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 选题依据及背景

课题围绕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目标，面向国家急需和区域发展，立足甘宁地区回族社区传统文化传承，依据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战略需求、中华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服务内陆地区社会发展的需要、挽救中国自然村的客观需求，以城市化建设为背景。

（一）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战略需求

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范围包括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以及行为规范。《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肯定中华文化的巨大作用：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民族共同创造并传承了博大精深、缤纷多彩的中华文化，不仅为中华民族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我国甘宁地区是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内陆地区，以黄河和黄土高原为依托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区域文化，散发着浓郁的民族气息。宁夏和甘肃两省分别居住着全国10%以上的回族人口。回族社区多位于地理位置较偏僻的山区，在长期与自然生态环境相适应的过程中，回族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回族文化融合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不但塑造了回回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气质，而且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十七届六中全会向全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提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在当前的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全面研究回族文化，不仅有利于回族人民实现文化自觉，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而且有助于建设中华各民族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的和谐文化。”

（二）中华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中国的56个民族构成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各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实现中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保护好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化。西部大开发自2000年开始实施，至今已有16年。十几年间，西部大开发政策为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文化同化的步伐不断加快。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突出表现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衰落。失去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无异于损害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保护和建设民族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保存中华文明的结晶。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要充分认识和了解少数民族的文化对推动中华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理解和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关注他们的生活需要、价值判断和审美需求，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积极保持好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三）服务内陆地区社会发展的需要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其成就举世瞩目。尤其在2008年爆发的空前激荡的世界金融危机之中，中国仍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这种强烈反差无疑对各国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更是深深吸引着与我国长期保持友好关系的阿拉伯国家。由此而出现了近现代以来国际领域中的一种新现象和新变化——“向东看”。“向东看”在内涵上乃是关注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发展模式，重新认识东方智慧，进而深化与中国等东方国家的交往。

阿拉伯国家正在开始的“向东看”是近现代以来发生的极其重要的战略选择，为内陆开放型经济区建设提供了历史性机遇。“9·11”事件之后，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加快对中东地区的政治整合与“民主改造”的步伐，实施“大中东计划”，其矛头直指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引起了沙特等国的猜忌和不满。近年来，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向全球蔓延，造成了世界经济的空前大衰退。西方各国深陷此次危机之中，经济上依赖于西方的阿拉伯各国也随之蒙受了重大损失。这种情况促使许多阿拉伯国家一方面减少对西方国家的依赖程度，另一方面则开始重新审视西方的发展道路，认真反思阿拉伯世界与西方大国之间的关系。

2012年9月12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在“2012宁洽会暨第三届中阿经贸论坛”开幕式上宣布，同意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设立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是我国内陆地区首个也是唯一一个覆盖整个省级区域的试验区，旨在将宁夏打造成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推动深化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经贸交流、投资合作和友好往来。面对阿拉伯国家正在开始的“向东看”的契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设立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伟大机遇，中国要利用回族与阿拉伯民族文化上同源性的优势，以举办“中阿经贸论坛”为契机，全面普查回族文化，扩大与阿拉伯国家文化交流合作的范围，这不但是宁夏发展社会经济的现实需要，也是回族文化产业发展的长远趋势。

（四）挽救中国自然村的客观需求

2012年10月18日《南方周末》刊载了童丽丽和贺风玲撰写的一篇题目为《两个人的村庄》的文章，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评论：

“中国城市化是世界城市化史上规模最大、背景最为复杂、受益人口最多、问题也最为突出的城市化。”有学者曾这样描述中国的城市化，尽管存在问题与矛盾，城市化在中国已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12年中国社会形式分析与预测》显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人口超过乡村人口，城市化水平超过50%。冯骥才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中表示：在2000年时，我国拥有360万个自然村，但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变成了270万。也就是说，10年间就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中国指数研究院今日发布的关于城市化进程的专题报告，认为到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70%。这一系列数字表明中国从一个具有数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大国，进入到了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认为：“这种变化不是简单的一个城镇人口百分比的变化，意味着人们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以及价值观念都会随之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

正如作者所述，以城市生产和生活方式为主导的现代发展模式将逐渐取代宁静、缓进的乡村传统，继续推动国家和时代的进步。在这场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布局重组中，作为新城市人输出的起点，当今乡村社会从外观到内里都处于巨大的嬗变之中。一部分村落在这种变化中获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而另一部分则远远落在城市化步伐的后面，面临生存的危机。那些正在消失的边远自然村保留着相对完整的中国传统文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传统文化一旦消失将无法复制。通过传承中国自然村的传统文化有助于挽救即将消失的自然村。

“城市化”是中国自然村变迁的大背景。在城市化过程中，回族社区的数量也在逐年减少，回族社区传统文化逐渐损失。城市化赋予回族社区本土文化“现代性”的意义并建立了“现代性”与“传统性”互相对立的内在联系。这一“现代性”自产生伊始就以压倒众多本土意义的“气势”享有霸权地位，一部分多元的社区本土文化被边缘、失声甚至消亡。在这一背景下，学界急需探讨城市化（现代性）背景下回族社区本土文化损失与传承的重要问题。

二 回族社区传统文化的研究状况

回族是我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少数民族之一，回族把以清真寺为中心的聚居区称为“寺坊”，阿拉伯语将其音译为“哲玛尔提”，意为“聚集、集体、团结共同体”等。学术界也将“寺坊”称为“回族社区”。《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对这一社区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社区是中国伊斯兰教的传统组织形式之一。它以清真寺为中心、包括周围穆斯林居民的一种宗教和社会的群体单位，亦称“教坊”。依据伊斯兰百科全书，课题组把以清真寺为中心的聚居区称为回族社区。学术界多以我国西北地区的宁夏和甘肃两省区的回族社区为研究重点。

从国内回族社区文化研究文献的分布情况来看，20世纪90年代末，由于大量西方相关理论的引入，国内社区文化研究开始蓬勃发展，成果颇丰。与国内大多以年代为界限对文献进行历时研究的方法不同，课题组试图以国内回族社区文化研究的西方学派理论渊源为出发点，对国内回族社区文化研究文献进行综述，探讨当下回族社区文化研究的出路。国内回族社区文化研究的理论渊源大致来自三个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功能主义学派和建构主义学派。

（一）结构主义学派

结构主义理论（structuralism）是认知心理学派中的一个分支，理论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初。20世纪初，西方一部分学者对现代文化分工太细，只求局部、不讲整体的“原子论”倾向感到极为不满，渴望恢复自文艺复兴以来被中断了的注重综合研究的人文科学传统。他们纷纷阐发了“体系论”和“结构论”的思想，强调从大的系统方面研究结构性和规律性。1922年，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世界是由许多“状态”构成的总体，每一个“状态”是一条众多事物组成的锁链，它们处于确定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就是这个“状态”的结构，也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随着西方结构主义思潮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90年代，国内民族学大胆地引入结构主义。学者们模仿国外结构主义理论，把村落单位假设成为一个复杂的统一整体，认为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性质都不可能孤立地被理解，而只能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关系网络中去理解。下面以典型篇目为例证，说明国内结构主义社区文化研究的具体情况。结构主义社区文化研究通常把社区村落分为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婚姻、教育、体育、艺术等几个有机组成部分。研究内容也紧紧围绕这几个结构元素展开：

1．回坊的结构及形成原因

马强、马泽梅在《从“七寺十三坊”到回坊十二寺——西安回族寺坊结构变化研究之一》一文中，梳理回坊内寺坊结构的变迁，回顾回坊结构由“七寺十三坊”演变为十二寺坊的过程，分析变迁的原因及未来走向；黄晓军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社会空间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以西安市“回坊”为例》一文中，以西安市回坊为例，探讨这一聚居区形成、发展以及转型的过程和阶段特征，分析影响西安市回坊发展变化的主要因素；周传斌、马雪峰在《都市回族社会结构的范式问题探讨——以北京回族社区的结构变迁为例》一文中分析传统都市回族社区社会结构的存在、延续以及这种社会结构所发生的变迁；刘莉在《论古代回坊形成的原因》中分析古代回坊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回坊形成的原因；此外，刘莉在《古代回坊的形成与发展》中，还对比了蕃坊与教坊的区别。

2．社区社会与经济

王帆在论文《社会网视角下的西北清真寺经济》中，以西北地区（主要是宁夏地区）清真寺经济与穆斯林社区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解析不同组织制度下甘宁清真寺经济的结构。马志博在硕士论文《临夏市经济发展与八坊回族社区》中，介绍临夏市及八坊概况，陈述临夏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并以服饰为例，探讨回族传统文化受到经济发展的冲击，重点分析经济发展对临夏八坊回族传统居住格局产生的影响。最后，阐释经济发展对八坊传统回族社区的影响。马志丽、丁耀全在《中国伊斯兰教清真寺经济模式及其结构功能探析》中陈述中国伊斯兰教清真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凝练出四种经济模式：清真寺经济；拱北、麻扎经济；门宦、道堂经济；宗教公社经济。他们认为，清真寺经济各自相对独立，寺与寺之间，社区与社区之间没有任何管辖、隶属关系，这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清真寺经济的聚集。清真寺经济资源基本在社区范围内整合，或在社区的延伸范围内，而门宦、道堂经济对于社会经济资源的整合则超越了社区的局限，拥有更宽广的社会资源网络。

3．社区文化、教育

马雯在论文《西安回坊民族小学教育现状研究》中主要对西安莲湖区回坊现存的民族小学的发展沿革及现状进行梳理和介绍；陈珊在论文《西安穆斯林聚居区居住文化与生活环境保护研究》中，以西安穆斯林聚居区的传统居住生活方式与居住环境的保护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整个聚居区的历史与文化环境、延续历史文化的空间意向与生活特征；花倩从西安旧城区回坊空间的历史沿革和构成、回坊空间的结构和特征、社区发展的动力机制几个方面展开论述，提出保护与更新的措施；刘静在论文《城市回族社区更新改造中公共空间的建构研究》中，研究分析了回族社区的历史沿革、回族穆斯林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和生活习俗及其对回族聚居区公共空间类型与空间形态的影响；蒋佳宁在论文《对牛街回族社区的人类学回访》中以北京牛街回族社区为研究对象，从饮食禁忌与都市回族认同、都市回族文化中心、民族节日、婚姻与家庭、民族教育与都市适应等方面进行分析与研究；卢璟以西安回坊的饮食文化为研究对象，在《试论西安回坊饮食文化的区域影响与社会认同》一文中表明西安回坊饮食文化的区域影响力遍及坊内区域和坊外区域，而在社会认同方面，回坊的饮食文化存在特色危机及文化危机；李健彪在《民族历史街区保护的意义和价值——以西安“回坊”改造为例》中分析回坊的形成和特色，探讨回族历史街区保护和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关系；王超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与城市现代化协调发展问题研究——从西安“回坊”谈起》中以西安市回族聚居区（回坊）为例，探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发展的矛盾。

4．婚姻、宗教

马月鑫在《西安市回坊回族通婚圈研究》一文中，介绍回坊概况及回族传统文化与婚姻准则、回坊回族通婚圈的类型与特点及通婚圈的影响；张超在《“历史记忆”与“族群边界”视野下的宗教与民族认同》一文中探讨了西安回坊回族宗教与民族认同的关系；李景梅在《西安回族的民族认同研究》一文中选取西安市北院门辖区的老西安回族为研究对象，探讨西安回族的民族认同情况，分析影响因素，认识西安回族民族认同的层次；姚魏阳在文章《渭南回族研究》中分析渭南回族的概况、历史，介绍回族的经济、宗教文化、风俗习惯、教坊组织、宗教生活、经堂教育、清真寺概况等；马文帝在《苏菲派回坊空间浅析》中分析了苏菲派回坊形成的原因，认为伊斯兰文化的非主流地位和中国化伊斯兰教派的产生和发展是外因，苏菲派的诞生作为伊斯兰教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神秘主义运动是内因。

根据研究需要，以上学者在运用结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还运用了其他理论。例如：白凯运用情境认知理论和跨文化交际理论；周传斌、马雪峰运用社会、社区理论及社会结构与社会设置理论；马月鑫运用通婚圈、族际通婚的概念；陈珊运用“文化生态”、“人文保护”、“系统观”、“有机更新”等理论；花倩运用中心地理论、土地价值理论等理论；张超对民族、族群进行界定，引进“认同”理论、“边界”理论；刘静引入社区理论、回族社区理论、公共空间、公共系统理论；蒋佳宁运用族群理论、原生论、场景论、边界理论；王帆运用经济社会学理论、社会网理论等；李景梅运用“文化说”、“原生论”、“边界论”、“工具论”、“民族—国家及其意识形态构建说”等多种理论研究西安回族的民族认同。结构主义社区文化研究通常采用以定量为主，定性为辅的研究方法。

（二）功能主义学派

结构主义学者认为社区社会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的不同部分所组成的系统，而且任何部分不能独立于整体而存在。任何部分所发生的变化将会引起一定程度的不平衡，进而带来其他部分也发生相应的变化，最终导致整个系统发生相应重组。20世纪90年代，国外功能主义逐渐进入中国。国内学者逐渐把功能主义和回族社区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主要对回族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清真寺”的功能进行研究。除了“清真寺”的功能，“坊”的功能、社区“权力结构”的功能等也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下面以典型篇目为例，说明功能主义回族社区文化研究的现状。基于功能主义的回族社区文化研究，从内容上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清真寺”的功能

王丽霞在《社会转型时期清真寺的社会功能与乡村治理》一文中对乡村清真寺的社会功能进行细述，认为清真寺是社区宗教生活的一个中心，在社区教育、社区经济发展、民族团结与族群认同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阿孜古丽·吾甫尔在《试论维吾尔清真寺的功能及其历史变迁》一文中分析了清真寺的一般功能和维吾尔清真寺的主要类型和功能差异，认为维吾尔清真寺具有穆斯林伦理道德规范、政治引导、经济发展、对外宣传等多项功能。马丽蓉在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清真寺功能评估》中论述了清真寺的三个功能，即清真寺成为传授阿拉伯语语言、文化的重要场所，也成为宣传与研究文化的重要阵地，具有教育和科研功能；清真寺在特定背景下成为国家重要的政治活动平台，具有某些外交功能；清真寺分担慈善、司法、经济和社区服务等社会功能，也成为穆斯林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具有社会服务及其治理功能。马妍、马强、穆白也分别对清真寺的功能进行了详述。

2．“寺管会”的功能

马小华在《转型期回族寺坊组织运行过程的社会学研究——以西村寺管会实地研究为例》硕士论文中说明西村寺管会在村庄中的作用和地位，论述影响寺管会选举的主要因素，以及寺管会成立后成员关系与权威网络的构造，探讨寺坊社区社会结构对寺管会选举成立的影响。杨文笔在《乡村回族“哲玛提”时空变迁研究——以宁南山区H村“分坊建寺”为例》论文中对H村寺管会的时空变迁做了阐述。

3．社区“权力结构”的功能

马宗保和金英花在合作论文《乡村回族社区的权力结构及其功能——以宁夏南部的单家集村为例》中细述宁夏南部山区单家集村的权力结构及其功能。单家集村权力类型及结构主要有：村干部、乡老集团、阿訇阶层；作者发现村干部的主要功能是：导向、决策、组织；乡老集团的主要功能是：调节、动员、维护；阿訇阶层的主要功能是：服务、教化。

4．“坊”的功能

马宗保在《试论回族社会的“坊”》一文中对“坊”的功能进行研究，认为“坊”包括文化整合、文化传承、群体保护、社会控制四个功能。

国内学者在运用功能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还运用其他理论对回族社区文化进行了研究。例如：马小华在《当前清真寺与回族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实地研究——以G县为例》中运用了环境理论、公共空间理论、社会转型理论等对G县清真寺与回族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做了探析性研究。田晓娟在《近代宁夏南部山区回族社会状况研究》中运用历史学理论、宏微观理论探讨近代宁夏南部山区回族社会的近代化进程。魏寒梅在《论中国清真寺功能的传承与演变》中将社会主义理论与史论理论相结合，总结清真寺功能演变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经验，分析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探索解决的方法和途径，并做出相应的展望。马宗保、金英花在《乡村回族社区的权力结构及其功能——以宁夏南部的单家集村为例》一文中运用政治社会学理论清晰地呈现单家集村权力的结构和功能。马宗保还在《试论回族社会的“坊”》中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对回族社会中的“坊”的功能做了细述。马丽蓉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清真寺功能评估》中运用伊斯兰文明理论对清真寺功能做了研究。王丽霞在《社会转型时期清真寺的社会功能与乡村治理——基于甘青保安撒拉族农村穆斯林的实证研究》中运用社会转型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对清真寺的社会功能和村级组织的功能进行研究，并就清真寺与其他村级组织社会功能的异同进行了分析。阿孜古丽·吾甫尔在《试论维吾尔清真寺的功能及其历史变迁》中运用和谐社会构建理论和功能主义理论陈述清真寺的功能及包括的内容。罗惠翾在《宗教的社会功能——几个穆斯林社区的对比调查与研究》论文中运用社会秩序理论分析宗教的各种功能。马妍在论文《从清真寺在回族社区的功能管窥回族的民族意识》中运用功能理论对清真寺的功能做出阐述，并且就清真寺的功能对回族民族意识的影响做了研究。马强《城市清真寺功能的保持与转型》一文在运用功能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社会主义转型理论，对清真寺的功能转型进行了研究。和结构主义回族社区文化研究相似，功能主义回族社区文化研究大多采用定量为主，定性为辅的研究方法。

国内回族学学者在回族社区文化研究中，除了引入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学派理论外，还引入建构主义学派理论。

（三）建构主义学派

相对于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而言，建构主义引入国内时间较晚。关于建构主义文化论的问题，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从语言符号功能的角度，对人类文化本质进行哲学思考。他认为“语言的根本任务是对世界的建构，因此语言形式的独特性也就意味着由它所建构的世界被打上了鲜明的文化烙印”。以卡西尔的语言建构论为基础，重新审视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文化观，可以认为人类赋予人类文化的“结构”和“功能”都由语言建构出来。换句话说，人类看到的世界是用语言符号创造出来的结构世界和功能世界。离开语言，人类社会的功能和结构均不存在。

把建构主义引入文化学研究，是国内民族学界的一次重大调整。从方法论的区别来看，建构主义文化学注重主位研究，关注文化传承者对社区文化的建构，与国内回族学学界普遍接受的客位研究方法形成鲜明对比。具有典型代表的是新民族志实验丛书（9册）中的几部作品，它们分别从建构主义角度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解读。9册新民族志实验丛书（回族篇）在其成书前的调查研究中，聘请若干名“村民日志”记录员，对本村每天发生的事情进行观察与记录，让研究对象即文化持有者成为民族志的作者，从“本文化”内部视角对自己民族和村寨的社会文化进行叙述与评论，使记录者从中国少数民族农村的社会文化实际出发对民族村寨传统文化的场景进行真实的记录。肖芒在《宣礼声中求索：通海县纳古镇纳家营村回族村民日记》一书中，介绍了云南通海县纳古镇营村回族村民的社会文化，记录了当地的历史、自然、人口、经济、社会结构、政治、文化礼仪、体育活动、教育、医疗卫生、科技、伊斯兰教等方面的情况，通过插入非精英阶层的日记向人们展示该地区真实淳朴的文化。桂榕的论文《回族婚俗变迁的人类学研究——以云南纳古为个案》，以云南纳古这一著名回族社区为个案，通过大量口述史访谈和文物史籍调查，试图回答在纳古历史变迁中，宗教信仰与地方历史文化传统、人际关系如何共同编织回族婚俗文化之网的问题。马波在硕士论文《西南地区伊斯兰教的本土化现象研究——以云南纳古为例》中选取云南滇中的纳古地区为调查地点，对当地回族伊斯兰的本土化现象进行研究。运用实地调查、深度访谈、口述史等方法，深入分析纳古的自然环境、人口、经济以及回族的历史渊源、回族与周围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等，发现纳古伊斯兰教的本土化现象主要体现在节日、丧葬、语言文字、民居、宗教场所、宗教派别等几个方面。此外，笔者的专著《纳家户多元叙事的意义》以旅游开发为背景，以“纳家户村落”为案例，综合运用口述史、记忆研究、民族志等研究方法，探究当地人对“纳家户村落”这一文本的意义建构，目的是丰富人们对“纳家户村落”的理解。

国内建构主义回族社区文化研究还采用建构主义理论与其他理论相结合的方法。例如：桂榕在《回族婚俗变迁的人类学研究——以云南纳古为个案》中运用了人类学理论，对纳古镇回族历史、人际关系以及婚俗文化进行探析。马波在《西南地区伊斯兰教的本土化现象研究——以云南纳古为例》运用了民族学、人类学等理论对云南纳古地区伊斯兰教本土化现象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笔者的专著《纳家户多元叙事的意义》在运用语言建构论的基础上，引入批判话语分析理论、谱系学理论，辩证地分析了“塞上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意义霸权。

以上分别从结构主义学派、功能主义学派和建构主义学派出发对国内回族社区文化研究进行了评述。国内回族社区文化研究基本建立在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理论之上，注重客位研究。结构主义学术精英运用自身的学术专长，系统阐释回族社区的结构。功能主义学术精英从不同角度阐释“清真寺”、“坊”以及社区权力结构的功能。相对于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回族社区文化研究，建构主义回族社区文化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理论、内容、方法相对单一，需要进一步加强。由于本课题研究以城市化为背景，下面将对城市化进程中回族社区文化研究进行综述。

三 城市化背景下回族社区传统文化的研究状况

近年来，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我国甘宁地区的回族社区经历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传统文化的变迁。在变迁的过程中，一部分回族社区传统文化的损失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海外学者当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人类学家吉利特（Maris Boyd Gillette）。吉利特从“现代化与消费”视角，对西安市穆斯林各种消费符号进行解读，揭示了在经济全球化和以汉文化为主导的强势社会语境下，回族传统与现代化追求在当地的特殊内涵。国内学者普遍从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角度对回族社区传统文化的损失进行研究。

（一）结构主义角度

以城市化建设为背景，国内一部分学者从结构主义角度对回族社区文化的变迁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研究成果丰硕。例如：束锡红、刘光宁的《西北回族社区现代化实践的新探索》一书选取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西道堂、黎套村、纳家户、临夏、西安莲湖五个甘宁回族社区为个案，分别从社区的人口变迁、空间关系变迁、经济结构变迁、文化变迁等方面进行研究，从而为回族社区及回族社会在现代化浪潮中适应与发展提供理论思考与实践范式。高永久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及社区研究》一书中，通过对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区的城市化建设的个案研究来进行民族地区的城市化研究，关注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社区建设问题。王平《临夏八坊：一个传统与现代回族社区的建构》梳理八坊回族社区从传统教坊社区与现代居民社区的变迁历程，分析八坊回族社区民族认同的特点以及在民族认同基础上的二元一体社会结构、社区教育、经济、文化的变迁、适应和发展状况，阐述八坊回族传统教坊社区与现代居民社区之间的有效互动与整合。研究探寻增进传统与现代间的理解，促进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和国家稳定富强的民族社区发展之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的价值。王惠在硕士论文《回族特色村寨的保护与建设研究——以宁夏永宁县纳家户回族村落为调查点》中，以宁夏永宁县纳家户回族村落的保护与建设为例，介绍纳家户回族特色村寨的基本情况，发掘其中存在的问题。例如：中华回族第一街的建设规划的不合理之处；中华回乡文化园、回族第一街和风情街的建立使纳家户人原有的生活方式、回族传统文化在与新文化的碰撞中逐渐弱化等。温静文在硕士论文《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散居回民传统文化认同研究》中，以回民传统文化认同为中心，通过对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家庭亲族关系以及对社区现代化的认同四个维度来描述南京桃园居回民对传统文化的认同现状，发现历经城市拆迁改造之后的桃园居社区回民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在整体上呈现弱化趋势，面临着被同化的威胁。文化认同的弱化趋于明显，多数回民的传统文化认同正在遗失。杨文笔在博士论文《裂变与调适中的传统》中，分析乡村回族宗教社区的变迁，追溯分坊建寺的历史，探究城市化对乡村回族社区文化变迁的影响。邵啸鹏在博士论文《西北城市少数民族社区文化变迁研究》中以兰州的回族社区为例，发现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西北城市少数民族社区宗教意识淡化，主麻日到清真寺礼拜的人越来越少，更多的穆斯林从事经商活动，族内婚和教内婚开始占据主要地位，族际婚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基于结构主义角度的回族社区文化研究不但内容丰富，而且方法多样。众学者们采用历史文献梳理、文化比较、田野调查等方法，分析回族社区不同构成要素在城市化进程中发生的变迁，探究变迁背后的原因，为回族社区的城市化建设献言建策。除了结构主义视角，回族社区内部要素的功能变迁也是国内回族学学者探讨回族社区城市化问题的焦点。

（二）功能主义角度

以功能主义为基础，研究城市化进程中回族社区内部要素功能变迁的学者较多。张建芳、王丽宏在《城市化进程中回族伊斯兰文化的调适和发展——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为例》一文中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为例，探讨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坊组织在社区发挥的功能。研究发现教坊组织能够直接实施对整个穆斯林聚居村落的整合和控制。进入城市化建设后，回族传统的聚居模式被打破，教坊组织对社区内居民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在逐步降低，教坊组织的功能逐渐减弱。除了张建芳，2012年7月31日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的教授马强在《中国民族报》上发表了题目为《城市清真寺功能的保持与转型》的文章。在另一篇文章中，马强教授指出清真寺是穆斯林的社区中心，是履行仪式、开展教育、传承文化、继承传统、聚众议事、解决纠纷、扶危济困、交流互助的阵地，扮演着世俗和宗教两方面的功能，在穆斯林社区中居于无可替代的位置。然而，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清真寺的传统功能逐渐减弱。张鸿雁、白友涛在《大城市回族社区的社会文化功能——南京市七家湾回族社区研究》一文中表明中国正处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加速期，城市中的回族社区也处于快速变迁之中，全面认识大城市回族社区的文化功能，对于大城市现代社区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现实意义。作者以南京市七家湾回族社区为例，分析大城市回族社区在提供清真饮食文化、创造心理归宿空间、构成城市多元文化、支撑中国穆斯林实现城市化、现代化、与世界沟通等方面的重要功能，论述城市化建设对大城市回族社区传统功能的影响。杨文炯在《都市村庄的文化变迁——以西安、兰州、西宁、银川市的回族社区为个案》一文中以西安、兰州、西宁、银川市回族社区为案例，研究社区文化的变迁，认为回族社区地缘结构的解体对城市回族文化的传承产生重大影响，回族社区作为回族文化传承载体的社会功能有所减弱。马占彪的《论城市化进程中回族社区内清真寺社会功能——以西宁市城东区为例》一文以西宁市城东区为例，论述城市化进程对清真寺及清真寺功能的影响，认为城市化促进回族社区内清真寺功能的社会化。陈秀瑞在《西安回族社区的结构及其功能分析研究》一文中，描述西安回族社区的形成过程及主要特点，分析西安回族社区在经济、生态、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刘光宁在《西北乡村回族社区功能演变与伊斯兰教》一文分析“现代性”与回族社区变迁之间的关系，提出西北乡村传统回族社区中蕴藏的现代性导致回族社区的结构分化和社区功能演变。李吉和的《现代城市民族社区功能探析——以武汉市回族社区为例》一文以武汉市回族社区为例，梳理武汉现代城市回族社区的形成过程，探讨武汉现代城市回族社区的经济功能、文化功能、教育功能、民族文化旅游功能、民族社区的政治功能等。罗惠翾在《现代社会中清真寺功能的人类学解读》中陈述清真寺的由来、沿革以及管理制度，着重强调现代社会的清真寺在巩固宗教信仰、协调关系、群组认同、政治引导、对外交流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国内学者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研究城市化进程中回族社区文化的变迁，补充了结构主义视角下回族社区文化研究的内容。两类研究的共同之处是成果均从不同侧面探讨了城市化进程中甘宁地区回族社区传统文化变迁的问题，强调深厚的回族传统文化是回族文化安身立命的重要根基，呼吁学者怀着对民族、对历史、对后人高度负责的精神，把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研究普遍采用定量为主，定性为辅的研究方法，对搜集到的数据进行量化处理、检验和分析，从而获得有意义的结论。然而，国内针对一些不能建立数学模型或者不能进行量化分析的社区传统文化现象的系统研究尚有不足，对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的个别性、特殊性研究相对薄弱。为了在定性研究领域做出贡献，笔者尝试运用建构主义理论研究城市化进程中回族社区文化变迁问题。专著《纳家户多元叙事的意义》以“纳家户村落”为案例，聚焦“纳家户村落”语言学上的意义，包括政府、开发商、投资商、学者、当地村委会、村民等不同阶层的人对“纳家户村落”的意义建构。这些个体的、多元的、异质的、矛盾的、相似的、重复的、响亮的、低沉的声音在纳家户回族社区形成对话，从而引发听者对纳家户回族社区的城市化建设进行反思。

此外，以城市化为背景进行回族社区传统文化研究的成果中，受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的限制，还未看到较为系统地对极具学术价值和应用前景的回族社区传统文化的传承机制进行深入研究的作品。前期研究的不足及社会各界的重视不够导致相当数量的宝贵的回族社区传统文化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的传承和开发。国外学者比拉·艾哈迈德（Bilal Ahmad）对穆斯林社区传统文化传承问题的研究颇有建树。通过引入前沿的文化传承理念，运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挖掘并阐释穆斯林社区传统文化的思想价值，保护穆斯林文化基本元素，探索运用优秀穆斯林传统文化增强穆斯林民族凝聚力的各种途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城市化进程中穆斯林社区传统文化传承的难题。

综上所述，注重对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的个别性、特殊性研究，加强城市化进程中回族社区传统文化传承机制问题的研究，已成为当下回族社区文化研究的重中之重。课题组研究甘宁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回族社区传统文化的损失及传承机制问题，目的是希望此研究能够在回族社区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方面做出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四 选题意义

甘宁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回族社区传统文化的损失及传承机制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1．理论意义

其一，界定“回族社区传统文化”的学术概念。回族学界普遍运用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界定“回族社区文化”的概念。为了丰富回族文化学研究的视角，笔者以建构主义理论为支撑，重新界定“回族社区传统文化”的概念，提出“在回族社区生活的人们所使用的各种词语、符号、图案等以及它们对于当地人的意义构成回族社区传统文化的全部”。回族社区传统文化来源于回族社区传统文化传承主体的生活实践。

其二，运用后现代知识、权力观，形成“甘宁地区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现代性话语导致回族社区传统文化损失”的理论。回族学界在分析回族社区文化变迁的因素时，大多从回族群众的人生观、价值观，文化教育程度，个人对《古兰经》的理解等内因以及回族群众家庭教育、外部多元社会文化的渗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程度，自然条件，政治环境等外因两个方面进行探讨。课题以后现代知识、权力观为理论基础，论证“甘宁地区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现代性话语导致回族社区传统文化损失”的理论，极大了丰富了甘宁地区回族社区文化研究的理论。

其三，针对城市化与回族社区传统文化保护的矛盾，借用美国社会人类学家马康纳“前台、后台”理论，提出城市化背景下回族社区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前台、帷幕、后台”模式。通过这一新模式合理地解决城市化与回族社区传统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冲突，为回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提供理论和实践的依据。

2．现实意义

其一，为解决西部大开发进程中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相关的问题提供决策参考。回族社区传统文化的损失与传承创新机制研究是关系到回族社会传统文化繁荣与发展的重要研究课题。本课题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西部特别是甘宁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文化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有助于提升回族地区文化软实力。同时，对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其二，积极推动区域性民族学学科建设与发展。课题联合民族学界的同仁，把民族问题研究与民族地区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结合起来，重点研究甘宁回族社会发展中传统文化传承所急需解决的问题，促成甘宁民族研究的区域研究方式转型，继承甘宁民族学界跨省合作交流的学术互助传统，积极推动甘宁地区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

五 研究对象、问题及方法

按省区市计算人口分布，各民族中回族是我国分布最广的民族之一。回族人口数量在56个民族中，仅次于汉族和高山族，位居第三。但在各个省区中，占全国回族总人口在10%以上的只有宁夏、甘肃两省区。因此，宁夏和甘肃两省的回族社区被选为调研对象。回族社区是我国回族社会一种特殊的传统社会聚落组织形式，或者说是回族社会的社区形态。社区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文化。被课题组选中的回族社区具有两个特点：1．回族人口占当地总人口94%以上；2．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回族社区传统文化变迁的轨迹较明显。下面分别对选中的回族社区进行简要介绍。

（一）宁夏银川市回族社区

银川市下辖三区、两县、一市，分别为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永宁县、贺兰县、灵武市。银川市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人口约160万，其中回族约41万人。全市有266个回族行政村，主要分布在永宁县、贺兰县、灵武市。其中，回族人口占全村人口30%以上的有118个，回族人口超过全村人口90%的有71个。银川市有500座不同形式和规模的清真寺，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银川南关清真大寺、永宁纳家户清真寺等。近年来，银川市下辖的贺兰县、永宁县、灵武市的回族社区的城市化建设初具规模。

1．贺兰县

贺兰县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下辖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全县土地面积1599平方公里，辖4镇1乡2个农牧场1个街道办事处。拥有耕地58万亩，98%为黄河自流灌溉，截至2013年底，贺兰县总人口（常住人口）达到235578人，其中城镇人口102773人，乡村人口132805人，城镇化率43.63%。有汉、回、满等15个民族，其中回族人口占24.9%。贺兰县辖4个镇：习岗镇、金贵镇、立岗镇、洪广镇；1个乡：常信乡。此外还有2个农牧场1个街道办事处：南梁台子农牧场管委会、京星农牧场、习岗街道办事处。隶属贺兰县的回民村分别为金贵镇的通昌村，立岗镇的兰光村、兰星村、清水村、先进村、永华村，南梁台子的铁东村和铁西村。下面分别对贺兰县回民村做简要介绍：

通昌村

通昌村位于黄河西岸，南靠兴庆区，西靠生态轻纺城，北靠贺兰县北环高速，属贺兰县金贵镇，是一个回民聚集的行政村。现有住户1173户，3798人，下辖十五个村民小组。其中，回族人口比例为99.74%。通昌村有党员147名，下设村民监督委员会，由本村党员、群众、宗教人士担任。

立岗镇回民村

立岗镇的回民社区村落分别是兰光村、兰星村、清水村、先进村、永华村。

（1）兰光村简介

兰光村距离立岗镇4公里，全村共有耕地7860亩，辖7个村民小组，547户，总人口2326人，是一个回民村。村党支部下辖6个党小组，共有党员96名，是贺兰县确定产成一体化建设示点村。

（2）兰星村简介

兰星村位于立岗镇中心位置，占地面积8000多亩，全村耕地面积5678亩，人均耕地3.2亩，村党支部有党员51名。全村辖9个村民小组，有610户，共2460人，回民人口比例为100%。

（3）清水村简介

清水村位于立岗镇最北边，东接立岗镇民乐村，西至四排水沟，南邻先进村，北与平罗县姚伏镇接壤。全村辖10个村民小组，耕地面积3060亩，人均耕地2.6亩，410户。现有1193人，党员47名，回民人口比例为100%。全村以种植业和劳务输出为主导产业。

（4）先进村简介

先进村位于立岗镇北端，与平罗县姚伏镇小店子村相邻，全村辖15个村民小组，679户，2975人。回民人口占100%，耕地总面积为6895亩。

（5）永华村简介

永华村位于立岗镇东部，全村占地面积6800亩，耕地面积4600亩，人均耕地3.65亩，以水稻种植为主导产业。现有372户，1266人，回民人口比例为100%。其中，劳动力886人，党员55名。

南梁台子

南梁台子是银川市七个移民吊庄之一，位于贺兰县城西北，东距县城19公里，南距银川火车站20公里，包兰铁路南北贯穿而过，土地沙化严重、生存条件较差。土地面积2.9万亩，可利用面积2.2万亩，耕地1.62万亩。辖两个行政村16个村民小组，1836户，8082人，回民人口比例为100%。南梁台子现有清真寺15座。格底目清真寺1座，信教群众240人。嘎德忍耶清真寺2座，信教群众650人。虎夫耶清真寺8座，信教群众4627人。伊赫瓦尼清真寺2座，信教群众1075人。哲赫忍耶清真寺2座，信教群众1400人。其中，信教群众500人以上的清真寺有8座。

（1）南梁台子铁东村

南梁台子铁东村是回族移民聚集区。位于贺兰县城西，距县城19公里，包兰铁路以东，境内交通便利，全村占地面积17361亩，总耕地面积9880亩，人均耕地2.18亩。辖10个村民小组，982户，5065人，回族人口比例100%，现有党员105名。

（2）南梁台子铁西村

南梁台子铁西村是一个移民吊庄村。位于银川市北，距贺兰县19公里，西靠南梁农场，南与西夏区相连，东临铁东村，北与王田村接壤。全村791户，4243人。其中，流动户164户，人口705人，党员73人。全村占地面积11639亩，耕地面积6656亩。以种植、养殖、劳务经济为主导产业。

2．永宁县

永宁县隶属银川市，地处宁夏银川平原引黄灌区中部，东临黄河、西靠贺兰山，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的郊县，位于银川市区以南，政府驻杨和街道。辖5镇，分别是杨和镇、李俊镇、望远镇、望洪镇、闽宁镇。1乡即胜利乡。1个街道即杨和街道。2个国营农场，分别是黄羊滩农场、玉泉营农场。共67个村，17个社区，545个自然村。总面积934平方公里，总人口230957人。境内有汉族、回族、满族等13个民族，其中回族占境内总人口的18%。回族人口占95%以上的回族村落为李俊镇王团村、闽宁镇玉海村、闽宁镇木兰村、杨和镇纳家户村。以下对四个回族社区的情况作进一步介绍。

李俊镇王团村

王团村位于李俊镇以东2公里处，西以汉延渠为界，东接许桥村，北靠友爱村，南邻团结村，许黄公路横穿而过，离镇区集市、李银公路较近，交通便捷，具有一定的开发潜质。王团村下辖6个村民小组，共有农户555户，总人口1962人，回族人口占100%，劳动力1650人，属于典型的纯回民村，具有民族优势。全村总耕地面积2360亩，均为灌溉高产农田。村里人多地少，800人常年外出打工。目前，村中青年受教育程度多数为初中，创业青年60人，学生数（初中、高中、大学）60人。王团村共有党员51，其中高中以上学历5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46人，年龄60岁以上10人，女党员4人，党员中致富带头12人，村“两委”班子成员3人，交叉任职3人。全村共有低保户40人，五保户7人。

闽宁镇玉海村

闽宁镇玉海村于2003年成立，是原玉海经济开发区的东、中、西滩三个行政村合并乡镇时规划到闽宁镇后成立的行政村。玉海村辖16个村民小组，共1242户，6421人。回族人口占99%，占地总面积10000亩，耕地面积约为7800亩。玉海村以农业和养殖业为主，主要从事玉米、小麦等农作物种植，养殖业主要以肉牛散户养殖和养羊为主。

闽宁镇木兰村

闽宁镇木兰村位于镇政府驻地东南，北与福宁村隔路相望，南与武河村相连，东邻包兰铁路，西接瀛海水泥厂。木兰村辖14个村民小组，760户，3800人，回族人口有3515人，占总人口的95%。耕地面积6400亩，人均1.5亩耕地。现有党员34名，村“两委”班子7人，交叉任职2人，村民监督委员会3人。

杨和镇纳家户村

杨和镇纳家户村距永宁县城1公里。全村11个村民小组，1468户，5231人，回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8%，党员109人，是典型的回族群众聚居村，回、汉两个民族和睦相处，共同生活，和谐发展。村里建有区内外享有盛名的纳家户清真大寺和中华回乡文化园，是宣传、推介永宁县的重要窗口。坐落在纳家户街心的纳家户清真大寺始建于明嘉靖三年（1524年），距今已有490多年历史，占地面积2.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900平方米，呈东西长方形，由门楼、礼拜大殿、厢房、水房等四部分组成，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四合院式建筑群。清真大寺礼拜大殿可容纳全村1800名穆斯林群众做礼拜，每天都有几百名穆斯林群众到清真寺做礼拜。开学阿訇通过《古兰经》与党的宗教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相结合的方式，教育广大穆斯林群众遵纪守法、和睦相处。

3．灵武市

灵武市地处宁夏引黄灌区中部经济核心区域，西临黄河，距首府银川市48公里。截至2013年底，灵武市总人口（常住人口）达到31.9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5.8万人，乡村人口16.1万人，城镇化率49.5%。有汉、回、满等15个民族，其中回族人口占51%。灵武市下辖5个镇：东塔镇、郝家桥镇、崇兴镇、马家滩镇、临河镇；2个乡：梧桐树乡、白土岗乡；1个街道办事处：城区街道办事处。回族人口占95%以上的回族村有32个。

东塔镇

（1）宋桥村

宋桥村位于灵武市市郊东南，属二、三产业发展聚集的城郊村，与创业园相邻。全村共10个村民小组，564户，2386人，其中农业人口1140人，非农人口1246人。回族人口比例为95%。村党支部下设7个党小组，有党员72名，其中女性11名。“双带双富”户42名。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7200元，村集体经济累计收入达102万元。2011～2014年，宋桥村先后被灵武市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评为“‘勤廉为民’工程五好村”；被灵武市农村工作领导小组评为“发展村集体经济先进集体”；被宁夏回族自治区评为“全区铁路护路联防工作先进村”；被灵武市东塔镇评为“2011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一等奖”、“无毒村庄”、“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

（2）黎明村

黎明村位于灵武市东南方向，距离市中心4公里处，回民人口占100%。全村共有11个村民小组，863户，3268人。其中，女性占47%。现有耕地面积2065亩，人均耕地面积0.63亩，宅基地面积582亩，村“两委”班子成员5人，党支部下设8个党小组，党员70名，其中女性17名，50岁以下的41名，“双带双富户”48名，占党员总数70%。201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9650元，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畜牧业及二、三产业。近年来，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引向深入，大力开展“文明之家”、“十星级文明户”、“七星级文明户”等评选活动。按照评选标准，2014年评选出260户“五星级文明家庭”, 62户“卫生家庭”，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郝家桥镇

（1）关渠村

关渠村有10个生产队，719户，3360人。回族人口为3203人，占全村总人口95.3%。现有党员72人，耕地面积2835亩，人均年收入为8500元，主要产业有糖业、废旧金属回收。

（2）吴家湖村

吴家湖村有9个生产队，530户，2418人。回族人口比例为100%。现有党员58人，耕地面积3819亩，人均年收入为8300元，主要产业为废旧金属回收、辣椒加工。

（3）沈家湖村

沈家湖村有11个生产队，819户，3241人。回族人口比例为100%。现有党员62人，耕地面积2844亩，人均年收入为8200元，主要收入来源为劳务输出。

（4）大泉村

大泉村共有4个生产队，387户，1662人。回族人口为1650人，占全村总人口99.2%。现有党员48人，耕地面积2766亩，人均年收入为7900元，主要产业为温棚、果园种植。

（5）沙江村

沙江村共有4个生产队，320户，1368人。回族人口比例为100%。现有党员45人，耕地面积2301亩，人均年收入为7900元，产业支柱为奶牛养殖、温棚种植。

（6）十里墩村

十里墩村共有6个生产队，310户，1349人。回族人口比例为100%。现有党员58人，耕地面积2135亩，人均年收入为7800元，主要产业为温棚种植、奶牛养殖。

（7）东滩村

东滩村共有1个生产队，121户，457人。回族人口比例为100%。现有党员21人，耕地面积1031亩，人均年收入为5200元，经济来源主要为粮食种植。

（8）狼皮子梁村

狼皮子梁村共有3个生产队，204户，669人。回族人口比例为100%。现有党员22人，耕地面积495亩，主要产业为果园种植、牛养殖。

（9）郝家桥村

郝家桥村共有8个生产队，610户，2467人。回族人口为2386人，占全村总人口96.7%，现有党员56人，耕地面积2469亩，主要产业为种植、废旧金属回收。

（10）上滩村

上滩村共有13个生产队，780户，3250人。回族人口为3102人，占全村总人口95.4%。现有党员64人，耕地面积7626亩，主要产业为种植、设施农业。

崇兴镇

（1）崇兴村

崇兴村位于灵武市向南5公里处，属崇兴镇中心地段，邻近集贸市场，交通十分便利。全村总人口4758人，1087户，回族人口占全村总人口的96%。下设15个村民小组，13个党小组，党员126名，耕地面积3676亩，人均耕地0.8亩。

（2）杜家滩村

杜家滩村共有13个村民小组，人口4216人，耕地面积3450亩，回族人口比例为100%。村党支部下设10个党小组，有党员102名。

（3）杜木桥村

杜木桥村位于崇兴镇东南面，回族人口比例为100%。全村共有988户，4628人，10个村民小组。耕地面积2950亩，全村共有党员126名。

（4）海子村

海子村位于灵武市南郊（灵白线）5公里处，是一个沟渠配套，林田成网，排灌畅通，道路四通八达，设施完好，村风淳、民风正的回族村。全村共有8个村民小组，765户，总人口3646人，耕地面积2797亩。村党支部下设8个党小组，党员90名。回民人口比例为100%。

（5）韩渠村

韩渠村位于崇兴镇南大门，总面积约3.7平方公里。全村下设13个生产队，现有人口4175人，其中回族3899人。村党支部共有13个党小组，现有正式党员105名，预备党员2名。境内有韩渠、青年渠、翻身沟和南干沟东西穿过。全村现有自流灌溉农田3760亩，人均不到一亩。

（6）碱滩村

碱滩村位于灵白路西侧，现有11个村民小组，720户，3768人，回族人口比例为100%，耕地面积4300亩。党支部共有党员76名，50年党龄的有9人，党小组7个。

（7）台子村

台子村共有11个村民小组，956户，4040人。其中，汉族37户，共152人。总耕地面积4040亩，人均耕地面积约0.8亩。村党支部下设党小组11个，党员133名，预备党员2人。辖区有1所小学，与台子村村部接壤。主要产业以粮食加工、交通输出、奶牛养殖、羊绒皮毛加工业为主。

（8）榆木桥村

榆木桥村回族人口比例为100%，下设9个生产小组，783户，3318人，其中党员78名。有耕地2396亩。

（9）中北村

中北村位于灵武市东南，总面积1.9平方公里。全村共有10个村民小组，699户，3052人。耕地2437亩，人均0.91亩，是个典型的人多地少的回族村。回族人口比例为100%。村党支部下设党小组10个，有党员84名。

（10）中渠村

中渠村位于灵武市南郊2公里处，全村共有村民小组9个，农户665户，总人口3051人。其中回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7%。耕地面积2514亩，人均0.9亩。村党支部下设9个党小组，有党员102名。

马家滩镇杨圈湾村

杨圈湾村地处灵武市南部干旱山区。全村辖4个村民小组，160户，396人，回族人口比例为100%。其中，非农户10户，16人；农业户150户，380人。设立村党支部1个，共有党员27人，其中女党员7人，支部下设2个功能党小组，包括黑山羊养殖业党小组和发展交通运输业党小组。

临河镇石坝村

石坝村位于银川机场北边，紧靠银川银古高速，占地面积是35公顷。回族人口比例为100%。全村人口900人，其中，农业户人口320人，非农业户人口580人。

梧桐树乡北滩村

北滩村位于梧桐树乡最北端，是1965～1975年先后从东塔、宁东搬迁来的回民村。全村共有5个村民小组，2250人，回族占总人口的95.6%。耕地面积达4200亩。

白土岗乡

白土岗乡位于灵武市南30公里，是一个山川并举，以农牧业为主的乡镇。辖区总面积63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6656亩，草原面积100.5万亩。辖枣岗子、新火、火城子、新立、新红、华新、长流水、海子井8个村民委员会，27个自然村，人口居住集中，共有1891户，8832人。其中，回族7452人。回族人口占94%以上的回族村有4个，分别为枣岗子村、新火村、长流水村、海子井村。

（1）枣岗子村

枣岗子村现有8个生产队，681户，3411人。其中，回族3392人，占全村人口的99.4%。耕地面积6818亩。全村共有党员57名，其中女党员6名。

（2）新火村

新火村现有4个生产队，345户，1432人。其中，回族1429人，占全村人口的99.9%。耕地面积2911亩，草原面积32万亩。全村共有党员54名，其中女党员10名。

（3）长流水村

长流水村现有1个生产队，110户，507人。其中，回族492人，占全村总人口的94%。耕地面积1639亩。全村共有党员19名，其中女党员3名。群众的经济收入主要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

（4）海子井村

海子井村现有2个生产队，74户，302人。其中，回族291人，占全村总人口的96.4%。耕地面积346亩。全村共有党员70名，其中女党员13名。群众的经济收入主要以种植业、畜牧业和劳务产业为主。

以上是银川市回族社区的简要介绍。银川市回族人口占总人口94%以上的回族社区总数大于兰州市。兰州市回族人口占总人口94%以上的回族社区只有三个：城关区伏龙坪街道皋兰山回族社区、红古区海石湾镇虎头崖回族社区、榆中县连搭乡朱家沟回族社区。

（二）研究对象——甘肃兰州市回族社区

为了便于往返于宁夏和甘肃，笔者首先选择靠近宁夏的甘肃回民社区为研究对象。靠近宁夏的甘肃回族社区集中在张家川回民自治县、临夏回民自治州、静宁回民自治乡、靖远回民自治乡、会宁县新添堡回族乡。由于课题以“城市化”为研究背景，靠近宁夏的甘肃回族社区的城市化程度较低，可利用的研究资料有限，课题组把研究对象转移到城市化程度较高的甘肃省兰州市。

据兰州市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公报，兰州市常住人口为3616163人，56个民族人口在兰州都有分布，少数民族人口为159376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4.41%。全市现辖城关、七里河、西固、安宁、红古5个区和永登、榆中、皋兰3个县，61个乡镇、51个街道办事处、353个社区居委会以及783个行政村。兰州市回族社区中回族人口达100%的村落分别为城关区伏龙坪街道皋兰山回族村、红古区海石湾镇虎头崖回族村、榆中县连搭乡朱家沟回族村。下面对甘肃兰州市的三个回族社区进行简要介绍。

1．皋兰山回族村

城关区伏龙坪街道皋兰山回族社区位于兰州市南山山麓，马御山脉北坡的延伸部分，离市区9公里，南与二营村接壤，北迎城区，西与七里河区毗邻，东与卓家沟村相接。气候干燥，日照辐射充足。皋兰山回族村为2008年市级试点示范村，回族人口比例为100%。全村共辖3个村民小组，196户，902人，有耕地面积1177.9亩。村民以从事传统家庭养殖和玉米种植为主，有奶牛养殖户6户，养殖奶牛共50头，采用双垄全膜覆盖种植玉米500多亩。

2．虎头崖回族村

虎头崖回族社区位于兰州市红古区海石湾镇东口，与青海省民和县经济开发区相连，是红古区唯一的回籍纯回民社区。全村下设4个村民小组，共有232户，1230人。总耕地面积373亩，人均耕地面积0.4亩，村民历来有从事餐饮、运输、养殖、屠宰等经营的传统。虎头崖村共有4个村民小组，223户，1230人。回族人口比例为100%。村党支部共有党员36名，总耕地面积1200亩，人均耕地面积1.48亩。

3．朱家沟回族村

朱家沟村属山区，位于连搭乡西南部，与东邻城关镇、三角城乡，西接定远镇，南与马坡乡交界，北连金崖镇，距离连搭乡政府10公里左右，距省城兰州市区38公里。朱家沟村辖4个村民小组，559户，2541人，耕地面积3466亩，劳动力960人，回族人口比例100%。有6个清真寺，8个村民小组，571户，2635人，总耕地3100亩，农民人均纯收入3680元。该村是典型的劳务输出型村，全村有326户、690人外出全国各地从事牛肉拉面生意，带动输转回汉民780人。朱家沟村以农业为主，没有工业企业，人口的变动以自然增长为主。

（三）研究问题及方法

西部大开发十几年来，回族文化在甘宁地区回族社区城市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因此，维护回族社区传统文化安全任务非常艰巨，增强回族社区传统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的要求十分紧迫。城市化时期是建设甘宁回族社区传统文化的关键时期，是保护和传承社区传统文化的攻坚阶段。必须围绕“弘扬中华文化”战略任务，研究现存回族社区传统文化特质的保持与延续。课题组选择宁夏和甘肃若干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典型回族村落为研究范围，以回族社区传统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基于建构主义知识、权力观等理论，运用历史、文献分析、访问、观察、经验等方法，重新界定回族社区传统文化的概念，描述回族社区传统文化的特征，思考城市化给回族社区传统文化带来的各种影响，分析回族社区传统文化损失的原因，探究回族社区传统文化的传承机制。课题关注了以下几个问题：回族社区传统文化的概念及特征、“现代性”给回族社区传统文化带来的影响、导致回族社区传统文化损失的原因、回族社区传统文化传承机制等。下面对课题采用的文献研究法、观察法、实地研究法、比较法等主要研究方法进行简要介绍。

1．文献研究法

文献法是一种古老而富有生命力的科学研究方法。利用文献研究方法，课题组充分地占有国内外有关话语学、人类学和谱系学的文献资料，深入了解后现代主义知识、权力观的相关理论，把握回族文化学科动态、前沿进展以及研究的现状，重新梳理“回族社区传统文化”的概念及特征；建立“甘宁地区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现代性话语导致回族社区传统文化损失”的理论假设并加以论证；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甘宁地区回族社区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事实的科学认识。在前人关于“前台、后台”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之上，探索回族社区城市化建设以及传统文化传承的理论路线。

2．调查法

进入回族社区进行社会调查的方法是社会学研究的根本方法。首先要系统地查阅有关回族社区传统文化变迁的资料，从回族社区传统文化变迁的现象中寻求本质，推导理论。除了文献的间接调查外，课题组还深入实地，采用观察法、问卷法、访谈法等直接调查法，补充文献调查无法获取的数据。2013年课题组长期深入宁夏和甘肃的回族社区，与当地村民一同生活，以参与观察和非结构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回族社区文化现象。为了保证调研资料的信度和效度，课题采用两人或以上分别记录，对记录相互印证。如果发现资料前后矛盾，则重新返回回族社区调查。

3．口述史方法

第三章回族社区传统文化碎片的采集运用口述史方法。口述史方法是课题搜集和记录口述史料的一种常用的方法。史料可分为两种：一是口述回忆，指人们回忆自己以前的经历和见闻的口述材料；二是口头传说，指那些以口碑形式流传了若干代的，对以往人物、事件的叙述。一些存在回族社区由来已久但渐渐淡出人们生活的文化碎片只能通过口述史的方法还原其原貌。课题研究者深入纳家户“当地人”的亲属称谓、婚丧嫁娶、生产劳动等生活细节中去，站在调查对象的立场上，用“局内人”与“局外人”视角差异，以身临其境的实践策略，搜集“素描”性质的文化志文本，从语言微观层面将个体或地方的经验纳入到文化叙述中来。

4．比较研究法

比较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回族社区传统文化观，形成建构主义回族社区传统文化观。比较回族社区传统文化变迁前后的特点，找到回族社区传统文化发生变迁的深层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