卷，宋零陵令辛邕之撰。另外《旧唐书·经籍志》记有《七悟集》一卷，颜延之撰。《元嘉西池宴会诗集》三卷，颜延之撰。《妇人诗集》二卷，颜竣撰。《诗集新撰》三十卷，宋明帝撰。《设论集》五卷，谢灵运撰。《策集》六卷，谢灵运撰。《晋元氏宴会游集》四卷，谢灵运撰。《新撰录乐府集》十一卷，谢灵运撰。一共三十九种。

这些总集现在都已经散失，所以人们很多时候忽视了它们的价值。但如此众多的总集在元嘉时期集中出现，表明了文学思潮领域正在发生变革，对认识元嘉文学思想具有巨大的意义。

首先，这些总集收集、保存了大量前代文学成果。根据钟嵘《诗品序》“谢客集诗，逢诗辄取”看，部分元嘉作家对前人成果的收集非常全面。这种工作为当时作家提供了文学发展的完整材料，人们可以通过这些总集认识文学的发展与变化，也可以通过这些总集学习、思考并推动新的文学因素产生。

其次，从文人大量进行作品的汇集整理可知，人们非常重视文学遗产的整理，而这种整理可以使读者获得对某一文体整体性的认识，有利于发现其中包含的文学特征以及某一文体的文体特征，其中显然带有总结的意图。《隋书·经籍志》曰：“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从这一材料中可以看出，总集的作用是备后人“取则”，也就是为了建立某种文体的规范，以供学习、模仿。这说明当时文人已经对某些文学的独特特征有所了解，文体观念正在加深。梁代萧统编纂《文选》，元嘉作家所整理的文体多数存在于其中，可见元嘉时期人们对文学文体的认识与梁代较为接近。

最后，不妨对这些总集进行分析。这些总集涉及诗、赋、赞、诔、碑、设论、诏、策、连珠等诸种文体，除了刘义庆《集林》带有总括各种文体的意味外，其他总集都只涉及一种文体。在这些总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诗，共有十二种，另外还有回文与乐府三种，总计将近四百一十卷。诗歌的真正兴起是从汉末开始的，建安、太康是两个高潮时期，但在东晋百年时间，诗歌的发展实际走入了歧途，陷入低谷。诗歌需要得到总结并找出发展的真正道路。元嘉作家尤其是谢灵运，切实地进行了这一工作，元嘉诗歌之所以成为诗运转关，与这种总结调整关系密切。值得注意的是，谢灵运所撰辑的总集中有《回文集》十卷，回文诗是以技巧取胜的特殊诗歌，风格华丽，反映了当时文学思想中对技巧、对诗歌艺术本身的重视。元嘉总集中有赋集五种，其中作品集三种，共一百八十二卷；赋注一种，一卷；赋音注一种，十卷。赋是汉代最重要的一种文体，在汉末诗歌兴起之后，它在文人心中的地位并没有下降，历代文人对赋都非常重视。不过与诗歌相比，无论是题材还是艺术手法，赋的发展余地并不大，但元嘉文人对赋的热情并没有减退，他们依然对前代赋作进行了整理，而且从元嘉辞赋看，还是很有时代特色的。诗和赋都是当时最有文学性的文体，元嘉作家对它们的重视，实际反映了作家对文学的重视，这是文学脱离经学的重要基础。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元嘉时期存在对文学遗产的总结思潮，这种总结有利于他们通过对前人文学作品的汇集与阅读，找到文学发展的线索，也有利于他们对文学本身特征有更为清晰的认识，文学从经学中独立的时机在魏晋时期已经出现端倪，但到元嘉时期，无疑已经成熟。

需要注意的是，元嘉文学馆的建立是宋文帝“留心艺术”的结果，“艺术”显然与经学不同，而与文艺相近。但宋文帝选择的文学馆主持者却是并不以文学著称的谢元。《宋书》中并没有谢元传记，只是将其附于何承天传中：“承天与尚书左丞谢元素不相善，二人竞伺二台之违，累相纠奏。太尉江夏王义恭岁给资费钱三千万，布五万匹，米七万斛。义恭素奢侈，用常不充，（元嘉）二十一年，逆就尚书换明年资费。而旧制出钱二十万，布五百匹以上，并应奏闻，元辄命议以钱二百万给太尉。事发觉，元乃使令史取仆射孟命。元时新除太尉谘议参军，未拜，为承天所纠。上大怒，遣元长归田里，禁锢终身。元时又举承天卖茭四百七十束与官属，求贵价，承天坐白衣领职。元字有宗，陈郡阳夏人，临川内史灵运从祖弟也。以才学见知，卒于禁锢。”这说明谢元是以“才学”见长，而“才学”，从《宋书·礼志》及《宋书·王弘传》所引谢元论述看，是指儒学。这说明，元嘉时期文学虽然与儒学、史学、玄学分立，可以独立，却依然带有旧思想的残留。对文学独立特征的彻底认识，留给了后来的文人。

二 文艺思想的繁荣与文学观念的革新

文艺思想的繁荣是元嘉文学走向独立的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因为没有文艺理论著作的流传，元嘉时期好像是文学理论的消歇阶段。但恰恰相反，元嘉时期的文学理论非常繁荣。首先从理论著作的产生看，钟嵘《诗品序》提到汉魏以来的文学理论著作时说：“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也就是说，在钟嵘认为有特色、有价值的文论著作中，元嘉时期有两种。又如《宋书·何尚之传》记：“（尚之）爱尚文义，老而不休，与太常颜延之论议往反，传于世。”可见，当时人们讨论文学的著作应当不少。另外从挚虞《文章流别论》以及后来萧统《文选序》看，元嘉时期出现的大量总集中，也应该带有大量文论作品。可惜的是这些作品今天都已经散失。然而，我们依然可以根据现有的文献，勾勒出这一时期文学思想的一般特征。

第一，文学“性情”说。谢灵运《山居赋》序云：“言心也，黄屋实不殊于汾阳。即事也，山居良有异乎市廛。抱疾就闲，顺从性情，敢率作乐，而以作赋。”赋中云：“伊其龆龀，实爱斯文。援纸握管，会性通神。”自注云：“谓少好文章，及山栖以来，别缘既阑，寻虑文咏，以尽暇日之适。便可得通神会性，以永终朝。”

在上述材料中，谢灵运要求“顺从性情”“而以作赋”, “性情”为“作赋”之内因。又要“援纸握管”以达到“会性通神”或“通神会性”，则通“性情”又为“作赋”之目的。故赋中又云“研书赏理，敷文奏怀”。“性”一般有本性、本质的意思。而“情”, 《礼记·礼运》云“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可见“情”是人真实本质的体现。“性情”说之内涵就有尊重本性、个性与情绪的倾向，不虚伪不隐饰。谢灵运在文学中讲究“性情”就是要求文学因“性情”而发，把文学当作个人情绪、本性的真正体现。

谢灵运“性情”说涉及两个方面，一为文学缘起，二为文学功能，其实际源头在“诗言志”说。《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咏言。”仅言诗之功能，对“志”并无限制。《汉书·艺文志》承之，进而论及文学缘起：“《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哀乐之心”不仅是“诗”“歌”的起点，也是“志”的内涵。但《毛诗序》认为诗之“志”必须“发乎情，止乎礼义”，也就是说汉代诗学要求文学所表达之“志”必须符合社会思想规范。“情”虽然还是文学之源，但如果它不能“止乎礼义”，就失去了成为文学缘起的权利。汉代经学对“志”与“情”的区分，实际是用外在标准限制文学情感表现，限制了作家的创作自由。由于汉代儒学影响巨大，这种区分被社会广泛接受。谢灵运“性情”说取消了这一外在制约标准，纯以“情性”为文学产生的唯一根据，文以“性情”而起，以“性情”而终，力图恢复“情”与“志”的同等地位，具有摆脱经学束缚的特征。

由于谢灵运将文学缘起及功能归于“性情”，实际就是归于自身精神，开启了六朝尚真情、贵本心的文学潮流。六朝文论对文学缘起的看法基本可归为两派：一派主张外部之感兴，如陆机，他虽然提出“诗缘情而绮靡”，但依然将“情”的起源归结于外在感兴：“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刘勰和钟嵘也有这一倾向。如《文心雕龙·明诗》: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诗品序》: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这一派实际继承《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的观念，在对文学功能的认识上大多具有传统特征，比较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派则以谢灵运为先导，主张以“性情”或“志”作为文学缘起。他的这种观点得到了同时代作家范晔的认可。在《狱中与甥侄书》中，范晔说：“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又在《后汉书·文苑列传》赞中说：“情志既动，篇辞为贵。”这种观念对后来的齐梁作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爱嗜，机见殊门，赏悟纷杂。”萧纲也在《与湘东王书》中说：“未闻吟咏性情，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摩《酒诰》之作。”如果说钟嵘与刘勰以理论胜的话，沈约等人则是以创作胜，更能代表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沈约是永明文学的领袖人物，其《宋书》不列《文苑传》，而于《谢灵运传》后大发宏论，同样将“志动于中”作为文学产生的源头。萧子显是梁天监时期著名作家，他以“性情”评价南齐文学，实际上揭示了永明文学与元嘉尤其是谢灵运文学的内在联系。萧纲则是永明文学之后宫体诗人代表，他同样要求以“性情”为文学之根本。宫体诗人毫无顾忌的抒写风格，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性情”的表现。从这条线索看，谢灵运“性情”说的历史地位就非常重要，它基本指导了南朝文学发展，对南朝文学表现形态产生了巨大作用。

第二，文“味”说。王微也是元嘉时期的著名作家，《宋书·王微传》记：“微既为始兴王浚府吏，浚数相存慰，微奉答笺书，辄饰以辞采。微为文古甚，颇抑扬，袁淑见之，谓为诉屈。王因此又与从弟僧绰书曰：‘……吾少学作文，又晚节如小进，使君公欲民不偷，每加存饰，酬对尊贵，不厌敬恭。且文词不怨思抑扬，则流澹无味。文好古，贵能连类可悲，一往视之，如似多意。当见居非求志，清论所排，便是通辞诉屈邪。尔者真可谓真素寡矣。其数旦见客小防，自来盈门，亦不烦独举吉也。此辈乃云语势所至，非其要也。'”王微要求文学作品要有“味”。所谓的“味”如何体现？文词需要“怨思抑扬”，也就是作品要有足够的抒情内涵。但需要注意，王微认为能够达到文之“味”的情感是“怨思”。而且王微认为，“文好古，贵能连类可悲”。“连类”，钱锺书先生认为即“词采”，即是在讲究词采的基础上，又能给人以深刻的精神感动。王微对文学的情感表达要求带有汉末建安时期以悲为美的特征，也就是追求文学作品的精神感染力。所以袁淑称之为“诉屈”。从王微现存的文章看，他注重抒情，语言讲究气势流畅，辞采也较为可观。但也可以看出王微并不刻意讲究形式华美，而是骈散结合，与当时崇尚骈对之美的文风有一定距离，体现出一种“古”的风格。他的文学思想虽然带有传统色彩，但这种观念体现了汉魏文风在元嘉时期影响的存在。

颜延之对文学情感表达倾向的认识与王微有相近之处。《庭诰》云：“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至其善写，有足悲者。”他虽然认为历史上托名李陵的作品是伪作，但对这些诗歌中所表达出的“悲”的情感表示赞赏，同样表达出对文学悲美特征的喜好。

以王微为代表的文“味”说的出现，体现了作家对文学情感共鸣特征的重视，也说明元嘉作家中依然流行魏晋时期的文学观念。

第三，崇尚“丽” “则”的创作观念。谢灵运《山居赋》序云：“扬子云云：‘诗人之赋丽以则’，文体宜兼，以成其美。”按，“诗人之赋”指楚辞。楚辞抒情真挚深沉，既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也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班固《离骚序》亦云：“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楚辞是华美形式与深刻思想的完美结合，是文质彬彬的艺术典范，《文心雕龙·辨骚》云“《骚经》《九章》郎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其艺术成就引起后世作家的重视。谢灵运很喜欢楚辞，其作品引用楚辞的地方很多。他认同“诗人之赋丽以则”，是将楚辞当作一种理想的文学范本。“文体宜兼”显然是指文学应该既“丽”又“则”，这种思想也体现在下面的材料中。

（一）《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平原侯植》: “副君命饮宴，欢娱写怀抱。……众宾悉精妙，清辞洒兰藻。”这几句写宴饮之中，宾客述怀写志，“清辞”“兰藻”显然指所写诗文的辞藻华美清秀。而谢灵运对此颇为赞赏，可见其对诗文华美的认可。

（二）《诗品》“晋记室左思”条评左思诗：“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虽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又记：“谢康乐尝言：‘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左思诗歌“典”, “得讽喻之旨”；潘岳诗则“《翰林》叹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绡縠，犹浅于陆机。谢混云：‘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陆文如披沙简金，往往见宝’”。他们一可称“则”，一可称“丽”，故灵运称之“古今难比”。许文雨云：“康乐诗实擅有二种之长：一曰妙合自然，取之于喻，犹如初发芙蓉。二曰经纬绵密，察诸其文，恒见丽典络绎。自前者言之，潘诗轻华，容有螺蛤之思。由后者言之，左思精切，尤笃平生之好。”

（三）《南史·谢惠连传》: “灵运见其（惠连）新文，每曰：‘张华重生，不能易也。'”张华是西晋太康时期重要作家，他知识渊博，文词华美，钟嵘评其诗“其体华艳，兴托不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谢惠连诗歌特色，钟嵘以为：“才思富捷……又工为绮丽歌谣，风人第一。”与张华诗歌在风格倾向上的确有近似之处。谢灵运虽然批评张华诗歌“虽复千篇，犹一体耳”（《诗品》“晋司空张华”条），但以张华诗比惠连，绝非贬语，是对惠连诗巧思华美的认可。而且从谢灵运本人的诗歌看，也有这种巧丽特征。

谢灵运在《山居赋》序中说：“今所赋既非京都宫观游猎声色之盛，而叙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咏于文则可勉而就之，求丽，邈以远矣。览者废张、左之艳辞，寻台、皓之深意，去饰取素，傥值其心耳。”似乎谢灵运有去饰返朴的态度。不过这一材料不能看作谢灵运真实文学观的表现。《山居赋》创作时，谢灵运仕途不畅，心怀郁闷，几乎是被迫隐居，他对社会有许多怨言而尽力掩盖，并用道家思想抚平自己心中的沟壑，虽言“去饰”，并非真心为之。而《山居赋》体格宏大，丽辞新语并出，正是追步张、左之艳辞。同时，谢灵运诗歌追求华美，甚至累于“繁富”（《诗品》语），并无朴素可言。

文学“丽”“则”观念在颜延之思想中也很明显。《庭诰》云：“荀爽云：诗者古之歌章，然则雅颂之乐篇全矣。以是后之囗诗者，率以歌为名。及秦勒望岱，汉祀郊宫，辞著前史者，文变之高制也。虽雅声未至，宏丽难追矣。”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雅”是颜延之文学风格认识中的最高范畴，“丽”是除“雅”之外的另一重要部分，二者构成了颜延之文学风格观的两个最高层面。

谢灵运与颜延之虽然都表现出对文学“雅”“丽”观的推崇，但二人对这两个方面的态度还是有区别的。在上面的材料中也可以发现，谢灵运非常重视太康作家。太康诗歌虽然受汉魏经学影响，典雅平稳，但华美的一面已经非常突出。《文心雕龙·明诗》云：“晋世群才，稍入轻绮。……或文以为妙，或流糜以自妍。”《宋书·谢灵运传》论亦云：“降及元康（晋惠帝年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谢灵运不仅认同太康诗歌，还用太康诗歌的标准来衡量同时代的其他作家，说明他对文学中“丽”的一面较为重视。而颜延之则不同，他的文学观传统色彩较为明显，推崇雅颂之乐，较为重视文学“雅”的一面。

颜延之与谢灵运对文学的态度影响了同时代其他作家对文学的认识，崇尚“雅”“丽”的观念在当时非常明显。如谢惠连在《雪赋》中说：“抽子秘思，骋子妍辞。”范晔在《后汉书·文苑列传》赞中说：“言观丽则，永监淫费。”这一观念对元嘉文学形态具有基础性的影响。

第四，文笔之辨在元嘉时期也非常引人注目，如《宋书·颜延之传》记：“元凶弑立，以为光禄大夫。先是，子竣为世祖南中郎谘议参军。及义师入讨，竣参定密谋，兼造书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问曰：‘此笔谁所造？’延之曰：‘竣之笔也。’又问：‘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笔体，臣不容不识。'”又，《宋书·颜竣传》记：“太祖问延之：‘卿诸子谁有卿风？’对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得臣义，跃得臣酒。'”文笔之分乃是当时文坛大事。从颜延之的话中可以看出，他所谓的“笔”是指应用文体，而“文”则指诗赋等偏向文学的文体。不过笔者认为刘勰所云“有韵者文，无韵者笔”的说法并不全面，当时应用文体也用韵。颜延之区分文笔，显然是认识到应用文体与传统文学文体之间的区别，反映了当时作家对文学本身属性的关注。这方面学术界已经给予足够重视，本书不赘。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在总结思潮的作用下，元嘉作家对文学的本质特征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对文学独特性的认识更加清晰，文学从儒学中独立出来的时机已经成熟。所以，无论是宋文帝设文学馆还是后来宋明帝设总明观，都是这种文学独立性认识的直接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