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提高劳动参与率

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6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为70.80%;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为77.26%。按照地区类型分，城市、镇和乡村16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分别是62.20%、67.32%、77.62%; 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分别为68.18%、73.27%、84.92%。与20世纪90年代的劳动参与率相比，中国目前的劳动参与率有所下降。此外，如果考虑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劳动参与率还会更低。

第一，在计算过程中如果除去农业劳动力将使劳动参与率更低。因为农业部门没有退休年龄，统计中的通常做法是，只要是务农就当作参与劳动力市场并有工作。因此我们高估了劳动参与率。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中，经济增长过程中伴随了农业部门产出和就业的减少。因此，非农劳动参与率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现实。

根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们重新计算了非农劳动参与率指标，并发现以这一口径计算的结果显著低于包含农业在内的劳动参与率（见表3）。例如，以20～25岁年龄段来看，常规口径下计算的劳动参与率为72.55%，但是除去农业后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为62.76%。因此，考虑到农业劳动力占比将会进一步降低，与模型中的假设相比，劳动参与率下降的速度可能会更快。

第二，上学年限延长将降低劳动参与率。图3显示，劳动参与率随着年龄的变化呈现出了典型的“倒U型”。也就是说，在低年龄组中，由于仍然有部分劳动年龄人口处于学习状态，劳动参与率相对较低；随着年龄增加，当进入30～45岁的年龄组后，劳动参与率将大幅提高；当进入高年龄组时，又会因为年龄增加与工作岗位之间匹配程度的下降，以及养老意愿的增强，劳动参与率开始急速下降。在整个过程中，男性劳动参与率始终高于女性劳动参与率；非农劳动参与率始终低于传统口径的劳动参与率。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虽然目前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但是，人口结构变化将带来中国劳动参与率的急速下降。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上升，劳动参与率将下降到相对较低的水平。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加，劳动参与率决定了劳动力供给，进而将限制潜在增长率。

2011年之后，潜在就业增长率将变为负值。“十二五”时期，平均每年的潜在就业增长率为-0.76%; “十三五”时期为-0.74%。产生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中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3年左右开始下降，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就开始下降，这一趋势将不可改变。提高劳动参与率只是提高潜在劳动力供给进而提高潜在产出的一种途径。

为了对此进行验证，我们模拟了劳动参与率提高后对潜在产出增长率的影响。我们在已有的模型基础上，假设2011～2020年，在中国劳动参与率原有水平的基础上，每年的劳动参与率水平均提高1个百分点。模拟结果显示，劳动参与率提高1个百分点后，将使2011～2015年的平均潜在产出增长率从7.19%提高到8.09%，使2016～2020年的平均潜在产出增长率从6.08%提高到6.94%。最终，2011～2020年，中国的潜在GDP增长率每年将平均提高0.88个百分点。图4是劳动参与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对中国未来潜在产出增长率的影响。

存在三种可能的途径以提高中国的劳动参与率。第一种途径是延长退休年龄进而提高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虽然发达国家广泛采用了这种方法，但是这并不等于对中国同样有效。因为中国的年老的工人受到的教育难以满足劳动力市场中的技能要求，即使延迟了退休年龄，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也处于脆弱的地位。因此，在短期不应该采用这项政策选择。

第二种途径是推进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相比，中国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仍然较高，仍然存在着劳动力转移的可能性和空间，因此可以提高非农部门的劳动参与率。现存的家庭登记或户口系统将劳动力市场分割成了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户口制度阻碍了农民工在城市的合法性和持久性。因此，使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显著地稳定劳动力供给，增加潜在劳动力，进而提高潜在增长率。

第三种途径是提高就业率或降低失业率。中国从无限劳动力供给转向了新古典劳动力市场框架。当前的就业问题同时具有新古典特征和二元经济特征。也就是说，农业中依然存在着剩余劳动力，周期性失业频繁发生，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对中国宏观经济和就业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些挑战能够重构未来潜在GDP增长率。