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国际制度竞争的新世界

领导国必须提供某些……可信的、制度化的措施，以约束自身权力的行使。

——约翰·艾肯伯里

 

国际关系正在发生自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既体现在以全球实力分配为核心的国际格局的变化，也体现在以国际运行规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的变化。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2009年欧洲爆发债务危机和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们共同构成了国际格局演进的重要分水岭，即国际权力结构的天平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转移：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曲折之后，中国正在重新崛起为国际舞台上为数不多的全球性大国之一，这是21世纪里最大的国际政治变局。

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理论都主要由大国（great powers）来书写。自1840年以来，中国首次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也首次成为国际体系游戏规则的重要书写者之一。理解作为新兴崛起国的中国和作为守成霸权国的美国之间的战略关系的基本内涵，是理解21世纪的国际秩序的基本前提。而正是中美战略关系日益呈现不同以往的新型特征，带来了国际秩序的重大变化。

中美战略关系正在加速走向一种战略竞争的基本态势，但是这种战略竞争关系既不是冷战对峙的关系，也不是战争敌对的关系；它既不同于国际关系史上其他类型的大国关系，也不同于中美关系史上的各种战略关系类型，而是一种在深度相互依赖状态下的合作与竞争共存的关系形态。一方面，中美是一对重要的合作伙伴。这种合作伙伴关系既体现在政治、安全、经济、环境和社会等多个议题上，也体现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多个层次中。另一方面，中美又是一对竞争对手。这种竞争目前主要不是以军备竞赛、结盟对抗、大国战争和安全困境等传统形式表现出来，甚至意识形态竞争和价值观竞争也并非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主要表现；中美之间围绕对国际制度的塑造和控制所展开的国际制度竞争作为国际关系史上的一种全新的形态，正在成为两国战略关系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制度之战”取代“枪炮之战”成为支配未来国际秩序演进的根本力量。

中美国际制度竞争表现为伙伴争夺和规则竞争两个方面，这种竞争并非零和性质，而是建立在各种深度合作的基础之上，它将有可能重塑国际体系的基本运行特征，特别是从根本上冲击无政府状态这一传统国际关系知识产生的基本前提，从而给人们对于国际关系的认知体系带来巨大挑战。我们迫切需要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知识来对此做出回应，因为传统的思维和范式已经难以回答中美战略关系中所呈现的一些新问题。

本书站在西方主流的结构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的学术大厦之上，通过折中主义的取舍，提出现实制度主义（realistic institutionalism）这一新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中美新型战略关系的形成原因，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新的国际制度现象及其对未来国际秩序再建所产生的影响。本书的研究指出，中美正在兴起的国际制度竞争正在推动国际社会进入一个现实制度主义所描绘的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权力竞争形式逐渐从过去围绕军事、联盟和均势等传统要素展开，转向对国际制度的影响和塑造也即围绕制度主导权展开。前者是纯粹建立在对抗性与零和性基础上的“硬竞争”，后者则是蕴含着丰富的合作基因和自我约束（self-con-straint）的“软竞争”。

现实制度主义认为，在新型中美战略关系的引导下，国际体系正在从“丛林世界”走向“规则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公然的武力行为和武力威胁不再是国际行为的常态，合作伙伴取代军事盟友、制度关系取代联盟关系，正在成为国家间关系特别是大国间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在这个世界里，国际规则制定权和合作伙伴的争夺是大国关系的“新常态”，大国通过成为制度领导国，在国际社会中树立权威、实施权力和谋求利益，并实现对国际体系的有效管理。总之，现实制度主义认为，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国家的权力日益被镶嵌（embedded）在规则体系和制度约束中运行，这成为21世纪初国际秩序转型的核心内容。

中美之间围绕国际制度所展开的竞争缓解了直接的权力竞争的对抗性与零和性，并且有可能丰富国际公共服务的供给，从而为国际社会带来良性治理的格局，并构建一个基于规则体系和伙伴网络的国际新秩序。现实制度主义试图在结构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之间搭建一个沟通的桥梁，为理解当下正在演进中的国际体系性质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视角，也希望能为理解国际政治基本逻辑的延续与变迁提供一种新的方法，进而为整个国际关系宏观理论的进步贡献一些新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