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大国战略关系的历史透视

国际体系的基本格局（权力结构）和基本秩序（运行特征）由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来定义，理解大国战略关系的根本性质是理解国际体系的基本前提。所谓大国，通常指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的国家行为体，它们因实力地位、地缘位置以及价值体系等原因而能够对国际体系运行产生显著影响。在一个特定时间段，国际体系中大国的数量总是有限的，其数量一般仅在3—5个，因此，大国关系具有较强的可观察性。所谓战略关系，指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的一种宏观和总体的关系形态，特别是体现在重大政治和安全问题上的关系形态。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具有较长时期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不易在短期内发生改变，除非出现重大的外来与内在的危机和力量对比与政策选择的重大变化；二是具有较强的主导性，战略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和控制着国家之间在具体问题领域中的其他关系。分析一个特定时期的大国战略关系的基本特征，是理解当时国际关系的首要前提。

自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孕育出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以来，近500年的国际关系史不断上演大国兴衰、战和交替的悲喜剧，也为学者进行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素材。总体而言，历史上的大国关系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即战争敌对关系、战略合作关系及冷战对峙关系。这种大国关系形态也界定了当时国际体系的基本性质。

理论来源于实践，历史上存在的这三种基本的大国关系形态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事实来源。而这三种大国关系形态的塑造者主要是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苏联，它们曾经先后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叱咤风云的主要角色，也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日本虽然在二战期间短暂地影响了世界，但它的扩张行为是对英国式殖民主义和德国式军国主义的混合；日本所有的对外行为几乎都是对已有的国家行为的模仿，它并没有以自身独特的行为模式为国际关系学术发展贡献原创性的实践活动，哪怕它在二战后的复兴也是如此。没有任何一支国际关系理论是以日本的国际行为为背景来书写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从来没有今后也难以成为国际关系意义上的真正世界大国。

一 英法关系：百年争霸战争

尽管西班牙和葡萄牙以自身领先的航海行为和殖民开拓敲开了世界现代化的大门，但它们却因为自身的根本性缺陷止步于现代化大门的门口；同样，由于它们过早地衰落，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国际关系史上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记。随后崛起的荷兰自始至终只是建立了遍及全球的商业帝国，由于荷兰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因此荷兰庞大的商业船队和商业网络最终在英国的军事化武装的舰队面前，很快灰飞烟灭。荷兰在国际关系史上只是如流星般瞬间划过夜空，荷兰的命运也证明在当时还表现为“丛林世界”的国际体系中，没有军队保护的财富脆弱不堪。

真正在国际关系史上留下恒远印记的是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在17世纪后半期快速崛起为欧洲的强国，它们有太多的不同：一个是不断走向议会民主制，一个在进一步加强君主集权；一个是海洋岛国并有强大的海军，一个是大陆强国并有一流的陆军；一个依靠建立了现代金融体系来解决国家融资问题，一个仍然依靠传统赋税来汲取资源。英国和法国代表了欧洲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发展模式。但它们的目标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在无政府的世界中依靠自身的力量来争夺霸权。

在18世纪里，英法战略关系构成了大国战争敌对关系的典型。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两个欧洲最重要的大国为了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而不断扩军备战，并进行了复杂的结盟活动，两国间先后爆发7次大规模战争，双方战略敌对关系直至1815年拿破仑被彻底击败方宣告结束。

英法的百年争霸战争缔造了一个新的以主权和强权为基础的“丛林秩序”，这个秩序区别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前的以封建自治为基础的中世纪旧秩序。以英法争霸为代表的欧洲大国冲突与战争的漫长历史，为后来的国际关系学者发展出洋洋大观的现实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包括雷蒙·阿隆、亨利·基辛格在内的20世纪的现实主义大家都从18世纪的英法争霸关系中获取了丰富的营养。

此后，尽管欧洲在19世纪经历了所谓的百年和平，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再次表明，因恶性权力竞争所导致的敌对和战争乃是大国战略关系的常态。大国战争是大国敌对关系的极端表现形式，它往往直接导致传统大国的衰落和新兴大国的崛起，从而成为世界格局演变的转折点。

面对大国战略敌对关系的黯淡前景，现实主义者们在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三个思想巨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系列诸如权力政治、制衡理论、结盟理论、安全困境理论和权力转移理论等具体的理论分支。现实主义的悲观立场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历史上大国敌对关系的悲剧性实践。现实主义者认为，在巨大的安全和生存压力下，大国关系很难摆脱“修昔底德陷阱”，大国围绕权力的竞争必然导致敌对甚至毁灭性的战争。

二 英美关系：长期战略合作

国际关系史上的大国关系实践永远是丰富多彩的，它并不像现实主义所说的那么单调乏味，以至于是一个永无休止的悲剧循环。20世纪的英国和美国作为两个世界级的大国为国际关系的教科书贡献了大国战略合作的经典案例。

所谓战略合作关系，指大国之间在重大政治和安全问题上采取合作行为，以应对更加严峻的战略威胁或者维持既有的利益和权力分配格局。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都在本土并没有遭受严峻威胁的情况下，跨过重洋和英国坚决站在一起，共同对付另外一个战略敌手。战争结束之后，英美也能在分歧中达成共识，来重建世界秩序。更加吊诡的是，英国和美国实现了国际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和平权力转移，19世纪的世界霸主英国和平地将世界老大地位转交给美国。在后来的冷战期间，英国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忠实伙伴；冷战结束之后，英国更是对美国亦步亦趋，成为美国的全天候盟友。而在18世纪末，两国曾经浴血奋战了八年。英美为何能够形成持续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这给国际关系的探索者留下了很多思想激荡的空间。

事实上，大国战略合作并非始自英美。19世纪初期，拿破仑战败之后，当时的主要大国——英国、沙俄和奥匈帝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欧洲协调”（the concert of Europe），并建立了维也纳体系，即以战略合作的方式维持欧洲秩序，这一秩序建立在大国共识、权力约束和大国和解的基础之上。这一战略关系形态使整个欧洲和世界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维持着基本和平，与18世纪的大国敌对关系形成鲜明对比，从而进一步佐证了大国关系决定世界秩序这一基本命题。这种战略合作关系随着德国统一改变了欧洲的权力格局而最终走向瓦解。新兴的德国不接受欧洲协调下所达成的大国共识，作为修正主义的新兴大国，德国以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悲剧方式摧毁了当时的欧洲秩序，最后也摧毁了自己。

如果将欧盟视为一个统一的战略行为体，当前的美欧关系也属于这种大国战略协作的关系形态。它们作为全球体系中的两个最重要的行为体共同维护以集体安全、国际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大国战略合作的实践，促成了后来以民主和平论、贸易和平论、制度和平论、集体安全论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滥觞，自由主义为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增添了许多丰富的内容，并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高峰。19世纪的欧洲百年和平孕育了以科布登为代表的贸易和平学说家，这些学说家以自身的外交行为推动了国际关系中第一个相互依赖时代的到来。后来，到了20世纪下半期，民主和平论与贸易和平论者认为，美欧大国合作关系的实践表明，共享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文化与日益紧密的相互依赖有利于维持大国之间的和平；集体安全论者也认为，“欧洲协调”表明大国可以通过建立集体安全的方式维护整个体系的和平。至今仍有不少全球治理理论将“欧洲协调”视为最早有效的安全治理模式。大国战略合作关系的存在为自由主义者保持乐观提供了理由，因为大国之间不总是战争敌对，也可以进行战略合作，甚至可以结成盟友，这种盟友甚至也不会因为共同的敌人消失而解体。

三 法德关系：宿敌变成伙伴

法国和德国从你死我亡的百年宿敌演进到今天血浓于水的亲密伙伴，两国关系的演进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从另外一个角度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实验室”，在美英战略合作与欧洲协调之外，进一步验证了自由主义学说的魅力。

从19世纪下半期开始，法国和德国就成为彼此最大的战略对手，并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作为欧洲大陆上的长期霸主，法国是德国在崛起过程中所必需迈过的一个坎。法国和德国的大国关系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上演了经典的“修昔底德困境”，即一方的崛起和安全，必须以削弱和打击另一方为基础。双方关系的这种零和性质最终以两次世界大战的形式表现出来。

但是二战之后，法德这对百年宿敌却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从当年最大的战略敌手转变为最重要的战略伙伴。法德领导的欧洲一体化实践为国际关系理论贡献了巨大的财富。欧洲的联合是国际关系史上超越主权，通过建立国际制度来实现永久和平的重要尝试。欧洲成为“世界和平的绿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当年启蒙运动时期的大思想家康德关于“持久和平”的理想，也实现了当年伍德罗·威尔逊的“自由和平”的理想。

在德法的领导下，欧洲国家进行了十分伟大的区域层次的国际制度试验，而欧洲共同市场和欧元则是这一系列试验的最集中体现。欧洲共同市场在不同主权国家之间实现了完全的市场整合，国界线的阻隔在经济要素流动的意义上已经不存在了；而欧元是主权国家之间以政治协议的形式所缔造的超主权货币，它在欧元区流通已经超过十年，尽管欧元的制度设计仍然存在诸多缺陷，但它坚实地奠定了自身的第二大国际货币地位。欧元成为欧洲团结的象征，也成为德法大国关系从宿敌走向伙伴的勋章。

德法关系的演进以及欧洲的一体化实践，成为国际关系理论蓬勃生长的沃土。功能主义、政府间主义、建构主义乃至全球治理理论、批判理论都建立在欧洲的国际关系实践基础之上。尽管欧洲国家已经从世界权力政治的巅峰上跌落，但欧洲依然在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舞台上继续领先于世界。

欧洲的试验仍在继续，其间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各种挫折，但这种试验彰显了人类社会关于国际关系的伟大想象力。而德国和法国从世纪宿敌走向亲密伙伴的历程，也以自身的行为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留下辉煌篇章。

四 美苏关系：尖锐冷战对峙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苏联及其前身沙俄一直是现代国际体系的边缘角色，它只是在“欧洲协调”的梅特涅时代以次主角的身份参与欧洲大国关系事务，但后来随着克里米亚战争的落败，沙俄又一次退回到孤立的时代。一战结束之后，苏联以全新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强有力地介入了国际关系，但它仍然经常遭到藐视。直到苏联在二战中以自身惨烈的牺牲发挥重要作用，才开始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重量级选手。二战结束后，苏联又以令人畏惧的国家实力一跃成为和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而过去藐视沙俄和苏联的英、法、德、日等传统大国则在战争的硝烟中奄奄一息，沦落为仰人鼻息的二流国家。这是国际关系格局的一次重大的历史变换。

20世纪下半叶的美苏关系为国际关系史贡献了冷战对峙这一大国关系的新典型。所谓冷战对峙关系，指大国之间采取彼此敌对政策，在意识形态上相互攻击，经济上进行制裁和封锁，政治上进行结盟对抗和暗中破坏，甚至在军事上通过“代理人战争”来打击对方，两国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但双方又在主观意愿上极力避免直接的恶性冲突，并且事实上也成功避免了战争的爆发。

苏联和美国并没有走上一条类似当年英法、法德的敌对战争的老路，而是维持了对峙中的冷和平，两国之间并没有爆发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尽管其间也曾经因为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而使两国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刻，但毕竟双方最终都有效地管理了这种危机，并没有让战争成为现实的噩梦。双方的这种关系持续了40多年，它也在总体上有利于二战后的世界秩序的稳定。导致美苏之间的冷战没有演变为热战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核武器的出现使得美苏在相互确保摧毁的基础上形成了“核恐怖平衡”。这意味着，核武器作为一种全新的技术力量，在二战之后对大国战略关系形态产生了深刻影响。是核武器所带来的巨大恐惧给苏美带来了和平，这多少有些讽刺意味。事实上，作为美苏对峙的一方，苏联的国际行为从各个方面都体现出其作为一个霸权国家的传统基因，不论是对待敌人还是对待盟友，它都是武力的极端崇拜者。庆幸的是，人性中残存的审慎与克制在核武器时代避免了人类的毁灭。

美苏冷战对峙极大程度上促进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均势理论、威慑理论等众多新的理论成果都是在这一关系形态的实践基础上诞生的。美苏之间的冷战对峙使得一向悲观的现实主义也开始严肃考虑大国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甚至大国之间权力的和平转移也是有望实现的，从而丰富和完善了传统现实主义思想。

综上所述，国际关系史上这些大国关系的实践，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土壤。正是这些丰富多彩的大国关系实践，带来了各种国际关系理论和思想的争鸣。而国际体系中每一个新的战略棋手和战略关系的出现，都成为刺激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而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隆重登场更是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提供了重大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