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尼共（毛）决定发动武装革命的原因

一 认识这一问题的原则与方法

尼共（毛）为什么要决定发动武装革命？这是一个目前仍有争议的重要问题。一般认为是多种因素促成并决定的。比如尼泊尔学者布万·钱德拉·乌普瑞蒂就认为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因素：首先，尼泊尔是世界上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广大民众对生活现状普遍不满，对国王的专制和社会的动荡普遍不满；其次，尼共（毛）之前长期进行议会斗争，但屡屡受挫，迫使领导层决定采取武装斗争的战略；第三，尼泊尔的政治环境对以尼共（毛）为代表的左派共产党人越来越不利，不仅以大会党为代表的右翼政党联合王权打压甚至武力镇压尼共（毛），而且以尼共（联合马列）为首的中右翼共产党人也在孤立和排挤尼共（毛）。这些因素的存在，促使尼共（毛）最终决定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

应该说，乌普瑞蒂的上述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恩格斯说过：“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像尼共（毛）发动武装革命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绝不是一两种因素所能促成的，它一定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列宁在总结俄国20世纪三次革命的基本规律后指出：“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毫无疑问，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发生革命，而且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一般说来，革命形势的特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举出下面三个主要特征，大概是不会错的：（1）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 ‘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的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 ‘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 ‘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

列宁还认为，革命是个政治行为，它除了要具备客观形势、客观条件外，还需要具备必要的主观条件，特别是要有一个成熟的革命政党去组织去争取。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如此，无产阶级革命也同样如此。斯大林则进一步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动和胜利从来不是自行到来的，而是需要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去准备和争取，需要“一个在力量和威信方面都足以领导群众并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时也强调：有一个成熟的党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当然，对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它的发生要有基本前提。这就是资本主义要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拥有一定规模的资本主义工业，出现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这些是社会主义革命得以发生的基本条件。只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才能有社会化大生产，产生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组织。如果没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没有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就不会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也就谈不上工人运动及领导工人运动的无产阶级政党。

列宁概括的发生社会革命应具备的三个主要特征，以及斯大林、毛泽东关于革命是主客观条件成熟的产物这些重要思想，为我们认识尼共（毛）发动武装革命的原因，提供了根本的指导。尼共（毛）领导人普拉昌达也明确指出：“尼泊尔的阶级斗争发展形势，斗争环境的成熟以及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不断深入，使我们看到了在尼泊尔发动人民战争的客观和主观条件的成熟。”“我们通过对尼泊尔历史、地理和文化形势的仔细研究，最终决定走上了这条（武装斗争的）道路。”

二 尼泊尔半封建半殖民化的过程造就了革命的客观条件

普拉昌达认为：“尼泊尔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马列毛主义认为，在遭受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一般来说基本具备了革命的客观形势。这是我们研究具体形势的思想基础。”应该说，普拉昌达的这个判断是有充分的历史和事实依据的，也是尼泊尔许多革命者的共识。

尼泊尔在历史上是一个王权专制的封建国家。19世纪初，英国殖民者敲开了这个封闭国家的大门，开启了尼泊尔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1923年英国虽然形式上承认尼泊尔独立，但实际上仍控制尼泊尔的内政外交。“二战”结束后，印度凭借自身强大经济体（相对尼泊尔而言）的地位，利用与尼泊尔特殊的历史联系和地缘条件，从政治、经济、外交各个方面给尼泊尔政权施压，迫使尼政府同其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协定。因此，摆脱了英国殖民者欺凌的尼泊尔，又成为印度扩张主义者的乐园。整个国家依然没有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命运。广大人民遭受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际帝国主义（印度扩张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在尼泊尔农村，人地矛盾异常尖锐，封建剥削十分严重。尼泊尔近9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他们长期从事落后的农业生产。农村人多地少，人均耕地只有1.85亩（1990年），绝大多数耕地掌握在少数高等种姓的大地主手中。在拉纳统治时期，3%的地主富农占有全国90%的耕地，而其中80%的土地又集中在40多家拉纳家族后裔手中。地主向佃户收取高昂的地租，一般占到农民收成的50%以上，有的高达60%甚至80%。高利贷的利息更是高得惊人，达到100%以上。不仅如此，势力强大的地主还经常巧取豪夺农民的土地。因此在拉纳家族统治被推翻以后，尼泊尔贫苦农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而当时的王室政权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愿望。从1951年开始，各地就不断掀起暴力反抗地主压迫的运动和骚乱。

1964年尼泊尔政府出台新《土地法》，希望借助土地改革，缓和农村的人地矛盾和社会矛盾。然而这个法律不断遭到地主乡绅的阻拦和破坏。尼泊尔全国有耕地360万公顷，而土改只使其中的32000公顷耕地获得重新分配，仅占到全国耕地的0.8%。绝大部分土地仍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在土改之前的1961年，拥有2.68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7.9%，他们拥有的耕地占到全国耕地总量的45%。而到土改之后的1971年，拥有2.68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占全国农户的比例仅下降到6.4%，占地不到0.4公顷的农户占全国农户的比例在同一时期却从49%上升到55%。

到了90年代，尼泊尔农村的土地问题更加突出了。70%的贫农只拥有约25%的耕地，25%的中农拥有约45%的耕地，而5%的富农地主却拥有30%的耕地。一份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8%的尼泊尔人没有一丁点土地，65%的贫农只拥有10%的土地，25%的中农拥有25%的土地，而10%的富农地主却拥有65%的土地。在耕地集中、人口稠密的特莱地区（1991年占全国耕地62%、全国人口47%）, 10公顷以上的大地主占去50%以上的土地。而在丘陵和山区（占全国耕地不足40%，却集中了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占地不超过1公顷的农户占到当地总人口的80%。2006年尼泊尔调查委员会发现国王拥有的土地竟达到1700多公顷。

无地少地的农民为维持生计，不得不到地主富农家做工，或者租借地主富农的土地耕种。到地主富农家打长工或短工的农民，一般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被贪婪而严酷的地主视为囚工。不少家庭沦为地主的世袭奴隶。一位20岁的尼共（毛）战士曾这样描述自己和家人的遭遇：“我家自祖先起便是奴隶了。我们住在一间十分狭小的茅屋里。一家十口被地主差遣做任何事。全家常常要为他们准备食物，又常常因为我们是下等人而被地主赶走。”

靠借地主富农土地耕种为生的佃户遭受了非人的剥削。尼泊尔农村大量存在佃农，1986年佃农占全国农户的比例，山区约30%，平原至少有40%。虽然1964年颁布的《土地法》规定了地租的最高限额为土地收成的50%，但地主实际收取的地租费用却更高。在很多情况下，向佃户征收多少地租完全由地主说了算。尼泊尔丘陵和山区的土壤贫瘠，农作物产量本来就低，佃农生产的粮食自己都不够吃，却要将至少一半的收成交给地主。缴完地租后往往所剩无几，只够吃三四个月，因此不得不向有钱人借高利贷。而高利贷的利息却高得吓人，从10%到150%。约有2/3的农民经常遭到高利贷者的盘剥。

在地主、高利贷者加上当地腐败官员的多重压榨下，尼泊尔绝大多数农民过着十分凄惨的生活。他们不仅生活困苦，营养不良，连基本的社会服务、卫生条件、洁净饮用水都没有，而且有的不得不靠卖女儿维持生活。据报道，尼泊尔每年约有1.2万名女孩被卖到印度的各种色情场所。这些女孩命运悲惨。即便少数人能侥幸回到家乡，但往往不久就死于艾滋病等疾病。

残酷的封建剥削也严重影响尼泊尔的农业生产能力。贫困农户无力添置农具、改良土壤、修筑灌溉等农业设施。而地主只顾收租，不愿多花额外的钱用于农业生产。贫弱混乱的政府更无力解决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所需的投入。到1992年，尼泊尔全国只有13%的可耕地（特莱平原18%、丘陵地区8%）拥有永久灌溉设施。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使得尼泊尔的农业生产能力低下，粮食产量不断下降。从1985～1995年，农作物产量下降0.68%，其中粮食作物下降了7.23%，稻米产量下降了16.17%。尼泊尔迅速从粮食出口国沦为粮食进口国，每年要从印度等国家进口大量粮食。仅1994～1995财年就进口了35亿卢比的粮食。

尼泊尔至今仍受到从印度传过来的种姓制度的影响。种姓制度在尼泊尔的李查维时代开始萌芽，马拉王朝时期正式建立。拉纳家族统治时期重新划定种姓并推及全国。1962年马亨德拉国王虽以法律的形式废除了种姓制度，但其残余和影响一直存在。尼泊尔的种姓等级划分尽管比较模糊，也不像印度那样等级森严，但种姓观念仍渗透到人们的社交、婚姻、工作、饮食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一出生便被归类到某一世代相袭的种姓。低等种姓的人不能同上等种姓的人平等享受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等方面的权利。印度裔的贱民更是被排除在种姓制度之外，他们不被获准进入高等种姓使用的庙宇，不能进入高等种姓的商店，使用的水源也不能相同，他们甚至被迫居住在被隔离的区域。尼泊尔还有约40%的人属于非印度裔的人口数量少的小数族裔或原住民，他们也不在种姓制度之内，多数人只享受很少的权利。

尼泊尔的种姓制度还渗透到民族关系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等不平等现象严重存在。尼泊尔有61个民族，按民族语言所属的语系，可分为两大类民族群，即藏缅语系民族群和印度雅利安语系民族群。藏缅语系民族群基本属于蒙古人种，传统居住地一般为高海拔地区，以北部、东部山区为主。雅利安语系基本属于雅利安人种，主要居住在加德满都谷地、特莱平原及以西的戈尔卡和帕罗帕等地。雅利安人是历史上从印度迁徙过来的，这些印度教移民往往用武力征服尼泊尔当地居民，并成为该地区的统治者。雅利安人在征战、移民和统治的过程中不断宣扬印度教种姓等级观念，并最终在尼泊尔核心地区确立了种姓制度。

总体而言，尼泊尔的雅利安语系民族群生活在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区，政治和社会地位也普遍比藏缅语系等族群高。马嘉（Magar）、塔芒（Tamang）、塔鲁（Tharu）、古隆（Gurung）、拉伊（Rai）、林布（Limbu）、丹努瓦尔（Danuwar）、夏尔巴（Sherpa）、孙努瓦尔（Sunuwar）、拉吉班西（Rajbansi）等藏缅语系民族占尼泊尔人口的大多数，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接受雅利安人的统治。长期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造成尼泊尔社会民族矛盾尖锐，也带来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这些都成为尼泊尔社会长期无法克服的顽疾。

尼泊尔还存在严重的男女不平等现象。在社会的每个层面，妇女都是二等公民。女性的文盲率和寿命都较男性低，还经常面对家庭暴力和骚扰，没有任何法律来保障她们的基本权利。妇女不能接受教育，不能继承财产，也不能自主选择婚姻或离婚，连堕胎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成百上千的尼泊尔妇女因为堕胎被关进监狱。尼泊尔社会严重歧视妇女，成为尼泊尔不少年轻妇女参加革命的主要原因。

尼泊尔还长期遭受印度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剥削与压迫。虎视眈眈的印度殖民者和扩张势力设法渗透并控制尼泊尔的经济、政治等社会的各个方面。1816年《塞哥里条约》签订以后，随着印度工业品进入尼泊尔市场，尼泊尔的传统工业和手工业便开始衰落，国家经济逐渐丧失自主性。1923年尼印贸易协定特别是1950年所谓尼印和平友好协定等协定的签署，加快了尼泊尔的这一进程。印度资本家逐渐垄断了尼泊尔的商业、工业、金融、财政等经济的重要领域。

1923年《塞哥里条约》修订之后，印度对尼泊尔的出口长期维持在尼对印出口的2倍，但到20世纪90年代扩大为7倍。巨额贸易赤字给尼经济和外贸带来巨大损失。不仅如此，尼泊尔向印度出口的只是低附加值的产品，64.14%是未加工或半加工的农产品，而印度对尼出口的往往是高附加值的产品，这类产品约占到总产品的75%。

1950年尼印条约还赋予印度资本家居住在尼泊尔、同尼泊尔公民一样享有平等从事经济活动的“国民待遇”。印度资本以及国际资本通过这些商人在尼泊尔投资设厂，出售商品，抢占尼泊尔的市场，并干预政府的经济政策。他们迅速成为国外资本在尼泊尔的代理人，也很快成为尼泊尔的顶级富豪。到20世纪90年代，尼泊尔每12个亿万富翁中就有1个是有印度背景的资本家（主要是马尔瓦尔人）。这些印度或印度裔的大资本家操控了尼泊尔80%的工业和商业。

印度资本和国际资本还可直接向尼泊尔出售商品或在尼泊尔开设公司。如总部设在印度的跨国公司巴塔（Bata）（鞋类）、赫希特（Hoecht）（医药）、宝洁（Proctor and Gamble）（香皂、巧克力）、雀巢（Nestle）（咖啡、牛奶等）、布洛克邦德（Brook Bond）（茶类）等，印度同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跨国公司合资的企业如日资的马鲁蒂 -铃木（Maruti-Suzuki）（汽车）、英雄本田（Hero-Honda）（摩托车）等，跨国公司印度子公司在尼泊尔的孙公司如印度斯坦利华（Hindustan Lever）（香皂）等，这些公司的产品直接影响或垄断了尼泊尔的商品市场。

国际垄断资本驾驭印度扩张主义这匹快马进入尼泊尔，并同尼泊尔的买办势力、官僚资本势力相互勾结，不仅窒息了尼泊尔民族工业的发展，使得先前能自给的传统企业，如肥皂、茶叶、鞋类、饼干、纸张等，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倒闭，而且也便于国际资本和印度企业通过控制原材料、劳动力、资本和贸易等途径，公然或私下里控制尼泊尔的民族企业和国民经济支柱。就连尼泊尔主要外汇来源的旅游业也不能幸免。20世纪90年代，尼泊尔4家五星级宾馆中的3家是同印度资本合资的，另一家则是印度的全资企业。

1923年和1950年的协定规定尼印拥有统一市场和互相开放的边境，这也使得尼泊尔的财政金融体系完全依赖于印度，对尼泊尔民族资本和国家工业化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而在尼印边境地区，非法贸易和走私活动猖獗，甚至占到尼印合法贸易总额的1/3，给尼泊尔的税收和经济带来严重的伤害。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不仅在经济上控制尼泊尔，也设法控制尼泊尔的自然资源尤其是水资源。在印度扩张主义者的眼里，尼泊尔所有河流都应是同印度共有共享的资源。尼泊尔水电资源丰富，理论蕴藏量达83000万千瓦，位列世界第二，已开发的只占理论蕴藏量的0.5%。尼泊尔的河流都流入印度，汇入恒河。恒河流域又是印度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因此，尼泊尔境内水域的开发和利用，对于处在下游的印度发展工农业生产具有战略意义。为此，印度政府就尼泊尔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问题，同尼泊尔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协定。这些协定都有利于印度的农业灌溉，有利于印度介入尼泊尔的水电开发。如科西河和甘达基河协定规定，在河流靠近尼泊尔边境一侧修建大坝，便于将河水引入印度用于灌溉，留给尼泊尔的却只有少量河水，特莱平原这一尼泊尔著名粮仓的农业灌溉权被剥夺。条约还禁止在离大坝较长距离的河流上游再建水坝。马哈卡里河协定形式上规定两国主权平等，但实际上利用强加给尼泊尔数万亿卢比的外债而让印度垄断了对尼泊尔水资源和水电的开采权。1990年6月印度同尼泊尔政府又联合发行国债，为印度进一步控制尼泊尔绝大多数重要水资源提供了便利。

印度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势力严重束缚尼泊尔经济社会发展，给尼泊尔人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伤害，也引起他们普遍而强烈的不满。正因为如此，尼共（毛）把反对印度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目标之一。尼共（毛）领导人巴特拉伊指出：“毫无疑问，同印度扩张主义者持续180多年的半殖民联系，对尼泊尔国内阶级关系的发展、尼泊尔社会经济结构尤其是尼泊尔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和破坏作用。这就是毛主义者为什么把下述目标作为发动人民战争最重要的目标之一的原因，即动员遭受各种形式的半殖民主义剥削和压迫的所有等级、阶级，打破半殖民主义的锁链，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或叫新民主主义）。”

三 尼泊尔受压迫民众和民族有着普遍高涨的革命热情

长期的殖民掠夺和封建统治使尼泊尔丧失了发展的动力。1956～1985年，尼泊尔国内生产总值年均仅增长2%。其中1975～1985年年均增长1.9%。扣除人口增长、物价等因素，30年实际年均只增长0.2%。到了80年代中期之后，尼泊尔经济虽略有提速，但1986～1995年年均增长不超过2%。1950～1995年，尼泊尔45年来年均经济增长不超过0.5%。

经济的长期低迷使得尼泊尔国力贫弱。1960年尼泊尔GDP总量为5.164亿美元，而到1995年也只有44.011亿美元。人均GDP 1960年为53美元，而到1995年也只有203美元。1970～1990年人均GDP年均实际只增长1%。政府不得不靠借外债度日。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说法，一个国家的外债总量不能超过其贸易出口额的200%至250%，外债增长率不能超过其贸易出口增长率的20%，而尼泊尔1994/1995财年外债总额就达到贸易出口额的600%，外债增长率超过其贸易出口增长率的35%，远远超出国际上普遍规定的警戒线。1970/1971财年尼泊尔人均外债15卢比，1994/1995财年增加到6000卢比，25年翻了400倍。每年有1/4的财政预算用于偿还外债。1975/1976财年国家发展预算的40.8%依赖外债和外援，到1994/1995财年上升到61.60%。

尼泊尔迅速沦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到1995年前后，尼泊尔人均年收入不足240美元，农村地区许多农民连这个数字的一半都不到。不少女性、低等种姓、贱民、小数族裔、小宗教信徒的年均收入只有40美元。20世纪70年代，尼泊尔在世界最贫穷国家榜单上名列第13位，到90年代上升到第2位。

极度贫穷的尼泊尔，贫富差距悬殊，两极分化严重。到20世纪90年代，71%的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90%的人口生活在近似原始的状态，而10%最富有的阶层拥有全国46.5%的国民收入。全国10%的劳动力完全失业，60%的劳动力待业或未充分就业，6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其中80%以上在农村）。每年约有1/3的劳动力，主要是农村劳动力，为求生存流向印度及周边国家，去当仆人或在军队服役。而加德满都的富有阶层和上层人士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从住房、汽车到别墅，各种生活用品应有尽有。

为了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命运，尼泊尔民众同国内外反动势力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民主运动和革命浪潮此起彼伏。1952～1953年，尼泊尔西部爆发了比姆·达塔·潘特领导的农民武装起义。他们以反封建和反印度扩张主义为斗争目标，不断发动袭击腐败官员和封建官僚的行动，还夺取政府的粮仓，把粮食分发给穷人和灾民。起义行动受到群众的欢迎，革命队伍也迅速壮大，发展到数百个战斗小组。强大的革命力量令尼泊尔当局无力应对，最后不得不请求印度政府派来数千人的军队进行镇压。起义最终失败，起义领袖也惨遭杀害。尽管如此，这是尼泊尔历史上一次了不起的农民暴动，给尼泊尔的革命事业以极大的鼓舞。达丁和当-德瓦库里等县的民众不畏强暴，继续抗争。

1959年尼印签订《甘达基河协定》、1960年国王宣布实行无党派评议会制度，再度激起尼泊尔民众的强烈反抗。有很多左翼青年和学生，他们不怕坐牢，不怕血腥镇压和白色恐吓，勇敢地投身到革命运动中去。1972～1973年在贾帕县发生的武装起义，是尼泊尔共运史上最著名的一次革命行动。贾帕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在起义的过程中也暴露出领导层存在“左”倾冒险主义等严重错误，但领导者提出以游击战争和革命根据地为特征的持久人民战争路线，指明了尼泊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和本质，对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盛行的右倾机会主义是一次有力的回击。与此同时，东特莱地区包括奇塔万、苗地等地，成千上万的农民也卷入到这场阶级斗争中去。

1979年还爆发了波及全国的学生运动。在东特莱地区、奇塔万、当-德瓦库里和巴迪亚等县，乡村的农民也相继掀起一波波反抗君主专制的革命浪潮。到了20世纪80年代，群众运动此起彼伏，终于在1990年爆发了全国规模的人民民主运动。尽管比兰德拉国王被迫恢复君主立宪制，实行多党议会制，然而无论是上台的大会党，还是组阁的尼共（联合马列），都不能解决尼泊尔社会的严重问题，广大民众对王权的统治和傀儡的议会政党彻底失去信心。

尼泊尔的统治集团不仅始终没能给国家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而且其内部也存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大会党包括尼共（联合马列）等主要政党希望国王让权，实行有限的君主制，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以便在尼泊尔发展资本主义；而国王等封建势力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更不愿放弃既得利益和特权，而且这股势力由来已久，根深蒂固，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统治集团内部这两股力量的较量和斗争，贯穿了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尼泊尔的历史。谁战胜谁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统治集团的内讧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动荡。民众的不满和愤怒也与日俱增。整个国家如同一大堆干透了的柴垛，只需一丁点火星便能燃起熊熊烈火。如同普拉昌达指出的：“反动政府长达200年的专制统治，已经迫使人民掀起了波及全国的反抗浪潮。专制政府靠自己的武装控制了以加德满都为中心的全国政权。但在长期的反抗和斗争中，尼泊尔的群众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从东部到西部，从北部到南部，每个地方都有群众斗争和群众运动。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形势。我们只要振臂一呼，提出革命的纲领，领导群众运动，尼泊尔人民都会加入到这场运动中来。”

最有发言权的是那些亲身参加革命的尼泊尔普通民众。他们为什么要参加尼共（毛）领导的革命？又是如何看待这场人民战争的？这些情况对我们了解尼泊尔的革命形势是很有益处的。美国女记者李·奥内斯托曾在1999年采访过尼泊尔东部尼共（毛）的某排战士。她写道：“他们大都是年轻人，十几岁或20多岁，有几位年长一些，有两三位甚至40多岁了。他们几乎都来自贫苦的农民家庭，经历或目睹过警察的压迫和残暴。有几位从学生时代起就参加了革命斗争。两个年轻人来自受压迫的少数民族，他们说自己的文化和语言受到压迫是他们参加革命的主要原因。许多游击队员反复重申他们拿起武器的原因是：谁要想摆脱反动政府的压迫，除了拿起枪杆子别无选择。”

一位34岁的革命者说：“我对党和人民军队产生兴趣是当我分析了我国的形势——没有医疗保健、没有工作等，即使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后也找不到工作——之后，我问自己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情况？我逐渐明白这是因为反动政权从多个方面压迫人民的结果。我也逐渐明白应该进行阶级斗争，而穷人终将赢得胜利。因为我们人数众多，我们能够战胜一切困难把贫苦大众组织起来。那时我遇到了党。人民战争发动了，我就加入了人民军队。我加入人民战争的第二个原因，是反动政府不给我们进行和平运动的机会。当人民提出自己的要求时，政府却镇压人民，甚至违反自己制定的法律。反动政府就这样使我们无路可走，我们只好开始武装斗争。为了被压迫人民群众的自由，我参加了1996年发动的人民战争。”

一位40岁的排级干部讲述道：“我来自贝唐的一个贫穷农民家庭。我没有机会接受教育，于是我来到城里做工。我在加德满都时开始了解共产主义。我同许多革命者交流。这坚定了我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的信念。我因此参加了学生运动，认识了几位学生领袖，然后加入了党的青年组织。我是在袭击贝唐警所的那一天参加了人民军队。我参加革命的主要原因不仅是因为经济压迫，而且还由于当地的民族压迫。我们不能讲自己的语言，不能阅读本民族的文字，还受到信奉印度教政府的压迫，所以现在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为了平等并扫除反动派造成的一切歧视的社会，我们对此有极大的希望和决心。”

从尼共（毛）发动武装革命的第一天起，就不断有妇女参加革命。这是世界革命史上的奇迹。尼泊尔社会十分严重的歧视妇女问题，成为广大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参加革命的主要原因。李·奥内斯托采访的尼共（毛）的女战士、女干部，向世界讲述了这一真相。

一位18岁的女游击战士说：“我从人民战争发动时起，就开始和人民军队一起工作。在此之前，我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我来自拥有一小块土地的普通农民家庭。我深切地感受到，如果要消除社会的不平等，推翻妇女遭受的巨大压迫，驱逐侵占我们土地的印度扩张主义者，我们除了同这些反动派进行战斗外，别无选择。我的内心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拿起枪来。”她还说：“社会的状况是男女不平等。儿子可以继承父亲的财产，女儿则不能。如果结婚后到丈夫家生活仍然遭受压迫。因此，我们（妇女）得不到自由。党领导的人民战争是为争取男女平等而斗争的事业。这样的革命无论哪一方面都欢迎妇女参加，也受到妇女的欢迎。我确信我们为之战斗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将为妇女提供同男人一样平等的权利。”

鲁孔县的一位女组织干部说：“我成为一位革命者有着多种不同的原因，第一是因为女儿与儿子之间的不平等——比如在财产方面，女儿得不到任何的继承权。同男人相比，妇女的权益被她们的父母、丈夫和其他家庭成员严重忽视。尼泊尔的妇女受到封建制度严重压迫。不少妇女被卖到印度后成了妓女。妇女受到压迫，这是激发我成为革命者的主要原因。”

一位女领导人介绍了家里人对她参加革命的态度：“我的伯伯是我所在的大家庭的当家人。起初他不许我参加妇女组织，我对他进行了反抗，离开家在外面生活了六个月。当我回到家里时，家人因为我所做的事情而不愿接纳我。妇女组织和我一起找到我的伯伯，我们尽力说服他，告诉他有关妇女的权利。我们这样做了许多次，我的伯伯不再说妇女组织的坏话，但他还是不让我参加妇女组织，他希望我待在家里，干家里所有的活。”但她最终还是选择了革命。

罗尔帕县的一位妇女诉说了她参加革命的经历：“在我小的时候，家人就为我安排好了婚姻。我从15岁时起就到丈夫家里生活了，在那里生活了8年。我的丈夫比我小一两岁。结婚两年后，他到印度工作了，一去不复返。我和我的兄弟去印度设法找到了他，把他带了回来。然而不到一个月，他又去了印度，再也没回来。我今年27岁。两年前我离开第一任丈夫的家，嫁给了我的第二任丈夫。这一次是恋爱结婚，不是家人事先安排的那种。当我们结婚时，他已经是某班的一名战士，现在他是某排的一名战士。”

一位担任区党的书记的女游击队员这样描述她参加革命的缘由：“在这个社会里妇女要根据父亲、丈夫和儿子的意愿生活，社会就是这样对待妇女的。资本主义剥削妇女，在财产和社会的许多方面都没有给她们以平等的权利。这个问题的原因不在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根本原因在于同帝国主义者、扩张主义者勾结起来的反动政府。很清楚，只要反动政府、反动制度还存在，我们就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就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就不能消灭各种各样的剥削和压迫，我们只有通过暴力推翻这一政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发动了人民战争。到那时我们拥有新型人民政权，妇女才能得到平等的权利。”

同尼泊尔革命妇女有着广泛接触，对她们的生活和境况有着深入了解的李·奥内斯托饱含深情地写道：“对于尼泊尔的许多妇女来说，人民战争使她们很快摆脱了受压迫的环境。而在此前的环境里，她们不能上学，只能被迫接受事先安排好的婚姻，把她们的余生献给丈夫、公公、婆婆和孩子。人民战争给许多遭丈夫抛弃、因强奸被社会遗弃或因家庭不能提供嫁妆而嫁不出去的妇女，提供了崭新的生活。我所遇见的革命妇女都强烈地感受到现政府不会也不可能解决妇女面临的不平等问题。她们为革命的美好前景深深鼓舞着——在这样的社会里，妇女能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发动革命改造世界的斗争中。”

“我总是对尼泊尔妇女如此急切地 ‘拿起枪来’（用她们的话说）的方式留下深深的印象。当我想到这些遭受各种封建压迫的妇女是如何成长起来的时候，我就会意识到对这些常常需要冲破家庭藩篱的妇女来说，坚定地走出来，加入人民军队和党的队伍，是一件多么勇敢的事情啊！当我穿行在游击区时，那些骄傲地扛着枪、腰悬廓尔喀军刀和手榴弹的年轻农村妇女的飒爽英姿，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四 尼泊尔基本具备了发动武装起义的主观条件

普拉昌达认为，准备革命的主观条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发生革命的关键因素。他说：“一般来讲，革命的客观形势总体上起着决定作用。但在（已经具备了客观形势的）被压迫国家，关键是要准备革命的主观条件。这是革命的主要问题，也是发生革命的首要因素。主观条件意味着有一个共产党，一个用马列毛主义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

他还说：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领导发达国家的革命首先要考虑的是本国是否具备了革命的客观条件和革命形势，而像尼泊尔这样的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现代工人和无产者数量不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革命的主观条件是否成熟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

就尼泊尔来说，“社会和国家发生革命性转变的那些客观条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显著存在的。但最缺乏的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自觉的主观努力。尽管农民群众和少数革命者出于本能不时地发动起义，反抗封建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但是这些行动因缺乏社会最先进阶级的组织的领导而没有发生真正革命性的转变。”随着尼共（毛）完成了思想上、行动上的革命性飞跃，尼泊尔革命的主观条件开始成熟起来。1999年，普拉昌达接受李·奥内斯托采访时，系统回顾了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也说明了尼共（毛）是如何实现革命性飞跃的曲折历程。

普拉昌达说，1949年尼泊尔共产党的创立是一件伟大而深远的历史事件。尼共的创立又适逢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受印度革命的影响，尼共一开始重视农民运动。在初创的三四年里，发动了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并掀起了一个革命高潮。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党的领导层发生动摇，党的总书记向国王保证党以后只进行和平运动，整个领导层蜕变成修正主义者。从那之后，尽管尼泊尔也发生了许多群众运动，但每当群众运动发生时，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就愚弄民众，向统治阶级妥协，背叛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直接影响着尼泊尔革命。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很多材料流入尼泊尔，点燃了年轻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和觉悟群众的革命激情。尼泊尔的革命青年也同时受到印度纳萨尔巴里运动（Naxalite Movement）的鼓舞，特别是激励着贾帕县的年轻人。1971年贾帕县共产党组织公开对抗尼共中央的修正主义路线，开启了重建尼泊尔共产党的进程。1974年成立的尼共（四大）把武装斗争问题提到议事日程。尽管如此，完整的政治发展路线，即如何组建新型革命政党，如何向群众解释武装斗争的必要性，依然不清晰。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10年里，尼共（四大）内部在思想上、政治上仍然存在巨大分歧。尼共（毛）就是这场分歧和斗争的产物。

普拉昌达说，当时尼共（四大）内部主要存在两条路线斗争。起初我们同尼莫·拉玛集团的右派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随后我们又坚决同“达姆弹”路线即辛格的折中主义、右倾思潮和糊涂观念进行了坚决斗争。虽然辛格被确立为党的领导人，但他的思想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极度混乱且包裹着折中主义的言辞。正是在同辛格路线做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发展了一条正确的路线，这就是领导人民发动人民战争的路线。我们把这条路线确立为马列毛主义路线。

普拉昌达还说：“1986年我们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那时世界上只有秘鲁共产党这样说过。1990年底，我们决定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马列毛主义并列成为指导我们意识形态、政治、思想等一切的基础。”

普拉昌达指出，在草拟武装革命计划时，党内又发生了如何发动人民战争的争论。当时党受右倾思想影响严重，党间接参加议会选举活动，议会中有11名议员（9名在众议院，2名在上议院）。参加议会选举对全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右倾思想的影响。这对党实现飞跃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党被右倾修正主义、小资产阶级倾向以及诸如此类的思想包围着。由于长期遭受和平斗争、议会道路、右倾和小资产阶级思潮以及改良主义历史传统的影响，当我们提出唯一的道路是实现大的跨越而不是渐进改良时，党内就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他们主张先秘密地采取一些行动，看看发生了什么，而不要一开始就宣布发动人民战争。我们反驳道：这是革命吗？这是改良主义，这是一种阴谋主义的方法。武装斗争不是耍阴谋，人民战争也不是搞阴谋活动。它是公开的，在政治上公开，而且要公开宣布。阴谋论不会成功，也不是真正的革命。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我们可以在全国不同地区开展武装斗争，但先不要说这是在发动一场战争。等过一段时间，看形势如何发展。等时机合适时再宣布这是一场人民战争。还有人赞同发动人民战争，但希望党仍然独立留在议会制度内。他们声称一些人应该留在议会里，这对革命有好处。他们说：“好的，我们可以发动人民战争，但只在主要的地区如罗尔帕和鲁孔。有4名议员应该留在议会里，因为他们能够在那里获胜，这有助于增强人民战争的力量。”后来这部分人在革命发动后就在政治上退缩了。我们谴责了这种逻辑，认为这不符合马列毛主义。

普拉昌达还指出：主要是在1995年我们谴责了所有这些非马列毛主义的观点，认为它们不符合尼泊尔主观和客观形势。我们的观点是，应该毫不保留地宣布我们已经发动了人民战争，这是尼泊尔人民摆脱残酷的帝国主义、赢得解放和自由的唯一选择。我们应该在全国范围散发传单，张贴海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讨论。在争论中有人攻击我们是极“左”或“冒险主义”。这些人没有公开发表反对意见，他们只是在怀疑。他们最终也同意武装革命，但在当时存在这种倾向。

在人民战争开始后一个月，全国爆发了一场关于人民战争的大讨论。所有报纸、电台、每个人都在问：什么是人民战争？什么是毛主义的党？仅仅迈出这一步，党就赢得全国性的巨大影响。仅仅过了一个月，党就成为全国舆论讨论的中心。我们专门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一个月来的斗争经验，认为这场斗争对全党、对全党的群众组织工作是一个重大转折。它不是渐进的改变，这是一场生与死的斗争，撼动了社会的一切。我们得出结论：发动武装革命是正确的，党关于武装斗争的第一阶段计划也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它震撼了整个国家。

总之，“思想上清醒是最重要的事情。从共产主义运动的阶级斗争、群众运动尤其是思想斗争的历程中，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形势需要我们发动一场人民战争。”

总起来看，尼共（毛）发动武装革命绝不是偶然的，它不是一时的冲动或意气用事，也不是因为权力欲望得不到满足而铤而走险，更不是违背时代发展潮流不合时宜的冒险蛮干，而是有着深刻的国内国际背景，是国内长期存在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异常尖锐不可调和的产物，是尼泊尔具备了革命形势和主客观条件的结果。而这一切都是由尼泊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的。任何脱离尼泊尔社会实际的分析和论断往往都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