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巴特拉伊的革命生涯及其领导的人民统一战线

一 巴特拉伊早年革命生涯

在尼共（毛）的形成过程中还有一支重要力量，即巴特拉伊领导的尼泊尔人民统一战线。巴特拉伊是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中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家、革命家，尼泊尔人民战争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从尼共（毛）创立至今，他一直是仅次于普拉昌达的党内二号领导人。2011年8月起担任尼泊尔政府总理和留守总理至2013年3月。

巴特拉伊全名叫巴布·拉姆·巴特拉伊，1954年6月18日出生在加德满都以西约75公里的戈尔卡县库普朗乡一个名叫拜尔巴斯的偏僻小村庄。戈尔卡同普拉昌达的故乡卡斯基是邻县，同属甘达基专区，两人的出生地相距不远。不仅如此，巴特拉伊也出生在农民家庭，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家族的姓也是尼泊尔的最高种姓，与普拉昌达一样同属普尔比亚婆罗门。

巴特拉伊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他从小就聪明过人，在求学生涯中，所有考试只有一次排名第二，其余都是全班第一。1970年，他从卢因泰尔阿玛·乔提（Amar Jyoti）中学毕业时，以全国中学生毕业会考第一名的成绩名扬全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高考状元。之后他来到加德满都，就读于阿姆里特理学院（Amrit Science Campus），以全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

不久，巴特拉伊在科伦坡计划奖学金的资助下去印度求学。1977年，他毕业于印度的昌迪加尔建筑学院，获建筑学学士学位。随后，他来到印度德里的计划与建筑学院攻读城市与区域计划专业，1979年毕业并获工学硕士学位。1986年，巴特拉伊毕业于印度著名的尼赫鲁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不发达的性质和尼泊尔的区域结构——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2003年公开出版）。同年，他同尼泊尔著名政治家达玛·拉特纳·亚米的女儿赫西拉·亚米结婚。两人婚后育有一女。

从学生时代开始，巴特拉伊就对政治发生浓厚的兴趣。1977年，他在印度领导组建了全印度尼泊尔学生联合会，从此踏上政治生涯的第一步。在印度学习期间，巴特拉伊与比·普·柯伊拉腊、吐尔西·拉尔·阿玛提亚、莫汉·比克拉姆·辛格、里希盖什·沙阿等尼泊尔革命著名领导人有过接触。在他们的影响和指引下，巴特拉伊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尼泊尔民主革命的洪流中去。

1980年，巴特拉伊在新德里因挥舞黑旗反对来访的比兰德拉国王而遭印度警方逮捕。这是巴特拉伊革命生涯遭遇的第一次被捕。1981年，经尼泊尔著名领导人尼莫·拉玛的介绍，巴特拉伊加入辛格领导的尼共（四大）。随后，巴特拉伊通过全印度尼泊尔团结社会（1979～1986）积极组织在印度的尼泊尔籍工人运动。1986年完成学业回国的巴特拉伊，成为辛格领导的尼共（Masal）的一名全职干部，积极从事革命运动。1986年、1988年，他因从事反政府活动先后两次遭逮捕。

二 人民统一战线与1994年中期选举

1991年初，尼共（团结中心）联合尼泊尔工农组织、尼共（马列）[后改名为（马列毛）]，共同组建尼泊尔人民统一战线，巴特拉伊为召集人。不久，尼泊尔工农组织、尼共（马列毛）相继退出。1991年8月17日，巴特拉伊重建尼泊尔人民统一战线，并担任主席。1992年初，人民统一战线联合尼共（团结中心）发起成立人民运动联合委员会，领导工人罢工，反对大会党政府的内外政策。

1992年5月，尼泊尔举行了地方议会选举。人民统一战线参加了选举。同时参选的还有尼共（Masal）、尼泊尔工农党、尼共（1949年9月15日）、尼共（马列毛）和尼泊尔共产主义者联盟等左翼政党。在选举前夕，人民统一战线联合这些左翼政党同尼共（联合马列）协商，希望能赢得一席之地，但遭到后者的拒绝。此次选举，大会党拿下全国36个城市22个市长职位和21个副市长职位，还获得55.8%市议会席位、50%乡村发展委员会席位。尼共（联合马列）赢得6个市长职位、20%市议会席位和26%乡村发展委员会席位。人民统一战线只获得1个副市长职位、1.34%（8个）市议会席位和5%乡村发展委员会席位。在加德满都，人民统一战线候选人只获得3.4%的选票，大会党和尼共（联合马列）却获得52.20%和44.4%的选票。

1994年7月10日，柯伊拉腊因党内分裂和外部压力被迫辞去首相职务，大会党政府倒台，国王随即解散了议会，宣布1994年11月13日重新选举。就在新的选举举行之前，人民统一战线内部出现了分歧乃至分裂。在是否参加选举的问题上，巴特拉伊同普拉昌达不赞成参加选举，而领导人尼兰詹·戈文达·维迪亚等人表示要参加选举。不仅如此，尼·戈·维迪亚还带领支持者分离出去，另立了一个“人民统一战线”。7月14日，尼·戈·维迪亚召开会议，决定参加选举。

后来在人民战争期间成为尼共（毛）卓越军事指挥员的巴萨·曼·普恩（又名阿南塔同志），解释了当时党的领导人拒绝参加中期选举的原因。他说：“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因此我们经常谈论阶级斗争。首先，在我们的社会，经济上有截然对立的两大阶级：富裕的资本家阶级；穷苦的农民和劳工阶级。其次，在权力体系中，掌权的绝大多数是高种姓的印度雅利安人（Indo-Aryan），只有极少数掌权者来自低级种姓和少数民族。第三，生活在同印度交界的平原地带的马迪西（Madhes）人，以及生活在尼泊尔西部喜马拉雅山区的格尔纳利（Karnali）人，自古以来就被排除在权力体系之外。第四，非印度教教徒、贱民即使是在21世纪也遭到种族隔离。第五，部分地由于印度教信仰，尼泊尔妇女在财产、教育、健康等方面，不能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我们为了这些受压迫的阶级，通过议会和街头运动，用和平的方式斗争了好几年，然而政府却设法用警力镇压我们，给我们加上数千条莫须有的罪名。尤其在1994年7月，大会党的吉·普·柯伊拉腊首相因为党内纠纷就解散了议会。那时我们得出结论，尼泊尔的议会制不会给人民带来好处。我们因此决定放弃议会道路，联合抵制1994年11月的中期选举。”

1994年11月，尼泊尔举行中期选举（因大会党提前结束执政而举行的）。这是自1990年尼泊尔恢复多党制以来举行的第二次大选。有24个政党参加了选举活动，62%的选民参与投票。11月15日，投票结果公布。尼共（联合马列）以42.93%的选票和88个议席的微弱优势，击败前执政党大会党（40.49%的选票和83席）获胜。其他政党，如民族民主党获20席，尼泊尔工农党4席，尼泊尔亲善党3席，独立候选人7席。19个党派竞选失败，未获一席，包括尼·戈·维迪亚领导的“人民统一战线”。

11月29日，受国王之邀，尼共（联合马列）组成一个少数派政府。11月30日，74岁的曼·莫汉·阿迪卡里宣誓就任尼泊尔首相。尼共总书记尼帕尔任副首相兼国防、外交大臣。这是尼共（联合马列）的首次执政，也是尼泊尔的共产党首次执政，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也属首例。当时苏东剧变之后不久，因而尼共（联合马列）的执政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尼共（联合马列）能够赢得选举，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柯伊拉腊政府失去了民心。大会党执政后不仅没有改善尼泊尔的经济状况，反而使国家陷入了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因印度制裁而起，大会党反而推行亲印政策。比如，柯伊拉腊政府提倡经济开放，强调民营化，但却把国有企业卖给印度资本，还对从印进口的商品征收低关税。在加德满都，印度商品充斥市场，从印度大批量进口的三轮出租车（约两万辆）排放的废气，加剧了首都的大气污染。柯伊拉腊政府还言而无信，不能兑现竞选时提出的诸如提高国民生活与福利、解决失业等承诺，而且官员还贪污腐败，搞裙带关系。所有这一切，不仅令国民普遍不满，而且也使他们感受到了民族危机。二是尼共（联合马列）利用民众对大会党亲印政策不满，在选举纲领和策略上提出“保护国家利益”和“发扬国民自尊心”等口号。同时还明确支持和维护君主立宪制，主张实行多党制，建立市场经济等。尼共（联合马列）还以共产党阵营内温和派的姿态出现，设法同普拉昌达、巴特拉伊等激进派划清界限，以博取中间选民和温和派别的支持。党主席阿迪卡里甚至指出：共产主义也应该按照时代潮流发生变化，不妨由国民来选择与尼泊尔的水土和文化相适应的政治制度。

除了上述两条主要原因外，大会党内部出现分裂，得到大会党主席克·普·巴特拉伊为首的反柯伊拉腊派的支持，也是尼共（联合马列）获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尼共（联合马列）上台后曾邀请其他党组成联合政府，但遭到大会党等议会党的一致拒绝，尼共（联合马列）只好一党单独组织政府。出现这种尴尬局面，对尼共（联合马列）的执政是极为不利的。因为政府制定的政策和计划，必须得到议会内多数议员的同意，才能得到贯彻和执行。而大会党拒绝参加联合政府的目的，就是要让新政府提出的议案不能在议会中获得通过，从而逼迫尼共（联合马列）下台。

不利的局势也使得尼共（联合马列）政府在制定政策时瞻前顾后，裹足不前。比如为赢得农民选票，尼共（联合马列）主张“耕者有其田”，要求土地改革，新政府为此还成立了土改委员会。然而，尼共（联合马列）并非真的要满足农民的愿望，只是在不触动农村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照顾农民的一些眼前利益。如实施“兴我家园”计划（Build Your Village Yourself），表面上重视农村发展，实际上只为全国近400个乡发放了总额为2400万美元的乡村发展基金，以试行新的养老金制度。在绝大多数农民不拥有土地的国家，不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任何改良对农民来说都无异于隔靴搔痒，无济于事。而即便如此，新政府领导人也一再强调“兴我家园”计划不是为了实现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只是农村发展的一个基础。

在城市，尼共（联合马列）政府虽然意识到前政府的问题，但没有制定也无法制定出更有效的应对之策。例如终止了大会党的私有化政策，却没有提出更好的替代方案；试图纠正前政府亲印度的外交政策，但依然摆脱不了印度的影响；声称要建立一个廉洁健康高效的政府，认为消除腐败是新政府的首要任务，但反对党很快就指控新政府的腐败。

更令人不解的是，尼共（联合马列）还实行早被西方国家废止的政党“分肥”制。尼共（联合马列）上台后不久，便安排本党积极分子和竞选资助者到政府任职或担任公职。原政府工作人员被大换血大换班，大批有经验的公务人员遭到解雇。其结果是新任命的官员和职员大多不熟悉新岗位，不适应新工作，政府工作效率低下，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也受到影响。这一荒诞做法，不仅引起广大解聘人员的强烈不满，也遭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批评。

另外，尼共（联合马列）内部也是派别林立，纷争不断。党内以巴姆·德夫·高汤姆、钱·普·迈纳利为代表的是反阿迪卡里的派别。这一派强烈反对阿迪卡里政府的内外政策。这些因素决定了尼共（联合马列）政府不可能持久执政。

尼共（联合马列）上台仅一个月，就遭遇尼泊尔大会党的冲击。12月17日，大会党人拉姆·钱德拉·布德尔当选为议长，这为大会党在议会内从事反尼共政府的活动提供了方便。此后大会党不断制造事端，比如指责尼共政府是集权政府，尼共的土地改革是为了实施共产主义，还酝酿对政府的不信任案。1995年6月，阿迪卡里被迫辞去首相职务。同年8月，尼最高法院宣布要解散违宪的议会。9月10日，议会就大会党提出的对政府不信任案进行投票。大会党联合民族民主党和亲善党赢得法定多数，该法案获得通过。9月11日，大会党组成以谢尔·巴哈杜尔·德乌帕为首相的新政府。至此，尼共（联合马列）执政9个月后下野。尼共（联合马列）的短暂执政，更坚定了尼共（毛）选择武装革命的信念。

三 “斯-嘉运动”与“罗密欧行动”

1995年9月重新上台的大会党决定对尼共阵营内部的激进派采取强硬措施。一方面，大会党此时认识到尼共（团结中心）[实际已秘密成立了新党尼共（毛）] 在1994年中期选举时已转入地下，该党不只是反对君主立宪制，抵制大选，而且在农村尤其中西部山区扩充力量，计划使用武力推翻现政权。另一方面，大会党还认为自己同尼共（团结中心）的矛盾和斗争，自1990年以后就变得不可调和了，此时的尼共（团结中心）力量还很弱小分散，如果政府动用武力将之驱散或摧毁并非难事。基于上述判断，大会党组阁后便开始动用警力对左派共产党特别是尼共（团结中心）经常活动的地区进行监视，禁止尼共（团结中心）和其他左派政党公开活动。尼共（团结中心）同大会党的关系骤然紧张。普拉昌达在大会党上台前已决定将上千名党员和干部转入地下，带领他们离开首都，前往偏远山区活动，保存并准备了革命的骨干力量。后来证明，当时的这一决策是及时和正确的。

大体在1994年尼泊尔中期选举前后，尼共（团结中心）一方面在城市开展抵制大选运动，另一方面在西部山区开展轰轰烈烈的“斯-嘉运动”（Sija Campaign）。这一运动是以鲁孔县境内属喜马拉雅支脉最高峰斯圣（Sisne Himal）山和罗尔帕县境内嘉尔加腊（Jaljala）山命名的。1995年3月确立在尼泊尔开展武装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以后，尼共（毛）更加强了对这一运动的组织和领导，由尼共（毛）中央政治局委员拉姆·巴哈杜尔·塔帕即巴达尔（尼泊尔语“云”的意思）同志负责组织实施。美国女记者李·奥内斯托赴尼泊尔解放区采访时，塔帕向她介绍了“斯-嘉运动”的一些具体情况。据介绍，“斯-嘉运动”内容主要包括“集中运动”“友谊运动”“民生运动”等。

“集中运动”就是把在罗尔帕、鲁孔、贾贾科特的革命力量集中起来，包括中央委员、西部地区领导人以及一些县的领导人。主要地区的一些文工团也被集中起来，包括青年团的成员。集中的目的是进行革命理论和政策的学习。这一过程大约持续了一个半月。接下来，就是把这些力量编成小组，动员他们到各个地方开展工作。这些小组由党员和群众领导人组成，主要是前往罗尔帕和鲁孔。这些小组的职责是组织群众，宣传党的路线，举办马列毛主义学习班，还参加群众的一些生产活动。有些小组秘密开展工作，有些则公开开展工作。分散到各地工作持续了约两到三个月。通过这一运动，“党在西部地区的总体工作，无论在组织上、政治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加强”。

第二场运动被称为“友谊运动”，仅在相邻的罗尔帕和鲁孔两县实行。罗尔帕挑选一些同志和文工团员前往鲁孔，而鲁孔也挑选一些同志和文工团员来到罗尔帕。这个交流活动进行了一个月，人们相互交换经验，增进了彼此的友谊和团结。生产和建设小组也加入这场运动。“友谊运动”的一个目的是唤醒群众并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各个小组的领导人同群众一起修路、造桥，从事农业生产。参加这样活动的有1000人。西部其他县也发起了这样的运动。此项运动有助于政治上教育人民，有助于组织人民，发展经济，促进生产。运动的内容甚至还包括修建学校、公用厕所和水龙头，因此又被称为“民生运动”。“斯-嘉运动”持续约一年，后因当局的军事围剿被迫终止。

1995年11月，大会党政府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对尼共（毛）活动的中西部山区，主要是罗尔帕和鲁孔，发动了代号为“罗密欧”的军事行动（Operation Romeo），企图使用武力剿灭尼共（毛）领导的革命力量。为此，政府从加德满都调集了1500名警察，长途奔袭那里手无寸铁的群众。罗尔帕县的11个乡镇和鲁孔县的一些地方成为袭击的重点。约6000人逃离或被强行驱逐出家园，1000多人（主要是贫苦农民）遭到监禁、判刑或折磨，10多人被打死。此次行动，警察没收农民饲养的鸡羊，盗窃私人的财物和珠宝，肆意地虐待和殴打被俘的群众，公然强奸妇女（目击者称至少有40起），甚至未经审判就地处决所谓的“恐怖分子”。

“罗密欧行动”中的严重暴行遭到尼泊尔国内以及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尼共（毛）领导人巴布·拉姆·巴特拉伊愤怒地指责这是针对无辜群众的“恐怖统治”。一份人权组织报告也称“罗密欧行动”为“国家恐怖行动”。2001年11月，美国国际开发署出具的报告《威胁下的民主管理：尼泊尔国内冲突》，则把“罗密欧行动”描绘为一次“大规模的残忍报复”，认为行动“普遍存在对人权的践踏，包括拷打、强奸、非法拘留和谋杀”。

“罗密欧行动”点燃了群众的革命热情。不少人是在亲历“罗密欧行动”后决定投身革命的。一位名叫扬·库马尔的年轻人是这样说明他参加革命的原因的。他说：“警察不分青红皂白地滥施暴行。对他们而言，生活在罗尔帕的每个人都是共产分子。警察殴打我的母亲，把我全家驱赶出了村子。对我来说，要想生存的唯一机会就是加入共产党。”扬·库马尔当时只有14岁，在读小学6年级。他后来成为尼共（毛）的一名战士。他生活的村庄乌瓦村（Uwa），后来也成为尼共（毛）的司令部所在地。当时罗尔帕的绝大多数年轻人认为加入尼共（毛）才是自己最有前途的选择。

在“罗密欧行动”期间，不少群众自愿站在革命者一边，他们同情并支持革命。据罗尔帕米鲁尔乡人民政府主席毕白克介绍，一开始，人们还忍受警察的暴行，但过了忍受极限时，他们便开始反抗。村民把石块投向警察，用棍棒进行自卫。“罗密欧行动”逼迫村民做出选择：要么屈服政府，背井离乡；要么支持尼共（毛），参加革命。不少村民选择后者，很多家庭支持子女参加尼共（毛）的队伍。

“罗密欧行动”使尼泊尔的局势骤然升级。普拉昌达、巴特拉伊领导的左派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处境极度危险。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及时组织力量反抗，极有可能被德乌帕政府剿杀在摇篮中。而形势的发展也促使尼共（毛）中央做出革命时机已经成熟的判断。据尼共（毛）中央领导人钱德拉·普拉萨德·高吉尔透露：“1996年1月底，中央政治局在加德满都召开会议，决定在2月13日发动人民战争。我们对起义日期严格保密，并开始准备那一天的武装行动。”

另一位尼共（毛）政治局委员向李·奥内斯托介绍：“政府的镇压行动（为我们发动人民战争）提供了好的条件和机会。‘罗密欧行动’结束后，我们在黎邦即罗尔帕武装司令部所在地召开群众大会，当时参加会议的约10000到15000人。在大会上，党宣布人民战争即将爆发。1995年12月，像这样的群众大会，在全国各地召开了20场～25场。”

四 巴特拉伊宣布“40点要求”与决定发动人民战争

“罗密欧行动”为革命造就了有利的客观形势。面对大会党政府的白色恐怖，巴特拉伊领导的人民统一战线，组织了一系列的全国性群众集会。1995年12月7日，人民统一战线在首都召集了有5万多人参加的群众集会，抗议政府发动的“罗密欧行动”。1996年1月底秘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还准备了有关民族、民主和民生的“40点要求”备忘录。为向群众揭露反动政权的本质，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1996年2月4日，巴特拉伊以尼泊尔人民统一战线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向首相谢尔·巴哈杜尔·德乌帕提出有关民族、民主与民生的“40点要求”。随行的还有一位女领导人帕姆帕·布什尔。

这份以备忘录为题递交给首相的公开信，首先指出国家和人民正面临严重危机。结束国王专制统治6年来，仅政府就换了3届。3个不同政党走马灯似地上台下台。尼泊尔沦为世界上第二贫穷的国家，71%的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失业率高达10%以上，若加上半失业和隐性失业，总失业率超过60%。巨额赤字和外债使整个国家陷入濒临破产的境地。外国势力尤其是印度扩张势力对尼泊尔经济文化的损害与日俱增。贫富差距、城乡差别急剧扩大。然而，政府中的议会党团只对如何保持手中的权力感兴趣，并为此向国外帝国主义及扩张主义势力乞怜，完全不顾国家和人民的福祉。

备忘录接着向首相提出了“40点要求”。其中与民族相关的有9条，与民主有关的17条，与民生有关的14条。关于民族的要求包括：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包括1950年尼印《德里协议》、1996年尼印签订的《马哈卡里河（Mahakali）综合开发条约》；系统管制尼印开放边界，所有印度牌照的机动车禁止在尼泊尔通行；关闭廓尔喀族人募兵中心，为尼泊尔公民提供有尊严的工作；尼泊尔工人应享受在本国优先就业的权利，如需募佣外籍工人，应依照工作许可证制度严格执行；结束外国资本对尼泊尔工业、商业与金融业的支配；制定并实行合适的海关政策，促进有利于国家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禁止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文化入侵，立即宣布粗俗的北印度电影、录像、杂志为非法出版物，停止非政府组织（NGO）和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进行殖民和帝国主义性质的入侵活动。

关于民主的要求：由民选代表起草一部新宪法，确立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废止国王与王室的一切特权；由人民控制军队、警察和官僚；废止一切压迫人民的法案，包括《国家安全法》；立即释放在鲁孔、罗尔帕、贾贾科特、戈尔卡、卡布克、辛杜帕尔乔克、辛杜利、达努沙、拉梅查普等县因政治及复仇等因素非经审判而遭逮捕的所有人，立即撤销一切冤假错案；立即停止警察的军事行动、镇压活动以及国家恐怖行为；调查被警察拘留期间失踪的所有公民的去向，将违法者绳之以法，给予受害者家庭合理补偿；追认所有在1990年人民民主运动中被杀害的人为烈士，烈士家属及在运动中受伤致残人员应得到适当赔偿，将凶手绳之以法；宣布尼泊尔政教分离；停止宗族剥削和对妇女的歧视，允许女儿继承父亲的财产；停止种族剥削和压迫，少数民族聚集区应允许成立自治政府；停止歧视受压迫和落后的人，给予所有语言、方言平等发展的机会，保证至高中阶段的母语教学的权利；保证新闻出版自由和表达的权利，政府控制的大众传媒应彻底独立；保证学者、作家、艺术家、文化工作者的学术自由和职业自由；消除高山区与特莱平原区之间的地域歧视，赋予落后地区自治权，同等对待农村和城市；加强地方社团建设并给予适当的支持。

关于民生的要求：土地归承租人所有；没收封建制度控制下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和无家可归者；没收中间商和封建买办资本家的财产、谎称无收益的资本，依靠国有化促进国家的工业化；保证所有人都有工作，失业人员在被安排工作之前应得到失业津贴；确立并严格执行从事工业、农业及其他行业所有人员的最低工资制度；妥善安置无家可归者，直至得到满意的条件和设施；免去贫农还贷的责任，一笔勾销农业发展银行给小农的贷款，制定向小农贷款的适当条例；农民应能便捷地得到便宜的化肥和种子，并为农民出售农产品提供适当的价格和市场；向遭受旱涝灾害的地区的人们提供适当救济；向所有人无偿提供科学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与教育，停止教育商业化；控制通货膨胀，按通胀率增加工资，所有人可廉价获得生活必需品；向所有村民提供饮用水、道路及电力；保护和发展家庭及村社工业；消除腐败、走私、黑市、行贿及商业投机等行为；尊重和保护孤儿、残疾人、老人和儿童。

巴特拉伊在备忘录的最后声明：“我们谨请当前的联合政府立即采取行动，满足这些同尼泊尔国家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要求。如果在1996年2月17日前未能得到积极回应，我们想通知您的是，我们将被迫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反抗现政权。”

而此时的德乌帕首相正忙于应对从泰国开始逐步蔓延至整个东南亚并重创尼泊尔经济的亚洲金融风暴，对巴特拉伊的这些要求不理不睬。他指派首相办公室出面应付，而他自己却出访印度。首相办公室原则上同意39条要求，但拒绝接受废除君主立宪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巴特拉伊知道王室政权绝不会满足自己的条件，于是没等两个星期的最后通牒到期，1996年2月13日，就决定同普拉昌达联合宣布发动武装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