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研究状况

1．西方的关注与研究

笔者2012年2月6日在Google键入CPN（M）[尼共（毛）的英文缩写]，结果检索出9280000条英文信息，这与同期的127000条中文信息相比，表明尼共（毛）在英语世界也广受关注，其程度不亚于中国，还表明研究尼共（毛）及尼泊尔局势不能仅局限于中文资料。

1996年尼共（毛）武装起事后，起初因影响小并未引起西方的关注。后来随着尼共（毛）军事力量的增强、根据地的扩大，对王室政权的威胁加剧，西方媒体、学者包括一些研究机构才开始关注尼共（毛）。在这一过程中，媒体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西方主流媒体很快把尼共（毛）定义为恐怖组织。

《纽约时报》是一份在美国纽约出版、全世界发行的综合性日报，拥有1100多名记者编辑组成的庞大新闻团队，遍布世界26个国家和地区。因为其大量报道国际新闻而有相当的国际影响力，在西方主流媒体界占有一席之地。透过该报眼里的尼共（毛），可管窥西方主流媒体是如何看待尼共（毛）的。

《纽约时报》拥有完备的可供检索和查阅的英文数据库。检索发现，该报从1999年发表第一篇含有尼共（毛）信息的报道到2011年12月6日，12年间一共刊载了344篇关于尼共（毛）的报道，总量近20万英文单词，涵盖尼共（毛）及尼泊尔在各个时期的重要事件和人物。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2006年之前，对尼共（毛）的关注逐年升温，2006年达到顶峰；2006年之后，虽然中间有起伏，但关注度总体下降。

《纽约时报》1999年5月21日刊发的一篇报道首次提到尼共（毛）。这篇报道主要介绍当年5月初尼泊尔举行的议会大选。在文章的结尾有这样一段话：“信奉毛主义的起义者们要求民众联合抵制投票，但结果还是有超出60%的选民投了票。”这里“信奉毛主义的起义者”（Maoist insurgents）就是指尼共（毛）。

同年6月6日，同一作者的另一篇报道8处提到尼共（毛），内容涉及尼共（毛）何时发动革命、对大选的干扰、政府的防范措施、警方的立场、尼共（毛）发动革命以来双方人员伤亡情况等。报道还援引警方的机密文件透露：到1999年，尼共（毛）已拥有200名训练有素的战士，加上学生和工人组成的民兵组织，可动员的军事力量超过4000人。报道还指出，尼共（毛）宣称控制了尼泊尔的37个县，但警方只承认在尼西部4个偏远山区县有活动频繁的尼共（毛）游击队。他们袭击的主要对象是警察哨所和当地农业银行。报道篇幅只有1100个单词，但从多个侧面介绍了尼共（毛），表明《纽约时报》开始对其予以重视。

值得提及的是，报道首次使用rebellion一词。这是个贬义词，英文有谋反、叛乱等义，意指尼共（毛）从事的是反政府的武装叛乱。报道还把terrorism（恐怖主义）同尼共（毛）联系起来，谴责“人民战争”是“精神错乱的恐怖主义行径”。报道还援引尼泊尔官员的话，认为恐怖活动已造成70多名平民和40多名警察死亡。这篇报道的特点是明确给尼共（毛）定了性。此后该报经常使用rebel（叛乱者）一词称呼尼共（毛），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尼共（毛）是连无辜平民都不放过的“邪恶组织”。

到了2000年，《纽约时报》只在世界新闻简报中介绍尼泊尔局势时两次提到尼共（毛）。然而到2001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对尼共（毛）的报道猛增到29篇。同年7月8日报道的标题首次出现指代尼共（毛）的rebel一词，而7月24日的报道标题首次明确使用Maoist Rebels（毛主义叛乱者）。2002年初，美国官方表示关注南亚局势，声称支持打击尼共（毛）,《纽约时报》有关尼共（毛）的报道当年就激增至50篇。此后在2003～2005年报道量有所下降，但每年都在30篇以上。2003年32篇，2004年37篇，2005年34篇，2006年又激增到73篇，这与当年尼泊尔局势转向和谈有关。

笔者统计，1999年5月到2006年7月，《纽约时报》在这7年多的时间里，对尼共（毛）的报道有260篇，占1999～2011年这12年总报道量的77%。总的倾向是按照1999年6月6日报道定下的基调，把尼共（毛）描绘成反政府的“恐怖组织”。有关报道不断出现如下信息：“叛乱分子”在银行、学校、公交车、街道、机场等公共场所制造爆炸，造成多少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无辜平民伤亡；“叛乱者”如何袭击偏远城镇、警察哨所甚至加德满都，造成多少警察、军人或无辜人员伤亡；叛乱者的“恐怖活动”如何加剧了国内紧张气氛，如何影响了社会稳定，如何给国家经济特别是旅游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尼政府如何主动伸出橄榄枝，但尼共（毛）执迷不悟拒绝和谈；等等。

2003年1月16日《纽约时报》在“国际短讯”栏宣称：“尼泊尔：内战敲响了儿童的丧钟。据加德满都人权组织报道，自1996年毛主义分子发动叛乱以来，2000名尼泊尔儿童成了孤儿，4000人流离失所，168人被杀害。尼泊尔关注童工问题中心声称，由于叛乱，有10000名以上儿童拒绝接受教育。该中心主席吉奥里·普拉丹表达了自己看到儿童应征参加毛主义军队报道时的忧虑。”

2004年12月9日的一篇报道以《毛主义分子诱使少年卷入尼泊尔战争》为题，以政府军残忍杀害一名17岁女“叛乱分子”为切入点，讲述尼共（毛）如何违反人道主义原则，使用诱拐、绑架、恐吓等手段，强迫或变相强迫成千上万名不满18周岁未成年人包括未成年少女加入游击队从事“恐怖活动”，使许多年轻人因此丧命。文章指出，长达8年的内战已夺去10600条生命，现在又吞噬孩子们的生命。文章还援引尼泊尔人权组织的统计指出，截至2004年，被尼共（毛）诱拐的孩童至少有8000名，他们被强迫参加为期1到3天的“民主人民教育”教化营活动，这些被招募来的孩童主要为尼共（毛）充当信使和宣传员。

当然，《纽约时报》丑化尼共（毛）的言论也不断遭到美国左翼媒体和国际革命人士的抨击。在美国，还存在一个同情和支持尼共（毛）的政党——美国革命共产党。这是一个信仰毛主义的共产主义组织，于1975年创建。现任领导人为鲍勃·阿瓦基安。美革共认为美帝国主义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美国人民只有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才能解放自己。该党机关报《革命工人》在尼共（毛）发动革命后不久就开始报道有关情况，1996年8月25日发表的李·奥内斯托的一篇报道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人民战争爆发第一天的情况。此后，《革命工人》和李·奥内斯托发表了大量介绍尼泊尔革命的报道。

1999年春，李·奥内斯托受美国革命共产党的委托，深入尼共（毛）解放区罗尔帕和鲁孔两县进行采访，历时5个月写成系列长篇通讯《来自尼泊尔人民战争的报道》。《革命工人》从1999年7月开始逐篇发表以后，在西方世界特别是在信仰毛主义的国际左翼力量中引起巨大轰动。“全世界的人都惊呆了，没想到在这闭塞的南亚山国里，还有尼共（毛）这样一支武装。”报道站在尼泊尔劳苦大众的立场上，充分肯定并热情讴歌了尼共（毛）发动武装革命的正义性，称赞这是尼泊尔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武装反抗封建资本反动统治的正义斗争，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战争。尼共（毛）领导的尼泊尔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的西方左翼媒体和政党普遍认为，李·奥内斯托是踏上尼泊尔这片红色热土的第一位西方记者，是尼泊尔的“埃德加·斯诺”。《革命工人》刊载的这篇通讯以及李·奥内斯托此后所写的大量报道，较为全面地宣传了尼共（毛）及其革命活动，促进了该党同国际兄弟党和友好人士的联系，为尼泊尔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为尼共（毛）同美帝国主义干涉势力的抗争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

《革命工人》还对《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丑化尼共（毛）的报道及时进行了批驳和澄清。针对《纽约时报》2003年1月16日刊载的报道，《革命工人》在同年2月2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这是资产阶级媒体采用不实手法进行反共宣传的一个典型例子。首先，《纽约时报》引用的死亡数字是来自双方的死亡人数，但报道却暗示所有死亡都是由毛主义者这一方造成的，似乎与尼政府军没有任何关联。其次，失去父母的孤儿大多数是因为他们的父母被政府杀害或关进了监狱，被杀死的儿童也绝大多数死于尼政府军之手。第三，之所以出现不少儿童失学的情况，是由于教师中的反动分子离开了游击队控制的地区、许多学校被迫关闭所致，但毛主义者却已在他们的根据地又建起新的学校，实施教育。第四，关于4000人流离失所要做具体的分析。革命确实引发了农村地区的震荡，但大多数人离开乡村是因为政府的“搜捕消灭”行动，也有一些人离开毛主义者控制的地区是由于他们是和政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反动派，或者是不支持毛主义者的人员，还有的人仅仅是为了寻求躲避战争的困难境地和冲突。

《革命工人》在同一期还刊发了李·奥内斯托写的一篇文章。作者根据自己在尼泊尔实地采访经历，运用大量事实和数据说明，绝大多数手无寸铁的尼泊尔儿童是死于政府军之手。比如，尼泊尔革命第一位烈士就是一名死于警察之手的儿童。一位皇家军队军官也承认在激烈的战场上，政府军是不会考虑区分男人、女人或是儿童的。尼共（毛）还严格禁止不满18周岁的人参军。李·奥内斯托指出，数百万尼泊尔儿童生活在极度贫困和野蛮奴役的状态下，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尼泊尔社会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发动革命推翻压迫和奴役尼泊尔儿童以及尼泊尔人民的专制制度，包括儿童在内的广大尼泊尔人民才能翻身得解放。

尼共（毛）合法化以后，特别在2008年赢得大选以后，《纽约时报》有关尼共（毛）及尼泊尔局势的报道有所减少。2007年为20篇，2008年为23篇，2009年则下降到6篇。但随着2009年5月尼共（毛）下台之后，尼泊尔局势动荡加剧，对尼共（毛）的报道略有增加，2010年16篇，2011年11篇。尽管如此，相对2006年高峰期而言，报道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

从学术界的情况看，美国左翼周刊《全球策略信息》（EIR）1995年11月刊登圣蒂纳·彼得的一篇文章，通过分析“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RIM）的宗旨以及尼共（毛）同该组织的联系，得出了尼共（毛）将要发动武装革命的结论。这是对尼共（毛）革命的较早预言。从2001年起，国外研究机构和英文期刊陆续发表了介绍尼共（毛）及尼泊尔局势的文章。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成立的尼泊尔和喜马拉雅研究会是最早关注尼共（毛）的学术团体。研究会创办的学术期刊《喜马拉雅》在2001年第21期刊载了斯蒂芬·L．米克塞尔的文章——《毛主义运动及其对尼泊尔民主的威胁》，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尼共（毛）的宗旨、目标、纲领、政策，尼共（毛）的武装力量及根据地发展情况，尼泊尔政府的立场、举措等。

美国《哈佛国际评论》2001年春季版以《人民战争？》为题，扼要介绍了尼共（毛）发动革命的起因、历史传承、妇女参加革命的情况、尼共（毛）革命目标及其发展前景等。英国《柳叶刀》杂志在2001年秋季版发表了菲利普·C．史蒂文森的《通向民主的痛苦之路——尼泊尔国内危机》一文，作者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并引用翔实的资料，介绍了尼泊尔警察残忍对待在押的反政府人员，认为60%的招供是警察严刑逼供得来的，还详细描述了折磨给受害者带来身体、心理等创伤。

2001年以后，关注尼共（毛）及尼泊尔局势的论文逐渐多了起来。笔者查阅EBSCO、SAGE英文数据库，从2001年到2006年，研究尼共（毛）及尼泊尔内战的文章有20多篇，内容包括内战的起因、尼共（毛）的发展情况、战争造成的伤亡、尼泊尔的困境及前景等。

美国学者摩哂陀·劳伦斯在2004年9月发表《尼泊尔集权政治与毛主义叛乱的发展》一文，详细说明了尼泊尔权力过分集中以及国家强调集权的政治文化，滋生了普遍存在的权力滥用与腐败，由此造成的一系列政治社会问题使政府无力抵抗毛主义运动的发展。美国康奈尔大学萨拉·施奈德曼在2004年9月发表的论文，从发生在1984年尼泊尔警察集体屠杀辛杜帕尔乔克县皮斯卡尔（Piskar）村民惨案说起，系统回顾了当权者暴力镇压尼泊尔底层民众的历史，试图说明毛主义运动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米纳·阿查里雅2005年5月发表《君主制、民主、馈赠与尼泊尔毛主义运动——关于不成熟的民主的教训》一文，从尼泊尔社会的历史、经济、地理特点、国际社会馈赠等方面，运用大量事实和数据说明民主必须反映并代表现存政治力量的状况才有生命力，同时指出尼泊尔不成熟的民主是毛主义运动产生的重要土壤。

美国大学世界经济发展研究所S．曼叟卜·穆尔希德和斯科特·盖茨在2004年7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根据英国国际发展部2002年提供的权威数据，指出尼泊尔内战的起因，不是因为尼共（毛）出于对权力和利益的贪婪而发动革命（贪婪者可以去倒卖石油、贩毒，而不是冒着生命危险闹革命），而是由于尼泊尔社会内部存在的种族歧视、等级制度等造成起点不平等（horizontal inequality）的缘故，包括财富占有的不平等、公共领域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公共服务和课税方面的不平等、经济政策的不平等等。

南亚人权论坛（SAFHR）项目执行人丽塔·曼昌达在2004年发表的《尼泊尔毛主义叛乱：激进的女性描述》一文中，运用材料和事实分析了尼泊尔妇女尤其是贾那贾提族妇女参加毛主义运动的原因，还探究了妇女参加革命能在多大程度上解放自己的问题。英国利兹大学教授叙丽娅·苏贝迪在2005年发表的文章中，从尼泊尔的视角探讨了毛主义叛乱背景下的印尼关系，主张这两个国家摒弃前嫌，在打击毛主义叛乱问题上协调立场与行动，还希望印度在呼吁国际社会比如联合国旨在促进和平解决尼泊尔内战问题上发挥主要作用。印度查谟大学战略与区域研究中心学者苏吉塔·塔普里尧在《尼泊尔处在政治的十字路口上：印度的选择》一文中，要求印度根据尼泊尔出现三股政治势力即王权、议会党派与尼共（毛）这一新情况，适时调整对尼政策，如支持尼泊尔实行包括尼共（毛）在内的多党民主政治和君主立宪制度。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尼泊尔研究中心也是一家专门研究尼共（毛）及尼泊尔局势的学术机构，该中心2004年发表阿洛克·K．布卡拉、尼尔·J．米切尔和玛尼·尼帕尔三人合写的研究报告，从机会、民主和政治暴力的角度分析了尼泊尔内战爆发的原因。2005年发表了尼泊尔前财政部长德文德拉·瑞吉·潘戴博士的文章，系统介绍了尼泊尔社会的腐败问题。2007年又发表了玛尼·尼帕尔和阿洛克·K．布卡拉、基肖尔·葛文德三人合写的研究报告，分析了不平等和社会的两极分化是尼泊尔内战的主要因素。

此外，日内瓦国际组织研究项目（PSIO）下属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在2005年发表的研究报告，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尼共（毛）的历史和相关参考文献。苏纳尔·辛格、卡金德拉·达哈尔和爱德华·米尔斯2005年6月在《国际健康平等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介绍了内战双方的行为给尼泊尔社会带来严重的人权问题。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环境研究系纳班·巴拉尔、约耳·T．海伦2006年4月发表的文章，介绍了内战给尼泊尔社会、经济、司法等方面带来的不利影响。

2006年底尼泊尔和谈之后，尼共（毛）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一个重要对象。特别在赢得2008年4月大选之后，这种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不少西方学者包括尼泊尔学者开始系统研究尼共（毛），发表了一批有分量的论文、著作。比如挪威特罗姆瑟大学社会科学系什蒂安·布罗克维特2007年6月提交的硕士学位论文，系统分析了尼共（毛）加入和平进程的原因，认为2005年贾南德拉发动政变使尼共（毛）同主要政党合作成为可能，尼共（毛）奉行“原则的坚定性，策略的灵活性”促使其同主要政党达成妥协。印度支持尼泊尔主要政党与尼共（毛）和谈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美国西密歇根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摩哂陀·劳伦斯在《子弹、选票和奖励——尼泊尔毛主义者在21世纪的胜利》一文中，从尼泊尔民众希望国家能有改变、期盼社会和平稳定、尼共（毛）实施了有效的竞选策略等方面，分析了尼共（毛）2008年4月大选获胜的主要原因。小仓·净子所著的报告《寻求国家政权：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者）》扼要介绍了尼共（毛）的历史及其同主要政党的和谈。第三世界论坛（TWF）非洲办公室主任萨米尔·阿明则在文章中热情赞扬尼共（毛）给尼泊尔社会带来革命性的进步，同时也指出尼共（毛）领导尼泊尔面临的诸多挑战，比如土地改革、尼共（毛）军队的出路、是资产阶级民主还是人民民主、封建制度的去留、国家经济独立等。

就在期刊杂志发表大量论文的同时，尼泊尔及西方学者也出版了研究性的著作。检索Google图书，从2007年到2014年，以尼共（毛）为主题的著作有10余部。专门研究内战时期的尼共（毛），有赫特·迈克尔《喜马拉雅的人民战争：毛主义叛乱》（2004）、布万·钱德拉·乌普瑞蒂《尼泊尔毛主义者：从叛乱到回归主流政治》（2008）、乌德卜·皮亚库里雷尔《尼泊尔毛主义运动：社会学的视角》（2008）、摩哂陀·劳伦斯等人《尼泊尔毛主义叛乱——21世纪革命》（2009）、洛克·瑞吉·巴拉尔《毛主义叛乱的尼泊尔》（2011）、朱迪思·佩蒂格鲁《褪去神秘面纱的毛主义者：尼泊尔内战的日常生活》（2013）、希里·普拉萨德·迪乌科塔《十年内战和对孩子的教育影响》（2014）等。

专门研究尼泊尔和谈以后的尼共（毛）及尼泊尔局势的著作，有摩哂陀·劳伦斯《尼泊尔政治和民主化之争》（2007）、塞巴斯蒂安·厄克尔《尼泊尔民主的前景》（2009）、比什努·瑞吉·乌普瑞蒂《尼泊尔从战争到和平：历史的遗产和未来的展望》（2009）、塞巴斯蒂安·冯·艾恩西德尔等人《尼泊尔转型：从人民战争到脆弱的民主》（2012）、阿迪蒂亚·阿迪卡里《从子弹到投票箱：尼泊尔毛主义革命的故事》（2014）1○2等。

此外，还有著作探讨了尼共（毛）的意识形态问题、尼泊尔社会的意识形态问题、尼泊尔内战对人权的破坏、种族政治与边缘民主在尼泊尔的兴起、尼泊尔的联邦制应吸取印度的教训等。尽管随着尼共（毛）在2009年5月下台和此后影响的变弱，西方的研究热度有所减缓，但仍是一个受关注的话题。

据笔者观察，西方媒体和学术界关注尼共（毛），大体有两点原因。

一是西方民众尽管对共产党并不陌生，但对武装斗争的共产党还缺乏了解，难免有好奇心。主张革命的共产党曾在20世纪前半叶非常活跃，20世纪后半叶特别在苏东剧变后逐渐衰落。东南亚、拉美等地不少党自行解散或转为合法党，幸存的几个也没多大影响。唯独尼共（毛）是个例外。此外，尼共（毛）还信仰毛泽东思想，宣称以中国革命为榜样，尼泊尔又是中国的邻国，尼共（毛）的存在和发展会不会有中国在背后支持？中国政府对尼共（毛）是什么态度？诸如此类的疑惑容易成为西方媒体乃至学术界借机炒作或借题发挥的一个噱头。

二是西方媒体和学术界的职责所在。长期以来西方媒体和学术界承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服从并服务于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大肆宣传资本主义的成就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时竭力丑化和诋毁社会主义事业，在全球范围削弱和对抗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共运史上，当共产主义思想刚在欧洲大陆传播时，欧洲的资产阶级和反动势力就视之为幽灵大加挞伐。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在苏俄建立以后，欧洲14国资产阶级和反动势力就毫不犹豫地联合起来，发动侵俄战争，企图把列宁领导的新生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随着苏联的强大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看到使用武力从外部推翻社会主义政权已无可能，转而推行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寻找代理人进行和平颠覆的战略。

无论是武力推翻还是和平颠覆，西方的媒体和学术界都扮演着吹鼓手、马前卒的重要角色。从思想上、舆论上丑化歪曲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其政权构成直接威胁的无产阶级革命，就被西方媒体人和主流学者视为自身义不容辞的职责。在苏东剧变之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就把和平演变的重点转向中国。其中一个重要手法，就是推动否定和丑化中国党和中共领袖的历史虚无主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西方势力不能容忍其他国家还有信仰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的存在和发展。因此，随着尼共（毛）力量的增强，运用媒体的力量进行丑化，削弱其影响，同时离间中尼关系，成为美国等西方媒体和学者的共同使命。

2．国内的研究倾向、研究重点与本课题的研究目标

我国学者关注尼共（毛）略晚于西方。从2001年起陆续有文章介绍该党。从关注的问题和研究的状况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01～2006年。此时的尼共（毛）还处于非法状态，我国政府为维护中尼友好大局，同王室政权保持一致立场。受此背景的影响，尼共（毛）一般被视为反政府的“恐怖组织”，不仅成为尼泊尔局势动荡的“罪魁祸首”，而且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这一看法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但还有一种看法，在当时完全迎合了西方的论调。其不仅认为尼共（毛）是个非法的“恐怖组织”，而且还认为它是国际极左政党的代表，串通中国国内极左势力阴谋推翻中国现政权，是排华反华的反动政党。此观点危言耸听，遭到不少网民的批评。

在这一阶段，也逐渐形成另一种不同的声音：主张从尼泊尔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判断该党的性质及其领导的革命的意义；提出不宜盲目跟着西方的调子，把坚持武装斗争的共产党统统归类为“恐怖组织”，同时警惕西方反华势力干涉尼内政，影响我国安全。在警惕美、英、印等外部势力插手尼内政等问题上，傅小强、王宏纬、颜从文等学者联系历史及时分析了这些国家的意图以及对我国国家利益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

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还包括尼共（毛）的历史由来、尼共（毛）发生内战的原因、尼共（毛）的纲领政策主张、尼泊尔内战的局势及其如何发展等。王宏纬、康秀英、宋志辉、刘善国、何朝荣、张惠兰、王伟、蓝建学、贾鹏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有较大的代表性。大体从2005年起，一些学者逐渐把目光聚焦于尼泊尔社会内部，从尼泊尔的历史、民族、政党制度、政治制度、社会矛盾、民众生活等方面分析尼共（毛）闹革命的缘由，探讨尼泊尔局势的发展和走向，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尼共（毛）的历史、现状、困境和挑战。

这一时期是国内研究尼共（毛）的起始阶段，主要任务是收集整理并介绍尼共（毛）的情况。

第二个阶段是2007～2009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尼泊尔实现了和谈，国内局势总体趋于稳定，但仍有许多亟待处理的重大问题。此间还发生了不少重要事件。中尼两党关系建立。

尼共（毛）合法化后，我国及时转变了先前的立场和态度，同尼共（毛）建立了正常联系。这些变化有力推动了国内对尼共（毛）和尼泊尔局势的关注和研究。

我国报纸、杂志等主流媒体开始介绍尼共（毛）及其领导人。《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参考消息》、新华网、人民网、环球网等，对尼泊尔和谈进行了大量报道。2007年2月，《环球人物》特约记者张松在加德满都采访普拉昌达，这是第一位中国记者采访尼共（毛）最高领导人。采访后的报道向中国读者直观描述了这位在尼泊尔家喻户晓的神秘人物。此后，《南方人物周刊》《中国新闻周刊》《同舟共进》等杂志也发表了介绍普拉昌达和尼共（毛）的文章。普拉昌达就任总理后的首次访华更是受到中国媒体的追捧。

媒体的关注也推动着学术研究，学术界取得了数量可观的成果，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热潮。这一时期的研究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有巨大的提升，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尼共（毛）放弃暴力革命，选择和平议会道路的背景、原因；2008年4月尼共（毛）赢得议会大选的原因；上台后的执政情况与2009年5月普拉昌达辞职事件；尼共（毛）领导民主革命胜利发展的原因和意义；美、英、印等外部势力插手尼内政对尼局势的影响；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之路的困境与前景；尼共（毛）同中共关系的建立以及两国关系的发展；等等。

汪亭友、贾鹏、王剑、时宏远、宋志辉、王建树、胡为雄、王宗、单小桐、袁群、徐扬、常建刚、何朝荣、聂运麟、龙兴春、楼春豪等发表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此间，贾鹏等学者比较早地看到了尼泊尔和平的曙光，署名为刘乃强的文章较早提出中国外交应如何应对尼泊尔乱局、如何面对合法的尼共（毛）等问题，认为这是中国外交面临的新挑战，主张中国政府要有所作为。常建刚、何朝荣、袁群等译介了尼共（毛）领导人的主要文章和思想。还出现了以研究尼共（毛）为主要对象的硕士或博士学位论文。

本课题的前期研究成果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发表的，得到原中央领导人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人的肯定和赞赏。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全景同志2008年6月13日在笔者发表的有关尼共（毛）的两篇文章上批示：“写得好，写得及时。对尼共（毛）的发展壮大及取得胜利的途径，介绍具体，分析透彻，对了解尼共（毛）很有帮助。”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现为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同志，也高度评价笔者向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提交的多篇研究尼共（毛）问题的文章和内部报告。

第三阶段是2009年5月至今。总的倾向是由热潮趋向平稳。研究的重点包括普拉昌达辞职事件、2009年5月开始的尼帕尔政府、2011年2月开始的卡纳尔政府、特别是2011年8月标志尼共（毛）再次上台的巴特拉伊政府等，其中巴特拉伊政府尤其受到关注。研究学者包括汪亭友、张培、段玉、单小桐、龙兴春、楼春豪、吴国富、时宏远、王静、李涛、刘秧、唐田等。研究尼泊尔的对外关系特别是中尼关系成为热点。吴兆礼、赵萍、谢士法、邢红梅、吴国富、李莲莲、杨晶鑫、李涛、戴永红、黄正多、李燕、李涛、王新有、赵畅、王艳芬、宋国栋、李敏、卢远、穆阿妮、袁群、刘丹蕊、尚永强等学者，从历史与现状等多个角度介绍并分析了尼泊尔同印度、美国、中国的关系，就如何发展中尼关系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还出现了以统一尼共（毛）和尼泊尔对外关系为主题的硕博学位论文。

上述研究情况和成果为本课题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然也还有一些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

第一，多数学者是把尼共（毛）和尼泊尔局势当作一个国际问题来对待的。应该看到，这不仅是个国际问题，而且还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范畴的问题。尼共（毛）是一个信仰马列毛主义的共产党组织，自称领导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不论人们对此作何评价，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视角，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研究，都是有价值的。

第二，还需要系统研究尼共（毛）。笔者2013年10月查阅《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结果显示，2001年以来研究尼共（毛）的文章不到50篇。有关的专著只出版过一部，侧重分析尼共（毛）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系统介绍尼共（毛）的历史并将该党的历史、革命与理论结合起来分析的著述还没见到，需要在继续挖掘、整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研究。

本课题主要有三个层面的目标：一是要厘清尼共（毛）的历史，搞清其间的基本脉络和发生的主要事件，分析该党的指导思想、基本纲领、路线、方针与政策等；二是以尼共（毛）为切入点，解读尼泊尔复杂多变的局势，分析现象背后带有规律性的特点；三是考察印度、美国等西方国家如何插手尼泊尔内政，探究应对之策；四是就如何发展中尼两国关系和两国党际交往提出一些建议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