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崖之恙:经济学书架尚有几本书刊可看

思维、语言者,逻辑工作体例也。“名者言语文字也。言语文字,思之器也;以之穷理,以之喻人,莫能外焉。于是乎有界说之用,亦于是乎有分类之学。”《穆勒名学》,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10页。可如今,在计量和数学的大潮之下,历史思想本位的位置逐渐被移除,历史和数学难以贯通,经济语言皆由数学逻辑生产,以至于经济学书架之上所摆放的时新读物之中,尚有几本书刊可供青年学生读看?里面的语言文字和数理逻辑萎靡不振,又有几位看家解得其中味?

如果说《资本论》时下备受人们关注、追捧,那一定是自欺欺人之语。这里可以旋即举出时下误读误解《资本论》的三种态度或工作现象:一是不能准确理解其作为历史之学;二是使批判之学=批评之学;三是将之庸俗化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之学。前者的问题在于没有能力提升历史之学为方法之学,而妄自陷入一域之学的历史经验主义;中者的问题在于一味教条地对待批判,工作堕落为单一语义的思想批判;后者的问题则在于把研究话语当行动,以文本尺度历史,结果,既脱离了《资本论》文献群,文本≠思想。姑且不论劳动二重性语言对文本的特殊要求,那种以对文本的研究替换对思想的研究(所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在这方面带了不好的头,引导一些学者尤其是致力于“马克思学研究”的学者从事“拿来主义”方式的有针对性的学术攻讦活动),乃至在二者之间画等号的做法,是试图抹杀对思想发生的实质因素的考察活动。——在这一点上,《保卫〈资本论〉》(修订版)尽最大能力进行了研究示范,提炼的几条原则是:(1)文本作为历史的一个构件;(2)文本的载体工具性不是说文本直接表达了人物的思想,而是说该人物以之为历史思想的某种有效的“代言”;(3)文本不是由文本产生,而由分析性事件的组织要求所产生;(4)文本在传达意义上具有“多面性”,而必须严格服从于所在文献群落以及所论主题。显然,这些原则充分展示了“活的文本”性质--文本隶属于历史思想产生语境的工作性质。但学术修正主义对文本的借用往往是“单向度的方式”,亦即,严格限制了文本自身的内在生长性,转而倾向于将其说成是“已死文义”。亦塞入了空想者据陈平教授的归结,三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顶级“空想资本主义”大师是亚当·斯密、哈耶克和科斯。①的种种论调,试图通过“死文本”藉以主观地制造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理论对立。朝远处看,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似是而非的对立;朝近处看,则是新中国“前30年”和“后30年”的虚假对立。中国逻辑所求者“方法”也,实质规定乃是语言生产。在中国人当中,近代新学运动巨擘严复率先说明了语言生产的此种规定和性质:“逻辑此翻名学。其名义始于希腊,为逻各斯一根之转。逻各斯一名兼二义,在心之意、出口之词皆以此名。引而申之,则为论为学。故今日泰西诸学,其西名多以罗支结响,罗支即逻辑也。如斐洛逻支之为字学,唆休逻支之为群学,什可逻支之为心学,拜诃逻支之为生学是已……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姑以名学译之。盖中文惟‘名’字所涵,其奥衍精博与逻各斯字差相若。”《严复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6,第1027~1028页。西学先驱严复的话至今读来震人耳目。名不正,则言不顺。经济学的语言如果皆由数学生产,而经济学隶属于理科或自然学科意义的硬科学,那么其事将不成,其行将不正。

我们呼吁废止这些“论文游戏行为”:理性主义废话连篇,逻辑演绎离离草长,歧义犹如僧俗辩语,庸俗性绵绵不绝如缕,内中却无半点“批判”韵味。但如果据此悲观沉沦,对《资本论》的向前发展了无希望,那又是一叶蔽目、不见泰山。我们主张对“新八股文”予以工作走出,重建史学传统,重振以“记述”为主的艺术能动说明和议论。此处做一点解释:《资本论》如何做到科学和艺术表现的内在“贯通”?盖以记述为主,以之为坚实的地基和内置其中的实质的表现内容。如第一卷不过是“以历史记述为基础的叙述(记叙和描写)”,由此推开的第二卷就是“以记述为基础的说明”,第三卷则是倒过来的“以说明为基础的记述”,最后,第四卷按照原则来讲,则不过是“以思想记述为基础的说明和议论”,等等。八股文并非一无可取,但走形式主义的极端则万万不可,此文风本质上是反内容的,因而和历史贯通法无涉。最终目的是使人们看清其“逃避《资本论》”的实质所在:因为一味地“解读”和“捍卫”,已使《资本论》的精神失去颜色,空留下科学形式皮囊。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些阐说恐怕已无须一一挑明,读者于字里行间已然可以尽情领略到道理的所在。试想,一个不懂《道德经》《道德经》提出:道和德。所谓道和德,即中华本质的概念规范。这是我们能够用《道德经》的工作体例解说《资本论》架构体式的根据,另外,也杜绝了把《道德经》黑格尔逻辑学化的企图。拙劣者乐于用黑格尔的逻辑术语比拟《道德经》中的描述性语句,把它说成“某某论”(如宇宙本体论)思想,但其忘记了一个最为关切的论点:《道德经》中并没有任何的“本体论推理”的文本形式,它的逻辑是全然自由态的。、《史记》从纪传体和纪事体而论,《史记》和《资本论》实有不同,一个是事系于人:传人以纪事;一个是人系于事:纪事以“传人”(各种阶级关系的人格化,尤其是写资本家)。一个以具体和典型显露抽象;一个以抽象和典型托出具体。但从体例的系统性和完备性而言,《本纪》、《世家》和《资本论》的第一卷堪有一比,《十表》和第二卷堪有一比,《八书》和第三卷堪有一比,《列传》和第四卷堪有一比。《史记》和《资本论》都是通史体,都是专家志史立言,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体例是相互“影射”的。这些值得我们用心体会。以及《红楼梦》插入题外之语:怎样才是《资本论》正确的阅读方法呢?仿照蔡元培在红学研究里的一句话:“多歧为贵,不取苟同。”对《资本论》发表不同的理解意见,殊为可贵,但要牢记真理只有一个的训导。的中国人,称其熟谙《资本论》,如果不是专指对16~19世纪欧洲史,特别是西欧发展及英国经济史的了解这一点而言,那一定充分暴露出对于历史作品和科学作品的工作统一性及其结合方式的高度无知。对其而言,《资本论》从来就是死的文本,——当然,他们更不会想到上述被提到的这些著作本质上都是“史书”。

鉴于此种情形,我们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把本书处理成纯科学作品。因为,按照“文献综述+计量模型+政策建议”的新八股文实证演绎思想,编排的是“废料进、废料出”之学术投入和产出,此种机制固然无可厚非,但成为主流的学术熵的负能量示范性效应巨大。纯然世界主义性质的经济学家以自然秩序收益最大化为理想塑造目标。于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他所面对的自然物理系统的“不必要”耗散活动,提出“熵”以及类似“交易费用”的所谓阻碍经济系统优化的理论概念。但其实所谓熵,不过就是“负能量”,所谓交易费用,不过就是“负费用”;它们恰恰是正常人类演进秩序的扰乱者,所谓“极端敌对势力活动”是也。本书遵循史书工作规范,以贯通之法应对循环解释,从而赋予理解行动实效。贯通是史法,也合意于“史无定法”。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形成对“中国元素”的经济通考和整体判断。不过,最为紧要的还是优先建设中国的经济分析史!要之,本书是以“中高级政治经济学”读本身份介入《资本论》研究,以贯通中学和西学的姿态作为《资本论》之提高读本以及作为中国经济学之研究导航;写作特点:反思辩驳式、回溯与前瞻结合、多学科进路的工作发掘,以回答“学术疑问”为谋篇布局,以解决“时代问题”为设计宗旨。从而,因应了国人的百年遗憾:尽管焚膏继晷,前仆后继,但在探索《资本论》逻辑方面其实并未获得预想的真正中国化的结果。这或许并不能全部归结于实践的不成熟性,对“民族原创”之忽略,足以抹杀对一切批判工作的正确认识,最终堕入科学盲目王国。

相反,在中国语境下重整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工作组成,则需要在历史和实践基础上真正恢复它的大写化的规定——方法和批判,以睿智的语言生产支撑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建设行动,审视之,使之重新达成工作统一性。于是:

 

•本书选题基于此时代潮流,以探求中国经济学工作逻辑为宗旨和目标,以切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为工作决心,通过赋以中国历史蕴涵和方法论规定的工作内容,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终成为涵容“全史+整史”规定的一块理论整钢;

• 本书的思想价值锁定于“资本主义批判”“社会主义批判”的工作统一,并以当代批判导引“全史+整史”贯通意义之中华社会主义理论史的发掘工作。

 

总之,奢望单纯通过文本和马克思交流,此路从来不通!回看和书写历史,乃是为了检视理论盲点,通过逾越知识障碍与现实困境更好地指示未来发展。因此,对于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中国人来说,《资本论》的批判的宝贵财富乃是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实践化的圆融贯通性,乃是永不停息的前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