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际制度竞争的理论契机

随着中国日益崛起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中国与作为霸权守成国美国的战略关系正在成为塑造世界格局基本走向和国际秩序运行特征的核心动力。而今天正在加速演进的中美战略关系既不同于以往的大国战略关系，也不同于以往的中美战略关系。它呈现一种全新的形态：一方面两国在全球范围内围绕权力、利益和尊严进行着激烈的竞争，但另一方面两国又在地区安全、经济发展和气候变化等诸多议题上进行了丰富的合作，两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多个层面的紧密相互依赖的网络之中。中、美两国既是主要竞争对手又是深度合作伙伴，这是一种全新的大国关系。理解中美战略关系所凸显出的新特点及背后的逻辑，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对于正处于理论创新“焦虑”中的中国学界尤其具有特殊而重大的意义。

而中美大国战略关系的新型特质，在内容上集中体现为国际制度竞争，即两国的权力竞争主要围绕控制和塑造国际制度的建设和改革而展开。它较之以往的传统大国权力竞争有着明显的进步意义。传统大国权力竞争往往体现为三个方面，分别是军事竞赛、结盟对抗和意识形态攻讦。这三种竞争形式具有高度的对抗性与零和性。而中美国际制度竞争一方面弱化了传统大国竞争的对抗色彩与零和性质，中美在展开制度竞争的同时可以继续保持合作的伙伴关系，而且中美争夺的伙伴网络可以相互重叠而非彼此排斥；另一方面它有可能增强国际社会的制度供给，推动国际体系加快从传统的“丛林世界”向现代的“规则世界”的演变。

中美之间正在展现的这一大国关系新形态，提出了一些既有国际关系理论所无法回答也没有注意到的新问题，从而给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带来新的增长动力。

一 中美战略关系的历史演进

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既是全球实力结构以及国际体系环境塑造的产物，同时也是大国根据国际形势判断和国内政治运作主动进行政策选择的结果。1949年以来，在上述两大力量的驱动下，中美战略关系发生了几次阶段性的变化。每次变化都对既有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产生巨大冲击。这些变化不仅体现了中国外交主导思想的历次调整，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和演变。

第一，中美战略敌对关系（strategic confrontation）。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美经历了大约20年的战略敌对，主要体现在美国对中国奉行军事上的包围、政治上的孤立和经济上的封锁，而中国对美国实行军事上的针锋相对、意识形态上的尖锐攻击、政治关系上对苏联的“一边倒”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争，则是双方战略敌对关系的高潮体现。中美战略敌对关系加剧了东西方冷战格局的形成，并且直接形塑了当时的亚太区域格局。然而，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尚未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中美战略敌对关系也并非国际体系中的主要矛盾，而是从属于美苏冷战对峙关系，因此，中、美两国在当时的国际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之下，都比较缺乏可选择的政策空间。

此时也正是西方基于权力政治的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发展的最高峰。乔治·凯南的遏制理论和汉斯·摩根索的人性现实主义主导了人们对当时国际关系特征的理解。而在中国，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伟大领袖的个人思想几乎成为中国判断国际关系的唯一认识来源，毛泽东的革命激情和斗争哲学支配了中国对国际事务的理解。中国不仅不存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而且也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团体。

第二，中美战略合作关系（strategic cooperation）。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中美战略关系又经历了惊险的一跃，从战略敌对迅速演变为战略上的合作。这种演变既是两国决策者审时度势大胆进行政策调整的结果，也是当时国际结构和安全环境变动的产物。中美战略合作关系形成的首要基础是中、美两国在安全上都面临着苏联扩张主义的严峻威胁，这使得尼克松和毛泽东这两位现实主义大师得以迅速抛弃各自的意识形态成见，停止敌对而共同遏制苏联的霸权扩张。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更为中美战略合作增添了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基础：中国在经济上需要美国帮助其实现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国家战略；美国也因为中国的改变而产生一种理想主义期许，认为中国将在价值观和制度上向美国靠拢，成为推动整个苏联模式引导下的共产主义国家实现“和平演变”的样板。安全、经济和意识形态这三重因素的叠加，使中美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一段难得的“蜜月期”。

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而言，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战略重组刺激了结构现实主义的兴起。不仅如此，中美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中国的国内改革以及中国开始参与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体系，也给西方以相互依赖、民主和平、国际制度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经验上的重要佐证。中国的外交思想则完成了从“两个拳头打人”到“一条线、一大片”的调整，新一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由此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以及“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重大判断。

第三，中美战略模糊关系（strategic ambiguity）。自20世纪90年代起，由于苏联的解体使得中美丧失了安全合作的基础，而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也令美国的理想主义期许走向幻灭，中美进行战略合作的两大基础都已不复存在。但与此同时，日益蓬勃发展的双边经济关系却使得中、美两国都从中受益，并被认为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而在2001年“9 ·11”恐怖袭击爆发之后，美国进一步发现，它仍然需要在反恐、地区安全等诸多议题上借助中国的力量。中美关系开始进入一个战略上的模糊期，在这20年里，双边关系动荡起伏，呈现较大的不稳定性。一方面，中美关系在意识形态、安全利益等方面有着不可回避的矛盾甚至冲突，比如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9年的南联盟炸馆事件、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就是这些矛盾和冲突的主要体现；另一方面，中美在经贸往来和全球治理等方面又有着巨大的合作利益，而且中国正努力融入以美国主导的既有国际制度体系，并不谋求推翻原有的国际秩序。尤为关键的是，中美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实力差距，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凭借信息技术革命成为一个“孤独的超级大国”，世界呈现单极化的趋势，这使得中国在战略上主动选择“韬光养晦”，不与美国正面竞争，而美国也在“接触”抑或“遏制”的战略辩论中最终选择了前者，并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美在战略上呈现一种比较模糊的关系形态，不少战略家对中美做出“非敌非友”的判断，就是这种战略模糊关系的体现。

基于身份认同的建构主义和基于全球化发展的全球治理理论成为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要亮点。这些理论注重国际关系中的社会规范结构而非经济物质结构，强调观念、规范和文化在国家行为及利益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呼吁通过各国积极合作来塑造共同利益，携手应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全球性挑战。中国则在各种国际压力之下，始终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不动摇。就国际关系理论而言，中国语境下的“韬光养晦”为发展中大国审慎运用对外权力、灵活调整外交政策从而取得迅速长远的进步，提供了大量宝贵的经验。

第四，中美战略竞争关系（strategic competition）。以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和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为分水岭，中美战略关系发生了新的阶段性变化。随着中国崛起为全球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中美的实力差距已经大大缩小。正如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外交学院的演讲中所说：“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一个全新的国际主要角色的隆重出场对既有国际舞台的冲击和影响必将是全方位的。中美关系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两国在政治、经济、安全乃至价值体系等诸多领域展开日益激烈的竞争，双方特别是美国开始将中国视为首要竞争者，而中国也愈加感到美国是中国实现诸多国际目标的主要障碍；另一方面，双方仍然在全球、区域和双边层次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合作，双方的相互依赖关系不但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深化扩大，中美目前不仅没有进行大国战争的潜在欲望，而且双方都极力避免发生大规模、全方位的冲突和对抗，力求在竞争中维持并增强合作，中美之间在地区安全、经济发展、环境治理等重大议题上都是重要的合作伙伴。

通过对历史上的大国关系和中美关系的类型进行梳理和归纳，我们会发现，当前正在逐渐展开的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正在呈现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的雏形。这种新型模式要求学术界创造一种超越传统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解国际关系的新范式。

首先，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不是敌对战争关系。中、美两国都认为相互间的大规模战争甚至冲突是不可接受的，避免双方走向全面冲突在两国国内具有广泛的共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十四字方针，首要的就是“不冲突、不对抗”。中美关系并没有发展为一种“大国政治的悲剧”，而且短期内也看不到向这种趋势变化的明显迹象。这使得以约翰·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关于中美必将走向全面冲突的悲观预言一直没有得到实践经验的佐证。

其次，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也不是冷战对峙关系。中国没有试图发起针对美国的结盟对抗运动，没有对与自身存在很大不同的美国模式（包括意识形态）进行尖锐攻击，两国在经济交往和社会互动上并非相互封闭隔绝，而是水乳交融。美国虽然加强了与亚太盟国的合作，但并不鼓励盟国与中国进行持久对抗，美国并没有坚定地采取对华遏制政策，对中国的人权批评也多为象征性的。中国反复重申不谋求以一种激进的方式改造既有国际秩序，而美国也并非完全不能接受中国在既有体系中追求自己日益增长的利益，而且并不乐见中国的失败。总之，中美仍然在同一个全球化体系下依照大致相同的基本规则行事。这使得结构现实主义与民主和平论者在解释中美大国关系时都存在着严重不足。

最后，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既不是也不可能发展为一种战略合作关系。当前，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包括意识形态分歧、安全利益差异以及经贸方面愈加激烈的摩擦。在可见的未来，两国合作性利益也难以压倒双方的诸多分歧：其一，美国尚难接受中国与美国在平等基础上联手共治，从而像当初的“欧洲协调”一样维护现有的世界秩序格局，这是美国不太乐意接受“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提法的重要原因，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承认中国与美国平等大国地位，而中国也无意担任美国维持世界既有秩序的“小伙伴”；其二，中美之间缺乏一种更加紧要的外部战略威胁和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因而也不可能像当初的美英关系和现今的美欧关系一样，双方结成亲密的战略合作伙伴。这使得关于全球治理和集体安全的各种自由主义理论也难以完全说明中美关系。

作为一种全新的大国关系形态，当前中美之间一方面具有广泛深入的双边合作和交流，同时对全球治理等重大问题进行及时协调与不同程度的配合；另一方面双方在多个领域展开日益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并不表现为你死我活的安全威胁或领土殖民，而更多的是在国际事务中以总体和平方式加强竞争。这是一种“自己生存也允许别人生存”的洛克式文化逻辑。总体上，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体现为两国在双边、区域和全球各个层次，以及政治、经济和思想等多个领域所展开的对权力地位、物质利益和荣誉尊严的争夺。

概言之，在中美战略竞争时代，两国将保持一种既为战略竞争对手又是重要合作伙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中美在宏观战略层次积极争夺国际事务的主导权；另一方面，又在各种具体议题领域积极寻求合作和利益共赢。战略层次的竞争对手和议题层次的合作伙伴，二者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共同构成中美大国关系新形态的基本特质。这种高度复杂微妙的关系形态给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都提出了新的课题。它令既有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中美关系时显得捉襟见肘，目前，还没有既有的理论能够很好地说明和解释这种竞争与合作交织并存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无疑为中外国际关系学者提供了理论创新的巨大空间。

二 塑造新型关系的动力机制

中美大国战略关系性质的变革，源于国际关系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第一，“战争恐怖平衡”（balance of war terror）机制抑制了大国战争的出现。二战以后，美苏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恐怖平衡”直接遏阻了一场热战在两国之间爆发，从而为国际关系史贡献出冷战这一特殊的大国关系形态。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核恐怖平衡”机制转化为更为全面的“战争恐怖平衡”，即大国之间不仅仅恐惧“核战争”，而且对一般性的战争都产生了恐惧，更不用说大国战争了。

首先，发动战争的政治和经济成本异常高昂。在战争高科技化的今天，战争愈加体现出资本密集型特征，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基础。据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估算，伊拉克战争的经济成本便高达3万亿美元。除了经济成本之外，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发动一场战争还将带来高昂的国内和国际政治成本。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政治家在进行战争动员时都比以往面临更多的困难。

其次，以战争手段来实现国家目标变得日益困难。过去，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是实现领土兼并和财富掠夺，而今天，由于国际体系性质的变化，领土兼并已经难以实现，国家可以通过战争之外的其他方式特别是科技进步和贸易开放，更加有效地完成财富增长的目标。因此，战争已非国家实现政治或经济目标的最有效手段，战争不再是大国政治的继续。

美国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发动两场战争并很快取得战场上的胜利，但并未获得十分显著的政治和安全上的收益，相反，美国至今仍然深陷“战争后时代”的泥潭之中，这使得美国战略界对于战争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从中国方面看，1979年以来中国一直避免通过战争来解决国际冲突，包括至关重要的台湾问题和周边领土争端，这既有对战争成本的担心，也有对战争有效性的考虑。

由于认识到一场大规模现代化战争成本高昂且难有赢家，中、美两国在安全关系上存在着一种“战争恐怖平衡”，双方均尽力避免任何形式的战争在两国之间发生。不仅如此，美国甚至经常约束盟友，使之不要卷入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中美双方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对两国绝不可发生战争特别是大规模战争有着极为清晰而坚定的认知。对战争的厌恶或者恐惧，使得中美都只能选择战争之外的方式来解决两国矛盾。国际体系中国家所面临的安全压力大大减少，战争已不必是“大国之间政治的延续”，这对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的认知基础提出了新的挑战。那些建立在传统的大国战争基础上的理论面临过时。

第二，“复合相互依赖”机制在大国之间创造了巨大的共同利益。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最早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如何影响了国际关系这一经典命题，但他们当时的实证检验更多集中于美欧关系。如今，这种复合相互依赖不仅在美欧等战略合作伙伴之间发挥作用，而且开始对中、美这两个战略竞争对手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领域的相互依赖，使得中、美像两个齿轮一样紧密咬合在一起，两国必须按照相同的节奏转动才能正常运转，这种关系形态有效抑制了中美竞争行为向恶化发展。

首先，“复合相互依赖”机制在中美之间形成了利益交融格局。这是当今中美关系与当初美苏关系的根本区别之一。冷战时期，美苏除了在确保不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方面具有共同利益之外，几乎处于两个完全独立而相互对立的体系。今天，中美之间的“齿轮咬合”使得双方必须小心维护双方利益的共赢领域，既表现在双边层面上，也表现在全球层面。

在双边层面上，中美高度的相互依赖使彼此都相信能从对方的繁荣、和平与稳定中受益。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中国积极配合美国主导的应对危机的国际努力，而不是“落井下石”借机破坏，就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复苏对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同样，美国也希望看到一个稳定发展而非动荡不安的中国。

在全球层面上，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与一个彼此隔绝的世界，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面临着众多的全球公共问题，它对强有力的合作产生巨大需求。在全球安全治理中，中、美两国都有维护地区稳定的需要，特别在防止核武器扩散、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共同需求。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中美虽然有一些分歧，但双方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繁荣、维护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方面持有共同的目标。在全球环境治理中，中美都有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保障环境安全的内在动力。此外，两国在防止跨国疾病、打击共同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也具有广泛的合作利益。

中美“复合相互依赖”所带来的不单是日益扩大的共同利益，它之所以能够对国际关系形成持久影响，还在于它消弭了国家对于相对收益的理性算计。因为大量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共同利益交织在一起，使得任何理性的观察者都很难判断究竟哪个国家在相互依赖的国际体系中获益更多。这会使那些即便极力追求相对收益的国家也很难采取行动破坏相互依赖的体系。具体到中美关系中，我们的确很难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美复合相互依赖进程来判断，究竟美国获益更多还是中国获益更多。

其次，“复合相互依赖”机制增加了中美冲突的成本，所谓“打断骨头连着筋”、“伤人一千、自损八百”等中国俗语就是这种关系的体现，从而有望将任何潜在的重大冲突都遏制在萌芽状态。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在大国战争中都不会成为赢家。中美“复合相互依赖”是一种全球化背景下的相互依赖，它体现在政治安全、生产链条、经贸流通、金融网络、生态环境、人员往来等多个维度，若割断中美之间的“复合相互依赖”，不仅会严重损害两国各自的利益，还将危及全球许多国家的正常生存。不仅如此，“复合相互依赖”虽不能消除依赖方的矛盾和冲突，但可以防止它们“撕破脸”，并使对方因为投鼠忌器而难以采取破釜沉舟的决心来打击对方。

最后，“复合相互依赖”机制带来的另外一个重要影响，就是中美都必须生活在一个强大的制度和规则网络之中。国际事务的复杂性使得规则和制度须臾不可缺少，而国际制度之所以重要，很大程度在于它提供了可重复的博弈平台，从而增加了承诺的可信性。“复合相互依赖”一方面确保中美始终处于同一制度体系之下，而不像当年美苏那样主导着两个相互对立的体系；另一方面它又约束着中美对彼此的行为，使其具有更大的可预期性。例如，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人文等多个方面已经建立了上百个交流合作机制，不但有助于增强双方的战略互信，还在日常交流中不断促进双方的彼此理解和共同认知。有学者认为，这些交流机制的建立，本身就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具有萌芽性质的表现”。

第三，“科技创新制胜”机制改变了国际关系的零和博弈特征，使得国际竞争的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冲突和战争的三大驱动力——对权力、财富和尊严的竞争——在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的年代，都已经改变了形式。在传统国际关系中，军事力量和战争能力是决定权力地位、财富分配和荣誉尊严的主要方式，而在创新制胜时代，国家更愿意通过科技创新来谋求权力、财富和尊严，大国竞争的方式已经由以战争为终极表现形式的“硬竞争”转化为以创新力比拼为根本表现形式的“软竞争”。

首先，对新技术的控制和垄断成为国际权力的重要来源，科技竞争成为国家争夺权力的重要表现形式。传统意义上的权力往往在国内体现为对暴力的垄断，在国际层面则体现为拥有及使用暴力的强大能力与优势地位。然而，科技的不断进步改变了权力的获取方式，使得国家更愿意通过谋求科技优势来获取权力，当代大国均倾向于凭借技术垄断而非强力攻击对方来增强权力地位。

其次，科技创新导致全球财富总量迅速提高，改变了国际财富分配的零和机制。在人类历史上相当长时间里，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十分有限，财富的增量很小。如何分配固有的财富成为人类政治生活的主题。不仅如此，创造财富的主要方式就是增加人力和资源投入，因此，对人口、领土和资源的争夺成为国际战争的核心动力，无论远古的部落战争，还是封建时代的兼并与掠夺战争，抑或近代的殖民战争和民族战争，都反映着财富争夺的根本诉求。即便是中世纪的宗教战争也被认为是打着宗教信仰的旗帜行财富掠夺之实。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全球自由市场的形成，科技进步日益成为财富增长的首要来源，从而改变了财富获得及在国家间分配的机制。一方面，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不断增强，国家之间可以通过科技更有效地增加自身财富，而掠夺性战争则显得愈加得不偿失；另一方面，科技也削弱了人类创造财富时对人力、资源和土地的依赖，从而缓解了国家间围绕土地、资源等展开的零和竞争压力，也削弱了国家对于领土、人口、资源等传统要素的偏好。总之，科技创新使人类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摆脱因为财富争夺所产生的零和博弈。

最后，科技创新能力逐渐成为国家获得荣誉尊严的关键手段。在国际社会受人尊重的国家已经不再是那些黩武好战的强权国家，而是拥有强大科技创新能力和更加公平高效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制度的国家。这就相当于，在传统社会，孔武有力的男人得到欣赏，而在现代社会，优雅智慧的男人更受欢迎。

总之，过去几十年的科技进步使大国竞争的形式不断“软化”，以创新力为核心的科技竞争正在取代以军备为核心的武力竞争，为防止中美关系走向围绕权力、财富和尊严进行的零和博弈乃至恶性冲突创造了新的契机。竞争形式“软化”使得传统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安全的稀缺性遭到重大挑战，在一个领土征服不断远去的时期，国家的安全尽管仍然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但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稀缺。领土和安全威胁已经不再成为很多国家的头号战略目标。生存问题对于很多国家而言，已经解决，威胁生存的不再是国外威胁，而是内部的发展。这促使安全的内容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传统领土安全的地位正在下降，以发展为表现形式的非传统安全的地位正在全面上升。

无论热战还是冷战，历史上大国之间总体上都呈冲突和敌对关系。然而，在“战争恐怖平衡”、“复合相互依赖”和“科技创新制胜”这三大机制的驱动下，中美关系有可能逐步减少甚至突破现实主义者所称的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从而使两国展现出一种和平的战略竞争关系。简言之，“战争恐怖平衡”使双方害怕恶性冲突，“复合相互依赖”机制使双方不愿发生恶性冲突，而“科技创新制胜”机制使双方国不需要发生恶性冲突。这种新型的大国关系形态给面临“终结”危机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又提出了新的考验，从而为新理论的登场提供了宏观的时代背景。

三 现实制度主义的新型世界

中美正在展现的新型大国关系形态正在推动国际体系发生一场深远的变革，这给知识的创新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在中国长期的政界－学界互动中，往往是政界率先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和政策思想，然后由学者来进行论证。学界不仅处于一种后知后觉的状态而且往往被定位于去解释官方政策。这造成的一个后果是，一旦官方抛出某个新提法或者发起某个新议程，学者的“研究”便很快“一拥而上”；而一旦官方不再使用某个提法，学者便又很快“弃若敝屣”，迅速“改换门庭”。这种政学关系说明了中国学界缺乏基本的独立性，他们高度依附于官方话语，而不能实现思想上的“断奶”。这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始终难有理论创新的根本性制度原因。

21世纪初，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有独立话语体系和独立研究议程的学术群体，这个群体与政策保持着一种守望的距离。这个学术群体的形成，外加中国崛起为世界主要角色的现实机遇，给中国提供了难得的理论契机。面对中美战略关系的新型特征所带来的国际体系的变革，中国学者正在试图给出一些回答，这些初步的理论回应可能预示着中国学者在理论领域的群体性贡献。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越了一个政策性概念，而是体现为一个更加一般的学术和理论命题，即作为一个全新的崛起大国，中国会以怎样的行为方式与国际其他行为体特别是国际体系的守成大国进行战略层次的互动。

站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笔者观察到，伴随着国际体系的权力转移，中美战略关系的核心内容是围绕国际新制度的建立和国际旧制度的改革所展开的主导权竞争。中美之间无论是围绕权力的争夺，还是围绕利益的竞争，抑或是围绕尊严的捍卫，都不主要表现为以军事竞赛和结盟对抗为核心手段的“硬竞争”，而是日益表现为国际制度竞争的新形式。围绕规则制定和伙伴争取而展开的国际制度竞争，是中美关系区别于以往的大国关系形态的新型因素。

所谓国际制度竞争体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制度内竞争（intra-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就是制度内的主要成员国围绕该制度体系的主导权展开的竞争，包括对国际制度的解释权、控制权，以及围绕国际制度的维持与改革所产生的竞争。二是制度外竞争，或称制度间竞争（inter-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就是通过建立新的制度体系来与原有的制度体系进行竞争。本书所说的国际制度竞争同时包含上述两个方面的含义，但主要指第二个方面，即制度间竞争。而国际制度竞争又包括两个方面的具体内容：一是围绕规则制定展开的竞争，规则是国际制度的基础，领导国在特定的国际制度框架下竞争规则设计的主导权；二是围绕伙伴争夺展开的竞争，制度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伙伴关系，制度领导国要想新建或者捍卫一种国际制度，必须得到伙伴国的支持。

大国领导的国际制度竞争是国际关系史上的全新现象，这是新理论诞生的现实基础。美国是二战之后国际制度体系的缔造者和守卫者。作为美国长期的战略对手，虽然苏联一直在军事和政治上与美国展开激烈的竞争，但它一直自绝于美国领导的国际制度体系，而且苏联一直依靠其传统的军事力量和意识形态纽带来强化自身的同盟阵营，进而与美国进行冷战对抗，苏联自身没有形成成熟的国际制度战略，也没有对美国领导的国际制度体系进行强有力的挑战，美苏的冷战竞争是高度传统的，即依靠军事和盟友。作为美国的战略盟友，日本和德国在美国的制度体系内实现崛起，并且成为美国领导的制度体系的合作伙伴，他们由于在安全上的依赖，同时也是既有制度体系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作为利益攸关方，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挑战美国的国际制度体系。德国只是通过欧洲一体化的区域制度建设有限地建立了一个区域性的制度体系，但这个区域性的制度体系最开始是为了和美国共同应对苏联挑战的安全需要，而且得到美国的支持和认可。而日本除了建立了与美国共同发挥主导作用的亚洲开发银行之外，在漫长的时间里，连在东亚建立区域性制度体系的目标都没有实现。

与苏联、德国和日本都大为不同，中国是二战以来唯一有能力也有意愿而且也有切实的行为去挑战美国领导的国际制度体系的国家，这使得既有国际制度体系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了，国际制度之间出现了竞争关系。中国的国际制度战略充满了新的特点，一方面中国是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体系的最重要的参与者和贡献者，另一方面中国又是诸多新的国际制度的发起者和创建者。

中国曾经是美国领导的国际制度体系的造反者和抗议者，但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国开始改弦易辙，成为国际制度体系的融入者，这种融入是有选择的，但也是痛苦的。这种融入战略让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并在近40年之后，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重新成为国际舞台的主要角色。但是随着中国实力的成长和利益的拓展，中国在既有的国际制度体系下开始感受到诸多不适和不安。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为分水岭，中国开始强调对国际旧制度体系的改革从而带来制度内竞争，同时创建国际新制度带来制度间竞争，这一新的国际制度姿态最先表现在国际经济领域特别是国际金融领域，正是在金融领域，美国的危机暴露了既有制度体系的不合法。

而在贸易领域，美国则表现出对既有国际贸易制度的不满。由于美国的传统制造业正在不断走向衰落，服务业和金融业逐渐成为其支柱产业，美国认为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核心的既有贸易制度体系已经不能满足自身的利益需要。为此，美国开始不断冷落WTO框架下的全球多边谈判，积极谋求在区域层次缔造国际贸易新制度，即通过加快推动自贸区谈判，来建立对美国有利的一整套国际商业新规则，以彰显美国的竞争优势。归结起来，中美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制度竞争，由贸易领域的美攻中守和金融领域的中攻美守共同构成。

正是这一新发现，刺激笔者在折中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全新的理论体系——现实制度主义——来说明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表现形式，解释中美国际制度竞争形成的原因，分析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政治后果。

中国和美国之间正在兴起的国际制度竞争正在成为两国战略关系的主导性现象，而这种制度竞争最早体现在经济领域，并且逐渐从经济领域扩散到政治领域。它给学术界提出了若干个新的理论问题，从而成为理论创新的源泉。第一，中美战略竞争为何以国际制度竞争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国际制度竞争的驱动力是什么？第二，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在不同领域表现出什么样的攻守态势？第三，中美国际制度竞争会带来什么样的国际后果，它对国际治理和全球秩序构成何种影响？

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是建立在大国传统战略关系的基础上，缺乏对中美这一新型战略关系形态的描述和说明，自然也无法回答上述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际制度正在替代武力征服和军事压力成为大国运作权力、满足利益和实现尊严的最为关键的和可行的形式。现实主义往往恋恋不舍于传统的权力形式，不愿意正视现实世界的变化；而自由主义又往往对于国际制度寄予理想主义的期待，不愿意正视国际制度的权力面孔。首先，这种并非基于结盟对抗的战略关系，使得传统的现实主义难以有效解释中美关系。传统的现实主义以结盟和安全困境作为核心研究主题，但现实情况是，中美并没有陷入一种深度的安全困境之中，中美都不认为彼此要威胁对方的生存安全，以至于双方需要通过结盟来进行势力的角逐。

但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无法说明日益加剧的中美权力竞争，尤其是无法说明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开始逐渐调整过去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体系的基本战略方向，开始“改制”和“建制”的努力，并且谋求成为一个国际制度领导国。

现实世界的变化是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中美呈现的以国际制度竞争为本质内容的大国关系新形态给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带来了挑战。两者之间的鸿沟需要新的理论的登场，本书提出的现实制度主义就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诞生的。不仅如此，在既有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谱系中，中国学者很少成为进行理论创造的主角。而从中美新型战略关系的互动实践中所抽象出来的现实制度主义理论，专门用于解释和说明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在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新时代，所呈现出来的一些新特征。

在现实制度主义的世界里，国际制度内部的成员国是基于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它不同于现实主义理论所重点阐述的基于军事对抗基础上的盟友关系；与此同时，国际制度内部的伙伴成员也有等级之分，强国是国际制度的领导者，而弱国是国际制度的追随者，所以现实制度主义也不同于自由主义对国际制度的理想化描述，国际制度的背后仍然有权力在发挥作用。国际制度由制度领导国创建和维持。

现实制度主义认为，当今国际社会正在逐渐从“丛林世界”向“规则世界”进化，一个由大国所主导的日益强大的规则体系被内嵌于国际体系之中，这导致国际体系中权力政治的表现形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围绕规则制定和伙伴争取所展开的国际制度竞争取代围绕安全困境所展开的联盟对抗，成为大国权力政治的崭新内容。韩非子曾言，“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那么“未来战于制度”。

具体而言，现实制度主义所阐述的新世界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以应对“安全困境”和备战为目的的结盟对抗和军备竞赛不再是大国权力政治的主导性内容。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新兴国家都坚持不结盟的政策，这成为推动国际体系转型的重大力量。冷战结束后，新增的军事联盟条约非常有限，美国的传统联盟关系虽然由于惯性的作用依然存在，但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松弛。

在传统现实主义者眼中，国际体系是一个“人人为战”的“丛林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安全是高度稀缺的，在严峻的“安全困境”之中，通过结盟和军事竞赛来维护安全是国家的核心战略目标和行为动力，复杂的结盟关系和紧张的备战或热战状态是国际关系的主题。而现实制度主义认为，由于上述三大机制的作用，国际体系中的安全并不像传统现实主义所描绘的那样稀缺。在一个领土征服不断远去的时期，国家的安全尽管仍然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但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稀缺。生存问题对于绝大多数国家而言已经基本解决，国家生存的威胁更多不再是外部的同类国家，而是内部的发展困境。二战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国家的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多，而且大量的中小国家在国际体系的竞争中表现得富有活力，并且生存得富有尊严。导致国家崩溃、政权更迭的核心原因大多并非外部强权的攻击，而是国家治理的失败。这意味着相比于历史上以往任何时期，国家安全问题的紧要性正在下降，相反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问题正在上升为日益重要的世界政治问题，这也导致过去以“大国安全竞争”为基本特征的世界政治正在逐渐向“全球治理的时代”转变。虽然大国军备扩张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存在，但与其说这种军备扩张是为了应对外部安全威胁的需要，倒不如说是为了迎合国内的特殊利益集团和民族主义情绪。

第二，大国之间日益呈现的深度相互依赖，带来了大量的共同治理问题，这使得伙伴“互助”正在取代军事“自助”成为国际关系的常态，在伙伴合作基础上所形成的制度关系也因此替代针对第三方的结盟关系成为国际政治中最主要的关系形态。

在现实制度主义的世界里，大国之间更多的是“利害攸关”的伙伴关系（partnership），在各种具体领域展开合作，领导国际社会应对相互依赖的世界里所出现的共同挑战，进而实现联合治理。而伙伴合作关系的发展需要国际制度来加以规范，在伙伴关系基础上所形成的国际制度成为国际治理的核心平台甚至主体，这使得国际制度取代国际联盟成为国际关系的压倒性现象。

国际制度与国际联盟的区别在于，国际制度致力于建立规则，这种规则体系甚至对领导国本身也构成约束，而且国际制度致力于提供公共服务，国际制度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伙伴关系，致力于在具体议题领域扩大共同利益的合作，而且伙伴关系是基于网络而存在的，具有高度的灵活性，而且伙伴关系本身不具备排他性；而国际联盟致力于约定彼此的安全保证义务，共同对抗第三方，它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盟友关系必然存在选边站队的抉择，一个国家不可能和两个敌对国家同时结盟。可以说，国际制度为内部成员合作而生，而联盟的目标是为了对抗外部敌人。因此，现实制度主义的世界是一个以伙伴网络和规则体系为核心的世界。

第三，大国权力政治并没有退出国际舞台，大国围绕国际制度的缔造和改革所展开的各种博弈正在成为当前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国际制度竞争取代国际结盟对抗成为大国权力政治的最新表现形式，而国际制度竞争带来国际制度的兴起与衰朽。

在现实制度主义的世界里，国际制度内部的伙伴成员也有等级之分，强国是国际制度的领导者，而弱国是国际制度的参与者和追随者，所以现实制度主义也不同于自由主义对国际制度的理想化描述，国际制度运行的背后仍然有权力在起作用，领导国在国际制度的创建和维持中发挥特殊重要的作用。国际制度竞争的实质是领导国争夺对国际行为规则的控制权和争取合作伙伴扩大自身“朋友圈”，进而提升自身的权力、利益和尊严。无论是制度间竞争还是制度内竞争，它们都直接导致了国际体系中各种制度的兴起与衰朽。

总之，现实制度主义强调国际体系的性质在新的时代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它不认为当前的国际体系被千年不变的规律所支配；相反，现实制度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性质的变化意味着国际关系的传统理论需要大规模的重新评估。“结伴”和“立规”日益成为大国在国际体系中外交行为的主要方式，这导致围绕国际制度的创建、维系和改革所展开的竞争行为，成为大国关系新形态的重要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