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可治理的民主模式——西式民主的困境与中国民主的优势

杨光斌

一 观察的视角

关于观察中国政治的视角，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观念的中国”，问题是“观念”从何而来？我国改革开放几十年了，过去一直主要是对西方开放，我们理解世界的观念主要来自西方，并以此来观察中国，认为中国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中国走到今天，对外开放还要打开第二扇门，看看西方之外的世界，那就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什么样的，包括拉丁美洲，还有非洲，亚洲的印度、孟加拉、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这些国家。不仅如此，即使是西方国家，也是逐渐发展过来的，其现代化进程也是伴随着治理危机，一个危机接着一个危机。从纵向的大历史到横向的大空间，我称之为“大十字思维”，这可以帮助我们跳出观念的世界，看到真正的历史与现实，从而在比较历史与世界政治的视野下观察中国，这样得出的结论可能完全不同。这就是复杂性理论告诉我们的，观察问题的层次不一样，结论就不一样。不得不说的是，中国人不擅长理论建构，我们用于观察问题的理论都是人家的，中国人不逊于历史研究，至少我们应该发掘新的历史知识乃至现实经验以拓宽我们的视野，而不仅仅停留在“拿来主义”的理论上。

二 什么是自由主义民主

自由民主的第一个要素是财产权，即所谓的洛克式自由主义；第二个要素是宪政；第三个要素是竞争性选举，即事实上的党争民主。民主是一种政体，我们谈政体的时候，都忘了形成政体的条件是什么，民主的条件比民主的本身更重要，从亚里士多德到今天的罗尔斯，都非常重视形成政体的条件。那么，党争民主的条件是什么？我称之为同质化条件，即共同的国家认同、共同的信仰或者共享信念，以及基本平等的社会结构。如果没有国家认同，你是俄罗斯人，他是乌克兰人，还怎么搞民主呢？最终将是国家分裂。连基本政治共识都没有，不同的宗教教派之间就不容易实现民主，选举往往只会强化教派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明白了什么是自由民主及其形成的条件，我们才能理解西式民主在实践中的困境。

三 西式民主在实践中的困境

首先，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冷战后党争政治已经出现了“否决型政体”，即政府没办法做事。在欧洲，一些国家的未来更不乐观，因为其过去的民主是建立在同质化条件下，现在出现了人口结构的大变化，比如，法国的阿拉伯人可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数量超过白人。更大的问题是，很多欧洲国家已经空心化，如南欧国家、东欧国家，没有工业基础就没有生命力。因此，很可能出现新一波的“逆发展”。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就出现过“逆发展”，阿根廷在20世纪初的时候，GDP排世界前20位，后来由于“逆发展”，陷于“中等收入陷阱”。

其次，转型国家。第三波民主化以来，转型国家有70个左右，我把它们分成四类。第一类是比较理想的，按照预期实现目标了，这些国家有韩国、东欧的一些国家，但只占零头；第二类是国家分裂，联合国成立的时候会员国有45个，今天有200个左右，其中，“民主运动”“功不可没”，使得国家越来越多，如苏联分为15个国家，面积不大的南斯拉夫也分成好几个国家；第三类是长期动荡，如泰国，以及非洲的很多国家；第四，长期的无效治理，如我们周边的国家，以前很多人认为“民主是印度的最大福利”，如果你真去印度生活还要不要印度式民主呢？如果你对印度老百姓说印度比中国好，印度人肯定认为你的思维出问题了。

四 为什么“预期中的善变成了非预期的恶”

根据我的长期研究，第一，自由民主是一种“革命理论”，但“革命理论”不能用来治理国家。自由民主听起来很好，有自由有民主，这是知识分子的最爱。但它是“革命理论”。要知道，自由的前提是法治，社会最重要的是法治；民主背后有权威，你说要民主，不可能不要权威或者说实行中央集权。所以，自由民主掩盖了很多东西。这样一个“革命理论”在新的时期变成了新自由主义，我称之为“百慕大三角区”：政治民主化、经济私有市场化、治理社会化。这“三化”都是去政府化和去国家化，强调的是社会权利即个体权利，而发展中国家本来就很难组织起来，你再让它推行“三化”方案，那国家就完了。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好概念并不等于好政治，正如“社会主义”这个好概念在历史上曾经给我们带来困扰一样，自由民主同样会遇到大麻烦，它可以打败对手，但不能建设自己。美国政体如此复杂，仅一个自由民主怎么可以概括呢？

五 中国善治的根本结构

从理论界到现实的西方世界，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很多，我认为中国模式就是一个概念——民主集中制。政体就是权力关系的总和，是一种复杂的制度矩阵。在权力关系的维度上，民主集中制不仅体现在宪法中的人大和政府的关系上，而且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我称之为政治单一制和经济联邦主义；对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西方叫国家统和主义，我们的社会组织特别多，这是民主的，但国家是有计划地控制，这是集中的；在政治经济关系上，称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其中有五年计划（集中），但还有多种经济利益集团（民主的因素），其中，充满了集中与民主的关系。不只如此，民主集中制还是一种决策过程的原则，比如我们讲的行政民主。

民主集中制的1.0版是民主革命时期，2.0版是计划经济时期，3.0版是改革开放以来。客观地说，近40年来，集权程度逐步减少，同时民主的因素越来越多。我们强调的民主是分权，自由和法治是民主，还有任何社会都有的原生态的民主形式即社会自治。民主是一个增长的过程，现在增长的程度大家还不满意，不同意说中国已经是一个很完善的民主国家，但是民主成分的增长和集权成分的减少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国的治理结构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民主集中制。

六 在比较中“发现”中国

比较研究首先是可比性问题，这里既有国家规模的比较，也有国家建设的历史阶段的比较。全世界人口过亿的国家只有12个，其中实现工业化的有俄罗斯、美国和日本，它们的历史大家都知道，其中掠夺他国对其发展很重要，比如《马关条约》使日本掠夺了中国2.3亿两白银，比其两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还多，日本从此成为强国。其余9个人口过亿的国家是亚洲的中国、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非洲的尼日利亚，拉丁美洲的巴西和墨西哥。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了什么？是1∶8，即只有1个民主集中制国家即中国，其余8个国家全是实行西式民主。这8个国家的治理水平如何呢？它们能和中国相提并论吗？好坏一目了然。

大家都在关注有尊严的生活，我们用一个法治的指标来检验。根据世界正义工程的报告，每10万人中的杀人犯，尼日利亚、巴西和墨西哥是23～25个，俄罗斯是9个，印度是3个，中国是1个。要知道，这些国家都有所谓的宪法法院，但其作用到底是什么？很多国家的宪法法院就是政治工具，甚至是政治动荡的根源，比如泰国和巴基斯坦的宪法法院。

我想提出一个大家都在谈的问题：什么是政治？一家三代人，年轻人毫无疑问要求言论自由，这是公民权利中的政治权利；父母都50岁左右，现在全国有800万人要下岗，对他们来说在岗位上是工作机会，这是公民权利中的经济权利；爷爷奶奶七八十岁，要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这是公民权利中的社会权利。没有民生保障的自由是毫无意义的，所以，这就叫政治和尊严。

七 “虚假的知识与错误的真理”

我最近经常听到有人在谈“常识”，我也说说常识。我对于涂尔干所说的感同身受：知识界严重地被虚假的知识和错误的真理侵扰。这在中国尤其严重。由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滞后性，很多人把碎片化知识乃至虚假的知识当做信仰，并把碎片化知识道德化，以为自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根据我对民主理论的研究，流行的“公民社会是民主的基础”的观点就是一种虚假知识，固然有托克维尔笔下的好公民社会，有普特南笔下的好公民社会（北部意大利）与坏公民社会（南部意大利），不过现实中有的公民组织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上台之后则大搞专制，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都是产生于发达的公民组织基础之上。所以，谈公民社会这样的“常识”，需要建立在比较政治研究的基础知识上。还有，“选举授权才有合法性”，这完全是一种“革命理论”，很多转型国家经过党争产生的政府连治理的功能都没有，别说合法性，连道德性都没有，因为治理是政府的职业道德，不能治理的政府是无道德的。类似的虚假知识还有很多，需要在研究的基础上发现“新常识”，而不能把虚假的知识当作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