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儒学复兴对玄风升降的影响

晋宋时期社会思想变动较为巨大,对文学变迁产生了深刻影响。学术界对此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多数情况下集中在对佛、道两种思想的探讨上。的确,佛教在刘宋时期影响了整个社会,其对文学也产生了极大的作用;道家道教思想对六朝文学的影响也非常深刻,这是学界的共识。但元嘉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基本被学术界忽视,笔者认为,儒学在晋宋时期文学变迁中起到重要作用,对玄风的淡化尤为关键。

刘宋儒学复兴是当时政治格局变化的产物。东晋政权在士族的支持下建立,渡江之初“王与马共天下”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54页。,中央王权实际服从士族安排,所以东晋一朝实际并没有集中的王权。而儒学发展恰恰需要中央集权的政治格局,因为它的政治功能适应于集权政治。所以在东晋时期,儒学虽然有人提倡,但在缺乏中央强权支持的政治环境中,地位衰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刘宋王朝与东晋最大的不同是,从刘裕执政开始,就非常注意对政权的控制,因而中央集权程度逐渐加强。在政治活动中,宋武帝、宋文帝都重视儒家思想的贯彻,这对恢复儒学社会地位极为重要。参见刘振东《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第四章,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衰败已久的国学在刘宋帝王提倡儒学的政策中得到了复兴。刘裕曾想把国子学建立起来,可惜未成。文帝即位以后,为建立国学进行了长期准备。元嘉十五年(438)、十六年(439)又建立四学参见许嵩《建康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2页。,在国学尚未建立的时候,四学显然具有国学的特征,只不过在制度上还不完备。到元嘉十九年(442),社会已经得到将近二十年的恢复,建立国学的时机成熟,本年正月文帝下诏曰:“夫所因者本,圣哲之远教;本立化成,敩学之为贵。故诏以三德,崇以四术,用能纳诸义方,致之轨度。盛王圣世,咸必由之。永初受命,宪章弘远,将陶钧庶品,混一殊风,有诏典司,大启庠序,而频遘屯夷,未及修建。永瞻前猷,思敷鸿烈。今方隅乂宁,戎夏慕响,广训胄子,实维时务。便可式遵成规,阐扬景业。”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9页。十二月又下诏曰:“胄子始集,学业方兴。自微言泯绝,逝将千祀,感事思人,意有慨然。奉圣之胤,可速议继袭。于先庙地,特为营造,依旧给祠置令,四时飨祀。阙里往经寇乱,黉校残毁,并下鲁郡修复学舍,采召生徒。昔之贤哲及一介之善,犹或卫其丘垄,禁其刍牧,况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坟茔荒芜,荆棘弗翦。可蠲墓侧数户,以掌洒扫。”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9~90页。第二年,国学建立,何承天任国子祭酒。国学建立对儒学地位的上升影响深刻,对此,沈约在《宋书》卷五十五传论中说:“高祖受命,议创国学,宫车早晏,道未及行。迄于元嘉,甫获克就,雅风盛烈,未及曩时,而济济焉,颇有前王之遗典。天子鸾旗警跸,清道而临学馆,储后冕旒黼黻,北面而礼先师,后生所不尝闻,黄发未之前睹,亦一代之盛也。”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53页。元嘉时期的确可以称得上是儒学在六朝时期的一个高潮。

元嘉儒学的恢复对文学思想的整体转移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首先,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重视,使政治生活中的儒学活动频繁,刺激了文学的创作。政治活动中的文化活动与文学的关系极为密切,如《宋书·乐志(一)》记宋武帝永初元年(420)七月,有司奏:“皇朝肇建,庙祀应设雅乐,太常郑鲜之等八十八人各撰立新哥。黄门侍郎王韶之所撰哥辞七首,并合施用。”十二月,又奏:“依旧正旦设乐,参详属三省改太乐诸哥舞诗。黄门侍郎王韶之立三十二章,合用教试,日近,宜逆诵习。辄申摄施行。”又记元嘉十八年(441)九月,“有司奏:‘二郊宜奏登哥。’又议宗庙舞事,录尚书江夏王义恭等十二人立议同,未及列奏,值军兴事寝。二十二年,南郊,始设登哥,诏御史中丞颜延之造哥诗,庙舞犹阙。”并见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41页。又如元嘉二十二年(445),太子释奠,祭礼完毕,文帝亲临国学宴会,太子与群臣参与,这次活动有很多宫廷文人参与,并进行了文学创作活动。其他带有儒学色彩的文学活动更是不胜枚举,大量的文学作品得以产生。宫廷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对儒学观念影响文学创作起到关键作用。

在统治者的重视下,儒家思想在知识阶层思想中地位上升,直接影响了社会审美风尚的转移。东晋玄言文学的流行,主要是因为士人思想受到玄学的指导。在元嘉时期,作家思想中的儒家思想重新占据了重要地位,玄学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性减弱,而儒家思想的指导性加强。这使得元嘉作家的创作,在整体倾向上与东晋文学明显不同。

儒学的复兴促进了文化在社会上的传播,扩大了作家队伍,改变了东晋以来士族作家占主导地位的格局,对文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南渡以来“学在家门”的局面非常明显,当文化被士族控制时,封闭性特征就非常突出,玄学实际就是士族文人独占社会文化的一个表现,因为没有深湛学术背景的寒族士人是无法参与其中的。而儒学的普及,逐渐消除了士族对文化的控制。元嘉时期寒族作家队伍壮大非常值得关注,鲍照、汤惠休、区惠恭、戴法兴、苏宝生等都有一定成就,他们的文学观念与士族文人不同,文学表现自然也有所区别。寒族作家队伍的壮大改变了元嘉作家队伍的组成,有利于廓清文学中玄风的影响,也有利于文学观念的多样性发展。

此外,儒家思想在元嘉政治中的积极实践,改变了玄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到士人的思想与文学创作。

东晋政治思想受到玄学名教自然合一观念的指导,因而玄学能够深入社会中的方方面面。但儒家思想在元嘉时期的兴起,源于统治者对儒学政治观念的积极实践,改变了东晋政治松散状态,玄学的政治地位被儒学取代,促进了社会文化的转折。

从《宋书》中可以看出,刘裕通过强权形式改变了士族控制政治的局面。失去对政治控制能力的士族为了适应新的环境,被迫进行思想调整。他们一改对寒族的鄙视,汇集到刘裕周围,并为刘裕代晋积极奔走,如《宋书·王弘传》记:“义熙十一年,征为太尉长史,转左长史。从北征,前锋已平洛阳,而未遣九锡,弘衔使还京师,讽旨朝廷。”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12页。又如《宋书·傅亮传》: “宋国初建,令书除侍中,领世子中庶子。徙中书令,领中庶子如故。从还寿阳,高祖有受禅意,而难于发言,乃集朝臣宴饮,从容言曰:‘桓玄暴篡,鼎命已移,我首唱大义,复兴皇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业著,遂荷九锡。今年将衰暮,崇极如此,物戒盛满,非可久安。今欲奉还爵位,归老京师。’群臣唯盛称功德,莫晓此意。日晚坐散,亮还外,乃悟旨,而宫门已闭,亮于是叩扉请见,高祖即开门见之。亮入便曰:‘臣暂宜还都。’高祖达解此意,无复他言,直云:‘须几人自送?’曰:‘须数十人便足。’于是即便奉辞。亮既出,已夜,见长星竟天。亮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验矣。’至都,即征高祖入辅。”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36~1337页。再如王诞,《南史·王诞传》记:“诞为宋武帝太尉长史,尽心归奉,帝甚仗之。卢循自蔡洲南走,刘毅固求追讨。诞密白帝曰:‘公既平广固,复灭卢循,则功盖终古,勋无与二。如此大威,岂可使余人分之?毅与公同起布衣,一时相推耳。今既丧败,不宜复使立功。’帝纳其说。”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18页。到刘宋建立之后,集权趋势更加明显,所有涉及权力争夺的事件都以皇权对立面的失败告终。很多士族成员在这一过程中,主动维护集权政治格局,成为皇权的支持者、维护者。从这个角度看,士族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玄学名教自然合一的政治观念,重新接受儒家政治观念。玄学仅仅流行于个别士人的小圈子里,对社会的影响力大为减弱。

在两种思想交替的过程中,部分世族成员出现不适应。从《宋书》《南史》各传中不难发现,元嘉士人在行为上既有顺从皇权的一面,又有狂狷的一面,与正始文人在行为上颇为相似。如谢灵运,他“多愆礼度”“构扇异同,非毁执政”,为司徒徐羡之等人所恶,出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在郡一周,称疾去职”。“狂”的特征愈加明显,简直肆无忌惮。后来任职京城,“王昙首、王华、殷景仁等,名位素不逾之,并见任遇,灵运意不平,多称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种竹树堇,驱课公役,无复期度。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上不欲伤大臣,讽旨令自解。灵运乃上表陈疾,上赐假东归”见沈约《宋书·谢灵运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35~1736、1772页。。谢灵运的“狂”与他的处境有直接关系,“狂”只是他对自己政治地位不满的行为表现。再如颜延之,《宋书》本传记其:“延之好酒疏诞,不能斟酌当世,见刘湛、殷景仁专当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务,当与天下共之,岂一人之智所能独了!’辞甚激扬,每犯权要。谓湛曰:‘吾名器不升,当由作卿家吏。' ……晋恭思皇后葬,应须百官,湛之取义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侍中,邑吏送札,延之醉,投札于地曰:‘颜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死!'”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93页。从他们的行为中可以明显看出,很多士人还没有适应新的政治环境,还存在玄学政治观念。也就是说,他们的思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矛盾。

思想矛盾的存在是文学得以产生的重要因素,也是文学得以感人的重要来源。当作家处于思想无矛盾状态时,文学创作基本失去了情感基础。东晋时期,士族完成了对政治与社会文化的控制,士族作家在政治生活中较为顺利,政治观念与士族群体观念一致性很强,他们的精神与现实很少出现冲突。即使有冲突,他们也有意识地用玄虚取代对现实的理解,放弃对现实的反映。玄言诗的质木无文反映了作家主体观念的淡薄,导致了诗歌文学性丧失。但元嘉文人尤其是文学家,他们适应了玄学带来的精神自由,与政治现实存在不适应。这种不适应无法用玄虚消除,除非心甘情愿退出政治舞台,这恰恰是元嘉时期士族作家所不愿做的。他们感受到了来自政治的压力,感到了人生艰难,并由此产生了强烈情绪,这成为文学创作的真正基础。如谢灵运,他因为思想难以与现实同步,多次受到打击。他的诗歌虽然有玄言残留,但总体上反映他在现实中志向难申、备受压抑的精神状态。其他作家如颜延之不惧权臣,用诗歌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不满;鲍照坎坷一生,用诗歌尽情表达壮志难申的苦闷;傅亮、范晔等人也都用文学表达自己在现实中的真实感触。元嘉文学中的主体意识得到了增强,文学重新成为作家精神世界的反映。

罗宗强先生认为:“当(元嘉士族)门第虽仍高华而权力已不再无可争议时,人生之多艰的感慨也就随之而来了,于是便自然而然地发人生之感慨而淡忘了玄思冥想。”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83页。但政治地位改变的实际原因是儒家政治观念对玄学政治观念的取代。两种政治思想的交替,影响了作家的精神状态,从根本上改变了玄言文学存在的基础,恢复了文学反映主体精神、表达个人情志的功能,促进了文学的健康发展。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在元嘉时期的复兴,改变了社会的主导思想,扩大了作家队伍,改变了作家的精神基础,推动了社会思潮中玄风的退化,使文学重新回到建康发展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