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之上者谓之道”。超脱客观对人的束缚，第一次从自己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这就是超脱于“形”的“道”。这是人类迈出认识世界的第一步。这一步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小步，却是人类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步，是整个世界的一大步，整个世界也因此才有了自己的灵性群体——人类。
用机械的思想研究人本身，把人看作一个转动的机器来分析，从而了解人的界限，浇灭人的狂妄；用归纳的思想研究科学，把一切实验方法用于重新认识整个人类的知识，并利用知识反省知识；用自己的思想道德意识来理解世界的准则，用自己的本心来体悟人生的道理，把自己看作宇宙的整体，将宇宙作为自己的本心；用谨慎的眼光看待整个世界，对世界抱有一种畏惧心理，从而能够通过对世界“无为”达到“有为”的效果；面对政府的强力压迫，面对人们的麻木无知，极力提倡自由，希望人们脱离物质欲望的束缚，希望国家使人们拥有自由，同时把自由看做心灵最终的家园。这一切都是人对于世界的重新认识。而这种认识，才是人类能够脱离动物群体的主要原因。
1.拉美特利：人是机器
曾有人狂妄地说：当我闭上眼，这个世界就不在了。拉美特利则说：人是机器。
面对人类无知似的狂妄，拉美特利的观点无疑给了我们当头一棒。
当我们认为人的精神能够不朽，好人死后能够被送上天堂，坏人死后会被打下地狱时，拉美特利严肃地告诉我们：“当知觉熄灭的时候，思想也就熄灭了。”人仅是自然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仅是物质世界的一个物种。当我们期望思想的永生、精神的不灭、灵魂的不朽时，我们就已经脱离了自然，脱离了这个以物质为基本依托的客观世界。那时，如果是一个人这么想，那他就站到了他思想的悬崖；而如果所有人都这么想，那人类就站到了文明的边缘。人只有脱离实际的物质世界，才会把自己与物质世界区分开，才会认为自己拥有物质世界中别的物体所不具有的那种属性——不朽。没有人会否认人类的伟大，没有人会无视人类社会文明的辉煌，更没有人不知道人类所创造的理论世界的瑰丽。
但是，人只是人，以前做不到肉体不老，现在也做不到精神不朽。从前各国的各个朝代，每一个皇帝、国王都梦想自己能够长生不老，之后，平民大众也都幻想帝王无法完成的愿望在自己身上实现，但最终无数努力都付诸东流——人的肉体不能不死。确信了这一点之后，帝王以及平民又都把不朽的目标转换到了自己的灵魂上面——既然以前只说了肉体必须死亡，那么与肉体相脱离的灵魂是不是可以达到以前的期望呢？这种想法是对于“肉体长生”的变相移植，期望自己的“精神”长生。直至二十一世纪，这种想法依然存在，甚至很多拥有很高学识的人也有这种思想。但拉美特利告诉他们，人的灵魂只能依附于他的肉体，不要再做死后上天堂的虚妄的梦了。
对于精神和肉体的关系，拉美特利曾说过：“运动和感觉永远是互相促进的，无论在一个完整的机体里面，还是它的机构已被破坏。思想原来只是感觉的一种功能，而理性的心灵也只是用来对观念进行思索和推理的感性心灵罢了！”人的思维，人的理性，人的精神，都必须要依靠肉体的运动和感觉才能存在。我们无法做到把精神和肉体分离开，精神一旦离开肉体的运动、感知便什么都不是。所以说，那些抱着“精神不朽”想法的人该醒醒了。精神同我们的官能同生同长，同样萎黄：哎呀！它一样要死亡。
人，首先是物质的人，其次是自然的人，而后是动物的人，最后才是思想的人。人的思想对于物质世界的影响总有它的局限性，对此，拉美特利说道：“一条毛毛虫不能够了解自然的无穷变化，从来就没有过一条最聪明的毛毛虫会想像到它一朝会变成蝴蝶。”对于物质世界、对于自然世界、对于动物世界、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史，人类思想的认识就如同毛毛虫对于蝴蝶一样——显得是那样渺小，那样微不足道，那样力不从心。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能力界限。无论什么时候，都没有人会狂妄地认为自己能够搬起一座大山，同样也没有人能够抓住一个独立的氧分子。大到一座大山我们力不从心，小到一个分子我们毫无作为。那么我们究竟能够做到什么？我们能力的上下限又在哪里？我们的能力范围是什么？对此，我们只能说，人就如同一台机器，有他自己固定的“范围”，只是这个范围随着人类发展在不断地变化。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我们只能抓住我们能抓住的，拿起我们能拿起的。
相较于拉美特利时的机器，人类更像现在的工业机器人——人的肉体就是机器本身，而人的灵魂则是我们给它编制的程序——客观肉体是“硬件”，主观思想是“软件”。而软件的使用范围及能够制造的产品和改变环境的作用，必须通过硬件来呈现。软件无法要求硬件完成它无法做到的事情，必须考虑硬件的客观实际并与硬件进行匹配，才能达到它的编程目的。这就如同前面提到的，我们无法要求一个人搬起一座大山，也无法要求一个人抓住一个独立的氧分子——硬件做不到的事，软件编制再完美也是没用的。
而对于硬件来说，软件也是不可少的，其作用不可或缺。很多人都认为拉美特利完全反对人类思想的作用，实际这是他们逻辑上的一个误区。拉美特利说人是机器，主要是反对那些狂妄自大地认为人类超脱于物质世界的人。我们有明确的证据证明拉美特利对于思想的公正态度——他曾经说过：“假如说机体组织是一种美德，并且是首要的美德，是一切其它美德的泉源，那么教育便是其次的美德。如果没有最好的脑子，这最好的机体组织也是白费的。恰如一个体格最健全的人，如果没有见过世面，终生只能是一个粗鄙的乡下佬。”在拉美特利生活的时期，还没有现代常见的能够进行编程的工业机器人，大多数都是结构简单且必须由人随时操作才能完成任务的无逻辑机器。如果拉美特利知道现代有可编程的工业机器人的话，那他说“人是机器”这句话时就会更有气势——对于他来说，人更像是能进行编程的机器人。
正如同拉美特利所说的教育对于一个人的作用一样——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即便体格再健全他也只能是个粗鄙的乡下佬。这句话虽然含有一定的歧视意味，但是却实实在在地说明了人的思想（即软件），对于人的肉体（即硬件）的作用。这个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软件的指导、协调，硬件的能力再强大，也仅是一堆废铜烂铁。
面对自然的强大，人类必须承认自己的渺小；当我们提到动物时，必须想到人类也是它们中的一员。而拉美特利说的“人是机器”也只是告诉我们：人类要谦逊。
2.培根：归纳即是科学
谈到培根，就不得不说说培根的著作《新工具》。培根在这部著作中号召人们采用实验调查法进行科学研究。“实验调查”，就是指必须进行实验验证，进行调查考证，只有与实际相联系，一个理论、一个学科、一种哲学才能真正成为一种实在的、令人信服的知识。
基于实验调查的原则，培根提出一种强调科学实验以及实验调查为指导的新逻辑方法——归纳法。
人是自然的臣仆和解释者，只有顺从自然，才能驾驭自然。为了驾驭自然，我们必须先了解自然，必须知道对于自然我们能改变什么，必须遵从什么。而“归纳法”正是培根找到的“了解自然，顺从自然，驾驭自然，改变自然”的方法。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著名祷告文中说：“我的上帝，请赐我宁静，去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一切；赐我勇气，去改变我所能改变的一切；赐我智慧，去分辨两者的不同。”而归纳法就是上帝赐予培根的“智慧”。
有一次，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巡幸到培根的府邸。由于女王生活在宅深墙高、平民止步的宫殿里，平时结交的人也仅限皇宫贵族，往来之所也仅限达官显贵们奢侈华贵的住宅，再加上对于平民甚至普通贵族的生活完全一无所知，所以当她看到培根简朴的宅第时，不禁惊叹道：“你的住宅太小了！”陪同在伊丽莎白女王身边的培根仔细端详了自己的房舍后，耸耸肩说：“陛下，我的住宅其实已经很不错了。只是因为陛下抬举我，光临寒舍，才使它显得小了。”
实际上，培根除了以哲学知识的渊博著称，他的生活奢侈、挥霍无度也广为人知。但连他自己都认为“其实已经不错了”的房子，只是不如当时的上流且仅限于能和女王交往的那部分上流社会的人所能居住的房子那么豪华大气而已。
人当以幼时而见其长，以小事而见其大。这是一件小事，但我们能够从中看到很多隐含的大事。
表面看，对于这件事的应对反映出培根政治精明、为人机警——他无法批评伊丽莎白女王脱离群众，对于普通民众的生活完全一无所知以及当时贵族的奢侈，这就如同下级面对上级无意间说出“你过得很简朴呀”一样。从政治角度看，没有哪一个下级会说“你见到的太少了，见识太浅薄”“你脱离了群众”“不是我太简朴，是你太奢华”，而必须采取一个巧妙的方法进行处理。培根的这种处理方法就很具有政治智慧。
另一方面，培根的应答也传达了他的哲学思想——作为一个哲学家，他的思想首先就是以他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任何思想行为都不会违背他的哲学思想，即他对于归纳法的哲学理解。只是培根更强调归纳过程，而非归纳得出的结论。我们从以下几点来分析：
女王提到房子小时，培根的应答可解析为四个部分：培根不转移话题；培根没有说自己没有足够的钱使自己如同与女王交往的其余皇宫贵族一样生活；培根给出了女王明确的回答；培根是以女王本次驾临为理由给出的答案。
培根不转移话题，这说明培根不愿意脱离实际，他不愿意如同他所反对的那些宗教哲学家和陈腐的传统诡辩式哲学家一样——无法联系实际，只能生活在自己的理想世界中。培根能够面对现实，这就是他的人与哲学的特点。
培根没有说自己不如女王平常交往的贵族皇室一样有钱，从而住不起他们那么大的房子，用不起他们用的那些奢侈品。这就说明培根并不看重已有的归纳结论，或者说不看重旧有的理论本身，否则他也不会不谈自己不如别人的地方。毕竟作为一个政客，比别人“廉洁”怎么说都算是一个优点，而且从这件事显示出的政治智慧来看，培根有能力以此为借口对自己进行“大肆褒奖”。他之所以没有这么做，就是因为他对于自己哲学思想以及行为方式的坚持——对于旧知识不屑，希望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并且也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处理问题。
培根对于女王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说明培根确信归纳法能够解决现实问题且能够指导行为，或者说，培根相信他的任何“归纳解释”都能令女王满意。
培根以女王本次驾临为依据进行的“辩解”，虽然解释本身在逻辑上有诡辩成分，但是，培根用特定的环境条件解释对应的环境问题，本身就符合培根归纳法的行为标准。这就是培根归纳法的一种体现——普遍的理论不能解释特殊的事件，只有对应的条件分析才能解释特殊的问题。
由培根的这件轶事可以看出，他强调的是归纳过程本身而非从归纳得到的理论。这正如同学习——很多人学习是希望通过学习获得什么东西，例如知识、技能、名声、经验。换做培根，学习的价值只在于学习过程本身，在于检验自己的知识，在于“学习”这个互动过程。任何不能保持互动的学习所得到的知识都不会是一个实在的知识，任何一个缺少实验归纳的理论也不会是一个实在的理论。
培根一生都在进行实验归纳，他的一生是一个对自己的理论进行探索、实践的过程。
1626年3月底的一个风雪天，培根在伦敦北郊乘坐马车。当时他正在研究冷热理论及其实际应用。路过一片雪地时，突然一阵思维饥渴——培根的思维饥渴就反映在他的归纳以及实验调查上——他做了一个实验：宰了一只母鸡，把雪填进鸡肚，以便观察冷冻在防腐上的作用。但不幸的是他身体孱弱，经受不住风寒的侵袭，引发了支气管炎，而且病情恶化，最终于1626年4月9日清晨病逝。
一个崇尚实验调查以及归纳检验的哲学家，最终因自己的哲学而死，这是思想界的不幸，但却是他的幸运——我们因失去一个哲学大家而不幸，他却因自己成为一个自己思想的纯粹支持者而幸运。“死得其所”这个词，用在这里是再合适不过的。利·沃登爵士为培根题写了墓志铭：圣阿尔本子爵如用更煊赫的头衔应称之为“科学之光”“法律之舌”。这里不谈“法律之舌”，单就“科学之光”而言，培根的实验归纳以及他为此而坚持的一生，再加上对后世的影响，这个头衔对他来说是毫不夸张的。
基于培根哲学的科学特点，马克思、恩格斯称培根是“英国唯物主义的第一个创始人”，是“整个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与其说培根的思想是唯物主义以及科学实验，不如说培根是对唯物主义的经验部分的归纳以及科学实验过程的归纳。对于培根，我们应该说，他是一个归纳主义哲学家，或者更严格些说应该是归纳行为主义哲学家——相较于被人强调归纳结果，他更强调归纳过程本身。
正如墓志铭上对他的“科学之光”的评价，培根的归纳思想带给现代人的，正是一束看清未来的“科学之光”。
3.陆九渊：吾心即是宇宙
曾经在富阳为官的杨简，曾向路过富阳的陆九渊请教过学问。陆九渊一直提倡“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当时，杨简便问陆九渊什么是“本心”。开始时，陆九渊以孟子的“四端”（“四端”是指“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回答杨简。杨简说：“你所讲的，我小时候就已经知道了，但是究竟什么是‘本心’。”陆九渊重复了几次，杨简仍然没有听明白什么是本心。讨论间，有一桩纠纷告到县衙，需要杨简处理。杨简听完各自的理由后，片刻便断定了双方的曲直，立即就进行了处理。案件审理完毕后，杨简又继续问陆九渊之前的问题。陆九渊因势利导，对杨简说：“今天你断案时，诉讼双方，必有一是一非。你当时见得孰是孰非，即决定谁是谁非，这不是本心又是什么呢？”杨简听后，急问陆九渊：“仅仅如此吗？”陆九渊厉声问道：“除此还有什么？”杨简一直到第二天天亮，才领悟了陆九渊“本心”的意思，于是正式拜仅比他大两岁的陆九渊为师。
陆九渊所讲的“吾心”，是人们为人处世应该遵守的广义上的规则，而在人与人交往的社会中，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处理事情的原则——道德。陆九渊提出“吾心即是宇宙”，是期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的“继绝学”“开太平”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前面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离我们却很近。如果我们把陆九渊讲的“吾心”看作是现在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社会道德的话，就很容易理解。
对于“道德”，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每一个人都应当遵从的才算“道德”，甚至于有的人认为不违反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就已经是“道德”了。然而，这些观念都是错误的。
对于生活中的小事，如果我们把“只做所有人该做的，而只要有一个人可以不做，那我们就不做”的原则当成“道德”，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出现问题。
中国古代对于“道德”，讲究“仁”和“义”。每一个人都应当去做，而且有能力做到的，那只是“义”。只有把所有的“义”都尽到了，那才能称之为“道德”。这就是所谓的“仁至义尽”。只有尽到了所有的“义”，达到了“仁”的地步，我们才算是真正做到了“道德”。
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来说，什么是“仁至义尽”呢？这可以从“四端”中看出来——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我们在面对需要处理的问题时，已经用尽了力量，自然再也不会为没有尽力而羞愧，这就是尽到了“义”；而受到我们帮助的人能够摆脱困境，我们也不用再为他感到遗憾，这就是“仁”。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做，而且能够做的事情，那只是人对于社会的最基本的“义”。我们做到最基本的“义”还是不完全的，只有做到我们自身能尽到的所有的“义”，这才能真正称得上“仁”，到了“仁”，才算是“道德的”，才符合陆九渊所说的“本心”——只有做到“仁”，你才不会因为没有尽力而为感到羞愧。
如果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只做所有人都应该去做，而且也都有能力做成的事情，那这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必定会被不断地压低，直到与法律持平。更有甚者，会低于法律的要求底线。这样的社会道德，就完全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而一个生活在以这种“道德”为规范的社会中的人，即便物质财富再丰富，也必定是麻木不仁的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那些把不违反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当作道德的人的观点更不可取。法律法规，尤其是具有强制性的法律，都是国家要求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最基本规范。国家的法规，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守，无论你有没有能力。现今社会，很多人为了追逐利益，徘徊在法律的边缘，一门心思地研究法律，总是期望在社会道德与国家法律的上下差距之间谋取利益。这种行为对于社会道德是一种损害，这种人对于正常的人际交往是一个阻碍。陆九渊曾说：“人难免受物欲的蒙蔽，受了蒙蔽，心就不灵，理就不明，必须通过师友讲学，切磋琢磨，鞭策自己，以恢复心的本然。”人心、事理不应该被物欲所蒙蔽。一旦受了蒙蔽，于个人，是一种道德修养的丧失；于社会，会严重拉低道德与法律间的缓冲带。我们必须以最高的标准——道德来要求自己，而不是把社会底线当做自己的准则。
陆九渊曾说：“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那些对于社会义务不能完全履行的人，以及把法律当做自己行为标准的人，就是完全把自己同别人隔离开，把自己放到与整个社会对立的位置。这种人没理解“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的真谛，这是心被蒙蔽的结果，是不符合道德的，因此，就必须恢复心的本然。
正如同陆九渊一开始用“四端”向杨简解释“吾心”的意思一样，我们对待社会道德，也要因为自己未尽全力而感觉羞恶，因为未能帮助别人完全解决麻烦而仍有恻隐。要能够坚持辞让的礼节，拥有明辨是非的智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什么是“吾心”，什么是“道德”，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吾心即是宇宙”。
陆九渊在随后对杨简所说的“除此还有什么”，则是从社会道德的另一个延伸——职业道德讲的。对于所从事的职业，我们也应当像遵从社会道德的标准那样，尽到自己该职业的“义务”，坚持自己的职业要求来处理问题。如果我们在处理职业问题时，也能做到“不羞愧”“无恻隐”“能辞让”“明是非”，那也是尽到了一个职业所能尽到的所有义务。
陆九渊的“吾心”，在很多事上就是“尽心”，即“道德”。做到了这些，我们就和社会，和同自己交往的人，和自己职业需要接触的人，和国家站到了一起。那时，我们才算做到了“吾心即是宇宙”。
4.老子：大智若愚，其人如龙
老子，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姓李氏，名耳，字聃，是众所周知的道家代表人物。
老子强调清净无为，希望通过无为而无不为，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
“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是老子《道德经》中的一句关于治国的举世闻名的格言。这句话被很多人认为是老子“无为而治”在国家政治行为观点上的直接陈述，它说的是老子“无为”的理，讲的却是伊尹治国的事。伊尹作为中国的厨祖，是中原菜系的创始人；作为商朝的丞相，是自古文臣膜拜的神。一个厨子，一个杰出到做了古今宰相楷模的厨子，世人都会认为他身上有可取之处。而老子认为这个“可取之处”就是厨艺与治国的共通之处——治理国家就是像烹制小鱼（即“小鲜”）一样。那么，什么是烹制小鱼呢？烹饪小鱼和治理国家共通的地方又是什么呢？
烹制小鱼就是用一个大锅放上水，盛满小鱼，放上作料把小鱼烹熟。这个过程中，最忌讳的就是频繁翻动小鱼，当然也不能因忌讳就完全不翻动。频繁翻动小鱼，小鱼就会碎掉，熟的时候就没法吃；而不翻动小鱼则可能导致下面汤都烧干了、鱼也糊了，而上面的鱼却还是生的。这就说明了老子“无为”的根本原则——不是像现在很多人认为的“完全无作为”，而是不要瞎折腾。这正如我们在对一个不负责任的园丁讲“树木要勤浇水才能长好，花草要多修理才能漂亮”时，一个不懂种植的外行恰巧听见园丁诚恳的答复，然后他就认为“树离不开水，花草必须时时修剪”是连职业园丁都必须接受的“至理名言”，从而把树栽在河里，把花剪得只剩根。
老子的“无为而治”，是讲给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家各言的。他是对当时的人讲“无为”，而不是对几千年以后的阅读《道德经》的读者讲“无为”。了解这个道理的人认为老子是“大智若愚”，而不了解这个道理却还按照“不作为”来理解的人则是“大愚弱智”。
老子曾对孔子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这是什么意思？其实老子是说：你说的那些人，人和骨头都枯朽不堪，只剩他们的话还在耳边。老子这是在批评当时孔子的不切实际（孔子一直提倡恢复周礼），想让周朝复辟，这在当时诸侯纷争的年代完全不具有客观条件。按照老子的思路，我们应当对那些莽信老子《道德经》的人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你别不切实际地乱用了。
批评了不切实际的“无为而治”思想，那么有没有成功“无为而治”的例子呢？
汉文帝刘恒在位的二十三年就是用“无为”达到“治”的目的的。他废除了酷刑，并下诏救济贫弱，鼓励农耕，此外，自己的吃穿用度也很节俭，穿黑色粗丝衣服，要求爱妃穿的衣服不得拖到地面，用的帷帐不能刺花纹。别人进献千里马时，刘恒曾说：“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二十里，朕乘千里之马，独先安之？”难道刘恒不知道什么衣服好看，不知道什么东西美吗？难道他不知道千里马比平常的马跑得快吗？他当然知道。那为什么不愿意用那些？这是因为刘恒不愿意扰民，他深知自己的一言一行对于国家都可能产生预料不到的影响。上面爱细腰，下面就有人饿死；上面想扮商人，京城中的毛驴就会涨价。“蝴蝶效应”这个词，刘恒可能没听说过，否则他一定会说：我只是不愿意做那只覆灭汉朝的蝴蝶而已。
汉朝初建时，萧何创立了规章制度。萧何死后，曹参继任做了宰相，却没有因为和萧何的关系问题（萧何曹参没有发迹时关系很好，做到大官时两人就有了隔阂）而改变以往的制度。这就是“萧规曹随”的典故。曹参不记恨萧何吗？不是的。曹参能因此赢得好的名声吗？也不是。当时的官吏都认为曹参的“不作为”是“尸位素餐”，就连皇帝都怀疑曹参是不是认为自己年幼不值得辅佐。那为什么他不改变制度呢？这个问题，当时的汉惠帝替我们亲自问了曹参。曹参对于问话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了汉惠帝两个问题：陛下与高祖皇帝谁更贤明？曹参与萧何谁更杰出？汉惠帝自然回答是高祖皇帝和萧何更好。这个问答间接说明了曹参的观点，而当时的政治清明、国泰民安也正说明了其举措的成效。曹参因有自知之明而“无为”，百姓因“无为”而无不为，社会因“无为而治”。
孔子曾经求学于老子，求学完毕，孔子留下了对老子的评价：“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孔子是说：老子就像龙一样，我看不透他。老子作为一个“清净无为”的人，当时的孔子看不懂他，这正说明了老子知识的广博、思想的深远、言行的深妙。当我们用“其人如龙”评价一个人的时候，正说明我们像仰望高山一样仰望这个人——我们永远不知道他的高度。如同老子、汉文帝、曹参，不是没有人想学习他们，只是没有人能复制他们的行为思想，没有人能达成他们的高度。因为他们相对于想要复制学习他们的人来说，如龙一样，普通人只能见其一鳞半爪。
中国传统上常把老子、庄子连在一起称“老庄”，但庄子有“庄生晓梦迷蝴蝶”的言论，把自己看成一只蝴蝶，老子则是惧怕成为那只拍翅膀的蝴蝶而提出的“清静无为”。《史记》记载，老子离周西出函谷关时，在关尹三番五次的恳求下才留下《道德经》，这说明老子是不愿意留下任何东西的。老子为什么不想留下只言片语呢？其中原由，正是畏惧“天道”而希望“无为”。正因为知道自己的能力所在老子不想留下只言片语，这就如同《道德经》中所说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他这是有自知之明。因为他不知道这个被遗留下来的《道德经》最终都会被谁看到，会对谁产生什么影响，他也不知道自己这只蝴蝶的翅膀的扇动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造成风暴海啸。
老子的一言一行都充满了智慧，看似简单实则渉及“大道”的“一言”让我们认为老子“大智若愚”，无法看懂而充满哲理的“一行”则让我们认为老子“其人如龙”。
5.霍尔巴赫：有自由的地方才是家园
法国思想家霍尔巴赫曾说过：“哪里没有自由，哪里就没有祖国。”
在这里，霍尔巴赫所说的“自由”，不仅是人身自由，更多的是指思想上的自由。
思想上的自由是什么呢？思想上的自由是指不迷信，有自己的思考能力，能够进行自主判断，能够独立判别事物好坏，能够正确处理人际关系。
“人之所以迷信，只是由于恐惧；人之所以恐惧，只是由于无知。”很多时候，人们迷信一些已经过时的、被揭露过的、甚至于自己明知道是错误的思想，原因很简单——对于未知或者对于无法控制事件的恐惧，霍尔巴赫的名言就直接说出了人们迷信的根由。无知，首先指的是无知识，其次指的是无认知能力。
对于无知识造成的无知，我们很容易处理。因为这是一种信息封闭的结果。我们只要把被封闭的信息告诉被封闭的人，这能很简单地让他知道那些被别人刻意隐藏的漏洞。这是一种简单的历史重现——很多迷信已经被明确证明是错误的，但有的人还会去相信它，就是因为他还不知道这个迷信被证明的过程，一旦他知道了这个过程，就很容易从迷信的观念中走出来。这种人的无知，很多时候是因为信息闭塞，只要信息畅通，这种危机便可马上化解。
而对于无认知能力造成的无知，则很难处理。这种无认知大多来源于对未知的恐惧。对于一个习惯把握事物动向、控制事情发展的人，甚至那些把这种对于事物的控制深入到自己行为习惯中的人来说，一个未知的事物对他们的“破坏力”是巨大的。尤其是这个事物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甚至命运走向时，他们就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新的逻辑、新的能力，来解决这个依靠旧的思想、旧的逻辑、旧的能力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在这种迫切需要出现时，“迷信”就乘虚而入，这时，人就失去了正常的认知能力。这种迷信状态，是不分知识多寡、学识深浅的，通常情况下，知识越多、学识越深的人，身上的这种问题就越难处理——旧的思想、逻辑、能力对他们的作用有很多都比别人强大，一个不具有更强大的思想、逻辑、能力的人去开解他们，如果再把握不住问题的关键，很多时候是无济于事的。要解决这种人的问题，必须要满足他们最初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将之解决才行。所以说，无认知能力的“无知”，在无知中更可怕。
而在无认知能力的“无知”中，还有一种人明知自己所迷信的东西是错误的，但因为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故意求助于迷信，这种无知才真的是根深蒂固。对此，霍尔巴赫说：“只有在智力薄弱和懒惰无知的人身上，迷信才是根深蒂固的。”上面这种明知是错还去选择迷信的“故意”无知者，就是霍尔巴赫提到的智力薄弱和懒惰的人——他们懒得改换自己的思想去解决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谈到思想自由的对立面——无知和封建迷信时，往往专指那些已经过时的且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思想、逻辑。实际上这是不完全的，“权威”也是令我们迷信的一个重要因素。很多时候，对于我们来说“权威”发表的观点看法也是站在思想自由的对立面的。对此爱因斯坦曾经说：“在真理的认识方面，任何以权威者自居的人，必将在上帝的戏笑中垮台！”权威也是会出问题的，如果我们完全莽信“权威”，就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这也就失去了思想的自由。
霍尔巴赫曾说过一句话：“利益根本不是别的东西，只是我们每一个人视为幸福所必需的东西。”面对问题，如果完全把经济、金钱、名望放在处理问题的首要位置，那么我们便被经济、金钱、名望所绑架，完全失去了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也就失去了思想上的自由。如同霍尔巴赫说的：利益只是我们幸福所必需的东西。如果你得到经济、金钱、名望后反而变得不幸福了，那就证明你的选择是错误的，你已经失去了你思想的自由。
思想上的自由，并不是说我们在处理自己的问题时完全以自身利益为基础，一点都不去考虑别人的感受。这种完全不顾别人的自由，给他人带来的就是一种不自由。对此，霍尔巴赫曾指出：“要公正，因为公正维系着人类；要和善，因为慷慨暖人心窝；要宽厚，因为你周围的人跟你一样脆弱；要谦逊，因为你的傲慢伤害每一个人的自爱心。”所以说，一个人思想上的自由，必须以能够与他人正常交往，能够为他人着想为基础。你只有给别人自由，别人才能给你自由。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早晚会被别人逐出自由的家园。
我们现在可以知道：有知识，有认知能力，不迷信权威，不为金钱名利所误导，能够与他人正常交往，有自己的思考能力、能够进行自主判断、能够独立判别事物好坏、能够正确处理人际关系，这才是我们一生应追求的思想上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